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8093642
１９０２ 年， 梁启超撰 《 新史学》 ， 是近代史学演进的又一次质的飞跃， 以激烈地批判旧史， 宣告从理论到方法迥然不同的新史学时代的到来。 继其后， 夏曾佑撰成的使人 “ 一新耳目” 的通史著作， 梁启超后期有关历史理论和学术史的著作， 王国维的考史成就， “ 古史辨” 派打破旧的权威， 抨击了自古相传的古史系统，陈寅恪对中古历史文化的研究， 陈垣在文献学、 宗教史等领域的成就， 都是新史学的发展。 新史学的倡导和发展构成近代史学的第二个大阶段。 陈寅恪、 陈垣的一些有名著作虽写于三四十年代， 但他们这些成就也可归到这一阶段叙述。
《 新史学》 对旧史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其理论基础是国民意识和进化观念。 《 新史学》 开宗明义标明史学的地位和作用， 要求史学必须增长国民意识和激发爱国精神。 而旧史则站在国民的对立面— — —为封建君主、 臣僚而作， 更不懂进化为何物。 由此造成旧史 “ 知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 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 等项严重积弊和封建毒素， 简直成为二十四姓之家谱， 或是墓志铭的汇集。 这些批判虽欠作具体的分析， 态度过激， 却打中要害。 因此梁启超大力呼吁要实行 “ 史界革命” ， 对旧史实行彻底改造， 运用国民意识和进化论作指导， 创造出符合于 “ 提倡民族主义， 使我四万万同胞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这一时代需要的新史学。 梁启超还对新史学的发展方向分三个层次加以界定： 一、 “ 历史者， 叙述进化之现象也” ； 二、 “ 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 ； 三、 “ 历史者， 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 公例者也” 。 这三层界定， 恰恰是以旧史宣扬循环史观、 把史书变成孤立的人物传、 只记载社会表象而忽视因果关系和进化法则等项弊病为鉴戒而阐发， 从此， 宣告了在指导思想上、 内容上跟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旧史迥然不同的新史学时代的到来。
《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全书共分四部分，总论“中国近代史学发展趋势”、上编“19世纪的中国近代史学”、下编“20世纪的中国近代史学”，以及“增订篇目”。
20世纪中国史学遗产丰厚，形成了“三大干流”：新历史考证学派、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新史学流派。“近代史学”的正式产生，以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以及在此前后出版的新型学术史和通史著作为标志。近代史学是发扬传统学术的精华与接受西方新学理二者结合的产物。由于中国文化悠久的优良传统的滋养，又适逢中西文化交流提供的相互对话、切磋和启示，加上大量考古文物和稀有文献重见天日，凭借这些难得的时代机遇，20世纪中国史家人才辈出、成果丰硕。
通过分析龚自珍、魏源、徐继畬、夏燮、黄遵宪、梁启超、夏曾佑、陈寅恪、陈垣、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王国维、胡适等人的在史学研究上作出的贡献，探讨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途径，并阐发其理论意义。
目录
总论 中国近代史学发展趋势
近代史学：跨世纪的历程
近代史家对传统史学的批判继承
近代史家对通史体例的探求
上编 19世纪的中国近代史学
龚自珍的社会历史观
《圣武记》对清代盛衰的探索
魏源与鸦片战争史
魏源与中西文化撞击
徐继畬《瀛寰志略》的价值
近代爱国史家夏燮
《海国图志》《日本国志》比较
黄遵宪的中西文化观
黄遵宪与客家研究
《人境庐诗草》与近代文化觉醒
下编 20世纪的中国近代史学
梁启超： 近代学术文化的开拓者
夏曾佑与通史撰著
20世纪初宣传革命的历史思想
陈寅恪治史风格
陈垣学术思想的升华
郭沫若史学的时代精神
范文澜： 从国学向唯物史观的跨越
侯外庐学术的特色
增订篇目
龚自珍： 锻造新的哲学武器
张穆的经世学风与《蒙古游牧记》的撰著
