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34796630
★本书是张西平教授主持的 ２００７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２０ 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研究” （ 项目批准号：０７ＪＺＤ００３６）的结题成果之一。
★在修订完善出版书稿的过程中，书系总主编张西平先生邀请一批专家给每一卷审稿。
承担本卷审稿工作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杨慧玲教授。
★北京外国语大学翻译系吴文安副教授，两度赴英国访学，搜集英国图书馆收藏的汉学资料，花了四个月时间，整理完成了
２３ 部重要的汉诗英译选集的介绍工作，约 ５ 万余字；并初步编制了 ２０ 世纪中国古代文学在英国译介出版的书目索引。
★福建师范大学冀爱莲副教授多年来致力于英国著名汉学家阿瑟•韦利的研究工作，目前主持着关于阿瑟•韦利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人文社科规划项目等。
★王丽耘副教授现供职于江西上饶师范学院外语学院，她撰著的 ４０ 余万字的博士毕业论文《中英文学交流语境中的汉学家大卫•霍克思研究》，曾得到评审专家的高度评价。本书稿中涉及霍克思的内容就是她的研究收获。
在研究过程中，美国汉学家艾瑞克（Ｅｒｉｃ
Ａｂｒａｈａｍｓｅｎ）先生慷慨转赠其手中珍藏的霍克思限量版书信体散文集；远在英伦的中国诗人刘洪彬为其解答诸多疑问而打来越洋电话；香港城市大学郑培凯、鄢秀伉俪，两位老师不仅给予其选题热情鼓励，并在电邮中答疑及馈寄*研究成果。
八十五岁高龄的威尔士科学设计师约翰•琼斯（
Ｊｏｈｎ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Ｊｏｎｅｓ）不惮烦扰，多次回复她的邮件并惠赠相关资料。
★蒋秀云、徐静，毕业论文均获得福建师范大学的优秀研究生学位论文一等奖，分别涉及中国古典戏剧在
２０ 世纪英国的传播与接受、英国汉学家翟理斯研究等。 她们也顺利完成了本书稿相关章节的初稿写作工作。
★郑锦怀供职于福建泉州师范学院图书馆，发表数篇涉及海外汉学研究的考辨文章，颇见功力，并有译著出版。
人类总是按照不同地域，组成一定的社会结构，并创造其文化的。 正是由于各民族之间文化个性差异及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平衡现象，文化体系之间相互交流与借鉴才有可能发生。
然而，异质文化之间影响与交流的方向、程度、规模，总是与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内在需要密切相关。
文化交流史上的某一时期，一国对另一国的文化传统和成就兴趣更大，理解更深，借鉴更明显，在另一时期截然相反或充满敌意。正如早期（１４—１６
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形象多半是传奇与历史的结合，人们心目中的东方（中国）世界是一个神秘、奇幻、瑰丽的乐土。而到了19世纪，欧洲思想家越来越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视为停滞不前、落后愚昧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在英国的传播与影响》带我们从另一个视角去观望。
总 论 中国古代文学西传英国的历史文化语境及价值意义
章 ２０ 世纪以前英国汉学的发展与中国文学在英国的传播
节 英国汉学的发端与中国文学西渐的开始
第二节 英国汉学的拓展与中国文学介绍的深入
第二章 翟理斯《中国文学史》：２０ 世纪初英国汉学发展的阶段性
总结
节 翟理斯《中国文学史》 产生的历史条件
第二节 翟理斯之文学史建构
第三节 儒释道文化规训下的文学史书写
第三章 中国古代诗文在 ２０ 世纪英国的翻译、评述及影响
节 ２０ 世纪中国古代诗文的英译概述
第二节 阿瑟•韦利对中国古代诗文的翻译与研究
第三节 大卫•霍克思对中国古代诗歌的翻译与研究
第四章 中国古代话本小说在 ２０ 世纪英国的翻译、评述及影响
节 中国古代话本小说的英译概述
第二节 英国汉学家邓罗的《三国演义》 英文全译本考察
第三节 大卫•霍克思《红楼梦》 英译全本考察
第五章 中国古代戏剧在 ２０ 世纪英国的翻译、评述及影响
节 中国古代戏剧在 ２０ 世纪英国的翻译研究
第二节 中国古代戏剧在 ２０ 世纪英国的研究
第三节 中国古代戏剧在 ２０ 世纪英国的接受
附录一：
《红楼梦》英语译文研究
附录二：
２０ 世纪中国古典文学英译出版年表
参考书目
索 引
后 记
总 序
张西平①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２０ 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域外传播研究书系”是我２００７ 年所申请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的成果。
这套丛书的基本设计是：导论 １ 卷，编年 ８ 卷，中国古代文化域外传播专题研究 １０ 卷，共计 １９ 卷。
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和影响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之前中外学术界从未对此进行过系统研究。
它突破了以往将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研究局限于中国本土的研究方法，将研究视野扩展到世界主要国家，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那里的传播和影响，以此说明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
