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2013863
本书由创刊于1979 年，上海鲁迅纪念馆编辑，一年四辑，面向国内外鲁迅研究者，以“新发现、新观点、新方法”的编辑方针，侧重刊载以资料整理、梳理和考证为主的学术论文，兼顾理论研究型论文。
《上海鲁迅研究·鲁迅与上海》主要包括“鲁迅与上海”“鲁迅生平与作品研究” “鲁迅与美术” “史料·辩证” “鲁海漫谈”等主题，在这些主题下，计有20多篇相关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目前国内外**前沿的国内外鲁迅研究状况。
目录
鲁迅与上海
电影——鲁迅洞察社会的另一窗口 乐融
鲁迅存北新书局版税收据所见欠款事件 顾音海
鲁迅笔下的“革命咖啡店”是哪一家？ 乔丽华
《鲁迅家用菜谱》年代疑云 施晓燕
回忆鲁迅在上海资料概述 高方英
鲁迅与《改造》杂志 段睿珏
上海时期的鲁迅为青年作家作序跋略述 李浩
鲁迅与美术
鲁迅图像：中国现代美术的一面镜子 沈伟棠
早期新兴木刻运动的联合、协作与分歧——以1935年届全国木刻展览为例 艾姝
论鲁迅小说《明天》的连环画改编——从丰子恺到华其敏 黄雨芯
史料·辨证
江南水师学堂考（上） 陈占彪
《鲁迅日记》中的伊文思图书公司 张翔 吴萍莉
口述与笔谈（五） 裘士雄
20世纪30年代中国留日学生的演剧活动再考察——关于中华同学新剧会的第二次公演等
［日］小谷一郎 王建华译
欧阳予倩闽变活动史料与四篇佚文 管冠生
邓云乡著《鲁迅与北京风土》中的一个普遍误植 张学义
纪念
深切怀念王士菁先生 陈福康
琐忆——沉痛悼念和深切怀念我的恩师王富仁 廖四平
忆屈正平先生二三事 崔银河
读书杂记
整体视角、贯通研究与系统梳理——评吴金梅《鲁迅与明清小说关系研究》 王吉鹏
梦韶《阿Q剧本》英序逸闻新证 陈元胜
真诚奉上一瓣心香——评林曼叔《鲁迅论稿》 王澄霞
鲁海漫谈
战后日本鲁迅传播中的“池田鲁迅” 卓光平
自由的回环——话剧《大先生》的意象漫步 黄乔飞
鲁迅对儿童本质的思考 许小娟
《采薇》拾微 唐应光
综述
李桦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座谈会综述 思齐
超时空与跨边界的鲁迅研究——第二届“鲁迅研究青年工作坊”会议综述 马峰 朱崇科
资料
六朝造像目录（二） 林珊 整理
编后
编后
本辑编定之际，惊闻本刊顾问钱谷融先生于9月28日去世，全体编委成员甚为哀恸。钱先生生前对《上海鲁迅研究》多有关心指导，为《上海鲁迅研究》的学术提升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同时也给予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学术发展给予了许多指导。钱先生之指导将鞭策上海鲁迅纪念馆同仁在鲁迅学术研究和普及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2017年是鲁迅定居上海90周年纪念。“鲁迅与上海”专栏所收的7篇文章，从不同角度考察了鲁迅在上海的活动。《电影——鲁迅洞察社会的另一窗口》认为“作为一个思想家、文艺家和影迷的鲁迅，正是通过电影这个窗口来洞察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从而更加丰富了鲁迅的整体艺术思想内涵。”《鲁迅北新书局版税收据所见欠款事件》以上海鲁迅馆藏版税收据为依据，重新考察了鲁迅与北新之间的版税之争。《鲁迅笔下的“革命咖啡店”是哪一家？》以详实的史料为依据考证了“革命咖啡店”的所在，以及相关历史事件。《〈鲁迅家用菜谱〉年代疑云》则以上海鲁迅纪念馆藏的鲁迅家用菜谱为据，重新考察了这本菜谱形成的年代，对于考察鲁迅在上海的日常生活有重要作用。今年上海鲁迅纪念馆编辑出版的《回忆鲁迅在上海》一书颇受学者好评，《回忆鲁迅在上海资料概述》综述了相关内容。《鲁迅与〈改造〉杂志》以日本所见的史料为依据，重新梳理了鲁迅与该杂志之间的文化互动。《上海时期的鲁迅为青年作家作序跋略述》则简述了部分作家的背景材料以及他们与鲁迅的互动。