何秋涛《朔方备乘》的著史宗旨和史学价值
黄遵宪文化思想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
王国维“二重证据法” 的形成及其意义
陈垣： 宗教史的开山之作
胡适： 《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新范式
民国初年历史观领域的新变革
“民族—文化” 观念与傅斯年、陈寅恪治史
陈寅恪治史风格续议
跋 语
自序（节选）
1957年高考，我幸运地考上中山大学历史系。踏进美丽的康乐园，见到一座座古典式建筑的教学楼，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宽敞的操场……这里一切都是那么新鲜！特别是，历史学系拥有一批全国著名的教授，陈寅恪、岑仲勉、刘节、梁方仲、戴裔煊、董家遵、金应熙，还有当时比较年轻的李锦全、蔡鸿生等先生，他们有的亲自为我们授课，有的虽未授课却能读到他们的著作或耳闻师生对其为人为学的讲述，让青年学子感受到他们的学术风范。我就在这样优越的环境中认真读书，吮吸着智慧的甘露。
在中大，对我影响的是著名史学家刘节教授。他于192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先生研习古代史。曾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金石部主任，自1946年起长期在中山大学任教授（1950至1954年兼任系主任）。他于1927年撰成的《洪范疏证》是学术界首次对《尚书·洪范》篇撰成年代进行系统、严密考证的名文，梁启超曾称赞文中提出的见解“皆经科学方法研究之结果，可谓空前一大发明”。其后撰著的《好大王碑考释》《管子中所见之宋钘一派学说》均受到学界的重视。新中国成立后，刘先生曾撰有《西周社会性质》等多篇文章，主张西周已进入封建社会，并论述由低级奴隶社会向封建制度的过渡、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与一贯性等带规律性问题。他多年开设史料学和史学史课程，著有《中国史学史稿》，对于历代修史制度、史籍之宏富多样和著名史家的成就均有详实的论述，见解独到，尤其重视历史哲学的发展，是中国史学史学科重要代表作之一，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称誉该书和金毓黻先生所著《中国史学史》“同为必传之作”。我在校即听了刘节先生开设的“历史文选”课程，对他渊博的学识和认真教学的态度深感敬佩。后来先生为研究生讲授《左传》，也让我去听讲。1963年初，全国次统一招考研究生，我即选择了刘先生的“中国史学史”为报考志愿。大约至5月初，正值等待录取消息的时刻，有一次恰好在路上遇到刘先生，那时他是校务委员会委员，高兴地对我说：你已被录取，校务委员会已经讨论批准，报*备案，你可准备下学期初开学要用的书籍。当时我们都绝未料到，一场批判刘节先生的风暴即将刮起，后来发生的一切就都完全事与愿违。虽然自毕业离校后我再无机会见到刘节先生，但我今日从事的专业，渊源则始自大学时代受业于先生，师恩难忘。
1963年7月由中山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河南省工作，一直担任高中语文教师，至1978年。虽然在基层工作与科研机构差别很大，但我认真从事，十五年下来，自觉在对中国优良文化传统的认识，对古今名著名篇的钻研阐释，对语言文字的精心推敲运用等项，都有颇为深刻的体会，实也为此后学术研究之一助。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国历史进入新时期，1978年全国恢复统一招考研究生，我有幸考取了白寿彝教授指导的“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真正实现了大学时代从事本专业的梦想。
这时，正值全国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年代，举国上下意气昂扬、千帆竞发，彻底批判极左路线、砸烂思想枷锁，呼唤科学的春天、重视知识重视人才，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洪流。我深深庆幸自己赶上了这个伟大的时代，庆幸投到名师门下受业深造。白寿彝先生在多个学科领域均深有造诣，他又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民族宗教三个研究所学术委员等多项职务，而他的主要精力则放在学术工作上，尤其专注于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和推动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其时先生已届七旬，但他不知老之将至，相反地是迎来他学术上辉煌的时期，许多重要著作，正是在他人生道路后二十年中完成的。