我在申请本课题时，曾在申请表上如此写道：
研究 ２０ 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和影响，可以使我们走出“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的二元思维，在世界文化的范围内考察中国文化的价值，以一种全球视角来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和现代价值，揭示中国文化的普世性意义。
这样的研究对于消除当前中国学术界、文化界所存在的对待中国古代文化的焦虑和彷徨，对于整个社会文化转型中的中国重新确立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自信，树立文化自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思想文化意义。
通过了解 ２０ 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与接受，我们也可以进一步了解世界各国的中国观，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如何经过“变异”，融合到世界各国的文化之中。
通过对 ２０ 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传播和影响的研究，我们可以总结出中国文化向外部世界传播的基本规律、基本经验、基本方法，为国家制定全球文化战略做好前期的学术准备，为国家对外传播中国文化宏观政策的制定提供学术支持。
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域外汉学的形成和发展，昭示着中国文化的学术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的学术事业。
本课题的设立将打破国内学术界和域外汉学界的分隔与疏离，促进双方的学术互动。
对中国学术来说，课题的重要意义在于：使国内学术界了解域外汉学界对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进展，以“它山之石”攻玉。
通过本课题的研究，国内学术界了解了域外汉学界在２０
世纪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从而在观念上认识到：对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研究已经不再仅仅属于中国学术界本身，而应以更加开阔的学术视野展开对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研究与探索。
这样一个想法，在我们这项研究中基本实现了。 但我们应该看到，对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的研究绝非我们这样一个课题就可以完成的。这是一个崭新的学术方向和领域，需要学术界长期关注与研究。
基于这样的考虑，在课题设计的布局上我们的原则是：立足基础，面向未来，着眼长远。
我们希望本课题的研究为今后学术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为此，在导论中，我们初步勾勒出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西方传播的轨迹，并从理论和文献两个角度对这个研究领域的方法论做了初步的探讨。
在编年系列部分，我们从文献目录入手，系统整理出
２０ 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世界主要国家的传播编年。 编年体是中国传统记史的一个重要体裁，这样大规模的中国文化域外传播的编年研究在世界上是首次。
专题研究则是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个主题的深化。
为完成这个课题，３０ 余位国内外学者奋斗了 ７ 年，到出版时几乎是用了 １０ 年时间。 尽管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个研究还是刚刚开始，待继续努力的方向还很多。 如：这里的中国古代文化经典主要侧重于以汉文化为主体，但中国古代文化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文化，在其长期发展中，少数民族的古代文化经典已经逐步融合到汉文化的主干之中，成为中华文化充满活力、不断发展的动力和原因之一。
由于时间和知识的限制，在本丛书中对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经典在域外的传播研究尚未全面展开，只是在个别卷中有所涉猎。
在语言的广度上也待扩展，如在欧洲语言中尚未把西班牙语、瑞典语、荷兰语等包括进去，在亚洲语言中尚未把印地语、孟加拉语、僧伽罗语、乌尔都语、波斯语等包括进去。
因此，我们只是迈开了步，我们希望在今后几年继续完成中国古代文化在使用以上语言的国家中传播的编年研究工作。
希望在第二版时，我们能把编年卷做得更好，使其成为方便学术界使用的工具书。
中国文化是全球性的文化，它不仅在东亚文化圈、欧美文化圈产生过重要影响，在东南亚、南亚、阿拉伯世界也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因此，本丛书尽力将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多种文化区域传播的图景展现出来。
或许这些研究仍待深化，但这样一个图景会使读者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