在上海时期鲁迅提倡新兴版画运动，这是鲁迅美术思想的一次实践也是中国现代美术的一次建设活动，本辑的“鲁迅与美术”所收3文从不同的角度梳理了鲁迅的美术思想以及相关史绩。《鲁迅图像：中国现代美术的一面镜子》扼要地总述了鲁迅美术思想对于中国现代美术发展的意义。《早期新兴木刻运动的联合、协作与分歧——以1935年届全国木刻展览为例》则通过仔细考察1935年届全国木刻展的筹备到影响，阐述了鲁迅与青年木刻家们的互动，以及木刻在当时社会上的影响。《论鲁迅小说〈明天〉的连环画改编》则梳理了不同版本的《明天》连环画，指出鲁迅思想对于中国当代美术家的影响。
《江南水师学堂考（上）》是作者潜心梳理史料的一个新成果，基于史料重新考察鲁迅的相关史实，对于今后鲁迅的生平研究和思想研究都具有积极的作用——对鲁迅史绩的述说越来越真实明晰，必然能更准确地阐述鲁迅精神、思想以及文化遗产的精义所在。因此，我们很希望能看到更多的类似文章的出现。
今年好几位鲁迅研究界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去世，他们在为鲁迅学术的发展，鲁迅精神文化遗产的弘扬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本辑所刊的几篇纪念文章，一是为纪念他们的贡献，更重要的，恐怕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努力地推进学术研究以及宣传弘扬工作，这是我们应承担起来的责任和义务。鲁迅之所以在今天能够广为人知，鲁迅的思想和作品是一个因素，一代又一代学人以鲁迅精神推进鲁迅学术研究以及锲而不舍地弘扬鲁迅精神文化遗产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编者
2017年12月
鲁迅笔下的“革命咖啡店”是哪一家？
乔丽华
1928年8月8日《申报》刊登《上海珂琲》一文，文章作者称自己在这家咖啡店里遇到了龚冰庐、鲁迅、郁达夫、孟超、潘汉年、叶灵凤等“今日文艺界上的名人”。见此，郁达夫和鲁迅马上撰文予以澄清。郁达夫在《语丝》《随感录》栏目发表《革命广告》一文，声明“这一个不革命的小资产阶级郁达夫……对于奢华费钱的咖啡馆，绝迹不敢进去。”紧跟着郁达夫的短文后面是一则《鲁迅附记》，同样声明：“这样的咖啡店里，我没有上去过……”这则附记，收入《三闲集》时改题为《革命咖啡店》，成为鲁迅与创造社及上海滩文人论战的又一名篇。
那么，郁达夫、鲁迅讥刺的这家“革命咖啡店”，到底是哪一家？《鲁迅全集》的注释却有些“朦胧”：
《革命咖啡店》一文后面的注释注明该文原刊发于《语丝》，主要针对8月8日《申报》上的《上海珂琲》一文，但对这家咖啡店的情况未作具体说明。查书信，1928年8月15日鲁迅致章廷谦的信中亦提到此事。
鲁迅明确提到是创造社开的咖啡店。因此，《全集》作了这样的注释：“当时创造社某些成员曾开设咖啡店，如张资平的‘文艺咖啡座’、周全平的‘西门咖啡店’等。”这个表述也很含糊，说明注者并不能确定到底是哪一家咖啡店。
此外，也有人理所当然地想到“公啡”咖啡馆。左联成立前后，这家由外国人开设的咖啡馆成为鲁迅及创造社人士召开筹备会议的场所，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革命咖啡店”。但鲁迅这篇文章中所指的“革命咖啡店”，却不是这家。
根据全集注释提供的线索，查阅《申报》及《语丝》刊登的相关文章，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在《革命咖啡店》中，鲁迅抄了一段“革命咖啡店的革命底广告式文字”，这段文字源于《申报》上的《上海珂琲》一文。
