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真向俗：章太炎国学讲义（胡适、梁启超、鲁迅、蔡元培等一致推崇的经典国学讲义。国学入门读这一本就够了，用先哲的思考指导困惑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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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入门读这一本就够了，用先哲的思考指导困惑的人生。收录章太炎先生经典国学讲义，是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入门读物，也是了解章氏思想及国学进阶的**指引之书。

　　★ 胡适、梁启超、鲁迅、蔡元培等一致推崇的经典国学讲义。
　　胡适：章炳麟的古文学是五十年来的**作家，这是无可疑的。
　　梁启超：在此清学蜕分与衰落期中，有一人焉能为正统派大张其军者，曰：余杭章炳麟。
　　鲁迅：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蔡元培：与曲园仲容兼师友风义，甄微广学，自成一家。　

　　章太炎的演讲被誉为近代史上一道绚丽的文化风景。《回真向俗：章太炎国学讲义》收录章太炎先生1922年及1935年数次公开讲学记录，系统体现国学的概貌，介绍了传统经学、哲学、文学的流变；展示章氏毕生的学养，荟萃了章太炎先生晚年的治学心得。内容深入浅出，行文典丽古雅，是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入门读物，也是了解章氏思想及国学进阶的*指引之书。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他曾是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倡导民主革命，先后七次被追捕，三次入狱，其勇毅精神至死不挠，被誉为青年的楷范；他也是百年来狂放不羁的国学大师，对中华民族文化遗产有精湛的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等，有经学大师的美誉。一生著述甚丰，有《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章氏丛书三编》《国故论衡》《国学概论》《国学略说》等。

代序：国学之统宗
Part 1 国  学
国学的本体　
治国学的方法　
经学的派别　
哲学的派别　
文学的派别　
国学如何进步

Part 2 小　学
小学略说　
文字学
音律学　
训诂学　
白话与文言之关系　

Part 3 经　学
六经大概　
易　经　
尚　书　
诗　经　
三　礼　
春　秋　
论经史实录不应无故怀疑　

Part 4 史　学
史学部类　
正　史　
编年史　
政　书　
治史明辨　
论读史之利益　
略论读史之法　

Part 5 诸　子
诸子流别　
儒　家　
道　家　
墨　家　
法　家　
名　家　

　　胡  适：章炳麟的古文学是五十年来的作家，这是无可疑的。
　　梁启超：在此清学蜕分与衰落期中，有一人焉能为正统派大张其军者，曰：余杭章炳麟。
　　鲁  迅：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蔡元培：与曲园仲容兼师友风义，甄微广学，自成一家。　

　　国学如何进步
　　　
　　中国学术，除文学不能有的完成外，其余的到了清代，已渐渐告成，告一结束。清末诸儒，若曾国藩、张之洞辈都以为一切学问已被前人说尽，到了清代，可说是登峰造极，后人只好追随其后，决不再能超过了。我以为后人仅欲得国学中的普通学识，则能够研究前人所已发明的，可算已足，假使要求真正学问，怕还不足罢！即以“考据”而论，清代成就虽多，我们依着他们的成规，引而伸之，也还可以求得许多的知识。在他们的成规以外，未始没有别的途径可寻；那蕴蓄着未开辟的精金正多呢！总之，我们若不故步自封，欲自成一家言；非但守着古人所发明的于我未足，即依律引申，也非我愿，必须别创新律，高出古人才满足心愿——这便是进步之机。

　　我对于国学求进步之点有三：
　　一、经学，以比类知原求进步。
　　二、哲学，以直观自得求进步。
　　三、文学，以发情止义求进步。——毕竟讲来，文学要求进步，恐怕难能呢？
　　清代治经学较历代为尤精，我在讲经学之派别时已经讲过。我们就旧有成规再加讲讨，原也是个方法。不过“温故知新”仅“足以为师”，不足语于进步。我们治经必须比类知原，才有进步。因前人治经，若宋、明的讲大体，未免流于臆测妄断；若清代的订训诂，又仅求一字的妥当，一句的讲明，一制的考明，“擘绩补苴”，不甚得大体。我们生在清后，那经典上的疑难，已由前人剖析明白，可让我们融会贯通再讲大体了。

　　从根本上讲，经史是绝不可以分的。经是古代的历史，也可以说是断代史。我们治史，当然要先看通史，再治断代的史，才有效果，若专治断代史，效果是很微细的。治经，不先治通史，治经不和通史融通，其弊与专治断代史等，如何能得利益？前人正犯此病。所以我主张比类求原，以求经史的融会，以谋经学的进步。如何是比类求原？待我说来！经典中的《尚书》、《春秋》，是后代“编年”、“纪传”两体之先源。刘知几曾说“纪传”是源于《尚书》，“编年”是源于《春秋》。章学诚也曾说后代诸史皆本于《春秋》。这二人主张虽不同，我们考诸事实，诸史也不尽同于《尚书》、《春秋》，而诸史滥觞于彼，是毫无疑义的。所以治经，对于“制度”，下则求诸《六典》、《会典》诸书，上以归之于《周礼》、《仪礼》。对于地理，下则考诸史及地舆志，上以归之于《禹贡》及《周礼?职方志》。即风俗道德，亦从后代记载上求源于经典。总之，把经看作古代的历史，用以参考后世种种的变迁，于其中看明古今变迁的中心。那么，经学家忌的武断、琐屑二病，都可免除了。未来所新见的，也非今日所可限量呢！

