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馆-垮掉的一代”教父：威廉·巴勒斯传

第五章

枪支走火

 

 

磨刀匠的音乐、巴勒斯的哭泣以及即将发生的另一件事，所有这一切好像是促成了一种顿悟，但是当时，音乐和小刀可能使他想起了近的旅行，使他回忆起与马克之间的种种不快。

巴勒斯以前曾经听过类似磨刀匠的哀伤音乐，即在传统的排箫上弹奏简单的音符；初是20世纪30年代在阿尔巴尼亚听过，后来又在南美反复听到：在《死藤水信函》（The Yage Letters）中，他在自动唱机上播放（“古老的……特别熟悉的哀伤的老歌”）；在《酷儿》里，他在市场上看到一个双腿萎缩的驼背人在弹奏；在南美笔记里则是一场原子弹爆炸云的梦：

 

一个紫色的黑影向四周扩散……越来越暗……那些中国人关上店铺的门，拉下金属百叶窗帘。

 

在空荡荡的街上，一个没有腿的盲人乞丐吹着竹笛，调子哀伤而高亢。

重要的是，无论这些与音乐的相遇发生在何时，这些创作全部发生在琼被枪击之后，可能情绪上也受到此事的影响。

巴勒斯平复心情去磨刀。几年后，他还在琢磨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事情发生后，他从未取回这把刀。他回家后，开始和琼在邦蒂酒吧喝酒。他快没钱了，有一把0.38口径的自动手枪准备拿去卖掉。那天傍晚，他准备到酒吧楼上的一间公寓去见一个潜在的买主，是与巴勒斯相交甚好的邦蒂酒吧合伙人约翰·希利的熟人。

比尔和琼带着小比利上楼，发现买主还没到，但是马克和朋友埃迪·伍兹在那儿喝酒。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众说纷纭。他好像对琼说：“我想该我们的威廉·退尔露一手了。”琼当时喝醉了，一边笑着，一边把一个玻璃杯立在头上。

巴勒斯瞄准杯子射击，室内枪声响起。片刻之后，杯子掉在地上，完好无损。琼歪着脑袋，然后马克说：“比尔，我想你射中她了。”“不！”巴勒斯喊着，跳了起来，骑坐在琼的腿上，抱着她喊，“琼，琼，琼！”

琼的前额有一个蓝色的小洞，中心偏左4—5公分。然后血慢慢地流了出来。琼发出鼾声，然后平静下来。现场有一两个人误以为那是死前的“喉鸣”；事实上，琼被送到医院以后才死亡。

詹姆斯·坎贝尔（James Campbell）发现，数年来，关于琼放在自己头上的那个物体，各方报道说法众多：高脚玻璃杯、香槟杯、威士忌酒杯、杏子、橘子、苹果、满满一杯杜松子酒、6盎司水杯、葡萄酒杯或是锡罐。他们的儿子小比利，当时4岁，后来写道：“她把一个苹果或是一个杏子或是我自己放在她的头顶，然后挑衅我父亲向她开枪。”

哈尔·蔡斯当时并不在场，他说那一定是故意谋杀。埃迪·伍兹当时在场，他承认可能有一些无意识的谋杀冲动，但“真的是无意识的……他的震惊，我记得很清楚”。琼被送到医院，巴勒斯则被带去警察局。当巴勒斯还在跟警察交谈时，医院传来消息说那位受伤的女性已经死亡。巴勒斯拽着自己的头发大哭。

因为在墨西哥定居的事情，巴勒斯曾经与一位能干的墨西哥律师贝尔纳贝·胡拉多（Bernabe Jurado）有过接触（移民困难也使他对墨西哥初的乐观态度有所改变）。现在他极其需要这位律师，数年后，他还称其为“我难忘的人”：

 

就在此地，我踏进了一个笑着腐败的世界。这位就是他本尊。他把一个珍珠柄的0.45口径自动手枪放在桌上。他身高6英尺3英寸，宽肩。正如他办公室里的一个文员所说的“真男人”。

 

