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40348267
★ 细品先贤韬略，纵览往世兴衰，看清中华民族的发展脉络和走向。
★ 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和全局视角，将中华民族独有的谋略智慧精彩呈现。
★ 用文学的语言，通俗写史，带领读者身临其境，体会运筹帷幄的魅力现场。
★ 以史为鉴，在历史的镜前，找到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智慧。
“韬略平天下”丛书按照年代，共分为8册，再现了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代、清代中国历经的千年风云巨变以及蕴含其间的智慧和谋略。细品先贤韬略，纵览往世兴衰，看清中华民族的发展脉络和走向。来自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中南民族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们，倾注全力，用文学的语言，通俗写史，带领读者身临其境，体会运筹帷幄的魅力现场。
《清代韬略》是“韬略平天下”丛书中的清代卷。清朝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也是中国历*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崛起与传统韬略的运作不无关系，但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断了清代历史发展的正常进程。面对全新的变局，传统的文韬武略屡经挫折，晚晴谋士陷入困惑，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成为新的主旋律。
章
清朝兴衰
清朝崛起与传统韬略 / 003
康雍乾时代的弛张之道 / 006
晚清谋士的困惑 / 010
第二章
努尔哈赤父子以小博大的智慧
奉明统而谋天下 / 017
告天伐明，“兵以义动” / 030
仰承天命，以汉制汉 / 044
第三章
盛世的文韬武略(上)
储位之争 / 057
宽严相济，张弛交替 / 072
治人与治法 / 080
“满汉一体” / 085
第四章
盛世的文韬武略(下)
恩威并用，靖国安边 / 097
羁縻与归流 / 115
“十全老人”的武略 / 123
嘉庆初政的谋略 / 140
以夷制夷的外交 / 154
第五章
从“师夷制夷”到“中体西用”
从严夷夏大防到师夷制夷 / 163
中体西用 / 174
以夷制夷的均势外交 / 182
第六章
晚清的阴谋和阳谋
太平天国的谋略 / 189
中兴将帅与传统军事谋略 / 198
祺祥政变与慈禧的算计 / 218
康有为托古改制 / 223
关于谋略，学术界不仅存在不同的定义，而且存在不同定位。论者或称之为“谋略文化”，甚或将中国文化视作一种谋略型的文化。见仁见智，褒贬不一。然而无论如何，谋略在中国历史上备受推崇当是不争的事实。上古经典《尚书》就有“询谋”“弗询之谋”的说法，《六韬》则有“智略权谋”之语，《三国志》更出现完整谋略概念，所谓“进同谋略，退为辅佐”。谋略之道的著述如《孙子兵法》《三十六计》《战国策》《鬼谷子》《素书》《三国演义》等，为许多人奉为经典，熟读精研，历数千年而不衰，足以表明其魅力之大。在中国，《三国演义》几乎是家喻户晓，许多人都熟知卧薪尝胆、围魏救赵、合纵连横、挟天子以令诸侯、恩威并施、以毒攻毒、杯酒释兵权等一连串的谋略故事，知道姜子牙、周公、孙武、诸葛亮、司马懿等谋略大师的名号。反之，“有勇无谋”则成为“莽汉”“匹夫”的代名词，是被人耻笑的对象……诸如此类，足见国人对略谋之道的向往和崇拜。难怪有人说谋略已深深地影响到中国人的思维，甚或全面地影响到中华文化的诸多方面。当然，出现这样的结果绝非偶然。
谋略在中国源远流长，古往今来，不断总结，反复实践，历久弥新，愈益发达。同时，在不同时期又展现出不同特点，古圣先贤们留下了丰富多彩且形态各异的不同层面、各种类型的韬略谋划遗产，堪称大观。帝王为首的决策层有谋国安邦、驭臣牧民的谋略；武臣将帅有用兵行阵的谋略；就是一般的老百姓也有处世交友、治家营生的谋略。
谋略有各种类型，可运用到不同的领域和场合，不同的谋略间也存在一些共同的特征。庄子说过，“德荡乎名，知出乎争。”这是对智慧、智谋产生发展的历史总结，智谋在相争中产生，智谋在相争中发展。众所周知，人类自产生之后，就处于人与自然、人与人、精神和肉体等以下错综复杂的矛盾世界之中，从特定意义上讲，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排解这些矛盾关系的持续过程。与西方智慧重视向自然界开拓、追求征服自然、以求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平衡的文化传统不同，中国先哲们创立的是以人为中心的文化体系，如何妥善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特别是处理利益关系尤受重视。