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通览·北京四合院

 

人类的居住环境与生产活动息息相关。北京民居建筑的变迁历史悠久，早可追溯到山洞穴居时期，即距今60万~70万年的周口店“北京人”时期。到距今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生产技能的提高使得华夏民族的祖先纷纷告别原来的山洞穴居生活，来到靠近水源的开阔地带，开始建造半地穴式的住宅。北京平谷区北埝头有10余座居住遗址。通过考古学者对发现的柱洞和半地穴形式的建筑遗址复原，可以看到中国古老民居的真实面貌。元至元九年（1272），元世祖忽必烈迁都燕京，改名为大都，开始规划和建设都城，一座周长28.6千米，面积约50平方千米，纵横9条干道，划分50坊的东方大都市拔地而起。城市中东西走向街道多以胡同命名，胡同与胡同的间距一般约为77米。 南北胡同辖内的空地便是居民修建住宅的空间。同时忽必烈诏命：“诏旧城居民之迁京者，以赀高及居职者为先，乃定制以地八亩为一份……” 规定了达官显贵的宅院规模一般为八亩（一亩约为666.7平方米）。北京的四合院便在此时出现，可惜因朝代更迭的战事毁坏而没能保存至今。1965年拆除德胜门附近北城墙时，发现10余座元代民居的地基遗址。其中以后英房胡同元代四合院遗址为代表。根据发掘遗址判断，这座院落由主院及东西跨院组成，总面积约2000平方米。主院三间北房建于80厘米高的砖石台基上，前出廊后出厦，并有东、西耳房。北房两侧有东、西厢房。东跨院已经分成前后两部分，主建筑位于后部，四面房屋向中围合，北房，东、西厢房，南房均为三间，南北房间由一条三间柱廊串通起来，形成一个工字形的建筑格局，为宋代较常见建筑形式。反映了蒙元政权南迁后的早期建筑融合了宋代汉族住宅的特点。明、清两朝是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的成熟时期，合院式建筑在建筑理念、建筑文化和建筑技术等方面走向高峰，分化出不同的地域类型。除了北方典型的北京四合院之外，还有江浙一带的“四水归堂”、徽州民居的“马头墙式”、闽南和客家的土楼、两广地区的“广厦连屋”和云南地区的“一颗印”民宅。明灭元之后，对元大都既没有完全毁坏，也没有全盘利用。明代北京城的格局分布遵循了元大都城的规划理念，嘉靖三十二年（1553）修建外城，终定格了今日北京主城区倒凸字形的格局，也正式启动了北京南城的城市发展，促使南城四合院民居建筑规模不断壮大。明代初期，北京四合院前出廊后出厦的形式得以沿用，正房去掉了砖石台基前的高露道，抄手游廊也取代了正房两侧封闭的围墙。清代四合院建造承袭明制，《天咫偶闻》记载“内城诸宅多明代勋戚之旧，而本朝世家大族，又互相仿效，所以屋宇日华”。据不完全统计，《乾隆京城全图》中共记有大小四合院26000多所。 清代北京四合院发展体现了城市不同地域的功能与特点，“东富西贵”现象的出现即标志，即东城多富宅，西城多府邸。《天咫偶闻》卷十记载：“京师有谚云：东富西贵，盖贵人多住西城，而仓库皆在东城。”在城东，明代以来积水潭漕运逐渐废止并被通州到朝阳门的陆路运输所取代，海运仓、南门仓、禄米仓等运粮仓库带动周边货运贸易的兴盛，迅速繁荣城东经济。在此经营致富的富豪阔商们也多在城东购地建宅。富商宅院代表了清代城东四合院的显著特点。在城西，清军入关后，八旗兵丁进驻城内外，由皇帝亲率的正黄旗驻扎皇城的西北部。皇城内，清代皇帝下朝时的办公场所多设在南书房、养心殿等，位于北京城的心脏——紫禁城的中西部。同时，清代康雍乾三朝在京城西北修建“三山五园”等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皇帝夏天在其中居住办公，清代北京城的政治中心转移到城西，皇室重臣们为方便朝务政事，也多将府邸建在城西，因而这里汇聚了众多等级高、规模大的府邸和大型多路四合院。南城的普通四合院民宅与会馆是北京四合院发展的又一主要表现。清顺治元年（1644），清兵入关并迁都至北京，进京不久，顺治五年（1648）便实行满汉分城居住，原先的汉人全部迁到南部外城居住，内城留给满蒙贵族和八旗兵丁，每间房屋的补偿仅为四两白银。这一民族不平等的分治政策使得北京城民居分布经历又一次大变迁。大量汉族平民百姓迁至南城后，仅能居住在分布更加稠密、布局更加简单的普通一进式四合院中，元代以来的四合院格局被彻底打破。这些建筑形制和规模等级较低的“平民”四合院基本奠定了今天北京南城民居格局的基础。这次满汉分治同时历史性地推动了北京外城的城市建设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