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47424537
有趣、有态度的极简草原史
用坚实的史料、轻松幽默中揭开草原与中原千年纠葛的经济学密码，打开了审视中国历史的另一扇大门
有声书 可读可听的全新视听体验
我曾提出一个书写中国史的大框架：以两条主线讲述华夏文明的演进，一条是完成了轴心突破的中原文明；一条是未完成轴心突破的四夷文明。本书关注的草原民族、游牧帝国，可以包含在四夷文明主线之内。相对于中原文明主线，四夷文明主线在历史书写中往往受到忽视，本书庶几可补遗珠之憾。
——国内*计量经济学家 陈强
中原与草原的关系是理解东亚大陆历史的主线。中原的历史离不开草原，而草原的历史也不能没有中原。尽管中外学界对此已有相当的认识，但显然还远未渗透到民众的视野。而本书恰好做到了这一点，它以宏大的国际视野，辅以经济学的分析逻辑，为读者开启了一段感性而智慧的历史之旅。
——腾讯大家、著名宋史研究者 吴钩
用深刻奇特的分析和通俗幽默的语言展现出草原与中原2000多年的冲突与融合。
——新锐历史作家杜君立
这是一部别开生面的跨界之作，用专业的眼光梳理历史，帮我们重新理解草原和中原的隐秘关系。
——历史解读派代表作家郭灿金
序
在中国历史中，中原和草原的关系充满各种戏剧性的故事，在故事中，所有能够想到的和想不到的人，成为主角，撕开历史的帷幕，成为配角，增添历史的精彩。胡服骑射，孟姜女哭长城，白登山之围，昭君出塞，李陵反叛，苏武牧羊，文姬归汉，鲜卑汉化，木兰从军，忠烈杨家将，岳飞北伐，戚继光守边……，这些故事以各种形式和载体，将草原和中原的文化气息带入中国史之中。那些跌宕起伏的情节和桥段，让中国史更加精彩且耐人寻味；复杂多变的对抗和融合，成为历史车轮滚转的重要动力。中原王朝的变革与发展、兴替和延续，与草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而草原上的分与合、兴与衰，与中原政权的更迭存在内在呼应。因此，失去草原的中国史既不完全，存在巨大缺憾，更使中国史的内在构成与走向缺少合理解释。缺乏解释的历史书写，还能成为历史么？走出童话和神话的世界，应该是一个族群心智成长、成熟的很重要的标志。
只是在儒生们撰写的传统史籍中，对草原民族的勾勒与描述，始终存在一种明显的偏见。这种偏见源于文化的隔膜以及文化层面上的差异。华夷之分，存在于一代又一代的中原文化人的观念中，作为一种基因传承下来，在民间话语中更加强化了这种观念。后人沿着一个单一的视线将眼光投向草原，无论在庙堂还是民间，草原的形象日趋脸谱化、表面化。终在民间认识中，那些生活在长城以北的游牧者，几近于饕餮或者其他什么面目狰狞的怪物。显然，真实的历史不是这样的。
草原民族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喜怒哀乐、述求和立场，在传统史书的正面和反面虽有所呈现，但清晰度是不高的。坚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主张，不修正“华夷之辨”的观念，如何能让我们看清楚真实的草原？一个面目模糊的草原是令人困惑的。巴菲尔德在《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一书中指出，游牧民族与汉人在世界观念上的不同，双方经常处于彼此“误读”的状态之中，使他们之间经常出现很多屡次出现的问题。因此，把中原作为文明的恶人或善人，或者将草原作为野蛮的罪人或者弱者，都是一种幼稚的视角。只有站在第三方看待两者的行为、动机和立场，才有可能真正发现草原和中原关系史中的真相，也才有可能把其中的吊诡之处解开，清理出其中简单明了的历史逻辑。