毫无疑问，调处利益关系需要有多方面的道德规则、要求和手段，而争夺也是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荀子所谓“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智谋、谋略就是在这个争的过程中产生的。所谓“谋者，所以远害就利也。”也就是说，谋略的实质目标是谋利，施谋的对象是人。因此，谋略大多表现为与人争利，是通过智慧的较量来进行利益的重新分割或者利害转化。如果没有利益可言，谋略也就失去了存在、实施的价值。谋略重在求取实用功利价值的实质，决定了谋略这种智慧的运作既具有一些观念文化的特征，又与其他观念文化形态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以智谋胜勇力是谋略运作显著的特点。中国历史上，为人们称道的谋略运作实例，大多是以少胜多，从小到大、以弱胜强的典型。与此相对，谋略之失误也大多导致由大到小、由强到弱的悲剧结果。智慧、谋略犹如选定合理支点的杠杆，是一种四两拨千斤的高妙手段。与此相关联的还有对身处逆境而能奋发，以柔克刚等谋略运作的着意刻画，乃至于有卑贱者聪明、高贵者愚蠢的说法。对于用智与用力的关系、差别，著名军事家、谋略家孙武持这样的观点：“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这就是说，不通过角力相拼的战斗就能降服对手，才是明的选择；而下之策才是动武角力。“虽有百万之军，比之堂上；虽有阖闾、吴起之将，禽之户内；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间；百尺之冲，折之衽席之上。”这是职业谋略家苏秦对谋略胜勇力的生动描述，虽然不无夸张，却也充分显示了智谋胜过勇力的巨大作用。
对于弱能胜强，柔能克刚的原理，著名思想家老子运用自然界的一些现象作过生动、辩证的解释：“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就如气无所不能入，水无坚不能摧，至柔之物不可折一样。“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兵，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强兵易骄，骄兵必败，又如树木，粗大之干在下，柔弱之枝条反而在上，而树大必遭伐折。水之柔弱，几于无形，且流往低处，似乎无争，但却可圆可方，怀山襄陵，聚散变化多端，因时因地而宜。而委曲才能保全，屈枉才得直伸，卑下方能充盈。历史上如越王勾践之卧薪尝胆，忍辱负重而终于报仇雪耻的例子俯拾皆是。如果清王朝之创立者努尔哈赤不能委曲隐忍于明王朝以夷制夷的策略之中，恐怕早就被明军作为“钉子”拔掉了。当然，这并不是说具备强大的力量就不能取胜。不过，以强胜弱、以多胜少的情况下，智谋的作用、意义就远没有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场合那样显著、重大了。即使如此，力量强的场合也不能轻视谋，更不能无谋，须知恃强凌弱、以众暴寡等正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谋略求之不得的适时“东风”。
灵活实用、辩证理性是谋略运作的又一重要特点。高度明确的谋利动机、目的，驱使谋略的运作很少顾及知识的精确性、系统性和理论的深度，甚至几近于急功近利。谋略之设计、运作，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能达到目的就行。判定一个谋略之高明与低劣，标准也只有一个。为了能够实用，必须灵活。谋略之运作，关乎天、地、人、事、智诸要素，而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事物都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固定的模式的套用，其局限性是很显然的，必须随机应变，因时因地因人而制宜，方能实用。犹如武功之运用，练熟一招一式乃至全套路数，未必算得上高手，真正的武林高手并不墨守所学套路、招式，甚至没有套路、招式，而是随机应对，随心所欲，顺手拈来。军事史上多少熟读兵书、满腹阵图的将帅惨遭败绩、身败名裂?赵括败于长平，损兵40万。马谡丢失街亭，致使诸葛亮痛失伐魏良机……纸上谈兵而不实用为兵家、谋略家的大忌。
在谋略家的眼里，天地人万事万物都是辩证的，因此，强与弱、大与小、多与少、坚与柔，胜与败等等，都是可以转换的，这些都是为实用而灵活的必要条件。参天大树与小草相较，谁强谁弱?谁优谁劣?在谋略家的思维中，比常人更多地考虑到了狂风暴雨之时，大树常常被连根拔起或者拦腰折断，而此种状态时的小草却往往得以安然无恙。前述老子的谋略思想中就充满了辩证、灵活的色彩，以无为而无不为，以不治而无不治，可谓博大精深，丰富而且变化无穷无尽，可知中国讲对立统一之传统源远流长。