自1925年9月22日起，《申报》辟有《艺术界》栏目，朱应鹏任主编，张若谷、汪倜然、查士元、查士骥等都是该栏目撰稿人。1920年代末，随着沪上咖啡文化的兴起，同时可能也是由于张若谷等人对咖啡馆及异国情调的迷恋，自1928年8月6日起，在《艺术界》栏目下专门辟了一个《咖啡座》，其《开幕词》写道：“从本月起，本刊辟出这一块小小的园地，设立了一个咖啡座，为读者诸君随便聚谈之所，无论谈文艺也好、谈见闻也好、谈社会问题也好、谈一切都好，总之、无所不谈。希望同志们有闲空的时候，不妨随时入座，无不竭诚欢迎。”
虽说这块“小小的园地”谈论的话题不限，但实际上主要还是着力于介绍沪上的咖啡馆，津津乐道于当时流行的所谓波西米亚情调。《咖啡座》栏目下先后发表了《张若谷与咖啡》（直）、《腊丁区“波西米亚人的生活”》（复）、《上海珂琲》（慎之）、《忒珈钦谷——霞飞路俄国咖啡店小坐速记》（若谷）、《从郁达夫说到咖啡店一女侍》（若谷）、《咖啡店的女侍》（梧）……这些小品文在“咖啡”这一舶来品上做足了文章，显示了当时洋场文人的趣味所在。
慎之的这篇《上海珂琲》，标题并非泛指上海滩的咖啡馆，而是特指沪上新开的一家咖啡店，店名即为“上海珂琲”（当时“咖啡”也写作“珂琲”）。对于这家咖啡店的名称和地点，文章里是有交代的，“这一家珈琲店名为‘上海珈琲’、在所谓神秘之街的北四川路上、并且就在‘新雅茶室’的隔壁。”
新雅茶室位于四川北路虬江支路口，据1931年《上海商业名录》，“新雅茶店”（或“新雅茶室”），其正式名称为“新雅商店”，经营内容有粤菜、茶店、食品。4在8月6日《申报》刊登的《张若谷与咖啡》一文中，也对这家茶室有介绍：“号称为‘神秘之街’的北四川路上新开一爿茶室，位置在虬江路口，取名新雅。这新雅茶室，顾名思义，当然不是旧式的茶馆，不是提鸟笼、抽水烟、嗑西瓜子一般朋友的俱乐部，而是Modernlize的。因此，在每星期日的上午，便有许多‘文艺界同人’在那里聚晤。若谷先生，不消说，当然是其中重要的一员了。”
“上海咖啡”和“新雅茶室”紧邻，都在四川北路虬江路一带。《申报》的作者称北四川路为“神秘之街”，原因大约有二：
，当时的虹口，包括北四川路一带，逐渐沦为日本人的势力范围，是多种政治力量的博弈场。如1928年3月31日《申报》第15版刊登《昨晚有恒路之血案》一则报道：“昨晚九时许，虹口密勒路有恒路口，日人所开之第二黑头巾咖啡酒店前，发生日本水兵用刀戳死黄包车夫事……”这一事件发生在虹口的地界上，“密勒路有恒路”，即今虹口峨眉路东余杭路口。可见在中国人的土地上日人之飞扬跋扈，虹口逐渐沦为三不管地带，当局很难插足管理。
第二，这里有不少日本人、俄国人开设酒吧间、咖啡馆、舞厅，甚至还有日本人开设的妓院，是继四马路之后新崛起的色情娱乐消遣场所。十月革命后，大量俄罗斯人流亡到沪上，开设咖啡馆、酒吧、舞厅，法租界的霞飞路“是俄国布尔希维克得意后失败党的migrants丛聚之所。”5“除霞飞路外，当推杨树浦及北四川路与靶子路一带。此辈生活，较诸霞飞路一带者为低，率皆充警务人员，书记，及乐师之类。虽不能谓为温饱，犹足自糊其口。此外更有极穷之流浪者，日徜徉于街衢，叫售肥皂绒毯等物，夜则蜷栖于闸北之俄教堂，乞人之残肴剩饭以果腹，王孙末路，殊可怜也。”
1928年、1929年，北四川路一带迅速发展为“娱乐一条街”，鱼龙混杂，藏污纳垢，不能不令当局忧心忡忡。1930年2月16日至6月，《申报》连续发布市府禁令，试图整治该地段：“本埠虬江路俄国酒排间、自经上海特别巿政府派员饬查得、确有藏垢纳污伤风败俗情事、业经令饬公安局克日查禁、以期改良风化、整饬社会……” “沪北虬江路一带俄国酒排间及咖啡馆、暨日本妓院等、均系不正当营业、既伤风化、又碍市政进行、曾经令饬市公安局饬所属区署勒限搬迁、或改营正当业务……”这里已然成为政府的一块心病，故下决心整治。但在当时的情势下谈何容易。