《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是一个痛恨“人类中心主义”的学者，在他这本据说毁掉很多人“三观”的畅销书中，他站的位置不是“此处”，也不是“彼处”，而是“此处”和“彼处”的上方。正因为有这样的立场和视角，他看见了“此处”（智人）的荒诞性和强词夺理的“正义”，看懂了“彼处”（被智人征服和使用的物种）的悲哀和反抗中的壮烈。因此，他否定了对强者有利的各种“主义”和“权利”，甚至“科学”在他眼里也是智人否定和剥夺其他物种而获得自身快感的工具。站在这样的视角看，科学也充满罪孽，或者说，是智人犯罪的工具，因此不值得可爱和可敬。他的视角使发现更加有力度和内涵。中原和草原之间的纠葛、恩怨和交融，也应该抛开“非此即彼”的视角，否则，我们只能像老鼠追咬自己的尾巴一样，虽然在非常激烈的奔跑，但实际上在原地打转。
自从著名学者拉铁摩尔重新发现草原和中原的关系之后，这个话题吸引来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气象学家等诸多学科中研究者。从目前已经达成的共识看，大家比较认可，由于地理位置上的差异，导致草原和中原在气候上的差异难以调和，气候上的差异又使草原和中原在食物品类以及获取食物的方式上完全不同。沿着这条逻辑线往下走，以长城为草原和中原的粗略的分界线，长城南北在生产方式、生活形态、文化表象和内涵以及思维方式，则很难交融在一起——即使几千年的频繁交往，也很难做到。这种局面当然与草原民族和中原人的主观努力无关，只能解释为环境及文化制度使然。当然，终草原和中原融为了一体，在文化和感情上彼此尊重、彼此扶持。2000多年的岁月，让我们深深地认识到，人与人、人群与人群之间，无论肤色、层级、地域，宝贵的不是交换、不是舍取，而是信任。
本书基本遵循了上述的理念，但在具体的叙述中，则更多地运用了经济学的思维方式阐述这些理念和观点。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我多年来研修经济学理论，在思想深处种下了“一颗经济学的种子”。因此，这本书实际上又是一本用经济学方法、思维和视角研究历史的经济学著作。
本书在成书之前，其中大部分章节已经在《信息时报》以专栏的形式发表过。之后，又经过了两年多的不断增删，在2015年，被“静雅思听”网站收录，做成有声读物。在以书的面目呈现给大家之前，这本书的内容已经有两个身份。但本书又有着很多不同之处。在书中，我选择了几个重要的话题和事件展开叙述，比如，如何看待长城的作用、“澶渊之盟”背后蕴含着怎样的历史隐秘、成吉思汗交给丘处机的“止杀令”是否发挥作用等等。在这些话题中，有些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有些可能会让大家感到陌生，但无论是熟悉的还是刚接触的，我希望这些章节都能够启发读者们重新打量草原和中原2000多年的战争与和平交织的历史，从而让我们以更加理性的视角看待我们的历史，还有那个曾经让我们迷惑而充满神秘感的草原。
一、长城的问题
一
秦朝以后，汉朝、明朝等中原王朝为保卫自己的家园，在北部边疆修筑长城、抵御草原民族的侵袭，但从实际效果看，我们却很难评价。
表面上看，长城对处于防守一方的中原王朝非常有利。大家可以想象，中原王朝派出数量不多的兵将，站到城墙上，驰弓拉箭，以逸待劳，在冷兵器时代或半冷兵器时代，这种打法确实又省力又省事，防守效率奇高。守卫长城的部队万一被草原军团搞了偷袭，也没啥可怕的。可以依靠长城上的烽火台传送消息，召集各地人马，齐聚一起，打好了，来个反偷袭，全歼敌人，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可是，大家知道，抵御敌人进攻，好的部署是在同一个方向上建立多道防线，形成防守的纵深。如果只靠一道防线抵御敌人，实际上是很危险的。原因很简单，这条防线一旦在一点上被敌人突破了，远处的援军看到烽烟，没来得及跑过来，对敌人围追堵截，那么，整个长城防线在瞬间就可能崩盘。等大家紧赶慢赶跑来，人家草原军团的主力越过长城，直奔长安，找皇帝喝茶了。
