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5406510
回首共和国往事,波澜壮阔,风云变幻。本书作者采访了一些重要历史场合的见证者，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推动者（这些事件包括：开国大典、万隆会议、庐山会议、“两案”审判等、香港澳门回归）；在共和国历史上重要人物身边的工作人员（这些人物包括：*、周恩来、邓小平、胡耀邦等），讲述这些往事背后的故事，揭开一些内幕和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新中国的历史进程。
走入红墙担任保健医生
“特制”的开国国宴酒水
在中南海所见证的伟人细节
近距离接触不一样的“紫云轩主人”
口罩与书屋背后的红色传奇
王叔叔成为毛家孩子“家长”的内情
红墙内保健医的健康宝典
第2章从中南海到八宝山
医疗专家全力挽救，卓琳声声泣喊“老爷子”
噩耗随着电波传遍神州，中华儿女一片哀恸
周南两度泪洒灵堂，马万祺悲痛之情溢言表
安南凝视着小平的遗像，整个世界与中国同哀
到八宝山的沿途站满悲泣的人群，洒满动天撼地的悲痛之情
以朴素庄严的方式，完成一位唯物主义者生前的嘱托
两个心愿成了总设计师的遗愿，相伴一生的卓琳替他兑现梦想
第3章“神探”杨奇清的惊天动地与默默奉献
“红小鬼”追寻来时路
长征路上警卫员的援救与中央密令的送达
战火纷飞年代中另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死而复生”者的红色之恋
保卫开国大典的幕后与炮击天安门阴谋的覆灭
首个国庆日天安门广场欢腾的背后
护送访问苏联和迎接回京的内幕
颠覆亚非会议的暗杀阴谋
惊天大案“神探”原本是慈爱父亲
一家人在非常岁月的非常劫难
第4章“老八路”的抗日与缔约
“亚洲通”背负众望沟通中日缔约之路
感受邓小平伟人气概与凡人情怀
令日本鬼子闻风丧胆的“符号”出自罗瑞卿的一句戏言
脱下戎装成为共和国代外交官
他是“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的首批知情人之一
“老八路”与日本战友三十多年后重逢于日本
日军大尉无意间成了外交伉俪美好姻缘的“牵线人”
第5章执勤在“世界广场”
从“红色青年”到红色警卫
忙得不亦乐乎中感受荣光与自豪
红色执勤袖章换成黑色袖标
平凡而特殊岗位上的红色记忆
第6章见证庐山风云幕后
“美庐”来了新主人
整个庐山上空有阴云荡来荡去
庐山由热闹到平静的恢复
第7章风雨沧桑尽传奇
在第二故乡“真枪真弹”到“虚晃一枪”
蘑菇云冉冉升起的背后
非常岁月做周恩来的联络员
第8章“体育门外汉”让中国体育走向世界
“不太喜欢体育”的“外行”主帅体坛
烙有红色背景的体育运动活动家
“连升三级”的科技少将
“反兴奋剂斗士”的改革之路
积极地看待进退与生死
第9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大力支持者
“小脚女人”的革命与被革命
首个中央涉农“1号文件”诞生的阵痛
中国改革率先从农村突破的背后
第10章同江青在特别法庭上的交锋
“五七战士”成为江青的公诉人
特别法庭上的较量
“无法无天”的历史不能重演
第11章胡克实与胡耀邦共事之前后
中国青运先锋与中共领导人的神交
个性迥异的“二胡”互补地配合着
“运动”中不倒的精神与信念
好帮手好上级好朋友
永葆青春的秉性与不老的灵魂
第12章“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的来龙去脉
一个普通小兵从此家喻户晓
宣传雷锋新闻战催生题词之闪念
寥寥七字手迹成为学雷锋的伟大号召
作为“好人”的象征活在民众心中
一句口号成为一种精神的呼唤
第13章18位村民红手印开启中国农村改革
鲜红的手印按在全国首份包干合同上
实践给小岗的包干作出响亮的回答
中共历史上个农村工作“1号文件”诞生
燎原社震撼全国的创举注定坎坷
第14章“真理标准”横空出世的内幕
战斗檄文挑战“凡是派”
历史雄文引发思想理论界上的“大地震”
胡耀邦初创《理论动态》的点点滴滴
还“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真相
破解“真理檄文”的真实作者
