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32742189
★柴静关注的现代环保运动肇始之作
★刘慈欣《三体》科幻小说的直接源头
★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十大重要著作之一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美国副总统戈尔作序
★著名环保活动家梁从诫作中文版序
本书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早也*有说服力的呼吁保护生态平衡、拯救地球的开山之作。 一九九二年，一个由杰出美国人组成的小组推选《寂静的春天》为近五十年来**有影响力的书。经历了这些年来的风雨和政治论争，这本书仍是一个不断打破自满情绪的理智的声音。这本书不仅将环境问题带到了工业界和政府的面前，而且唤起了民众的注意，它也赋予我们的民主体制本身以拯救地球的责任。
卡森在书中写道：“一种奇怪的寂静笼罩了这个地方。园后鸟儿寻食的地方冷落了。在一些地方仅能见到的几只鸟儿也气息奄奄，它们战抖得厉害，飞不起来了。这是一个没有声息的春天。这儿的清晨曾经荡漾着乌鸦、鸫鸟、鸽子的合唱以及其他鸟鸣的音浪；而现在一切声音都没有了，只有一片寂静覆盖着田野、森林和沼地”。
《寂静的春天》1962年在美国问世时，是一本很有争议的书。它那惊世骇俗的关于农药危害人类环境的预言，不仅受到与之利害攸关的生产与经济部门的猛烈抨击，而且也强烈震撼了社会广大民众。你若有心去翻阅本世纪60年代以前的报纸或书刊，你将会发现几乎找不到“环境保护”这个词。这就是说，环境保护在那时并不是一个存在于社会意识和科学讨论中的概念。确实，回想一下长期流行于全世界的口号——“向大自然宣战”、“征服大自然”，在这儿，大自然仅仅是人们征服与控制的对象，而非保护并与之和谐相处的对象。人类的这种意识大概起源于洪荒的原始年月，一直持续到20世纪。没有人怀疑它的正确性，因为人类文明的许多进展是基于此意识而获得的，人类当前的许多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也是基于此意识而制定的。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次对这一人类意识的*正确性提出了质疑。这位瘦弱、身患癌症的女学者，她是否知道她是在向人类的基本意识和几千年的社会传统挑战？《寂静的春天》出版两年之后，她心力交瘁，与世长辞。作为一个学者与作家，卡森所遭受的诋毁和攻击是空前的，但她所坚持的思想终于为人类环境意识的启蒙点燃了一盏明亮的灯。
作者的话
致谢
一 明天的寓言
二 忍耐的义务
三 死神的特效药
四 地表水和地下海
五 土壤的王国
六 地球的绿色斗篷
七 不必要的大破坏
八 再也没有鸟儿歌唱
九 死亡的河流
一○ 无人幸免的天灾
一一 超越波吉亚家族的梦想
一二 人类的代价
一三 通过一扇狭小的窗户
一四 每四个中有一个
一五 大自然在反抗
一六 崩溃声隆隆
一七 另一条道路
附录
参考文献
译者后记
蕾切尔卡森的名著《寂静的春天》，我在中译本出来后就读过。早在一九六二年，它就为人类用现代科技手段破坏自己的生存环境发出了声警报。但是在当年的美国，却遭到与农药相关企业的猛烈抨击和某些舆论的嘲弄。我佩服卡森女士的科学精神、远见和胆识。历史终证明，尽管当时她是极少数，真理却在她的一边。
按一般常识来说，后发展国家理应避免走别人已付出过代价的弯路。但是，中国却重复了，并仍在重复着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先污染，再治理”的路，而且污染后肯不肯治理，能不能治理，也还是个问题。
卡森的书出版之时，中国刚刚经历过所谓的”大跃进”年代，”战天斗地”的口号还在喊得震天响，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类次专门为环境问题而举行的国际大会——斯德哥尔摩会议，是《寂静的春天》初版十年后的一九七二年召开的。那时中国刚恢复联合国席位，收到了这次会议的邀请。当时国内的宣传口径是：环境问题是资本主义典型的社会弊病，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够承认也有环境污染问题呢？中国政府难免犹豫是否派团出席（这是我在一次环保聚会上，亲耳听到当年出席斯德哥尔摩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讲的）。由此可见，在当时的中国，连政府中不少高级领导人也还浑然不知环保为何事，更何况普通百姓？