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域外传播研究近年来逐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据初步统计，目前出版的相关专著已经有十几本之多，相关博士论文已经有几十篇，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及*课题中与此相关的也有十余个。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也开始更加关注这个方向。
应该说，这个领域的研究进步很大，成果显著。
但由于这是一个跨学科的崭新研究领域，尚有不少问题需要我们深入思考。
例如，如何更加深入地展开这一领域的研究？
如何从知识和学科上把握这个研究领域？
通过什么样的路径和方法展开这个领域的研究？
这个领域的研究在学术上的价值和意义何在？
对这些问题笔者在这里进行初步的探讨。
……
一、 跨文化交流与英国文化语境中的中国形象
文化的传播交流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一种基本动力。 诚如朱光潜先生所说：“文化交流是交通畅达的自然结果。 人类心灵活动所遵循的理本来不能有很大的差别，《易经》所以有东圣西圣心同理同的名言。
但是因为有地理上的阻隔，每个民族各囿于一个区域发展它的文化；又因为历史和自然环境的关系，每个文化倾向某方面发展，具有它所特有的个性，逐渐与其他文化不同。
不同的文化如果不相接触，自然不能互相影响；如果相接触，则模仿出于人类的天性，彼此截长补短往往是不期然而然的。”
①
这样一种跨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又必然引发对异国形象的认知与研判。 也就是说，从特定文化视野中看异国形象，所涉及的是一种文化上的互识观念，即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体察和认知，它离不开异质文化交流这个基本前提。
人类总是按照不同地域，组成一定的社会结构，并创造其文化的。
正是由于各民族之间文化个性差异及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平衡现象，文化体系之间相互交流与借鉴才有可能发生。
然而，异质文化之间影响与交流的方向、程度、规模，总是与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内在需要密切相关。
文化交流史上的某一时期，一国对另一国的文化传统和成就兴趣更大，理解更深，借鉴更明显，在另一时期截然相反或充满敌意，其原因就是因为研究和汲取别国文化往往出于某种社会需要，有了这种需要才会产生动力。
而且在文化交流中，吸收异质文化总有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基点。那种在特定自然环境与历史条件中形成的具有恒常生命力，并成为该民族文化精神结晶的文化个性，普遍存在于这一民族思维活动、行为规范与文化传统之中。它们不仅是任何本土文化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保证，而且也是文化交流中对异质文化形象产生主客观印象的内在因素。
中英两国之间的文化、文学交流源远流长，精彩纷呈，至今已有六百余年的历史。 英国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大大早于中国对英国文化的认知。 在此跨文化交往中，建构了英国知识界关于中国的文化形象，而这种历史形成的异域形象又会影响后世英国学者及普通民众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的选择导向及吸收程度。
早期（１４—１６ 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形象多半是传奇与历史的结合，人们心目中的东方（中国）世界是一个神秘、奇幻、瑰丽的乐土。
这方面英国散文始祖曼德维尔（Ｊｏｈｎ
Ｍａｎｄｅｖｉｌｌｅ）的《曼德维尔游记》（
Ｔｈｅ Ｔｒａｖｅｌｓ ｏｆ Ｓｉｒ Ｊｏｈｎ Ｍａｎｄｅｖｉｌｌｅ，１３５７）为典型。① 这部游记写成后辗转传抄，有识之士莫不人手一册，其风靡程度不让《马可•波罗游记》。
虽然此书中所述关于蒙古和契丹②的知识，基本上从鄂多立克（Ｆｒｉａｒ
Ｏｄｏｒｉｃ，１２６５—１３３１）
的游记③脱胎而来，但欧洲文学里的中国赞歌实由此发轫。
他对中国文化甚为景仰，以为大汗的政治、经济乃至礼貌诸方面，欧洲各国无可望其项背。
可以说在地理大发现之前，马可•波罗写实的游记与曼德维尔虚构的游记，就是欧洲人拥有的世界知识百科全书。①
曼德维尔把关于东方的诱人景象吹嘘得眼花缭乱：那世间珍奇无所不有的蛮子国，那世界上强大的大汗君王，以及他那布满黄金珍石、香飘四溢的雄伟宫殿，还有那遥远东方的基督国王长老约翰……②在这般神奇斑斓的幻景里，历史与传奇难以分辨，想象与欲望紧密相连，共同构造出人们心目中的乌托邦世界。
这种关于中国的乌托邦形象在
１９ 世纪以后的英国文学里也不断被重复，柯勒律治（Ｓａｍｕｅｌ Ｔａｙｌｏｒ Ｃｏｌｅｒｉｄｇｅ，１７７２—１８３４）的《忽必烈汗》 （ Ｋｕｂｌａ Ｋｈａｎ，１７９７） 是如此，詹姆斯•希尔顿（ ＪａｍｅｓＨｉｌｔｏｎ，１９００—１９５４）的《失去的地平线》（Ｌｏｓｔ Ｈｏｒｉｚｏｎ，１９３３）更典型。
随着《马可•波罗游记》 ③在欧洲到处传播，有关鞑靼大汗的故事④也出现在“英国诗歌之父” 乔叟（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Ｃｈａｕｅｒ，１３４０—１４００） 的《坎特伯雷故事集》 （ ＴｈｅＣａｎｔｅｒｂｕｒｙ Ｔａｌｅｓ，１３８７—１４００）之中。 其中《侍从的故事》 （ Ｔｈｅ Ｓｑｕｉｒｅ’ ｓ Ｔａｌｅ）里讲到了鞑靼国王康巴汗（ Ｃａｍｂｕｓｃａｎ）———所指有成吉思汗、忽必烈汗、拔都汗诸说。故事说他勇敢、贤明、富有、守信、仁爱、公正、稳健，像大地的中心一般；年轻、活泼、坚强、善战，如朝廷中任何一个武士。
他有两个儿子，长子阿尔吉塞夫（
Ａｌｇａｒ?