第15章首倡恢复高考背后的人与事
当面向小平同志谏言“恢复高考”
“几句真话”让教育的春天回归
名门之后的科研成就同样名不虚传
恢复高考首倡者同样反对“一考定终身”
第16章香港回归前的风风雨雨
“铁娘子”神情恍惚地在大会堂门外摔了一跤
香港总督麦理浩投石问路
五下香港的邓小平再也不能重踏这片热土
第17章澳门过渡时期的点滴
澳门政权交接仪式细节安排背后的较量
与澳督亦近亦远的特别交往
特区政府成立主会场的装修与“金莲花”的安置
少为人知的“红花配绿叶”佳话
第18章国庆60周年大典联合军乐团组建始末
一个无名小镇与一场大阅兵的因缘
有一种自豪叫“参加国庆阅兵”
在没有硝烟的特殊战场上打“精神仗”
生生死死之中的感动
特别的队伍这样练就
“见荣誉就争，见红旗就扛”的背后
一切为了庄严神圣的那一刻
知情者披露红墙生活起居细节
在北京甘家口一栋住宅楼里住着一位看似普通的老者，他曾负责照顾的生活起居多年，他便是的第三任保健医生兼生活秘书王鹤滨。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他接触到一个不一样的，度过了一段难忘的传奇时光。
走入红墙担任保健医生
1951年春节前的一天，与王鹤滨拉起家常：“王医生，你的老家在哪里呀？”王鹤滨用抗战时期的语言回答，毕竟家乡人民的抗日事迹让自己也深感自豪：“冀中军区，白洋淀。”
听后笑了笑，又问：“家里还有什么人哪？”王鹤滨一口气把家庭成员拉了出来：“家里有父亲、母亲，一个姐姐早已出嫁了，哥哥在保定市工作。”
“你回家探过亲吗？”关心地问。王鹤滨摇了摇头，说：“1949年初夏我在香山门诊部工作时，父母来看过我，但我一直没有回去过。”
“你应该回家去看看父母的哟！”带着一些责备的语气说道。王鹤滨解释道：“主席，工作离不开。再说，父母来看我，与我回去一样。”
“我派你回家去看看父母。另外，回到家乡看看农民们生活得怎么样。”催促王鹤滨早点儿回家看看。于是，第二天王鹤滨就上了从北京到保定的火车，然后再坐小木船，当日就回到了阔别十多年的老家。
1924年4月，王鹤滨出生在河北省安新县北冯村。王鹤滨接受专访时回忆说：“父亲给人家当长工，母亲每天编织苇席，尽管很穷，父亲还是要让我念书，他认为自己苦了半辈子，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我母亲生了六个孩子，活了三个，我是老六。我的名字是本家一个爷爷取的，‘鹤’是辈号，因为家住在白洋淀，就取名‘滨’，也就是‘水边’的意思。主席曾经在一次有关毛岸青病情的信件上批示时，写成‘河滨同志阅’。”
王鹤滨说，自己从没过过生日。“我是清明节那天生的，可能因为是鬼节，父母一直没有告诉我出生日期，直到七十多岁我才知道真实的生日，这是姐姐告诉我的——这之前，我随便定了生日：5月5号（马克思的生日）。因为我小时候曾问过母亲，可是她只是说我是春天出生的、肚子里来的。我问什么肚子，她说是腿肚子。”
王鹤滨知道父母供自己上学不容易，学习很努力，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当时家里非常困难，自己种的麦子舍不得吃，拿去换小豆、高粱、玉米等粗粮。困难的时候吃棉籽，小孩吃后大便拉不出来。王鹤滨上学回来到野地里挖野菜、拾柴，还到河里摸鱼虾。后来，他父亲把家里的大门、锅都卖了换粮食吃。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贺龙领导的八路军一二○师在王鹤滨的家乡一带打日本。当年，王鹤滨是村里的儿童团副团长，常常站岗放哨。次年，14岁的王鹤滨高小毕业后就参加了抗日工作，在专署做一名勤务员。由于日本鬼子的“扫荡”，专署转移到雄县和任丘。因为形势严峻，专署缩编，约一多半人被劝回家，等形势好转再回专署。就这样，王鹤滨回到了家乡。
15岁那年，王鹤滨进入安新县政府工作。先是做油印员，后来被调到秘书室当书记员，主要是为领导和机关工作起草文件。
1940年10月，王鹤滨考入了华北联大教育学院中学部，1941年转入晋察冀白求恩学校高二期（相当大专班）学习，1943年夏进入解放区医学学府——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学习。
1943年初秋，一天下午上课后不久，同学们正在窑洞里复习功课，一辆美式吉普车驶进了柳树店的山沟，旋即停在学校的操场上。当车上的人走下来时，被附近的几位同学发觉了，他们立即欢呼起来：“来啦！”这是王鹤滨次见到。