中国的环境问题说到底，还不仅是个技术或政策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而其根本症结，就在于上世纪中期由于对主张控制人口的学者马寅初的批判，导致了中国人口的急剧膨胀，使中国人口与生存资源和环境容量的比例迅速失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历史条件，在人口与资源比紧张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却迎来了其、快的时期。这就使中国的环境问题显得空前尖锐。
卡森在她的书里，着重讲了化学制剂，主要是农药，特别是杀虫剂对环境的污染问题。但是环顾今天中国，污染环境的岂止是一般化学制剂，整座整座的工厂，尤其是设备简陋、缺乏起码的环境保护措施和意识的乡镇企业，将自己的未经处理的生产污水和工业废弃物直接排放到自然环境中去，把天然河流干脆当成下水道、垃圾坑来使用，以致沿着这些污水河，出现了大量的癌症村和”怪病村”；村子里得癌症和”怪病”而死亡的人数比例高得让人揪心。
其实，中国今天面临的环境问题，要比上世纪六十年代卡森笔下所描述的情景不知要严重多少倍。仅举一例：卡森将自己的这本著作起名为”寂静的春天”，是因为对于普通的美国人来说，在自家后院里听不到鸟鸣，是件会使人猛然吃惊的大事。可是请大家回忆一下，我们中国城市居民，什么年代曾在自家后院或附近听到过鸟鸣呢？对于中国人来说，环境问题已远远不止是什么听不听得见鸟鸣，而是人能不能正常生存的问题了。
我们知道，正是卡森这本书的出版，促成了美国个民间环保团体的建立。而个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环保团体在中国的出现，却是在整整三十年之后，即九十年代初。由于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多数成立不超过十年的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在各方面还是软弱、幼稚和经验不足的。它们刚刚尝试着为社会大众的环境利益而呐喊。这种呐喊，遭到了那些靠牺牲环境赚取利润的企业的反抗也是意料中事；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有一些所谓的学者，居然也公然站出来为那些一心只想着利润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根本无视环境和生态保护的企业和地方政府辩解，甚至恶言诋毁初生的民间环保组织。这说明，在中国这个缺乏非政府组织传统的社会中，要使人们普遍认识到非政府组织是老百姓表达意见的一种渠道，是创建一个民主、和谐的社会的必要因素，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人民希望实现”小康社会”，希望多数人都能过上富裕生活，这种追求是很正常的，完全无可厚非。但也不能忘记，追求富裕是要付出代价的，其代价之一就是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环境负荷的增加。中国人必须学会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而决不能以预支我们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来换取当代人的”美好生活”。
在中国，非政府环保组织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努力提高亿万普通中国人的环境意识。因为我们深信，只有当多数中国人懂得了环境保护对自己和子孙后代的重要意义时，中国才有可能期盼一个绿色的明天。在这方面，卡森女士的《寂静的春天》将是我们向公众普及环境意识的一个有力的、经典的读本。
梁从诫
梁从诫，中国著名民间环保活动家，多年从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曾参与过《中国大百科全书》早期的筹备和编纂工作；1988 年转到民办的中国文化书院工作；1993 年开始关注民间环境保护活动。1994 年 3 月，领导创建了中国个群众性、会员制的民间环境保护组织——“自然之友”（即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作为会长，梁从诫是“自然之友”各项活动及行政管理的主要组织者和负责人。