非公开性是谋略的另一重要特征。正如前面所讲过的那样，谋略之实质在于谋利，谋略运作的环境是争斗，在争斗中运用智谋把谋的对象击败，而不是用力。争斗是双向的，相互的，你在与对手争，对手同时也在与你争，你在用计谋，对手也在用计谋，取胜的关键是看谁的计谋更高一筹。所谓计谋的高下，实际上就是你蒙蔽了对手还是被对手所蒙蔽。要算计对手自然不能让他知道，这就使计谋或者说谋略具备了隐而不露的特性。古代有“谋泄者，事无功；计不决者，名不成”“谋未发而使人知之，未有不殆者也”之说，充分表明了谋略需要隐秘的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谋略之谋多为“阴谋”，它就是要让对手上当受骗，目的是为了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孙子对兵道之本质直言不讳：“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虚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
为了隐秘，必要的场合必须制造出假象，迷惑或者误导对方。因为，对于争斗的双方而言，相互间用谋已不存在公开、平等的必要。从这个角度加以考察，不少政治家、军事家都不一定称不上“阳谋家”。
中国的谋略无疑受到诸子百家智慧的影响，尤以儒法道为重。儒家智慧的深远——谋人心，法家智慧的强势——谋法术，道家智慧的聪明——谋自然，在历史上的谋略思想及实践中随处可见。至于谋略的优劣可否，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社会背景之下，应有不同的衡量标准。重要的是能够以史为鉴，去糟粕，存精华，创新境。
清朝是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也是中国历后一个封建王朝。道光二十年（1840）的鸦片战争，打断了清代历史发展的正常进程。中国社会在外国势力侵入之后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所有这一切，给清代的韬略文化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不同程度地留下有古今中西交混的烙印。在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逐步统一建州女真、女真各部、蒙古各部进而取代明王朝的过程中，传统的韬略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整体上可以说是一次以少谋多、以弱胜强谋略的典型。与前此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统治中原地区的王朝有所不同，满族统治者吸取汉族先进文明成果更多、更早，这也是传统韬略得以较早地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所在。作为中国历后一个封建王朝，传统文化在这个时期集之大成，韬略也不例外。当然，在韬略的具体运作过程中，必然带有自己的满族特色。晚清数十年，清廷内外交困，传统的中国谋略在反对外来侵略、拯救民族危亡时显得力不从心，捉襟见肘，而新的思想、对策却难以一时确立，更难以很快奏效。但是，在清廷统治集团内部尤其皇族的争权夺利以及反复镇压农民反抗的过程中，传统谋略仍在广泛地发挥着作用。
努尔哈赤父子 以小博大的智慧
清王朝统治中国长达268年，在这期间，曾出现百余年之久的康乾盛世，疆域辽阔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得到巩固，社会经济生活相对繁荣，科学文化迈越前代。
这一切，在清朝开创者爱新觉罗·努尔哈赤(1559-1626)以十三副遗甲起兵之初，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正是这位颇富传奇色彩的努尔哈赤及其子皇太极，凭着他们坚强的毅力和智谋，审时度势，扬长避短，积小胜而至大胜，统一女真诸部，绥服蒙古，并终取代朱明王朝入主中原。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与明王朝的角逐过程中，努尔哈赤父子的运筹作为，在中国韬略文化史上留下了引人注目的一页。
奉明统而谋天下
在中国北方，从东部海滨的山海关到西部大漠的嘉峪关，横亘着一条世界上为壮观的人文奇观——长城。以长城为界，其南华夏民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创造了先进的农耕文明；其北则散落着大大小小的游牧部落，渔猎为生，逐水草而居。两种不同的生活生产方式，决定了北方少数民族迫切需要中原大地丰富的生活物资，以弥补其农业及手工业技术落后的缺陷。
由此，中国历史上频繁出现南北征战和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大戏。但这都如同朝露，昙花一现。长城南北，依然暌违两隔，咫尺天涯。