从这个意义上看，长城即使修得再牢固、再漫长，其实际用处也是极为有限的。从历史记载看，长城也确实从未真正把骑马呼啸、弯弓射雕的草原军团挡在墙外。长城的军事价值并不是大家普遍理解的那样强。
黄河、长江这类号称“天堑”的防御屏障，肯定有利于防守，但仅指望这两条河流把敌人挡住，则显得过于一厢情愿了。懂点军事的人都知道，要想守住长江，必须守住淮河以及淮河到长江之间的平原。一旦敌人突破淮河，而且还攻占江淮平原，长江也就成了“摆设”。那些守长江的江南政权，比如东晋、南宋，在江淮地区投入的军力往往都要远高于沿江布置的。而争夺江南政权的决定性之战，也很少发生在长江沿岸，大概赤壁之战和忽必烈攻打鄂州的战斗等为数不多的战例，长江确实发挥了很重要的防御功能。
既然实际功效被打了折扣，那么，修长城还是不修长城，就成为始终困扰中原王朝的一个问题了。
从秦以后，真正大规模修筑长城的中原王朝其实并不多。汉朝在其建国初期算是勉强地使用过长城，曾对秦朝留下的长城打了很多“补丁”。然而，汉朝后来真正能抵御住草原民族的侵扰，其实与长城也没什么太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个匈奴南侵的问题，主要还是因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大力发展骑兵部队，采取主动出击的作战方式，举倾国之力，终把匈奴打残，逼得这个草原民族一部分北迁，一部分西逃，而另一小部分则南附，也就是投降汉朝，成了汉家臣民了。
虽然汉武帝终其一生，也没有彻底解决匈奴南侵的问题。但他死之后，匈奴那种不把汉朝当回事儿的嚣张气焰，确实被打压了下去。在他身后的岁月里，汉朝打出“战争”“和亲”和贸易等一系列组合拳后，因匈奴的侵扰而带来的损失，则被降到了相当低的程度。
和草原帝国对抗，无论从财政能力，还是从军事实力，晋朝都不算是一个太有成色的中原王朝。虽然也对长城做了很多次修补，但规模和秦汉相比还是相当逊色的，也就是晋武帝时，监幽州诸军事的护乌桓校尉唐彬重修了3000多里秦代长城和城塞，实际效果却不好说。毕竟，国内一团乱麻，“八王之乱”已经把晋朝搞得不堪一击，即使草原民族不来打它，它其实也是很难活下去，长城的功效在晋朝很难评估。
到了南北朝时期，虽然长城南北都算是鲜卑民族的势力范围，但长城却被大规模修葺了三次。北魏虽然也来自草原，但自从孝文帝力排众议，带着大家伙儿把家搬到中原后，鲜卑人的势力也逐渐南移，原来被他们看不起的柔然民族抓住机会，鸠占鹊巢，在草原地区崛起。从此，北魏帝国遇到了一个天大的麻烦，被柔然骚扰、偷袭和抢掠，深受折磨。这个在草原上起家，靠弓马闯天下的帝国不得不也打起长城的主意。不过，因为北魏把长城防线修成一条单一的防线，缺乏弹性防御设施，长城在北魏的手上也没发挥出太大的防御效果，其军事价值非常有限。
唐朝建国之时，唐太宗李世民就以皇帝兼“天可汗”的双重身份，成为中原王朝和草原民族共同尊奉的“一把手”。终唐一世，基本没听说过，有哪个皇帝动过大规模修筑长城的念头。在安禄山造反之前，在河北、山西等传统的汉族聚居区，实际上早已呈现出“胡汉混居、不分彼此”的生活场景。这时候，即使有人提出修筑长城，大家也会感到莫名其妙，觉得“俺们都是唐王朝的子民，修长城，你皇帝是想防备谁呢？”
评论
还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