【引言】（部分）
作为一位民选官员给《寂静的春天》写序，我心怀谦恭，因为蕾切尔卡森的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已无可辩驳地证明，一种思想的力量远比政治家的力量更强大。一九六二年，当《寂静的春天》首次出版时，在公众政策中还没有”环境”这一条款。在一些城市，尤其是洛杉矶，烟雾已经引起人们关注，但这主要是因为它太显眼，而不是真正认识到它对公众健康的威胁。资源保护——环境保护主义的前身——在一九六○年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两党代表大会上曾经提到，但仅仅是在讨论国家公园和自然资源问题时顺便提及。除了在一般人们很难看到的科技刊物中有那么几个零星的词条外，实际上没有公众讨论滴滴涕及其他杀虫剂或化学药品正在增长的潜在危险。《寂静的春天》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以它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点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如果没有这本书，环境运动也许会被延误很长时间，或者现在还没有开始。
卡森作为一个海洋生物学家，一度曾为联邦鱼类和野生生物局工作，但她和她的书仍遭遇到来自污染获利者的巨大抵制，人们大概不会为此感到奇怪。几家大型化工公司都试图禁止《寂静的春天》出版。当该书摘录在《纽约客》杂志发表时，马上出现了反卡森的大合唱，指责她歇斯底里，是主义者。时至今日，只要有人质疑那些损害环境的既得利益者，此类指责就会随时再现。（我在一九九二年竞选时被贴上了”臭氧人”的标签，当然，这不是为了夸我，但我视它为光荣的标记，我晓得只要提出这些环境问题，总会激起凶猛的——有时是愚蠢的——反应。）当《寂静的春天》出版并为人们广泛阅读时，反对该书作者的势力是可怕的。
对蕾切尔卡森的攻击，可与当年对出版《物种起源》的达尔文的恶毒诽谤相比。甚而，由于卡森是一位女性，很多冷嘲热讽直接拿她的性别说事。称她”歇斯底里”即是典型一例。《时代》周刊另加一条指责，说她使用了”煽情的语言”。她被别人藐视为”自然的女祭司”。她的科学家声誉也同样遭到攻击，她的对手出资大搞宣传，否定她的研究工作。那完全是一场紧锣密鼓、得到充分资助的反面宣传运动，不过它反对的不是一位政治候选人，而是一本书及其作者。
在这场论战中，卡森凭借的是两种决定性力量：谨慎地遵循真理和超凡的个人勇气。她反复地推敲过《寂静的春天》中的每一个段落，这些年来的研究已经表明，她和种种警告都是有不及而无过之。她的勇气和远见卓识已使她远远超出了她挑战那些强大而又高额盈利的工业界的初衷。当写作《寂静的春天》的时候，她忍受了乳房肿瘤切除的痛苦，同时还在接受放射性治疗。书出版后两年，她逝世于乳腺癌。意味深长的是，研究指出，这种疾病与有毒化学品的暴露相联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卡森是在为她自己的生命而写作。
她写作也是为了反对科学革命早期遗留下来的一个传统观念，即男人应是万物的中心和主宰，科学史基本就应是男人主导的历史，这几乎被看成是一个终极状态。当一位女性敢于挑战这一传统时，这一传统的卫道者之一，罗伯特怀特斯蒂文，用一种现在看来既傲慢又离奇得如平面地球理论那样的话语回答说：”此争论赖以支撑的症结问题是，卡森小姐坚持认为自然平衡是人类生存的主要力量；而当代化学家、生物学家和科学家坚信人类正牢牢地控制着大自然。”
后，政府和民众都卷入了这场运动——不仅仅是看过这本书的人，还有那些通过报纸和电视知道这本书的人。当《寂静的春天》的销售量超过五十万册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为它制作了一个长达一小时的节目，甚至当两大出资人因此而撤消了对哥伦比亚公司的赞助后，该电视网还继续广播宣传。肯尼迪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讨论了这本书，并指派了一个专门小组调查书中的结论。当这个专门小组报告他们的结果时，他们的报告书成了对企业和官僚熟视无睹的起诉，这个报告是对卡森关于杀虫剂潜在危害的警告的确认。此后不久，国会开始召开听证会，并成立了批基层环境保护组织。