而在清王朝统治中国268年后，长城成了类似于地标的存在，不再是华夏民族偏安一方的屏障和南北分离的界线。中国历史的发展由此进入一个版图完整、南北交融的新时期。而这一切则要归功于努尔哈赤非同一般的谋略智慧。
在传统政治理念上，汉人有很强的小华夏观念，早在先秦时代就有很强的正朔观。任何一个异族王朝，如不认同汉人的价值体系和文化观念，都很难长久维持其在中原的统治。努尔哈赤的成功，就在于对于历史密码的破解。他先是臣服于明政府，暗自发展自己的势力，通过武力和联姻建立了稳固的后方，然后以宣布对明政府的“七大恨”为借口，树立了正义伐罪的形象，后又根据形势需要，打出了为明朝复仇的旗帜，从而取得了继承明朝衣钵的法统。
努尔哈赤谋略的形成
大凡非常之人才必有非常之际遇，努尔哈赤也不例外，他是时代的宠儿，他的思想和智慧也被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
努尔哈赤的祖先布库里雍顺，据说是仙女佛库伦的后代。他出生后被放入盆中，沿江而下，漂到了三姓，被当地的三个部落奉为神人，从此不再争斗，奉他为首领，这是努尔哈赤黄金家族的块领地。明朝对东北地区采取众建而分其势的策略，在东北的土地上存在着大大小小几十个部落，他们为获得东北的统治权，交相攻战，可是一旦势力威胁到明朝，就会遭到明朝的攻打。从明初开始，东北相继出现了几个势力较大的女真部落，都没能够统一东北，相继被明朝攻杀削弱，东北如一盘散沙，严重制约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当然，也难以形成对明朝统治有威胁的力量。
明永乐时，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曾被授为建州卫都指挥使，后又被封为建州左卫指挥使，并在永乐二十年(1422)参加了明成祖亲征漠北鞑靼部阿鲁台的战争，战后三次到北京朝贡，被封为都督佥事、右都督佥事。宣德八年(1433)朝贡之后，受命回斡木河，协助明廷管束逃窜至斡木河的辽东女真豪族杨木答兀，遭到袭击不幸遇害。
努尔哈赤出生于明朝奴尔干都司属下的建州左卫之家，这是一个汉化程度较高的女真部落，他的祖先和明朝建立了非常密切的联系。猛哥帖木儿死后，建州女真重新聚居于苏克素浒河谷，几度兴衰，到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时居赫图阿拉。这里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比其他女真部落要优越得多。它毗邻抚顺，接近汉族聚居地区，很容易接触到汉族的先进文化，有利于输进铁器、耕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本地区经济的发展。
16世纪以来，由于各部经济联系的加强，女真社会出现了统一的趋势，建州女真因其特有的优越地位，成为这一趋势的核心力量，努尔哈赤也成为统一运动的领导者。
努尔哈赤出生时，家族的显赫光环已经黯淡下去，勉强算是女真族中的“中产之家”。努尔哈赤幼年丧母，继母待他很是刻薄，少年时期的努尔哈赤常到山林里挖人参、采松子、拣榛子，拿到抚顺的“马市”上卖钱以维持生计。在“马市”上，他广泛结识汉蒙各族人，开阔了视野，受到汉族文化的熏陶，他特别喜欢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故事，许多朴素的谋略在他的头脑里扎了根。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他后来的生活道路。
委曲隐忍以求发展
万历十一年(1583)，苏克素浒河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受明辽东总兵李成梁的指使，攻打古勒城主阿台。阿台之妻是努尔哈赤的堂妹，其祖父觉昌安为了使自己的孙女免遭灭顶之灾，和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前往古勒城劝降，结果城破，明军屠城，在混乱中父子二人不幸遇难。祖父之仇深深地激怒了努尔哈赤，从此，他决心同明朝抗争。
当时辽东的形势是尼堪外兰受明朝扶植，势力很大，建州女真的许多部族都归顺于他，甚至努尔哈赤同族的子孙也力图归附，没有任何条件可以助他战胜明朝。努尔哈赤只有避开主要敌人，发展自己的力量，隐忍以待。
他首先借明朝谢过之机，接受了明朝的建州左卫指挥使世职，既表示了对明朝的忠顺，避免了明朝的武力干涉，又抬高了自己在女真部族中的地位。接着他网罗了一批对尼堪外兰不满的人，以此为初步的武装，同尼堪外兰争夺建州女真。
万历十一年(1583)五月，努尔哈赤借报祖父之仇为名，以遗甲十三副起兵，攻尼堪外兰，在部族仇杀的外衣下开始了向明朝复仇的准备工作。
这一年，努尔哈赤以额亦都、安费扬古等率领百人队伍，打败尼堪外兰，计取背约的萨尔浒城主诺米纳，接着又征伐内部纷争的董鄂部。万历十三年(1585)灭掉哲陈。万历十四年(1586)七月，努尔哈赤听说尼堪外兰逃至浑河部的鹅尔浑城，立刻起兵往攻，尼堪外兰逃至明军驻地，被保护起来。愤怒的努尔哈赤向明朝边吏索要尼堪外兰，明朝见尼堪外兰失去了扶植的价值，就抛弃了他。尼堪外兰被杀，标志着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的决定性胜利。