校领导指示各大队集合，整队到大礼堂听讲话。同学们席地而坐，礼堂被挤得满满的。
当出现在礼堂门口时，同学们热烈地鼓起掌来，宛如暴风骤雨，响个不停。只见微笑着举起了双手，手心向下，接连轻轻地按了几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
“枪是可以杀人的！”此时，表情严肃，带着沉痛的回忆，是用高昂、激烈的语调，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来的。即刻接着讲了下去：“同志们！我们革命党人认识这个真理，代价却是极其惨重的，花去了无数个革命志士的生命，是以革命遭到了失败的教训，才认识到的。于是，我们革命党人总结了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教训，也拿起枪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战友的尸体，继续战斗……”
虽然带着很浓重的湖南口音，但王鹤滨与他的同学都听得入神，每个人都屏着呼吸，聚精会神，生怕漏掉了一句话、一个字；大家都目不转睛地望着，生怕漏看了一个动作、一个手势……
的讲话使王鹤滨这些从晋察冀根据地来的学生耳际反复响起了一首他们很喜欢唱的歌曲：“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都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直至晚年，王鹤滨对的讲话都难以忘怀，感受很深，正如1938年的那首《井冈山之歌》——“他有一肚子革命理论，上起课来都让他来教，教得好，教得妙……”
当天，王鹤滨就坐在排，与仅隔一张讲台桌。那伟岸的身躯、宽阔的前额和深邃的目光，让王鹤滨印象深刻。尤其是穿着与普通战士一样褪了色的灰色军装更是让他一辈子难以忘怀。当时，所穿的军裤左右膝部各有一块长方形的大补丁，补丁虽然也是灰色的，但明显要比裤腿新一些。而随来卫士同样的灰军装上却看不到一块补丁。
晚年，王鹤滨还一直对当年的场景记忆犹新：“我们大部分席地而坐，有的坐草垫子，有的坐小板凳什么的，主席前面就是一张小桌子，卫士给他倒开水放在那儿，主席穿着一条两边都补着补丁的裤子，一件旧的灰色军装，给我们作报告。”所作的报告风趣幽默，讲小米加步枪如何战胜了敌人的飞机大炮。这次讲话，让王鹤滨明白了许多道理。
1944年，王鹤滨被选为全校模范学生。第二年春天，尚未毕业，他便被调到延安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任住院医生。
1945年9月毕业后，王鹤滨被调到中共中央军委卫生部医政科工作，同时兼任中央门诊部的眼科医生，并且是中央卫生机构中的一位眼科医生。
1946年初夏的一天下午，王鹤滨提着配镜盒，跟在中央门诊部副部长傅连暲的后面去王家坪给检查眼睛。到了坐落在清凉山麓的王家坪，傅连暲指了指村西头路南侧的一处单层建筑物说：“到了，那就是居住和办公的地方。”那是一栋别有风格的建筑物，四四方方的，似一处普通的平房，从房顶看又像是由砖窑组成，房前是一块场地，算是无墙的院子。
走到门口，恰好江青从屋子里走出来，傅连暲便向她说明来意，指着落在后面的王鹤滨说：“那位是王医生。”江青轻抬眼帘，看了王鹤滨一眼，说：“主席在，你们去吧！”
正伏案办公，客人的到来，打断了他的工作，他放下了手中的笔，站了起来。傅连暲笔直地站在的面前，带着点儿军人的风度，说明来意。这时，王鹤滨才知道，事先并没有告诉要给他检查眼睛，傅连暲担心他因为工作忙而会拒绝检查，所以采取了“突然袭击”的办法，使不好推却。傅连暲把王鹤滨的情况向作了介绍，微笑着向王鹤滨伸出手来，王鹤滨紧张得竟忘记了向问好。
王鹤滨布置好视力表，检查眼睛外部，测了视力，然后又选配镜片。坐在检镜盒前，插话说：“哟！还这么复杂呀！”
傅连暲连忙接过的话音回答：“很快就结束了！”王鹤滨一检查完毕，立即向报告说：“主席，你的眼睛有轻度近视，要配眼镜吗？”和蔼地答道：“看东西不碍事，不要配眼镜了。”
告辞时，把傅连暲和王鹤滨送到门口，说：“不远送了！”二人告别离开。