《寂静的春天》播下的新行动主义的种子如今已成长为历史上伟大的群众力量之一。当一九六四年春天蕾切尔卡森逝世时，人们已经明白她的声音是不可能被掩盖的。她唤醒的不止是我们国家，还有整个世界。《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可视为当代环境保护运动的起始点。
蕾切尔卡森告诉我们，杀虫剂的滥用与我们的基本价值观相违背：坏的情况是它们制造出了她所说的”死亡的河流”；好的情况是它们引起缓和的危害，但却几乎没有什么长期效益。一个诚实的结论是，在《寂静的春天》出版二十二年之后，法律、法规和政策系统都没有引起足够的反应。卡森不仅熟知环境，也了解政界的非同一般之处，她已预期到失败的原因。在当时几乎无人谈及与特别利益相关的金钱与势力这一孪生污垢时，她即在园林俱乐部讲演时指出：”好处……都给了那些企图阻止修正法案的人。”她甚而谴责政府减低竞选开支税（本届政府正在寻求废除）的政策，她指出，这种减税”意味着，说具体一点，化工工业现在可以以更低廉的代价来阻止未来的立法努力……希望不受法律约束而自行其事的工业界现在实际上已从它们的争斗中获利”。简言之，她大胆设想的农药问题会因为她明智预言的政治问题的存在而长期存在。清理污染必须先清理政治。
许多人参与缔造了克林顿戈尔政府的处理杀虫剂的新政策。其中重要的也许是一位女性，她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后一年是一九五二年，她从一个中级职务上辞职，是为了能够全身心投入写作，不再只用周末和晚上。从精神上说，蕾切尔卡森出席了本届政府的所有重要的环境会议。我们也许还没能一下子做到她所期待的一切，但我们正在朝她所指明的方向前进。
一九九二年，一个由杰出美国人组成的小组推选《寂静的春天》为近五十年来有影响力的书。经历了这些年来的风雨和政治论争，这本书仍是一个不断打破自满情绪的理智的声音。这本书不仅将环境问题带到了工业界和政府的面前，而且唤起了民众的注意，它也赋予我们的民主体制本身以拯救地球的责任。纵使政府不关心，消费者们的力量也会越来越强烈地反对农药污染。降低食品中的农药含量目前正成为一种食品促销手段，也同样正成为一种道德规范。政府必须行动起来，而人民也要当机立断。我相信，人民群众不再会允许政府无所作为，或做错误的事情。
蕾切尔卡森的影响已超越了她在《寂静的春天》中所谈及问题的疆界。她将我们带回到一个基本观念，这个观念在现代文明中已丧失到令人震惊的地步，这个观念就是：人类与大自然的融洽相处。《寂静的春天》犹如一道闪电，次向人们显示出什么才是我们这个时代重要的事情。在《寂静的春天》的后几页中，卡森引用了罗伯特弗罗斯特关于”人迹罕至”的道路的著名诗句，来描述我们所面临的选择。已有人尝试走这条路了，但几乎无人像卡森那样将整个世界领上这条道路。她的作为、她所揭示的真理，以及她激发起的科学研究，不仅是对限制使用杀虫剂的有力论证，也是对个人能带来重大变化的有力证明。
2007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
说到绿色、生态、环境、低碳，人们都会想起1962年出版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一书。 ……中国人对于环境生态的重视，并不逊于外国，而且还早于外国。……当下兴起一种说法，就是绿色GDP。这种说法是说真正的国民财富应该是从现行GDP土地中扣除自然资源的退化，环境污染，管理不善等因素的成果，之后得出来的财富净值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的经济。如果绿色GDP成为负值，那将是国家经济的失败，有污染不可怕，大自然可以修复它。但是如果自然界对污染的修复也成了负值，那么人类毁灭也将进入倒计时。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胡德平
早在一九六二年，它就为人类用现代科技手段破坏自己的生存环境发出了*声警报。但是在当年的美国，却遭到与农药相关企业的猛烈抨击和某些舆论的嘲弄。我佩服卡森女士的科学精神、远见和胆识。历史*终证明，尽管当时她是极少数，真理却在她的一边。