万历十五年(1587)，努尔哈赤在费阿拉建造都城，这里由此成为女真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次年灭完颜部，统一了建州女真本部，接着又花费五年时间，先后夺取长白山三部，统一了建州女真。
这一时期，努尔哈赤时时不忘向明朝表示忠顺，以麻痹对手。
万历十七年(1589)，他表示忠于大明，心若金石，斩杀逃往建州、被明军追捕的木扎河部头人克五十，献给明朝廷，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明朝廷认为“惟建州奴酋(努尔哈赤)者势强，能制东夷”。努尔哈赤斩杀了夷人首领克五十，献上他的首级，他更加迫切地想得到都督的职位，因此假装诚心诚意归顺朝廷。明朝廷认为只有建州女真的努尔哈赤势力，能驾驭住东夷，又忠诚，又想当官，从而放松了警惕，封其为都督佥事。
万历十八年(1590)四月，已是都督佥事的努尔哈赤带着人参、蜂蜜、貂皮等东北特产，到北京朝贡谢恩，顺便考察明廷实力，学习中原文化。
万历二十年(1592)，他奏请加龙虎将军勋位，虽一时之下所司议行未果，但其既想当官又忠心的形象却在明廷深入人心。三年后明廷以“努尔哈赤忠顺学好，看边效力”，终于封其龙虎将军的崇勋。
此后，努尔哈赤屡次入贡，皆能按朝廷的旨意办事。他还到处宣扬他对朝廷的忠顺，如对朝鲜使节说“保守天朝地界九百五十里，俺管事后十三年，不敢犯边，非不为恭顺也”。
努尔哈赤对明朝的忠顺表示，蒙住了明朝昏君庸臣的眼睛，他趁此时机，不断征伐邻近地区，招抚各部，发展自己的势力。
万历十七年(1589)，努尔哈赤开始组织一支先进的军队。
建州女真的军事组织，早在猛哥帖木儿时就已有，当时分为左、中、右三军。努尔哈赤则将军队分为四个兵种，每种一军：环刀军、铁锤军、串赤军、能射军，基本上具备了四旗、八旗的雏形。万历二十九年(1601)，努尔哈赤对建州军队进行了一次整编，初设黄、白、红、蓝四色旗帜。随着努尔哈赤对海西女真的战胜，以及对东海女真各部的征抚，建州女真逐渐兵多将广，万历四十三年(1615)增设四旗，“初设有四旗，旗以纯色为别，曰黄、曰红、曰蓝、曰白。至是添设四旗。参用其色镶之，共为八旗”，这就是镶红、镶白、镶蓝、镶黄四旗，八旗军制终确立。
八旗军制是适合女真社会经济状况的组织形式，它借鉴了同是游牧部落起家的辽的纠军制、金的猛安谋克制和元的探马赤军制，集军事、行政为一体，女真人兵也是民，民也是兵，有战事则备战，无战事则务农。战胜了就分给俘虏给予赏赐，每个人自带粮饷，不需要养兵的费用，因此粮饷从来不缺。这种军制既适应了女真的财政状况，又充分发挥了善骑射的民族特点。八旗军在平常正规训练中和狩猎实践的锻炼下，成为一支勇猛无前的野战之师。
靠着这支军队，努尔哈赤在东北纵横驰骋，征抚兼施，取得了辉煌战果，势力逐渐向远方渗透。1603年，他迁都赫图阿拉。本来早在费阿拉他就“自中称王”。万历二十四年(1596)，又以明朝龙虎将军称号为掩护，开始称女真国主，试图取得和朝鲜等国同等的地位，改变明朝和女真的关系，但他从未敢僭位称汗。万历四十四年(1616)，随着统一东北的深入进行和对蒙古绥抚工作的展开，建立政权的时机成熟了。这年正月，努尔哈赤举行了登基仪式，“诸贝勒大臣上尊号曰覆育列国英明皇帝”。建立后金天命政权。
后金天命政权的建立，表示努尔哈赤已决心要和明朝刀兵相见了，但考虑到国力稍逊，他还未敢立即树起本国的旗帜，后金天命政权也还只是一个秘密，但明朝、朝鲜并未得知。
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元称汗后，花费了两年多的时间，把主要精力放在整顿内部问题上，以巩固后金的既得战果，同时等待时机，向明朝小试牛刀。
万历四十五年(后金天命二年，1617)，辽东发生严重灾荒，百姓流离，饿殍遍野，民族矛盾严重激化，女真的掠夺传统本性被激发出来。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1618)，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伐明，利用民族情绪以及生存本能，将女真的内部矛盾转向明朝，同明朝开始了争夺辽东、进而逐鹿中原的战争。
努尔哈赤从起兵统一东北各部到向明朝宣战，中间经历了三十五个春秋，他阳奉明廷，暗中发展自己的势力，两面派政策取得了显著成功。他在统一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东海女真、黑龙江女真的过程中，几乎未受到明朝的干涉。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对明朝的怒火未有稍息，而始终未形于色。其“忍”力之强，“忍”术之高，有史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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