这年秋，蒋介石用重兵压向陕甘宁边区的首府——延安。根据计划，后勤人员提前撤离延安，辗转到河北西柏坡，经石家庄、保定向北进发，到北平。王鹤滨回忆说：“主席及党政主要领导比我们早到北平。历史如此微妙，把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重大事件与的行动都安排在了3月——1947年3月撤离延安，1948年3月东渡黄河前往华北解放区，1949年3月进驻北平。进城的部分中央机构设在香山，代号叫‘劳动大学’，简称‘劳大’。主席就住在香山的双清别墅。开国大典举行前夕，他才搬进中南海办公、生活。”到北平后，王鹤滨任香山门诊部支部书记兼副主任。
1949年8月的一天，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负责人罗道让正式通知王鹤滨：“鹤滨同志，上级决定派你到中南海去做的保健医生，叫我与你谈谈，看你有什么意见？”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使王鹤滨有点儿胆怯起来：做主席的保健医生，是件责任重大的政治任务，主席的健康事关重大，我能胜任吗？
王鹤滨犹豫了一下回答说：“我去，但怕做不好！”由于激动和不安，王鹤滨的声音有些颤抖，嗓子也觉得发干。罗道让一听，他那绷紧的面孔舒展开了，脸上露出了轻松的笑容。王鹤滨没想到，罗道让比自己还要紧张些。
“去吧！在身边工作是个极好的学习机会，只要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地工作，就一定会把这一重要任务完成得很好。”罗道让既是鼓励又是嘱托地叮咛了一遍：“你进城去找傅连暲同志，他会具体地向你交代任务。”
当天中午饭后，王鹤滨便到了傅连暲的办公室。没有寒暄，傅连暲开门见山：“鹤滨同志，派你去给做保健医生，责任重大，出不得半点差错。工作中不能粗枝大叶，遇到问题要多和我联系、商量。目前，担任中央首长医疗保健工作的同志还很少，你还得要兼管其他几位书记的保健工作，以后再配备人员。”
傅连暲一口气把任务交代下来，并指明任务的重要性和王鹤滨应持的态度，甚至连工作方法、工作作风都作了交代。傅连暲后郑重地说：“鹤滨同志，你是派到身边担任保健工作的第三位医生。希望你好好工作。”
当天下午，王鹤滨手持傅连暲亲笔写的介绍信，来到中南海菊香书屋。看完信后，向王鹤滨微笑着说：“好！王医生，欢迎你到我这里来工作。我现在要去开会，以后我有事就找你。”说罢，把手伸了过来，与王鹤滨亲切地握了握手。
不久，一天下午3时许，的值班卫士王振海通知王鹤滨到主席处。到了的起居室，王鹤滨看到主席穿着旧毛巾布做的睡衣向右侧卧在床上，手持翻卷着的线装书正在阅读，因为室内的光线不足，屋顶上的灯和床头桌上的灯都亮着。见王鹤滨进来，立即将手中的书放在了床面东侧的书堆上，半坐在床头上，用手示意王鹤滨坐在床边西侧的一把靠背椅子上。
微笑着说：“王医生，目前我这里的事情不多，有时间你还要多照顾一下其他的几位书记。”王鹤滨全神贯注地听着，表情有些拘谨。这时，抬高了点儿声调，笑道：“王医生，在我这里工作不要拘束，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啊？”
王鹤滨一直记得，当时将后的“啊”字发音成“ǎ”音：“这句话说出后，他也忍不住笑了起来，笑得连双肩和颈部也抖了起来。我确实像受到突然袭击一样，不知如何应付这种场面，更找不出合适的话语回答。他想用这种直率的、乡野式的语言同我交谈，缓解一下气氛，明白过来后，我也笑了，气氛活跃了起来。”王鹤滨曾回忆说，在此之前，给自己的印象是庄重严肃、温文尔雅、才识渊博，说话掷地有声，一派大家风范，而这次，印象中的和眼前的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件事彰显了主席的风范，这种口吻冲淡了王鹤滨的拘谨，调节了交流的气氛。
1951年春节前，王鹤滨按的指示次回家看望了父母，见到了儿时一起玩耍的伙伴。乡亲们知道王鹤滨是学医的，也知道他是在中央机关工作。王鹤滨一到家，乡亲们便接踵而来求医问药，也有外村的老乡赶着牛车送来了病人。在家乡的几天时间里，王鹤滨主要就是为本村和附近村庄的乡亲们看病。
探亲归来，王鹤滨把农村的见闻写了一份书面报告。看后，又问了一些情况。当王鹤滨讲到在家乡的几天中，几乎每天从早到晚都在为农民义务看病，又因为没有架子而很受农民们的赞誉时，沉思了片刻，指示道：“王医生，你到农村去，就在你的家乡办个医疗点吧！弄些药品和医疗器械去，你一半时间在我这里工作，一半时间到农村去为农民看病。”言语恳切，但王鹤滨没有敢表态，因为这不大可能，但是这件事一直搁置在他的心底。
