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喊和耳语之间

　　内容浮泛得很，无非是知识分子、文化及艺文之类；由于属意当下，不免多少触及现实社会，体制，所谓“语境”问题。诗人周伦佑先生过访，才较多地谈到个人，诸如出身、职业、读书和写作等等，作为一代人的经历，这里面有不少容易被忽略、被遗忘的共同的东西。论观念，我是倾向于西方主义者的。在我看来，鲁迅就是一个西方主义者，我常常称引他的著作，甚至把他的观点当作现成的结论，直接用于自己对事物的判断之中。历史实在太接近了。但因此，也就不免为聪明的“批评家”者所讥，这是没有法子的事。

　　我把世间的文字分为三种：独语的，对话的，宣讲的。独语在“自己的房间”里，宣讲在广场，对话大抵在客厅、旅馆，或是长廊一隅。宣讲于我是不相宜的，虽则喜欢独语，也不可能长期耽留在屋子里，何况患有幽闭症，心里害怕封闭和黑暗。这样，便免不了与人对话。访谈即其中之一种，介乎独语与宣讲之间，集子的命名无非也是这层意思。不过，“呼喊”并非如鲁迅式的启蒙主义者的呐喊，而是蒙克式的，源出于某种生存境遇的惊觉；至于“耳语”，我知道英国作家费杰斯著有《耳语者》一书，此处使用并无此意，仅指对话较为切近，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