　　中国哲学在晋代为清谈，只有口说，讲来讲去，总无证据。在宋、明为理学，有道学问、尊德性之分，自己却渐有所证。在清代专在文字上求，以此无专长者，若戴东原（戴震）著《孟子字义疏证》，阮芸台（阮元）讲性命，陈兰甫（陈澧）著《汉儒通义》，也仅在文字上求、训诂上求，有何可取！要知哲理非但求之训诂为无用，即一理为人人所共明而未证之于心，也还没有用处的必须直观自得，才是真正的功夫。王阳明辈内证于心，功夫深浅各有不同，所得见解，也彼此歧异，这也是事实上必有的。理，仿佛是目的地，各人所由的路，既不能尽同，所见的理，也必不能尽同；不尽同和根源上并无不合呢！佛家内证功夫精深，那些堕落的就专在语言文字上讲了。西洋哲学，文字虽精，仍是想象如此，未能证之于心，一无根据，还不能到宋学的地步，所以彼此立论，竟可各走的。这有理论无事实的学问，讲习而外，一无可用了！近代法国哲学家柏格森渐注重直觉，和直观自得有些相近了。总之，讲哲理决不可像天文家讲日与地球的距离一样，测成某距离为已精确了。因为日的距离，是事实上决不能量，只能用理论推测的，那心像是在吾人的精神界，自己应该觉得的。所以，不能直观自得，并非真正的哲理，治哲学不能直观自得便不能进步。

　　文学如何能求进步？我以为要“发情止义”。何为发情止义？如下述：“发情止义”一语，出于《诗序》。彼所谓“情”是喜怒哀乐的“情”，所谓“义”是礼义的“义”。我引这语是把彼的意义再推广之：“情”是“心所欲言，不得不言”的意思，“义”就是“作文的法度”。桐城派的文章，并非没有法度；但我们细读一过，总觉得无味；这便因他们的文，虽止乎义，却非发乎情。他们所作游记论文，也不过试试自己的笔墨罢了。王渔洋的诗，法度非不合，但不能引人兴趣；也因他偶到一处，即作一诗，仿佛日记一般，并非有所为而作的。清初侯方域、魏叔子（魏禧）以明代遗民，心存不平，发于文章，非无感情，但又绝无法度。明末大儒黄梨洲、王船山，学问虽博，虽有兴亡感慨；但黄文既不类白话，又不类语录，又不类讲章，只可说是像批语；王船山非常生硬，又非故意如此；都可说是不上轨道的。所以文学非但要“止乎义”，还要“发乎情”。那初作文，仅有法度，并无情，用以练习则可，用以传世则不可，仿佛习字用九宫格临帖，是不可以留后的。韩昌黎自以为因文生道，顾亭林对于这话有所批评。实在昌黎之文，并非无情无义，若《书张中丞传后》，自是千古必传的，可惜他所作碑志太多，就多止于义、不发于情的了。苏东坡的史论，有故意翻案的，有不必作的，和场屋（应试）文一般，也非发于情之作。古文中非无此流，比较的少一些。诗关于情更深，因为诗专以写性情为主的。若过一处风景，即写一诗，诗如何能佳？宋代苏、黄的诗，就犯此病。苏境遇不佳，诗中写抑郁不平的还多，而随便应酬的诗也很多，就损失他的价值了。唐代杜工部身遇乱世，又很穷困，诗中有情之作，可居半数，其他也不免到一处写一首的。杜以前诸诗家，很少无情之作，即王、孟也首首有情的。至古代诗若《大风歌》、《扶风歌》全是真性情流出，一首便可传了！

　　诗文二项中：文有有法无情的，也有无法有情的；诗却有情无法少，有法无情多；近代诗虽浅鄙，但非出乎轨外。我们学文学诗，初步当然要从法上走，然后从情创出。那初步即欲文学太史公，诗学李太白的，可称狂妄之人呢！我们还要知文学作品忌多，太多必有无情之作，不足贵了。

　　二三十年前，讲文学，只怕无情，不怕无义。梁任公说我是正统派，这正统派便能不背规则的。在现在有情既少，益以无义，文学衰堕极了。我们若要求进步，在今日非从“发情止义”下手不可。能发情止义，虽不必有超过古人之望；但诗或可超过宋以下诸诗家，文或可超过清以下诸文家！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