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6395960
作家出版社推出“剜烂苹果·锐批评文丛”，以对中国当代文学不良现象、思潮以及作家作品不足为研究内容，集中展示敢说真话、有力量、有风骨、敢于亮剑的文学批评著作。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提高当代文学批评的针对性、战斗性和原则性，营造讲真话、讲道理的文学批评氛围，作家出版社推出“剜烂果·锐批评文丛”，以对中国当代文学不良现象、思潮以及作家作品不足为研究内容，集中展示敢说真话、有力量、有风骨、敢于亮剑的文学批评著作。
上篇
大众文化思潮对当代文艺创作的影响／3
批评的伦理底线与批评家理论主体的建构／13
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作家明星化反思／23
形式与文学的生长／32
文学的技术与灵魂／45
网络文学亟需美学力量／54
我们为什么没有伟大的战争小说／61
当代中国影视创作中的人文精神缺失／69
象牙塔里的呓语与希望／79
优秀的文学都具有故乡意义／89
批评是一种稀有的才能／92
优秀的文学批评是创造性的／96
提升文艺批评的思想力量／100
下篇
《小团圆》与张爱玲的创伤记忆／109
莫言小说的局限／117
母亲上官鲁氏论
——莫言《丰乳肥臀》研究／128
《兄弟》的恶俗与学院批评的症候／144
余秋雨：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157
韩石山：贬鲁崇胡为哪般？／167
王充闾散文的一种解读／177
人还是不能写比他高的东西
——《白门柳》论／183
罪感的缺失与苦难的倾诉
——张贤亮小说的一种解读／203
论《平凡的世界》中的创作误区与文化心态／216
田小娥论／228
庄之蝶：肉体的狂欢与灵魂的救赎／240
《带灯》：修辞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技巧问题／252
中国的苦难如何写出？
——《定西孤儿院纪事》的小说伦理与艺术得失／267
才情独异的自我寄生性写作
——对董立勃近期四部长篇小说的一种解读／284
挑战自我和艺术的极限
——论马步升的文学创作及其限制因素／296
满嘴跑火车的文学史
——读孔庆东《国文国史三十年——中国现代文学史全讲》／309
卓别林的伟大在哪里？／313
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科学回答了新形势下影响文艺发展的各种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对文艺事业的大繁荣大发展提出了殷切的希望，是我党继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又一次创造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文献。2016年12月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总书记又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文脉同国脉相牵，文运同国运相连”，把文艺的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体现了党对文艺事业的充分重视和信任。总书记的两次重要讲话，高屋建瓴，语重心长，既指明了文艺发展的方向，又对当前文艺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解剖，为文艺的发展把了脉、定了调、鼓了劲。尤其对于文艺评论工作，总书记给予了高度重视，既肯定了文艺评论工作的重要意义，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文艺评论中存在的各种不良现象，并对文艺评论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号召批评家要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