中国人必须学会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而决不能以预支我们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来换取当代人的“美好生活”。
――中国著名环保活动家：梁从诫
《寂静的春天》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以它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点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如果没有这本书，环境运动也许会被延误很长时间，或者现在还没有开始。
一九九二年，一个由杰出美国人组成的小组推选《寂静的春天》为近五十年来*有影响力的书。经历了这些年来的风雨和政治论争，这本书仍是一个不断打破自满情绪的理智的声音。这本书不仅将环境问题带到了工业界和政府的面前，而且唤起了民众的注意，它也赋予我们的民主体制本身以拯救地球的责任。
――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美国前副总统：戈尔
今天下午碰到写《哈佛经济学笔记》的陈晋，说到一个故事。说DDT当年是消灭蚊虫的，减少传播致命的疟疾。Rachel Carson在1962年出《寂静的春天》，说鸟语花香在几十年后因为环境恶化不见了，罪魁祸首之一是DDT，书出版后，很多地方禁止使用DDT，但与此同时，2000万儿童死于疟疾。“有人指责她杀的人比斯大林还多”。故事是陈晋在哈佛的课堂上，听经济学家普利其特说的。 他的意思是“很多时候，好的用心未必直接带来好的结果”。
这个故事让我意外，做新闻的人，多多少少都知道《寂静的春天》，这本书被认为是本世纪一百篇*新闻作品之一，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引发了美国甚至全世界的环境运动。我国停用DDT，也可以说源头来自这儿。美国的前副总统戈尔，把Rachel Carson的照片和那些总统，总理们的照片一块悬挂在他办公室的墙上。他说“她对我的影响与他们一样，甚至超过他们，超过他们的总和！”
——媒体人：柴静
明天的寓言
从前，在美国中部有一个城镇，这里的一切生物看来与周围环境相处得很和谐。这个城镇坐落在像棋盘般整齐排列的欣欣向荣的农场中央，庄稼地遍布，小山下果园成林。春天，繁花像白色的云朵点缀在绿色的原野上；秋天，透过松林的屏风，橡树、枫树和白桦闪射出火焰般的彩色光辉，狐狸在小山上吠鸣，鹿群静悄悄穿过笼罩着秋天晨雾的原野。
沿着小路生长的月桂树、荚蒾和赤杨树，以及巨大的羊齿植物和野花，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使旅行者目悦神怡。即使在冬天，道路两旁也是美丽的地方，那儿有无数小鸟飞来，在雪层上露出的浆果和干草的穗头上啄食。郊外事实上正以其鸟类的丰富多彩而驰名，当迁徙的候鸟在整个春天和秋天蜂拥而至的时候，人们都长途跋涉来这里观鸟。也有些人来小溪边捕鱼，这些洁净又清凉的小溪从山中流出，形成了绿荫掩映的生活着鳟鱼的池塘。野外一直是这个样子，直到许多年前的一天，批居民来到这儿建房、挖井和筑仓，情况才发生了变化。
从那时起，一个奇怪的阴影遮盖了这个地区，一切都开始变化。一些不祥的预兆降临到村落里：神秘莫测的疾病袭击了成群的小鸡，牛羊病倒和死去。到处是死亡的阴影，农夫述说着他们家人的疾病，城里的医生也愈来愈为他们病人中出现的新的疾病感到困惑。不仅在成人中，而且在孩子中也出现了一些突然的、不可解释的死亡现象，这些孩子在玩耍时突然倒下，并在几小时内死去。
一种奇怪的寂静笼罩了这个地方。比如，鸟儿都到哪儿去了呢？许多人谈论着鸟儿，感到迷惑和不安。园后鸟儿寻食的地方冷落了。在一些地方仅能见到的几只鸟儿也气息奄奄，战栗得很厉害，飞不起来。这是一个没有声息的春天。这儿的清晨曾经荡漾着乌鸦、鸫鸟、鸽子、樫鸟、鹪鹩的合唱，以及其他鸟鸣的音浪；而现在一切声音都没有了，只有一片寂静覆盖着田野、树林和沼泽。
农场里的母鸡在孵窝，却没有小鸡破壳而出。农夫抱怨着他们无法再养猪了——新生的猪仔很小，小猪病后也只能活几天。苹果树开花了，但花丛中没有蜜蜂嗡嗡飞来，所以苹果花没有得到授粉，也不会有果实。
曾经一度是多么吸引人的小路两旁，现在却仿佛是火灾浩劫后残余的焦枯的植物。被生命抛弃了的地方只有一片寂静，甚至小溪也失去了生命；钓鱼的人不再来访，因为所有的鱼已经死亡。