王鹤滨说，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身边工作的同志几乎都和自己一样，大都是农家子弟。每当哪一个要回家探亲，总是要再三叮嘱他们关心农民群众的生活，回到农村后要做调查研究，回来后要做口头或书面的调查报告，这形成了一种制度。据王鹤滨讲，有些卫士文化水平较低，就像老师批改作业一样，将错字、白字一一改过来，并且帮助通顺语句、修正语法，谁写的报告生动活泼就批给大家传阅。
“特制”的开国国宴酒水
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王鹤滨被公安部任命为公安部九局检验室主任。“在开国大典前的一些日子里，不仅会议很多，宴会也很多，为此，食物要检验有无毒性，成立了检验室。检验室的任务就是保证食品的卫生、无毒，每次会前都必须进行检验，以保障中央领导、各民主党派人士，以及全国各地、各阶层、各民族集中到北京来的知名人士和代表们的安全。”
开国大典的前一天晚上，怀仁堂大厅里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每一张餐桌上都摆放有茅台白酒和通化红葡萄酒等。为了保护领导的健康，避免因健康原因不能在第二天登上天安门，在国宴即将开始时，中央警卫处处长汪东兴和中央警卫处副处长李福坤，把王鹤滨叫到面前，李福坤低声嘱咐说：“鹤滨同志，不能让中央领导同志因饮酒过多而不能登上天安门，你要想想办法！”
这下，王鹤滨发愁了，自己可没有解酒的特效药，特别是宴会就要开始了，他感到了巨大的压力：这任务如何完成啊？
首长和国宾们都已经坐在餐桌旁边，祝词一过，就要举杯了。怎么办？自己又不能走到每一位领导面前，去劝说少饮酒。
“灵感”终于逼出了办法。“我开始想，茶叶有点儿解酒的作用，由喝茶水想到了用茶水代替红葡萄酒，进而想到用白开水代替茅台酒了。事不宜迟，用茶水代替葡萄酒，用白开水代替白酒，给参加宴会的首长们喝，保证不会‘醉’倒一个。于是，我将我的‘发明专利’向汪东兴、李福坤作了紧急报告，又经过首长杨尚昆的首肯，就执行了，立刻办起了临时‘美酒酿造厂’。”
王鹤滨先做了一下试验，倒在高脚玻璃杯中的茶水和白开水，在外观上用肉眼是无法与红葡萄酒和茅台酒区别的，只要不喝不能分辨真假。说干就干，他们利用刚倒完的空酒瓶子，迅速地装满了几瓶“特制”的“茅台”和“通化葡萄酒”，并马上和几位卫士长当起“招待员”来，把他们的“特酿好酒”斟进了首长们的高脚杯中。
王鹤滨注意到，喝下“特酿酒”后没有动声色。王鹤滨笑言，国宴下来，畅饮的首长们脸都未红，个个都是“海量”，一个也没有醉。
为迎接开国大典，首长身边工作的人员因为随着首长出入各种重要场所和一些大型的会议，都穿上了清一色的工作服，王鹤滨也头一次穿上了毛呢服装。王鹤滨说，虽然毛呢的质量较粗，但穿在身上，使年轻的小伙子们显得更精神了。“主席的卫士李银桥和我从王府井路东请来了著名的裁缝王子清。他曾留学法国学习服装设计，是行家里手。我们用轿车把他拉到中南海，在主席的办公室里为主席量了尺寸，之后又在这里让主席试了衣服样。很快，为主席做了一身绿色的毛呢中山服和一顶帽子，并做了一双软橡胶底的、棕褐色的牛皮鞋，都很合适。”
王鹤滨后来感慨地说：“1949年10月1日，主席穿上了这双棕褐色的皮鞋登上了天安门主持开国大典，向全世界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这双皮鞋也是我在主席身边工作的几年中所见到的、他的的一双皮鞋。”
有一次，李银桥在给擦皮鞋时发现，皮鞋前边一道纹一道纹的，和老人的抬头纹一样，鞋帮内侧靠近后跟处有铜钱大小的面积已经磨褪了色。李银桥擦了两次鞋油也无法遮盖褪色的部位。再看鞋后跟的外侧，已经磨掉了差不多一公分——因为是软胶底，根本没有办法用鞋钉补。李银桥笑了笑，说：“我看这鞋，有点儿将军的意思。你这当秘书的，都不知道给主席做双鞋呀？”王鹤滨无奈地说：“主席一直说这鞋还能穿，不让做新鞋，叫我怎么办？”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许，醒后，王鹤滨了解了一下他的健康情况。之后，汪东兴告诉王鹤滨，开国大典时要与其他国家领导人同行，指示王鹤滨随中央警卫处的车先去天安门等候。