他热爱伟大祖国的历史文化，同时他坚信以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学术研究和各项工作。“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从事新的理论创造”这句掷地有声的话，精当地概括了白寿彝先生的学术宗旨。他真正做到了把认识和总结客观的历史、体现当今的时代要求、关心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他几十年的著述，则是把坚持正确的理论方向、丰富详实可靠的史料、恰当优美、雅俗共赏的表现形式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
白先生担任总主编、汇集国内众多学者共同完成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共十二卷，二十二巨册，总字数约一千四百万字），于199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全部出版，被学术界誉为“20世纪中国史学压轴之作”。白先生又是中国史学史学科的重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他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达半个多世纪，出版有一系列重要著作，如：《史记新论》、《史学史教本初稿（上册）》、《历史教育与史学遗产》、《中国史学史论集》、《白寿彝史学论集》、《中国史学史》（册），并主编了《史学概论》、《中国史学史教本》、多卷本《中国史学史》等。他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论点和推进学科建设的构想，如，于50年代提出史学史研究要摆脱书目解题式格局，至80年代初进而提出要突破学术专史的局限，要总结史学如何反映了时代的特点和成功史书撰成之后又如何推动时代前进；论述研究史学史应区分精华与糟粕，传统史学是一笔宝贵遗产，应当根据时代的需要，大力继承和发扬；对于史著或一个时期的史学成就，应从历史思想、史料学、历史编纂学和历史文学四个方面来分析评价。又如，论述古代史家提出的问题可以作为今人观察历史与社会的思想资料；论述不应以凝固不变或互相孤立的观点看待古代几种主要史书体裁，而应看到其发展和互相联系，要从传统史学提出的改革历史编纂的主张获得启示，并设想以“新综合体”来撰写通史或断代史。事实证明，白先生提出的这些重要观点和命题，对于推进史学史研究均有指导性意义。先生领我走进学术殿堂，我研究生毕业后，即留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任教，前后跟随先生达二十一年，时时聆听教诲，使我受益终生。
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就那么难呢! 白瞎了先驱者魏源的思想半个世纪
许多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到了近代就成为“惰力” “阻力”， 中国近代文化即是西方文化的“移植”，似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根本无法滋生出具有近代价值的成分，中西文化也绝无互相沟通可言。这种看法并不符合近代文化演进的历史实际。
当鸦片战争刚刚发生，西方的先进文化随着侵略者的大炮出现时，就有一位哲人， 对于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与坚决反抗西方侵略，对于抨击清朝封建统治腐败落后与确信中华民族的前途这些纷纭纠结的问题，首先作出剖分抉别，显示出中国传统文化优秀部分的代表人物，在中西文化撞击的早时刻所具有的应变能力。这位哲人就是魏源。