胡拉多随即让巴勒斯更改口供。巴勒斯已经告诉警方自己扮演威廉·退尔的事情，后来变成了他在检查枪支，向朋友展示如何开枪，结果不小心枪支走火了。

巴勒斯被关押在墨西哥城的“莱昆贝里黑宫”监狱，但是13天后胡拉多就将他保释出来了，巴勒斯的家人准备了需要用到的钱。还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观点，以特德·摩根（Ted Morgan）的评论为代表，认为“墨西哥司法体制的支柱是贿赂和伪证”。事实上，一切迹象表明，墨西哥法庭非常在意自己的名声，巴勒斯案的审判是公正的，他接受了胡拉多的谎言，但是做出了正确的裁决，那是一起意外的悲剧。一年后，还在保释期的巴勒斯被判处缓刑2年减13天。在审判期间墨西哥人给予的明确尊重令巴勒斯感动。

法庭可能是真诚的，但是胡拉多不是。巴勒斯及其家人给了他很多钱—比如用于“贿赂弹道学专家”—很可能都进了胡拉多自己的口袋。数年后，胡拉多吹嘘说，他曾在卡萨布兰卡与巴勒斯再次见面，并威胁他再给20 000美元保他自由；很不可信。

巴勒斯次见到戴夫·特索雷罗是在胡拉多的办公室，胡拉多本人向巴勒斯卖了1盎司海洛因，价格是500美元。胡拉多上庭之前吸食可卡因，但是他对海洛因没兴趣，并说他不了解海洛因。后来巴勒斯让给了比尔·加弗，但是似乎有点不可信：加弗已经神经错乱，巴勒斯一度以为他死了。

小比利清楚地记得，几周后，父亲带他去墨西哥城公园里的一个喷水池，因为他很快将离开父亲，与祖父母一起生活。巴勒斯送给他一个特别的礼物，一艘红色的船，其动力为真火，要用脱脂棉浸入甲基化酒精。“‘现在我们得小心’，他一边认真地说，一边颤抖着点燃棉花，然后小船就在水面上咔嚓咔嚓转起圈来。”

几个油头粉面的青年在旁边窃笑地看着他们，破坏了比利记忆中的这一时刻。他感到害怕。几年后，这整件事看起来就像他所谓的又一例巴勒斯家族的诅咒。“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次落到我们身上，但我那个时候就察觉到了，那咔嚓声和窃笑声勾画了一幅持久的画面。”

琼被悄悄地安葬在美国公墓。在她躺在医院太平间期间，不知道是谁的手将一个墨西哥圣人的坠饰放在她身上，为她祈福。金斯伯格后来梦见琼问候老朋友们，并告诉他说她要继续“在西方”找寻“新的爱情”。

巴勒斯不断地回想这件事，甚至打算为此写点什么，但是他做不到。他害怕。在1954年的一封信中他描述了那恐怖可怕的一幕，没有发现什么“无意识的意图”，而是某些更古怪的东西，好像大脑莫名其妙地将子弹拽过去了。

然后他感到内疚、隐约的自责和未知的力量。也许几年前，巴勒斯过去的精神分析师费登医生的看法很巧合但也很贴切，除了手误、口误，如今还要加上一条枪误。

巴勒斯逐渐意识到，在他枪击琼的时候，他邪灵附体了，他明白不是人人都能接受这种说法。45年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他们无法真正理解精神分裂和灵魂附体……如果你跟任何一位女权主义者说我是在灵魂附体的情况下向琼开枪的，她一定会尖叫：‘胡说八道！没有这样的事。是他干的。’”回顾过去，他写道：

 

我被迫得出一个可怕的结论：如果不是琼的死，我永远不可能成为作家……我将永远面临灵魂附体的威胁，总是需要逃离占有、脱离控制。所以琼的死使我接触了丑陋的灵魂这个入侵者，使我开始了终生的挣扎。我别无选择，只能把自己写出来。

 

在这一点上，这是一个决定性的事件，强化了巴勒斯自我意识屈从于占有欲的前启蒙主义的观点，比弗洛伊德学派更早，但是就其写作生涯来说，这是不诚实的。撇开少年读物不谈，他已经与埃尔文斯合作写过《美国后之日》、与凯鲁亚克合作写过《河马》，自从20世纪50年代初，在金斯伯格和凯尔斯·埃尔文斯［为了向医学院的埃里希·弗罗姆（Erich
Fromm）学习心理学，他与妻子搬到了墨西哥城］的鼓励下，他已经开始用自己的吸毒经历进行创作。

巴勒斯的本书《瘾君子》非常出色，但却找不到出版商愿意出版。别人写不出这样的书。试想一下，他刚刚还在讲述那些“暧昧或变迁”的毒品区域的故事，突然间又开始刻画一个可能在附近见到过的神秘人物，如东方人，很可能是埃及人：