将近下午3时，等国家领导人的车陆续到来。首长们下车后，王鹤滨等工作人员急忙跟随，登上天安门背面西侧的台阶。王鹤滨注意到，登上天安门的中国领导人都佩戴着红色的锦缎飘带，飘带下面剪成燕尾状，带长近尺、宽约两寸，上面印着竖写的烫金字的职务称谓。左胸前的飘带中央印着“主席”两个字，随着走动和秋风的轻拂，飘带在绿色毛呢中山服的衬托下在胸前飘舞，显得艳丽而庄重，非常耀眼。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则佩戴着绿色的锦缎飘带，上面用烫金字印着“工作人员”、“服务人员”或“记者”等字样。
等国家领导人一踏上天安门的城门楼，立刻从设在天安门上的播音器中，传出了播音员兴奋、喜庆的声音：“来啦！”“健步登上了天安门！”播音员的呼喊声刚落，天安门上下顿时掀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站在了主席台的中央，主席台前是一排麦克风。此时，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开国大典开始。向广场的群众、向观礼台上的人士和外国朋友巡视了一周，投去亲切问候的目光，并挥手示意，接着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随后，按动了升旗的电钮，在联合军乐队演奏的代国歌声中，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的广场上冉冉升起。
阅兵式过后，是群众游行。人流经过天安门时，时而涌向金水桥边，时而停止了脚步，或放慢了步伐，翘首提踵，想把看得清楚些。虽然播音员再三催促游行队伍快速行进，游行的人群哪里肯听，天安门上的主席台像是一块巨大的磁石，把游行的群众都吸到了金水桥前，游行队伍在这里形成了涡流，在这里汇集着，不愿离去……
“万岁！”从群众的游行队伍中喊出了由衷的祝愿。在天安门上的主席台前用手挥舞着致敬，并高声祝愿：“同志们万岁！”群众听到的祝愿的呼声，都兴奋得热泪盈眶了，爆发出更响亮的欢呼声。人们雀跃着，热烈地鼓起掌来……
王鹤滨回忆说，整个阅兵式和群众游行的时间拉得很长，这期间很少能到天安门上的厅殿里休息，即使到大厅里休息也是预先安排了工作的。
一次，刚刚拿起茶杯喝了两口，就找程潜将军谈起话来。经劝说才拿起了点心吃了两口，第二口尚未下咽，只见周恩来快步走了进来，为难地说：“主席，游行群众站在那里不走了，要见主席！”
喝了一口浓茶，把口中的点心急速地冲下，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匆匆走出休息大厅，快步向主席台的中心位置走去。此时，游行的群众正拥挤在金水桥的南侧，有节奏地齐声高呼着：“！！！……”当群众看到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即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他们跳跃着、欢呼着、眼眶里滚动着幸福的泪花，恋恋不舍地、不时地回过头来再望上一眼。一批又一批的游行群众，就是这样通过天安门的……
警卫处担任服务员的小姑娘尹莘笙看到站得太久，就从大殿里搬出一把椅子送到的背后请他坐下来。明白了小尹的意图，便微笑着轻轻地摆了一下手拒绝了。主席不愿意让游行群众走着而自己坐着向他们挥手。
群众游行结束时，广场上观礼的群众一齐拥向天安门前金水河上的御路桥畔，都想尽情地再看看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英姿，接受他们的检阅。兴高采烈的群众，翘首踮脚，热情地高呼：“万岁！”在麦克风前，向金水桥畔的群众挥手致意，亲切而响亮地喊道：“人民万岁！”
王鹤滨看到，挥动着高举的右臂，在天安门上，从西侧走向东头，又挥着手，从东头回到西侧，再由西侧回到主席台前，向站在天安门前观礼台上的外宾、各界人士、工人和农民的代表们以及解放军的军官、英雄等致意和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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