为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提高当代文学批评的针对性、战斗性和原则性，营造讲真话、讲道理的文学批评氛围，作家出版社决定推出“剜烂苹果·锐批评文丛”，集中展示敢说真话、有力量、有风骨、敢于亮剑的文学批评著作。首批推出李建军、洪治纲、陈冲、刘川鄂、杨光祖、牛学智、石华鹏、李美皆、何英、唐小林十位在文坛有影响有代表性的批评家，每人推出一本以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不良现象、思潮以及作家作品不足为研究内容的评论集。这些评论家关注文学现场，敢于说真话，敢于亮剑发声。他们针对某一个具体作家作品的批评也许有偏颇、有争议，不是所有人都认同，也不代表出版社的观点，但他们的批评姿态、批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他们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作家出版社希望通过这套丛书，集中展示这些批评家的形象，让他们的批评方式、文学观点为更多的读者所了解和熟悉，并以此积极营造“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健康批评生态。
本丛书将采取开放式的结构，今后有符合丛书宗旨的新的批评家的作品，我们将陆续推出。
作家出版社
2017年5月
大众文化思潮对当代文艺创作的影响
一、消费主义盛行，导致艺术家精神的丧失
现代化的迅速发展，工业化、都市化的日益强大，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乡村生活的终结，这是人类发展的趋势，谁都挡不住。新的消费意识形态也应运而生，“我消费故我在”的观念，不断深入人心，快乐主义、拜物教、享乐主义成为人们越来越喜欢的文化。丹尼尔·贝尔说：“过去30年里，资本主义的双重矛盾已经帮助树立起流行时尚的庸俗统治：文化大众的人数倍增，中产阶级的享乐主义盛行，民众对色情的追求十分普遍。时尚本身的这种性质已使文化日趋粗鄙。”①
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开始广泛地影响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家，甚至渗透到他们的骨血里去了。陆扬说：“大规模的现代工业生产技术、大规模的现代消费市场，以及大规模覆盖的现代大众传媒，构成大众文化的三个要素。”②这话是对的。
多年来，我们的文艺创作、文艺评奖、文艺节目片面地唯市场论，以收视率、版税为标准。这种不看社会效益、唯金钱马首是瞻的现象，一直让人极其担忧。它严重扭曲了我们的文艺评价标准，某种程度上败坏了我们的文艺生态、文化生态。一些“三俗”作品甚嚣尘上，畅行无阻，而真正优秀的文艺作品却无法出头露面，获得真正的尊重。多年来，那些胡说八道、搞笑搞怪的节目垄断了黄金时段，娱乐至死、消费，成为很多主创人员的座右铭。这种乱象后导致的结果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让普通百姓不知道何者为佳、何者为劣，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精神生活，某种意义上导致了人们信仰缺失、灵魂空虚、心理焦虑。
这种将严肃文艺与通俗文艺或者通俗文化使用同一评价体系的做法，非常可怕。它极大地降低了文艺的高度，让文艺创作越来越走向制作，走向规模生产。比如，陈忠实逝世了，有人在网络上公开他的版税收入，说根本不是韩寒、郭敬明的对手，也无法跟如今的那些网络写手相比。这种评价一下子就毁掉了《白鹿原》作为一部杰出小说的地位。如果我们的文艺评论家、评价机构都认同这种机制，那就无法创作出杰出的文艺作品。
由于过度崇拜消费主义，相信市场，于是，文学艺术创作的倾向出现了问题，低俗现象非常普遍。大家都知道，如果要过度迷信市场，那只有两个内容是能达到这个目的的，一个是暴力，一个是色情。你看如今的网络小说，几乎每隔几段，就必须要有这些内容，不然就无法吸引读者的眼球。可以说，感官刺激，成了的创作目的。甚至为了吸引读者，不惜胡说八道，用一些耸人听闻的历史观来刺激读者，如《狼图腾》《大秦帝国》等。
如今，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因此，精神文化消费空间大大增长，对文艺的诉求也日益强烈。但可惜的是文艺工作者却没有给他们优秀的文艺作品。我们的影视、报业、通信越来越发达，不过，这里面承载的内容却越来越苍白，越来越“三俗”，而真正的严肃文艺，有格调有思想的作品却似乎越来越少。某种意义上，老百姓的精神生活越来越简单，越来越贫乏。这种现象，对于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有百害而无一利。
我们知道，作为严肃的批评家，必须要有一种批判精神，要有运用自己的理性严肃批评的能力。对那些票房很高，市场很认可，但人文精神严重缺乏的文艺作品，必须指出它们的不足。《泰囧》《三枪拍案惊奇》《绣春刀》这样的一些纯粹娱乐的作品，不能评价过高，要知道，它对消解人们的精神，破坏人们那点稀薄的是非观，颇有杀伤力。我们的文化产品，必须既有经济效益，更应该有社会效益，要引领人们往上走，而不是往下降。通过文艺作品，让人们脚踏大地，仰望星空，而不是跟着物质欲望走，跟着感官刺激走。