在屋檐下的雨水管中，在房顶的瓦片之间，一种白色的粉粒还露出稍许斑痕。在几星期之前，这些白色粉粒像雪花一样，降落到屋顶、草坪、田地和小河上。
不是魔法，也不是敌人的活动使这个受损害的世界的生命无法复生，而是人们自己使自己受害。
上述的这个城镇是虚设的，但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上千个这种城镇的翻版。我知道并没有一个村庄经受过如我所描述的全部灾祸；但其中每一种灾难实际上已在某些地方发生，并且确实有许多村庄已经蒙受了大量的不幸。一个狰狞的幽灵几乎在不知不觉中向我们袭来，这个想象中的悲剧可能会很容易地变成一个我们大家都将知道的活生生的现实。
是什么东西使得美国无数城镇的春天之声沉寂下来了呢？这本书想尝试着给予解答。
二
忍耐的义务
地球上生命的历史一直是生物及其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地球上植物和动物的自然形态和习性都是由环境造成的。就地球时间的整个阶段而言，生命改造环境的反作用实际上一直是比较微小的。仅仅在出现了生命新种——人类——之后，生命才具有了改造其周围大自然的异常能力。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这种力量不仅在数量上增长到产生骚扰的程度，而且发生了质的变化。在人对环境的所有袭击中，令人震惊的是空气、土地、河流和海洋受到了危险、甚至致命物质的污染。这种污染在很大程度上是难以恢复的，它不仅进入了生命赖以生存的世界，而且也进入了生物组织内部。这一邪恶的环链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逆转的。在当前这种环境的普遍污染中，在改变大自然及其生命本性的过程中，化学药品起着有害的作用，它们至少可以与放射性危害相提并论。在核爆炸中所释放出的锶90，会随着雨水和飘尘争先恐后地落到地面，停留在土壤里，然后进入生长的野草、谷物或小麦里，并不断进入人的骨头里，一直保留在那儿，直到完全衰亡。同样地，撒向农田、森林和菜园里的化学药品也长期地存于土壤里，然后进入生物的组织中，并在一个引起中毒和死亡的环链中不断传递迁移。有时它们随着地下水流神秘地转移，等到再度显现出来时，它们会在空气和阳光的作用下结合成为新的形式，这种新物质可以杀伤植物和家畜，使那些曾经长期饮用井水的人受到不知不觉的伤害。正如艾伯特·施韦策所说：“人们恰恰很难辨认自己创造出来的魔鬼。”
现在居住于地球上的生命从无到有，已过去了千百万年。在这个时间里，不断发展、进化和演变着的生命，与其周围环境达到了一个协调和平衡的状态。在严格塑造并支配生命的环境中，包含着对生命有害和有益的元素。一些岩石放射出危险的射线，甚至在所有生命从中获取能量的太阳光中也包含着具有伤害力的短波射线。生命要调整它原有的平衡所需要的时间，不是以年计而是以千年计。时间是根本的因素，但是现今的世界变化之快已来不及调整。
新情况产生的速度和变化之快，已反映出人们激烈而轻率的步伐胜过了大自然的从容步态。放射作用远在地球上还没有任何生命以前，就已经存在于岩石的基本辐射、宇宙射线爆炸和太阳紫外线中了；现在的放射作用是人们干预原子时的人工创造。生命在本身调整中所遭遇的化学物质，再也远远不仅是从岩石里冲刷出来和由江河带到大海去的钙、硅、铜以及其他的无机物了，它们是人们发达的头脑在实验室里所创造的人工合成物，而这些东西在自然界是没有对应物的。
就大自然的范围来看，去适应这些化学物质是需要漫长时间的；它不仅需要一个人一生的时间，而且需要许多代。即使借助于某些奇迹使这种适应成为可能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新的化学物质像涓涓溪流般不断地从我们的实验室里涌出；单是在美国，每一年几乎有五百种化学合成物付诸应用。这些数字令人震惊，而且其未来含义也难以预测。可想而知，人和动物的身体每年都要千方百计地去适应五百种这样的化学物质，而这些化学物质完全都是生物未曾经验过的。
这些化学物质中，有许多曾应用于人对自然的斗争。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以来，二百多种基本的化学物品被创造出来，用于杀死昆虫、野草、啮齿动物和其他一些用现代日常用语称之为“害虫”的生物。这些化学物品以几千种不同的商品名称销售。
