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桑子文丛－创造十年

    
《创造十年》是郭沫若1932年流亡日本时对1918年至1923年创造社前期活动的回忆。1924年至1926年的活动被写入《创造十年续篇》。1935年5月，被捕入狱的瞿秋白读过《创造十年》之后，在给郭沫若的信中写道：“创造社在‘五四运动’之后，代表着黎明期的浪漫主义运动，虽然对于‘健全的’现实主义的生长给了一些阻碍，然而它确实杀开了一条血路，开辟了新文学的途径。而后来就像触了电流似的分解了，时代的电流使创造社起了化学的定性分析，它因此解体、风化。这段历史写来一定是极有意思的。”
作为附录收入本书的还有郑伯奇、陶晶孙、成仿吾的文章。他们的回忆为读者描绘了《创造十年》和续篇的作者给这些创造社同人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1935年5月，被捕入狱的瞿秋白读过《创造十年》之后，给郭沫若写信说：[创造社在五四运动之后，代表着黎明期的浪漫主义运动……开辟了新文学的途径……这段历史写来一定是极有意思的。]五四时期狂飙诗人郭沫若，其自叙文字情感热烈奔放。叙事真挚坦诚，既写出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又提供了文坛交游的珍贵史料。《创造十年》及其续篇回忆了他与友人郁达夫、成仿吾等人创办和主持创造社的经历，从中读者可以领略五四人物的风度，五四时代的精神气象，自然也可以回味一段遥远却又并不陌生的历史。

创造十年(1918～1923)
创造十年续篇(1924～1926)
附录
  二十年代的一面
  创造三年(节选)
  怀念郭沫若(节选)
编后记

    
寿昌住了三天，便去福冈。那天，天色微明，我便送他到车站去。看见载着他的列车出发了，我满怀着轻淡的别愁，慢慢地走了出来。天色还很早，街上只有三三两两的学生和劳动者。电车道上时而有一辆一辆的电车慢吞吞地走过。我不坐电车，沿着幽静的东山，穿过圆山公园，向自己住宿的吉田山走去，在冈崎公园的运动场上，看见几个店员模样的小伙子在打棒球，一种
“力的感觉”袭击了我的身体，动的韵律和诗的辞句，在我的脑海中，起了发酵作用。我赶快回到下宿处，急忙展开了“卷纸”，将这些断断续续的言语录了下来，在这些长短不齐的行子前面，我加上了“别后”两个字，这是我冒渎“缪司”的遭。我马上把清写出来的稿子，加了一通信，寄给在沫若家中作客的寿昌。

    我希望他也给沫若看看，并望他们肯加以修改。回信很快就来了。
    诗中的字句有几个地方略经移动。沫若却直接附信给我，鼓励我发表。那首拙诗就在这种鼓励之下，送到《少年中国》上去登出来了。这可算作自己初的文艺写作，而实际是这样开端的。

    
从此，自己和沫若便通起信来了。两人的结交意外地非常容易，而且，经了几次通信之后，相互的了解便很迅速地加深了。
    自己写点东西，总先求他指正，然后发表，他对于这未曾见面的新朋友，常常很恳切地予以批评和鼓励，有时候，他也寄来一些尚未发表的新作品，使我得先睹为快。

    
由于沫若的介绍，自己认识了成仿吾兄，沫若的来信对于成仿吾的人格学问非常推重。并寄来了仿吾的小说《流浪人的新年》，叫我读了以后，写一点感想，好在卷尾已经有了沫若、达夫和另外几个人的评语，我便大着胆子也写上了几句，这样的做法可能扩张成为一种回览式的同人杂志，可惜大家住得很分散，功课又很忙，这样业余的组织无法实现。

    
自己认识郁达夫兄也由于沫若的介绍。记得在上海会面以前，我们好像已经通过几次信了。
    
这样，以沫若为中心，创造社初期的几个朋友都发生联系了。——不，这话颇有语病。创造社初期的几个主要作家之间，本来自有联系：沫若、达夫和张资平是一高预科的同班，仿吾跟沫若是六高的同学；而大学时代，只有沫若在福冈的九州帝大，其他三个人都在东京。同学而又趣味相投，比这更密切的联系怕再没有了。不过，自己跟创造社初期的这些朋友的联系，却完全由于沫若的介绍。

    
但是，创造社毕竟是以沫若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本来，像创造社这样的团体，组织不拘形式，社员又无须拉拢，似乎应该很便当了，然而实际上却大不然。这种自由结合的组织，成立以前需要有人热心地去打基础，成立以后更需要有人耐心地去支持和推动。若没有一个中心，组织不易成立，成立后更难于维持。沫若对于创造社的功绩，不止是起草社章，号召同志，交涉杂志丛书的出版而已；充实刊物，处理人事，以至对于外来攻势的防御，这一切都有赖于沫若的苦心和努力。这样说法丝毫不是藐视其他朋友的才能或者抹煞其他朋友的业绩的，这只是正确地说明，沫若的工作对于创造社是如何的重要罢了，至于机关刊物的支持，《洪水》半月刊的产生，创造社出版部的成立，这些都是以沫若为中心而实现，那更是彰明较著的事实了。P236-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