众所周知，文艺作品既有商品属性，也有艺术属性，就人类的发展而言，艺术属性更加重要。因此，我们不能将商业规则误当作艺术法则，一定要坚守艺术的原则。文艺作品的艺术性是净化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情操的伟大力量，倘若没有艺术性，一部作品还有“文艺”可言吗？习近平总书记说：“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优秀的文艺作品，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
我们当然需要一些消费主义的文艺作品，满足一些市民的文化诉求。但作为中华民族，我们还必须有一些伟大的文艺作品，拒绝消费主义的普及化。黑格尔说，一个民族要有一些观照天空的人，否则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
二、市场至上，影响了艺术作品的质量
大众文化是为市场而规模化制作出来的，包括了广播、电影、动漫、电视、网络小说等。大众文化的标准化、程式化、肤浅化，追求虚假的感官快乐，而忘记了许多值得我们去追求的价值观念。因为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后的结果是主旋律边缘化了，严肃文学艺术边缘化了，真正优秀的作家艺术家边缘化了。可是，那些低俗的文艺作品、节目，却没有边缘化。它们以“市场”“收视率”的名义而大行其道。我们知道，在欧美那些发达国家，大众娱乐作为文化产业当然极其发达，日本、美国的通俗文化亦了不得，但他们的严肃文艺依然有着广大的市场，并不会因为大众文艺而受到排挤。《哈利·波特》永远是《哈利·波特》，永远取代不了莎士比亚。可是，在我们当下的社会，似乎于丹超越了孔子，韩寒取代了鲁迅，很多大学生喜欢前者，而不喜欢后者，甚至从来不读后者。这绝不是中华民族的福音。
完全为市场而创作，导致艺术作品完全商品化，艺术家的想象力丧失殆尽，人文价值、理想、信念都抛诸脑后。于是，生产的作品基本都是满足平均数的通俗化作品，基本就只有一种属性：商品，而它们的艺术性却几乎荡然无存。
所以，我们看今日的小说，大多数似乎都不是小说，而更像是电影或电视的脚本。作家写作的初衷就是奔着电影或电视剧改编去的，至于能不能被人家相中，那倒是另外一回事了。什么时候我们的小说家如此没有自信呢？比如严歌苓的长篇小说，其结构基本上就是电影或电视剧的结构，情节置换，也是影视的。这种大众文化对小说的艺术表达之影响，太巨大了。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几乎就毁灭了小说。
那么戏剧呢？这种舞台艺术以它的现场性，营造了一种和观众水乳交融的感觉，某种意义上给观众的冲击比影视要更大一些。但大众文化的冲击，也使得舞台成了挑战人类伦理底线的所在。茂腔戏《红高粱》，在舞台上直接展现红高粱里的野合，脱衣、亲热，等等，让观众很不好受。因为这毕竟不是电影。
真正的艺术家被认为绝不流俗于商业市场行为。布尔加科夫说，为金钱写作是可耻的。一位作家写作肯定是应该得到经济回报的，这没有什么错。但关键是你的写作必须忠实自己的内心，而不是市场，不是金钱。我曾经说，市场对一位作家的伤害，并不会比别的小。中国当代作家普遍缺乏传统文化的滋养，更少欧美文化的洗礼，所以，他们的写作更容易受到市场、金钱的影响。由于作家主体的精神匮乏，于是大众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就是致命的，市场至上，就成为他们的创作目标。无论作品内容，还是形式，都明显受到了大众文化的影响，日益趋向低俗、媚俗、庸俗，严重破坏了中华审美精神，包括中华审美能力。如今的大学生，受此文化影响，也不愿阅读经典，沉迷于网络游戏、网络小说之中而不能自拔。汉语写作的日益衰微，让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好文字，什么是坏文字。
近杨绛先生辞世，有几家报纸采访我，我说：
杨绛的辞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真正结束。这话虽然说得有点烂了，但还得说说。而这次说的，可能是真的。杨绛女士不仅仅是钱钟书先生的夫人，她更是一位杰出的作家、戏剧家、翻译家、学者。她是一位真正从民国走出来的大家闺秀，一位真正的具有现代意识，而又富有家学、中西兼通的文化人。她的作品，无论戏剧、小说，还是散文、翻译，都是极其安静、蕴藉、干净，洗练而自然，毫无尘俗气。晚年翻译《斐多》，深意存焉。当今读者读惯了咋咋呼呼、逞才使气、花里胡哨的所谓文章，对杨绛的文字，可能一下子很难进入。但这才是真正的文字，很多人搞了一辈子文学，也永远不知道什么是好的文字。她曾说：“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可惜，我们现在就缺这样“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的学者、作家了。