这些喷雾药、粉剂和气雾剂现在几乎已普遍地被农场、园地、森林和住宅所采用，这些未加选择的化学药品具有杀死每一种“好的”和“坏的”昆虫的力量，它们使得鸟儿的歌唱和鱼儿在河水里的翻腾静息下来，使树叶披上一层致命的薄膜，并长期滞留在土壤里——造成这一切的本来的目的可能仅仅是为了消除少数杂草和昆虫。谁能相信在地球表面上施放有毒的烟幕弹，怎么可能不给所有生命带来危害呢？它们不应该叫做“杀虫剂”，而应称为“杀生剂”。
使用药品的整个过程看来好像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螺旋形的上升运动。自从滴滴涕可以被公众应用以来，随着更多的有毒物质的不断发明，一种不断升级的过程就开始了。因为按照达尔文适者生存原理这一伟大发现，昆虫可以向高级进化，并获得对某种杀虫剂的抗药性。之后，人们不得不再发明一种致死的药物，昆虫再适应，于是再发明一种新的更毒的药。这种情况的发生同样也是由于后面所描述的原因所致，害虫常常进行“报复”，或者再度复活；经过喷撒药粉后，数目反而比以前更多。因此，化学药品之战永远也不会取胜，而所有的生命都在这场强大的交火中受害。
与人类被核战争所毁灭的可能性同时存在的，还有一个中心问题，那就是人类整个环境已由难以置信的潜在有害物质所污染，这些有害物质积蓄在植物和动物的组织里，甚至已进入生殖细胞，以致于破坏或者改变了决定未来形态的遗传物质。
一些自称为我们人类未来的设计师，曾兴奋地预期总有一天能随心所欲地设计改变人类细胞的原生质，但是现在我们由于疏忽就可以轻易做到这一点，因为许多化学物质，如放射线，一样可以导致基因的变化。诸如选择杀虫药这样一些表面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竟能决定人们的未来，想想这一点，真是对人类极大的讽刺。
这一切都冒险做过了——为的是什么呢？将来的历史学家可能为我们在权衡利弊时所表现的低下判断力而感到无比惊奇。有理性的人们想方设法控制一些不想要的物种，怎么能用这样一种既污染了整个环境又对自己造成病害和死亡的威胁的方法呢？然而，这正是我们所做过的。此外，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即使检查出原因也没有用。我们听说杀虫剂的广泛大量使用对维持农场生产是需要的，然而我们真正的问题不正是生产过剩吗？我们的农场不再考虑改变产量的措施，并付给农夫钱而不让他们生产；因为我们的农场生产出令人目眩的谷物过剩，使得美国的纳税人在一九六二年一年中付了十亿美元以上的钱作为整个过剩粮食仓库的维修费用。当农业部的一个部门试图减少产量时，另一个部门却像它在一九五八年所宣布的：“通常可以相信，在农业银行的规定下，谷物亩数的减少将刺激对化学品的使用，农业以求在现有耕地上取得的产量。”若是这样，对我们所担忧的情况又有何补益呢？
这一切并不是说就没有害虫问题和没有控制的必要了。我是在说，控制工作一定要立足于现实，而不是立足于神话般的设想，并且使用的方法必须是不要将我们随着昆虫一同毁掉。
试图解决某个问题但随之却带来一系列灾难，这问题是我们现代生活方式的伴随物。在人类出现很久以前，昆虫居住于地球——这是一群非常多种多样而又和谐的生物。在人类出现以后的这段时间里，五十多万种昆虫中的一小部分以两种主要的方式与人类的福利发生了冲突：一是与人类争夺食物，一是成为人类疾病的传播者。
传播疾病的昆虫在人们居住拥挤的地方变成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在卫生状况差的条件下，如在自然灾害期间，或者是遇到战争，或者是在贫困和遭受损失的情况下，于是对一些昆虫进行控制就变得非常必要。这是一个我们不久将要看到的严峻事实，大量的化学药物的控制方法仅仅取得了有限的胜利，但它却给试图要改善的状况带来了更大威胁。
在农业的原始时期，农夫很少遇到昆虫问题。这些昆虫问题的产生是随着农业的发展而产生的——在大面积土地上仅种一种谷物，这样的种植方法为某些昆虫数量的猛增提供了有利条件。单一的农作物耕种不符合自然发展规律，这种农业是工程师想象中的农业。大自然赋予大地景色以多种多样性，然而人们却热衷于简化它。这样，人们毁掉了自然界的格局和平衡，自然界靠着这种格局和平衡才能保有自己的生物物种。一个重要的自然格局是对每一种生物的栖息地的适宜面积的限制。很明显，一种食麦昆虫在专种麦子的农田里比在麦子和这种昆虫所不适应的其他谷物掺杂混种的农田里繁殖起来要快得多。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于其他情况下。在一代人或更久以前，在美国的大城镇的街道两旁排列着高大的榆树。而现在，他们满怀希望所建设起来的美丽景色却受到了完全毁灭的威胁，因为一种由甲虫带来的病害扫荡了榆树，如果掺杂混种，使榆树与其他树种共存，那么甲虫繁殖和蔓延的可能性必然受到限制。