当然，1928年的北四川路还没有这么混乱不堪，这里的咖啡馆等业务正处于起步阶段，更多地被视为法租界霞飞路波西米亚情调的延伸。《上海珂琲》的作者显然也是出于这样一种趣味，向读者介绍沪上出现的这家“文艺咖啡店”。此文作者署名“慎之”，不知是哪一位的笔名。从行文看，未必一定是创造社人士，因为这位“慎之”似乎全然不了解创造社与鲁迅、郁达夫之间紧张对立的关系。当然，郁达夫一见此文就认定是“革命广告”，恐怕也不是没有理由。《上海珂琲》一文究竟是不是创造社人打出的广告，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看看郁达夫和鲁迅的反应。
尽管《上海珂琲》一文没有交代这间咖啡店的创办者，但鲁迅、郁达夫显然都很清楚这是创造社人士开设的咖啡店。郁达夫此时已与创造社决裂。因此，郁达夫一见此文，即认定这是一则创造社的“革命广告”，自然气不打一处来，当天就作“随感录”一篇，对那些打着“革命”旗号的人加以挖苦。
对为何要在几乎每一个词前面加“革命”二字，他特意加“注”解释道：“现在革命流行，在无论什么名词上面，加上一个‘革命’，就可以出名，如革命文艺，革命早饭，革命午餐，革命大小便之类。所以我也想在这里学学时髦，在无论什么名词之上加以革命两字，不过排字房的工人的苦处，我也知道。所以以后若铅字不够的时候，只好以〇〇来代替革命两字。读者见到〇〇，就如念阿弥陀佛者之默诵佛号一样，但在心里保存一个革命‘意德沃罗基’就对了。”郁达夫退出创造社，主要原因是他反对“利用创造社来做政治性文化宣传的策源地”，与郭沫若诸人有分歧。因此他这篇文章狠狠地讽刺了冠以“革命”二字的创造社。
同样，自1928年初开始，创造社诸人群起围攻鲁迅，如今鲁迅看到《申报》居然把自己和创造社开设的这家“上海咖啡”牵扯在一起，甚至被作为广告招牌，自然无法保持沉默。他声明自己不会进这间咖啡店，还陈述了几条理由，笔笔皆刺向创造社的“革命文学家”：“这样的乐园，我是不敢上去的，革命文学家，要年青貌美、齿白唇红，如潘汉年叶灵凤辈，这才是天生的文豪，乐园的材料……即使我要上去，也怕走不到，至多，只能在店后门远处彷徨彷徨，嗅嗅咖啡渣的气息罢了。你看这里面不很有些在前线的文豪么，我却是‘落伍者’，决不会坐在一屋子里的。
跟郁达夫有所区别，鲁迅主要针对的是革命者的浪漫姿态，而不是“革命”本身。鲁迅当时与创造社论战正酣，他显然不会去光顾“上海咖啡”，为创造社打广告。但他对革命咖啡店的描写却活灵活现、入木三分。
稍后，鲁迅主编的《语丝》还刊发了一篇《无产阶级的咖啡店》，文章进一步披露了这间咖啡店的情况。
文中提到的“伯琪”当为郑伯奇。由此文可知，这家咖啡店楼下卖书，楼上则开咖啡店，里面有两位女侍。文章指出这家咖啡店的老板是“某社”的“某某几位”革命文学家，“某社”即指创造社。鲁迅给章廷谦的信里就明确说“创造社开了咖啡店”。郁达夫的《革命广告》中说“有一位革命同志，棍（滚？）了一位革命女人和几千块革命钱，在开革命咖啡馆。”这一说法想必也有一定依据，但无法查证。
对这个咖啡店，创造社人却很少提及。郑伯奇后来的回忆文章里曾提到过一笔：“我在创造社中是分管总务的，创造社的那个咖啡馆就是我经办的，开办时间约在与鲁迅论战期间，名称叫上海咖啡店，记得开张后去喝咖啡的人很多。当时上海还有一个公啡咖啡馆，好像是外国人开的，左联成立后开会可能就是在这个咖啡馆，因为这个地方一般中国人是不去的，外国人对喝咖啡的人又不注意，比较安全。在我的记忆里好像没有在创造社的上海咖啡馆里开过什么会。”12
据张资平1932年时的回忆，1928年5月成仿吾赴日本后，创造社由3位常务理事共同负责：“以我负经济的部分，独清负编辑的部分，伯奇负庶务的部分。”这与郑伯奇的回忆是吻合的。
马国亮的《咖啡》一文里说“上海咖啡”是张资平所开，这一说法被很多人所引用。1928年5月成仿吾离开后，张资平是创造社的实际负责人，因此这么说也未尝不可，但不尽准确。1928年7月创造社出版部迁至上海北四川路老靶子路北首51号，开设出版部并兼营咖啡店。这间“上海咖啡”属于创造社出版部名下，是以创造社的名义开的，不能说是张资平个人的。