真的，钱钟书、杨绛这样的学者，这样的作家，如此杰出的汉语写作，随着他们的去世，难道真的就成了《广陵散》了？
我近几年遇见不少的作家，包括一些知名作家，谈起鲁迅，嗤之以鼻；谈起周作人，更是不屑一顾。至于张爱玲的小说，他们完全排斥。我就说，其实这些所谓的作家，一生都没有真正走进汉字，虽然他们也写了很多东西。新疆作家周涛说，他从来感觉不到张爱玲的文章的好。我在一篇文章里说，如果他能感觉到的话，他的散文写作不会那么快就夭折。其实，散文是老人的文体，应该是越写越好的，所谓人书俱老。可是我们如今的散文家却大都是青年写作，连中年写作都很难进入，更休谈人书俱老。
就文学作品来说，语言是很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但我们发现当代作家的语言大都不过关，而且还不以为然。这一点不要和鲁迅等大师比，就和杨绛先生的文字比，相形逊色太多了。止庵说：“杨绛散文语言具有准确的美、朴素的美和精练的美，这统可归之于一句很古老的话：‘辞达而已矣。’对这句话我们似乎总觉得只是一个起码的要求，其实它是一个的要求。”“杨绛散文白描的风格，她的深沉、实在、朴素、含蓄，与此前三四十年间成为时尚的那种虚夸、浮躁、雕饰，是根本对立着的，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散文美学观念。”①
当然，能做到这一点，是与她的丰厚学养有关的。她的中西兼通的学问，开阔的视野，极高的品位，深厚的修养，当代作家几人能及？“而且文化在她这儿是‘化’得纯熟的，丝毫不露痕迹，文化不是作为一项内容而是作为一种底蕴出现在她的文章中，文化也就是她的心态的一部分，这是她高超的地方，也是她平易的地方。”②
《洗澡》出版后，施蛰存撰文说：“语文纯洁，本来是读者对作者，或作者自己对作品的要求。但在近十年来，却已成为要求，在一群三十左右的青年作家的作品中，要找一本像《洗澡》那样语文流利纯洁的作品恐怕很不容易了。”他认为杨绛“自是语文高手”③。
由于一味追求市场，文艺作品的思想内涵就很单薄，甚至很庸俗、低俗。这一点我们阅读鲁迅的作品，就可以有强烈的感觉。
三、
多媒体、高科技的发展，带来艺术的浅俗化、碎片化、技术化
大众文化得以广泛传播，全赖强大的传播渠道，即如今备受关注的新媒体，尤其网络的迅猛发展，博客、微博、微信等的广泛使用，让如今人的文学阅读习惯完全改变了，刷屏成为人们尤其青年一代的日常习惯，而读书，尤其读经典几乎被他们遗忘了。
视觉文化的发展，也使得作家的写作发生了巨大变化。短平快似乎也更多地被作家认同，并成为习惯的写作方式。长篇小说的写作更加容易了，很多作家一年一部长篇小说，以前那种半生写一部长篇小说的生产模式早就过时了。比如，贾平凹，这十多年，几乎每隔一年，就有一部长篇小说。这种产量让人惊叹，但小说的质量却日益下滑，文章比较粗糙。这么快的产量，哪里有时间精细打磨？而且，这几年的长篇小说，就容量来说，却越来越短篇小说化。人物很少，故事情节也不复杂，很像市场上的注水肉和那种掺了很多水的牛奶。像余华的长篇小说《第七天》，已经来不及消化时代，完全是将微博等网络的一些东西，粘贴到小说里。贾平凹《带灯》已经开始抄文件了，小说里大段大段地粘贴文件。这种创作模式，导致小说的浅俗、碎片，也没有阅读的艺术美感，就是一个粗糙的工业产品而已。
网络小说的迅猛发展，也值得我们关注。我们阅读那些网络小说，字数似乎越来越多，但内容却很少有厚重的。这种满足网络即时阅读的写作模式，必然地带来小说的通俗化，甚至情色化、暴力化，而且还受资本的限制和控制。他们没有多少自由的创作空间，等于就是一个资本的狂欢。他们的写作思路严重受网站负责人的影响。其实，也是一种浅俗、庸俗的写作，不管变化多少花样，也没有几个有文学价值的作品。
高科技带来的技术化、浅俗化，在电影领域更加普遍。美国导演卡梅隆的《泰坦尼克号》《阿凡达》，带给观众的是视觉的盛宴，就艺术性、思想性而言，是非常贫乏的。我曾说，这是技术的胜利。不过，卡梅隆的电影还是有一个过得去的故事，有一种人道主义精神在，对观众还是有一定的教化意义。至于张艺谋的《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等，除了技术的肆意铺展，根本就没有一点人道主义精神，没有张扬人性，而是宣扬暴力，歌颂暴君，历史观、价值观都是错误的。为了市场，为了票房，可以说，张艺谋完全抛弃了自己早年的那点人文情怀，完全成了资本的奴隶①。以前的电影，和文学是亲戚关系，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作品。如今的电影越来越多改编自电脑游戏。张宗子说：“那时候是文学电影时代，现在是电脑游戏电影和漫画电影时代。”①