ｓｙｆ），幼子康贝尔（ Ｃａｍｂａｌｏ），还有一个小的女儿加纳西（ Ｃａｎａｃｅ）。 有一天，来了一个武士，骑着一匹铜马，手中拿着一面宽大的玻璃镜，大指上戴着一只金戒指，身旁挂着剑。
那武士带来的这四样法宝，件件神奇无比。
人骑上那铜马能到任何地方去，玻璃镜能使你看到别人心里想些什么，戒指能使你懂得禽鸟的语言，那把剑能医治任何创伤。
后来，阿尔吉塞夫骑着那匹铜马，立了不少战功。
加纳西因为有了玻璃镜、戒指和明剑，发现了一只已被雄鹰抛弃而不欲生的苍鹰，把它医治好、养育好……这样的东方故事亦让英国人惊异非凡，心驰神往。
１７—１８ 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各种报道风行欧洲，英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和看法，赞美与抨击并存，欣羡与鄙视相共。
虽然他们借鉴的材料基本上都来自这些耶稣会士的著述，①但由于各自的政治观点、宗教信仰和文化理想的差异，而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评判标准与价值取向，即文明之邦的中国形象与野蛮愚昧的中国形象。
耶稣会士的中国报道，展现在欧洲人面前的首先是一个令人向往的文明之邦，中国遂成为启蒙思想家们理想的天堂。
受此种潮流影响，一些英国作家也把中国看作文明、理性、丰饶的国度，并对之神往和欣佩。
在他们心目中，富庶强盛的中国无疑是上帝创造的一个新世界。
瓦尔特•拉雷爵士曾说：“关于一切事物的知识早都来自东方，世界的东部是早有文明的，有诺亚本人做导师，乃至今天也是愈往东去愈文明，越往西走越野蛮。”［《世界史》（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１６１４］这种来自东方的文明之光早展现在英国人面前是在 １５９９ 年。 这一年英国地理学家哈克卢特（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ａｋ?ｌｕｙｔ，１５５２—１６１６）得到了一件“装在一只香木匣子里的无价之宝”，那遥远神奇的东方中国一下子直接呈现在英国人面前：中国人注重文学高于一切，把“一生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那上面”，孩子幼年就“请老师教读书”，仅凭漂亮的文章就可以考中做官。
官员的升迁要靠他们的政绩，“而不管出身或血统”，这就使得中国“国家太平”……
哈克卢特这部被称为是英国人民和这个国家的“散文史诗”的
《航海全书》 ①，问世后风靡一时，影响深远。 有关中国的知识同样随着这部巨著一起流行。
在博学之士勃顿（Ｒｏｂｅｒｔ Ｂｕｒｔｏｎ，１５７７—１６４０）看来，世上所有政治、宗教、社会以及个人内心的种种矛盾都可以概括为一种病，即“忧郁”
（ ｍｅｌａｎｃｈｏｌｙ）。 他为诊治这些无处不在的流行病，开了不少“药方”，其中就包括东方的中国文明。
他认为繁荣富庶、文人当政、政治开明的中国正是医治欧洲忧郁症的灵丹妙药。②
另一位英国作家韦伯（ Ｊｏｈｎ Ｗｅｂｂ，１６１１—１６７２） 则以为中国人来自“上帝之城”，并对中国的哲学、政府、孝道等大加赞美，特别是从中国发现了人类的初始语言（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③
在韦伯的书里，我们看到了
１７ 世纪英国人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恰如其分的赞美和钦佩。④
在 １７ 世纪的英国，被尊为英国散文大师之一的威廉•坦普尔（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Ｔｅｍ?ｐｌｅ，１６２８—１６９９）对东方中国更有“高山仰止”之意。 这位有声望的爵士旅居海牙时大概读过马可•波罗、纽霍夫（ Ｊｏｈａｎ Ｎｉｅｕｈｏｆｆ，１６１８—１６７２）、卫匡国（ 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Ｍａｒｔｉｎｉ，１６１４—１６６１）和基尔歇（
Ａｔｈａｎａｓｉｕｓ