魏源（1794—1857年），清代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名远达，字默深，又字墨生、汉士，号良图，湖南邵阳人。道光二年（ 1822年）举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始成进士。官高邮知州，晚年弃官归隐，潜心佛学，法名承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首批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魏源在鸦片战争后能够成为首倡学习西方的人物，绝非偶然。其深刻原因， 应从鸦片战争前他的文化主张去找。 换言之，他所代表的传统文化的优良部分，是他具有应变力的内在基础，使他能在事变的刺激下，立即走上了接受西方知识、学习西方文化的道路。
他猛烈抨击统治集团的腐朽昏庸，“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材为何物；所陈诸上者， 无非肤琐不急之谈，纷饰润色之事； 以宴安酖毒为培元气， 以养痈贻患为守旧章，以缄默固宠为保明哲”。 “遇大利大害则动色相戒，却步徐视而不肯身预。” 对封建官僚营私谋利、 腐朽透顶、 祸害国家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难得的是，魏源敢于向君权挑战，他将古代民本思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提出了具有近代民权色彩的论点。《默觚·治篇三》云： “人者， 天地之仁也 ……故天子自视为众人中之一人，斯视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
基于这种具有民权主义倾向的认识，魏源憧憬下情上达、上情下达的政治局面。他还把言路的通塞视为国家盛衰的重要标志：“景运之世， 言在都俞， 其次言在旌木， 其次言在庭陛，其次言在疏牍， 其次言在歌谣， 其次言在林薮， 其次言在腹臆；言在腹臆， 其世可知矣。”
西方殖民者是一个陌生的对手。鸦片战争前， 中国长期以“天朝上国”自居， 视外国都是 “蛮夷之邦”， 闭目塞听。 鸦片战争中，统治集团始而盲目虚骄，终而屈膝投降，前后两番表演， 原因实是一个，即对外国事务极度昏暗无知。甚至在战败以后，统治集团也不能从中吸取一点教训，睁开眼睛看看世界。
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已经极度腐朽，完全丧失应付事变的能力，只图侥幸得以苟安，不惜出卖民族利益，还要自打肿脸充胖子，讲些 “抚之以恩” “暂事羁縻” 一类骗人的话。 这种投降政策把中国一步步引向半殖民地的黑暗深渊。
当时还有人不顾中国失败的事实，吹嘘清朝 “国运方隆”， 认为延请外人教造船造炮技术是“丧失国体”， “反求胜夷之道于夷”， “古今无是理”。这种依旧夜郎自大、拒绝学习外国的顽固态度也严重阻碍中国的进步。
姚莹（1785—1853年），字石甫，号明叔，晚号展和，晚清史学家、文学家。从祖姚鼐，是桐城派古文主要创始人。鸦片战争爆发时，他正在台湾道任上，与镇将达洪阿协力同心保卫国土。清王朝向英国屈辱议和后，戴罪以知州分发四川，两使西藏，写下著名的《康輶纪行》。
考察近代史开端时期中西文化的撞击，还应注意一个群体， 主要指魏源、 龚自珍、 林则徐、 姚莹这些对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有共同倾向的人物。他们在鸦片战争前便有密切交往，周围还有黄爵滋、汤鹏、 张际亮、 包世臣、 潘德舆等人。其共同基础， 是经世思想和重视气节， 以 “力振颓风”自任，希望于时局有所匡救。至鸦片战争爆发，这些核心人物都是著名的抵抗派，互相竭诚支持。在文化问题上， 则由经世和变革， 发展到注重殖民者东来的新变局。
林则徐是一位在当时条件下难得的头脑相当清醒的实行家。他在与陌生的西方殖民对手打交道时，既坚决反抗侵略，又重视了解外国情形，给予魏源以直接的重要的启示。他一到广州，便 “日日使人刺探西事， 翻译西书， 又购其新闻纸”。
他上奏道光皇帝区别对待外商， “遵法者保护之， 桀骜者惩拒”。 这些都是传统文化体系所未曾有过的近代观点。 道光却严词批驳：“同是一国之人， 办理两歧， 未免自相矛盾。”保护正常贸易， 本来可以发展成为具有进步意义的新生机，可是当它处于萌生状态时，就被掌握专制权力的顽固意识所扼杀。
魏源批判了两千年来被视为“神圣古训” 的 “严夷夏之防”这一迂腐观点，提出了解外国是当务之急和新价值观。他尖锐地揭露统治集团对外国昏暗无知，是造成战争惨败的重要原因：
“今日之事，苟有议征用西洋兵舶者，则必曰借助外夷恐示弱，及一旦示弱数倍于此，则甘心而不辞； 使有议置造船械师夷长技者，则曰糜费， 及一旦糜费十倍于此， 则又谓权宜救急而不是惜；苟有议翻夷书、 刺夷事者， 则必曰多事。 （原注： 嘉庆间，广东有将汉字夷字对音刊成一书者，甚便于华人之译字，而粤吏禁之。）则一旦有事， 则或询英夷国都与俄罗斯国都相去远近，或询英夷何路可通回部……以通市二百年之国，竟莫知其方向，莫悉其离合，尚可谓留心边事者乎？”