当然，对这种现象，也有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比如南京大学的周宪先生，他认为《英雄》等电影是叙事电影向奇观电影的转变，他说：“在当代电影中，这种叙事电影的模式开始衰落了，叙事的力量被另一种力量所取代，那就是画面的视觉奇观性。”②由于视觉文化的日益霸权地位，电影的叙事不那么受欢迎了，尤其3D电影的出现，更是满足了观众的感官刺激需要。其实很多人并不需要深刻，也不需要思想，他们就需要刺激，需要放松，需要娱乐。可以说，大众文化的强势发展，极大地改变了电影的发展方向。按本雅明的说法，传统的阅读方式是“韵味”的，而电影的观看是“震惊”的。丹尼尔·贝尔说：“（它）产生出一种我称之为‘距离的销蚀’的现象，其目的是为了获得即刻反应、冲撞效果、同步感和煽动性。”③那么，什么是奇观呢？周宪说：“所谓奇观，就是非同一般的具有强烈视觉吸引力的影像和画面，或是借助各种高科技电影手段创造出来的奇幻影像和画面及其所产生的独特的视觉效果。”④当然，这种变化与大众文化的发展密不可分。从此，可以看出，社会文化思潮对艺术创作的表达影响巨大。周宪说：“奇观电影就是消费社会快感文化的象征。”⑤
四、批评精神的弱化
推介优秀的文艺作品，培育良好的文化生态，引领一个时代的美学风尚，应该是文艺批评家的天职。某种意义上，一个文艺批评家的良知和修养，就在于他面对一件艺术品，是艺术标准，还是商业标准；他是依靠自己的艺术感觉说话，还是看着金钱说话。作为批评家必须追求真理、指摘问题，并对文艺家和文艺作品做出真诚而善意的批评。批评家必须具备一种差别意识，不能当和事佬。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
在当前大众文化一枝独秀的严峻形势下，文艺批评也日渐堕落，无法行使自己的神圣职责。大家都喜欢说好话，都喜欢表扬，你如不识趣去批评，人家就很不高兴，因为你破坏的是人家的市场价格。于是，红包批评、圈子批评、哥们儿批评、金钱批评，开始占据批评界的主流。这些批评家也是赚了个盆满钵满。批评公信力的丧失，是一个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当然，对于红包批评，我个人觉得作为一位批评家，合理的报酬是应该有的，批评家参加作品研讨会，取得一定的报酬是应该的，但拿了红包，依然要凭艺术良知说话，这才是根本。批评能力，或批评精神的丧失，不是因为拿了红包；没有拿红包，依然可以胡说八道。作家写作有版税、稿费，批评家为什么就不能有合理的经济收入？我们在批评红包批评的时候，可不能为了倒洗脚水，连孩子也倒掉——如今批评精神的丧失，一个原因，也就是批评家和作家、艺术家经济收入的不对等。
作为文艺批评家，面对那些背离艺术、拥抱金钱的烂俗作品，必须要举起刀子，像剜烂苹果一样，“剜”掉它。否则，精品淹没，经典排斥，畅销的只是那些文化垃圾。马克思说，这是一个资本狂欢的时代。资本的介入带来很复杂的后果，有时是正面作用，有时却是一种庸俗化、低俗化的过程。看看我们近年的书画界，乱象丛生，铜臭气弥漫，而真正的书画家却似乎看不见了。这是一种优汰劣存的逆反现象，值得我们警醒。长此下去，我们的艺术判断力和鉴别力就会丧失，我们的艺术感觉就会被污染。面对这种唯市场的乱象，文艺批评家的责任就是引领和培育，用自己批评家的良知，坚守艺术性、商业性第二的标准，披沙拣金，将真正优秀的文艺作品推介出来，而对那些“烂苹果”，坚决地剜掉，否则，就会烂掉整个苹果，乃至整筐苹果。
多年来，中国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基本都依靠的是西方文艺理论；而西方的文艺理论是建立在西方的文学艺术创作基础上的，并不一定符合中国的文学艺术创作实际。这几年大家讨论很激烈的强制阐释问题，就是这种现象的一个体现。
但可惜的是，我们正好缺乏优秀的批评家。我们多的是西方文艺理论的搬用工，用西方文艺理论削足适履于中国文艺创作的所谓批评家。这种批评家对文本没有感觉，面对任何文本，都可以搬来西方理论强制阐释一阵，貌似很有理论，其实是伪理论、假理论。
我们在进行文艺批评时，忘记了本民族的文艺理论。我们应该挖掘本民族的文艺理论，包括对近代中国文艺评论的成就。王德威说，我们可以梳理章太炎、陈寅恪、钱钟书等人的文艺理论贡献。
当今社会，文化多元，价值多元，亟需批评家的批评精神、批评锋芒，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
（原载《中国文艺评论》201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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