Ｋｉｒｃｈｅｒ，１６０２—１６８０）等人有关中国的著述，因而对中国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也许受了这些作者的感染，此后便成了这一世纪称颂中国起劲的英国人。
在他看来，中国的一切，无论是政治道德，还是艺术文化，抑或哲学医学等，都足以而且应该成为英国的楷模。
他崇敬中国的孔子，称孔子具有“突出的天才、浩博的学问、可敬的道德、优越的天性”，是“真的爱国者和爱人类者”，是“有学问、有智慧、有道德的中国人”。①
他还特别推崇中国的学者政府，并别具慧眼地发现了中国园林的不对称之美，不自觉地缔造出后世风靡英伦的造园规则。②
可以说英国人对中国的钦羡在他的身上亦臻于顶点，他甚至说中国的好处是“说之不尽”的，是“超越世界其他各国的”，而这些无不出自他那独有的、世界性的眼光。③
抛开乡土观念和民族偏见，做一个世界公民，更是 １８ 世纪英国作家哥尔斯密（Ｏｌｉｖｅｒ 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１７３０—１７７４）的理想。 他将初刊登在《公簿》 （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ｅｄｇｅｒ）报上的“中国人信札”，结集成一本厚厚的《世界公民》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ａ Ｃｉｔｉｚｅｎ ｏｆ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ｔｏ Ｈｉｓ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成为 １８ 世纪利用中国材料的文学中主要也是有影响的作品。 这部作品里涉及中国题材的地方不胜枚举，如果细加统计，可称得上是关于中国知识的百科全书。
哥尔斯密在书中多方面称誉中国文明，并借那些中国的故事、寓言、圣人格言、哲理，去讽喻英国的政治、法律、宗教、道德、社会风尚，来对英国甚至欧洲社会状况进行“有益而有趣”的评论，企求中国的思想文物能对英国社会起一种借鉴作用。
１８ 世纪欧洲的不少作品采用的都是这样一种模式，即借“他者”（当然是理想化的）来对自身的社会状况等大发感慨与评论。这一传统在英国文学里延续到
１９ 世纪甚至 ２０ 世纪。 比如 １９ 世纪散文家兰陀（Ｗａｌｔｅｒ Ｓａｖａｇｅ Ｌａｎｄｏｒ，１７７５—１８６４）就假托中国皇帝与派往英伦视察的钦差庆蒂之间的对话，批评了英国社会现实的混乱与不协调。
２０ 世纪的英国作家迪金森（ Ｌｏｗｅｓ 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１８６２—１９３２）则写了《约翰中国佬的来信》（Ｌｅｔｔ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Ｊｏｈｎ Ｃｈｉ?ｎａｍａｎ，１９０１）和《一个中国官员的来信》（Ｌｅｔｔ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１９０３），重现了 １８ 世纪欧洲人心目中的那种乌托邦中国的图像，以此批评西方文明。
与以上那种乌托邦中国形象相比，１７、１８ 世纪英国作家笔下的另一种中国形象则是批评否定性的。 在他们看来，中国无异于一个野蛮、愚昧、异教的民族。 威廉•沃顿（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Ｗｏｔｔｏｎ，１６６６—１７２２） 认为中国的典章学术徒有虚名，何其幼稚，中国人与未开化的野蛮人差不多；威廉•匿克尔斯（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Ｎｉｃｈｏｌｓ，１６５５—１７１６）甚至伪造了一则荒诞不经的中国开天辟地的神话，攻击中国的宗教与道德；贝克莱（Ｇｅｏｒｇｅ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１６８５—１７５３）也对中国哲学及中国文化持有怀疑态度，不相信中国的历史有那么久，不相信中国科学有那么高明。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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