以上就是鲁迅笔下的“革命咖啡店”的基本情况。1928年夏，创造社一方面因出版左翼进步书籍而一再遭到当局查封，另一方面，内部人事纠葛不断，出于种种考虑，出版部在迁移到老靶子路（即今四川北路虬江路一带）后，顺应潮流开设咖啡店。此举既能缓解经济压力，又能吸引沪上文人驻足，一举两得。然而《申报》上“慎之”的介绍文章，把论争对手鲁迅和郁达夫拉扯进来，结果引来一顿无情的嘲讽。由于无法查明“慎之”的身份，因此很难说这究竟是创造社有意为之的广告，还是这位作者不明情况，无端多事而捅了马蜂窝？两种情况都可能存在，但做广告的嫌疑不小。因为，对于郁达夫和鲁迅的澄清，创造社这次居然一言不发，并未予以正面的回应。
当然，创造社可能也有自己的考虑：，虽然《上海珂琲》一文无意中惹了郁达夫和鲁迅，但他们二人的回应正好可以为他们做广告，扩大影响；第二，自成仿吾、李初梨、朱镜我等一批人走后，创造社批判的声势已经大大减弱，留下来的郑伯奇、张资平、王独清等人更愿意息事宁人；第三，有很多人指出，1928年初骤然爆发的“革命文学论争”，来得突然，去得倏然，可能是创造社接到了来自某方面的指示。据郑超麟回忆，1928年5月他曾代表党中央与创造社开会，1928年6月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后，更加紧了对创造社的指导工作。巧的是，自1928年5月起，创造社对鲁迅的围攻声势大大减弱。1928年8月鲁迅接连发表了《革命咖啡店》《文坛的掌故》两篇文章，对创造社进行讨伐，创造社这边却几乎没有回应。这似乎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以上只是推测，未必准确。总之，创造社对鲁迅、郁达夫的嘲讽不做回应，这种姿态值得琢磨。更令人想不到的是，鲁迅1928年还声明从不进咖啡店，时隔一年却跟创造社人一起坐在“公啡咖啡馆”里召开左联筹备会议，为此有人指出这是不无讽刺性的一幕。应该说，鲁迅当时声明自己从不进咖啡店是事实，1928年咖啡还是西方传来的新鲜事物，对鲁迅这样的老茶客来说，一时还不能接受，需要一个过程。而他对“革命咖啡店”的嘲讽，并不仅仅是意气用事地针对创造社，更多地反映了他对革命的认识和思考。
而就创造社这方面看，从1927年北伐战争后，创造社也在急剧地变革和分流，一些人离开，一些人加入，表面上看是人事纠葛、经济纠葛，而骨子里则是思想意识形态的冲突。也正因为如此，创造社越来越不见容于国民党当局，创造社出版的进步刊物屡遭查禁，1929年2月7日创造社出版部被国民党当局查封，此后创造社遂与太阳社等其他革命文学团体携手联合，并终在中共高层的指导下与鲁迅携手，于1930年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是两者能坐在同一家“革命咖啡店”的前提。
后，因为没有确切资料，只能对“上海咖啡”的结局做一点推断。创造社率先在出版门市部开设咖啡店，在当时引起一些书店的仿效。1931年红叶书店在海宁路口开设出版门市部，兼营咖啡座，打出的广告中就有一句——“不让创造社专美于前”。17可见创造社开咖啡店是出名的。但从种种迹象看，创造社名下的“上海咖啡”并没有能够维持多久。
就在创造社被关闭前后，“上海咖啡”里闹出了不小的风波。1929年2月5日《申报》第15版刊登一则《大学教员与女招待冲突》的报道，发生冲突的地点正是“上海咖啡店”。
对这件事，《申报》还有一则后续报道。
从这则报道看，当时沪上某些报纸对上海咖啡店进行了攻击，添油加醋，无中生有，对创造社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很难说这只是小报的行径，还是背后有某种政治意图。总之，创造社因咖啡店女侍风波而被拖累，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此事是否直接导致创造社被查封，则需要进一步探究。
创造社被封，“上海咖啡”恐怕也保不住了。即便由他人接手，此后仍挂着“上海咖啡”的招牌，也不再是鲁迅笔下的那家“革命咖啡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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