现代昆虫问题中的另一个因素是必须对地质历史和人类历史的背景进行考察：数千种不同种类的生物从它们原来生长的地方向新的区域蔓延入侵。英国生态学家查理·艾登在他近的著作《入侵生态学》一书中对这个世界性的迁徙进行了研究和生动的描述。在几百万年以前的白垩纪时期，泛滥的大海切断了许多大陆之间的陆桥，使生物发现它们自己已被限制在如同艾登所说的“巨大的、隔离的自然保留地”中。在那儿它们与同类的其他伙伴隔绝，它们发展出许多新的种属。大约在一千五百万年以前，当这些陆块被重新连通的时候，这些物种开始迁移到新的地区——这个运动现在仍在进行中，而且正在得到人们的大力帮助。
植物的进口是当代昆虫种类传播的主要原因，因为动物几乎是永恒地随同植物一同迁移的，检疫只是一个比较新的但不完全有效的措施。单是美国植物引进局就从世界各地引入了几乎二十万种植物。在美国，将近九十种植物的昆虫敌人是意外地从国外带进来的，而且大部分就如同徒步旅行时常搭乘别人汽车的人一样乘着植物而来。
在其故乡数目不断下降的植物或动物，一旦到了新的地区，由于逃离了其天敌对它的控制而可能蓬勃发展起来。因此，我们讨厌的昆虫是传入的种类，这并非出于偶然。
这些入侵，不管是自然发生的，还是仰仗人类帮忙而发生的，都好像是在无休止地进行中。检疫和大量的化学药物仅仅是赢得时间的非常昂贵的方法。我们面临的，正如艾登博士所说“生死攸关的问题不只是去寻找抑制这种植物或那种动物的技术方法”，而是需要了解关于动物繁殖和它们与周围环境关系的基本知识，这样做将“促使建立稳定的平衡，并且封锁住虫灾爆发的力量和新的入侵”。
许多必需的知识现在是可以应用的，但是我们并未应用。我们在大学里培养生态学家，甚至在我们政府的机关里雇用他们，但是，我们很少听取他们的建议。我们任致死的化学药剂像下雨似的喷洒，仿佛别无他法，事实上，倒有许多办法可行，只要提供机会，我们的聪明才智可以很快发现更多的办法。
我们是否已陷入一种迫使我们接受的低劣而有害的状态，失去了意志和判断“什么是好”的能力了呢？这种想法，如生态学家保罗·什帕特所说：“难道只要生活在比环境恶化的允许限度稍好一点点以摆脱困境就是我们的理想吗？为什么我们要容忍带毒的食物？为什么我们要容忍一个家庭位于枯燥的环境中？为什么我们要容忍与不完全敌对的东西去打仗？为什么我们一面怀着对防止精神错乱的关心，而一面又容忍马达的噪音？谁愿意生活在一个只是不那么悲惨的世界上呢？”
但是，一个这样的世界正在向我们逼近。一场用化学方法创建的无虫害世界的十字军运动，看来已焕发起许多专家和大部分所谓管理部门的巨大热情。从许多方面来看，显而易见的是，那些喷洒药物的工作运用了一种残忍的力量。康涅狄格州的昆虫学家尼勒·特纳说过：“参与管理的昆虫学家们就好像是起诉人、法官和陪审员，估税员、收款员和州长在实施自己发布的命令。”肆意滥用农药的恶劣行为不管在州还是在联邦的政府部门内都毫无阻拦地予以放行。
我的意见并不是化学杀虫剂根本不能使用。我想说的是，我们把有毒的和对生物有效力的化学药品不加区分地、大量地、完全地交到人们手中，而对它潜在的危害却全然不知。我们使大量的人群去和这些毒物接触，而没有征得他们的同意甚至经常不让他们知道。如果说民权条例没有提到一个公民有权保证免受由私人或公共机关散播致死毒药的危险的话，那确实只是因为我们的先辈由于受限于他们的智慧和预见能力而无法想象到这类问题。
我进一步要强调的是，我们已经允许这些化学药物使用，然而却很少或完全没有对它们在土壤、水、野生生物和人类自己身上的效果进行调查。我们的后代未必乐意宽恕我们在精心保护负担着全部生命的自然界的完美方面所表现的过失。
对自然界所受威胁的了解至今仍很有限。现在是这样一个专家的时代，这些专家们只盯着他自己眼前的问题，而不清楚套着这个小问题的大问题是否褊狭。现在又是一个工业统治的时代，在工业中，不惜代价去赚钱的权利很少受到质疑。当公众由于面临着一些应用杀虫剂造成的有害后果的明显证据而提出抗议时，只提供一点半真半假的话作为镇定剂。我们急需结束这些伪善的保证和包在令人厌恶的事实外面的糖衣。被要求去承担由除虫者所造成的危险的是民众。民众应该决定究竟是希望在现在的道路上继续干下去呢，还是等拥有足够的事实后再去行动。让·罗斯唐说：“我们既然忍受了，就应该有知情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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