 

基本上，他是下流的，可能干过各种卑鄙的勾当。他身上有着某种已经不复存在的行业或职业的痕迹……

在这个他曾经做过的不堪的老营生的地方，这个人不断地走来走去。但是他很平静。他的眼睛是黑色的，眼神中透出一种如昆虫般视若无睹的镇定。

看起来他好像在犒劳自己，像是用吸管吸着蜂蜜和糖浆。

他以前是干什么营生的呢？他肯定是个仆人，做的事情肯定与死人有关，不过他不是殓尸官。也许他在体内储存了某些东西—能延年益寿—主人们定期从他身上榨取。说到某些不可思议的卑鄙的职责，他的表现如昆虫一样专业。

 

双日出版社的一位高级编辑拒稿，他说：“只有一种情况可以，即作者是个重要人物，比如温斯顿·丘吉尔。”

后金斯伯格向在精神病医院住院期间遇见的朋友卡尔·所罗门（Carl Solomon）举荐了《瘾君子》。所罗门的叔叔A.A.温（A.
A. Wyn）经营着王牌图书公司旗下的一个追求轰动效应的平装书出版社，所罗门也在那儿有份工作。完成《瘾君子》之后，巴勒斯开始写作他与马克去秘鲁的旅行，暂时取名《酷儿》。这本书与《瘾君子》截然不同。《瘾君子》的创作在琼死前就已经完成，采用人称叙事，其中巴勒斯对毒品的态度冷静、新潮；《酷儿》则采用第三人称叙事，主要是谈一个脆弱、不幸的男人（琼的死亡完全在幕后没有提及），他已经远离毒品，情感绝望，因为暗恋而崩溃。

结果，《酷儿》直到1985年才出版，不过，起初王牌图书公司希望同时出版两本书，但是，好事多磨。所罗门打算给这本书起名《死基佬》（Fag）。1952年4月，巴勒斯写信给金斯伯格：

 

你跟所罗门说，我不介意别人叫我酷儿。T. E.劳伦斯和各式各样的右翼分子（或者称为男孩子）都是酷儿。若要称我为死基佬，除非我看见所罗门被阉了。我才看不上他们，我们坚强、高贵、有男子气概，而他们是跳梁小丑，是弄虚作假的混蛋。

 

1952年晚些时候，巴勒斯的流氓律师开着鱼尾式凯迪拉克行驶时与另一辆车发生了极小的事故，驾驶员是位17岁男孩，胡拉多向他开了枪。伤口很小，但是这个男孩后来感染了破伤风导致死亡，于是胡拉多逃出了那个国家。

没有了保护伞，胡拉多的律师事务所开始不断地敲诈巴勒斯，于是他决定效仿胡拉多。1952年12月， 他与一位熟人特克斯·里德尔（Tex Riddle）（又称“托洛茨基主义者特克斯
”） 开车前往美国。特克斯当时因“伪造支票”或开空头支票被通缉。特克斯提议抢银行，然后潜藏到玻利维亚，但是巴勒斯不同意，他到父母家安然度过1952年圣诞节，并与小比利团聚。

王牌图书公司透露，他们正计划出版《瘾君子》，不过要与另一本书出合订本，即“双A系列”，那是一个联邦缉毒探员的回忆录，不过巴勒斯根本无所谓。他决定再赴丛林，继续寻找南美卡皮木。1953年1月，他去了巴拿马，比尔·加弗也在那儿，很容易弄到止痛药。加弗提议在那儿办农场养猪，巴勒斯则想象如果他们两人去当农夫，加弗会整天半昏迷地坐在凉台上。

巴勒斯在巴拿马的美国医院做了痛苦的痔疮手术，住院期间他又尝试戒毒。与加弗不一样，他对毒品爱恨交加，他写信给金斯伯格，称离开毒品他觉得好多了。这一次，什么也阻拦不了他踏上旅程，寻找南美卡皮木或死藤或南美卡皮根碱，寻找“像丛林一样展开而不是缩小的原始的迷幻感”，他在《瘾君子》的末尾如是说。