同时他用英国以新加坡为基地，处处侦探中国情报作对照：“ （英人） 建英华书院， 延华人为师，教汉文汉语， 刊中国经史子集图经地志， 更无语言文字之隔。故洞悉中国情形虚实。而中国反无一人了彼情伪，无一事师彼长技。喟矣哉！”
魏源他还清醒地预料到， 传播外国知识， 定然要经历与顽固保守势力的严重斗争，要冒极大风险， “使后世有人焉，日翻夷书， 刺夷事， 筹夷情， 如外夷之侦我虚实， 其不转罪以多事， 甚坐以通番者几希” ！ 但他怀着偷天火给人间的无畏精神，自觉地担负起时代先行者的责任，“创榛辟莽， 前驱先路” 。
魏源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新课题。他撰写 《海国图志》 的目的很清楚，《海国图志叙》 说： “是书何以作？ 曰： 为以夷攻夷而作， 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抵抗恶魔般的外国侵略者和承认侵略者高明、拜他们做老师， 这二者本来是不容易跨越的对立关系。魏源发扬了中华民族所具有的朴素辩证思维的传统，因而能够跨越二者的对立，看到其内在的统一关系。他还说：“善师四夷者， 能制四夷； 不善师外夷者， 外夷制之。”
魏源当时提出学习外国的重点是在军事技术方面，但他同时主张发展民用工业，主张设船厂和机器局，既造战船， 又造商船， 既从事军事生产，又从事民用生产。《海国图志》 附录中还介绍了蒸汽机、火车、织布机、 运河、 港口设施， 以及钞票、 银行、 汇兑、 保险知识。这些都利于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魏源还论证了“师夷长技” 的可行性。 他认为， 英国人的长处并非不可企及，“英夷船炮在中国视为绝技，在西洋各国视为寻常”。经过学习、 吸收， 能够把别人的长处变为自己的长处，“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
魏源对华盛顿领导独立战争胜利和美国的民主政体表示衷心赞扬：
“呜呼！ 弥利坚国非有雄材枭杰之王也。 涣散二十七部落，涣散数十万黔首，愤于无道之虎狼英吉利，同仇一忾， 不约成城， 坚壁清野， 绝其饷道， 遂逐走强敌， 尽复故疆，可不谓武乎！ ”
“二十七部酋分东西二路， 而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 且不四载即受代， 一变古今官家之局， 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 议事听讼， 选官举贤， 皆自下始， 众可可之，众否否之， 众好好之， 众恶恶之， 三占以二， 舍独徇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
魏源显然已经相当中肯地领会了西方民主政体的主要问题：由公众推选议事者，这些议事者再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决定国家大事，选举国家首领，首领废除世袭制，并且定期换选， 他赞美这种制度 “公” 而且“周”，公开地表示它比中国几千年“君权神授” “朕即天下” 的专制制度要进步和合理。
魏源还把 “至于朝纲， 不设君位， 惟立官长、 贵族等办理国务”，“推择乡官理事，不立王侯” 的瑞士， 誉为 “西土之桃花源”，同样表达了对民主政治的向往。
魏源能够跨出这具有深刻时代意义的步决不是偶然的，它植根于对封建专制腐朽性的认识，植根于鸦片战争前对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阐扬。他看出专制制度大势将去，所以才能认识 （尽管还不清晰） 历史的发展将是实行西方民主制度这一趋势。在当时的社会，魏源的主张是冲破黑暗报晓的鸡鸣。
直到戊戌变法前一年（１８９７年）， 与西方国家打交道半个世纪了， 总理衙门的官僚对于外国事物依旧抱着拒斥的态度：“或竟不知万国情状，其蔽于耳目， 狃于旧说， 以同自证， 以习自安。” “语新法之可以兴利，则瞋目而诘难； 语变政之可以自强， 则掩耳而走避。”在如此复杂的文化背景下， 魏源却在鸦片战争时期即大胆地对西方民主制度表示赞美向往，不可谓不是远见卓识！
梁启超评价魏源的观点“乃支配了百年来之人心”，是结合他本人和同时代人的切身感受而讲的，确实反映了近代的历史进程。而19世纪九十年代康梁的戊戌变法和孙中山成立兴中会，距魏源的《海国图志》已经整整半个世纪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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