巴勒斯从巴拿马去了波哥大，接着又沿着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之间的普图马约河前行。后来，金斯伯格这样总结他的南美（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秘鲁）之旅—“丛林和玻利维亚土屋小镇上路的尽头是康拉德式的绝望。他去那儿试验当地巫术和毒品，有点像亚哈的探索。”—巴勒斯将自己的印象写入了《死藤水信函》，里面充满狭隘的黑色幽默、阴魂不散的游记以及他特有的夸张，有时又极其微妙。他对波哥大哥伦比亚大学植物学系的叙述就略为离奇，那里面有上了锁的、没有铭牌的办公室和落满灰尘的走廊，他得爬过板条箱、植物学杂志和填充式玩具动物：

 

人们不停地把这些东西从一个房间挪到另一个房间，原因不明。他们从办公室冲出来，在过道的垃圾里翻出某样东西，搬回自己的办公室。搬运工人则坐在板条箱上抽烟，跟大家打招呼，喊他们“博士”。

 

正是在这儿，他遇到了理查德·舒尔特斯（Richard Schultes）（《死藤水信函》中辛德勒博士的原型），也出身哈佛，是一位致幻植物领域的传奇式权威。

巴勒斯去了莫科阿和利蒙港，他在那里碰到一个老巫师准备用南美卡皮木进行冷水注射。起初巴勒斯觉得它比大麻类的体验更强烈，包括提高性欲和产生焦虑。随后的经历使他确信这东西恶心又吓人，好手头准备好具有镇定作用的耐波他，不过该结论并不确定。

他一度想象过那是一座有南美死藤的传统城市：印度人曾经报道说见过那样的城市，巴勒斯好像在一本男性杂志上读到过。在叙述自身经历时，他将那篇文章写了进去，部分是记录，部分是调侃，称一个丹麦探险家报道说，自己遇到了个巫医，对方“在死藤水产生效果的情况下，详细描述了哥本哈根的商业区，甚至写出了路标，不过在正常状态下，这个巫医其实是个文盲”。

由于旅游护照发生错误，哥伦比亚领事将时间1953年误写为1952年，巴勒斯遇到了麻烦，在阿西斯和莫科阿被当地警方扣留。

祸不单行，他感染了疟疾，遭遇了小偷，还遇到了术后问题。用巴勒斯圈子里的行话说，医生是“郎中”，他向金斯伯格抱怨说：“在巴拿马，那个该死的郎中搞砸了我的事情。”

巴勒斯只好回到波哥大，但他还是决心回到丛林。这次舒尔特斯果断给他休假，帮他找到机会加入莫科阿考察团（英国—哥伦比亚的莫科阿远征团）。其中有个英国人保罗·霍利戴记得他是一个“瘦高个儿，无精打采，有点悲观，担心自己会在普图马约附近发烧；不过话多，冷淡有趣，是个讨人喜欢的人”。巴勒斯从未去过英国，他也在观察英国人，在谈到远征团中的哥伦比亚植物采集者时，其中有人对他说：“他们在乎的，就是能不能找到大麻！”

巴勒斯在改变。他的政治态度正走向成熟；他不再使用“自由主义者”这个词指称南美的滥用药物，他注意到南美的保守派极其丑恶，那儿聪明可爱的人必定是自由主义者。在第二次寻找死藤水的征途中，他给金斯伯格写了一封信，日期是1953年5月23日，内附他的篇成熟的书面“小品”—此时他还称之为“调侃”—《罗斯福就职后》。

这个小品与真实的罗斯福没有关系，但是它想象一个贪腐至极的总统为一个卑微的亲信安置了政府职位，任命一个蒸汽浴服务员为联邦调查局的局长。新政府设立了“告发密友周”和“骚扰儿童周”，还组织了“年度全面发展之恶人比赛”。

“罗斯福当然对这种憎恶人类的现象感到极为震惊，因此他希望能完全颠覆这种局面。”巴勒斯写道。小品终以罗斯福凝望天空收尾：“‘我将让这些混蛋乐于变化。’他一边说，一边看向天空，似乎在寻找变化的新前沿。”数年后它一出版就立刻遇到了法律问题。

终，在1953年6月和7月，巴勒斯全面体验了死藤水。事后得知，冷水注射不够充分，还需要再添加两种植物来激活它。6月18日，他写信给金斯伯格，称死藤水不同于大麻或其他任何东西。前天晚上，他才体验过这神奇的东西，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他说要是自己能画画就好了，可以画出来。他觉得自己被一个蓝色的精灵附体了，它有着南太平洋的气息，比如复活节岛或毛利岛，还有一张古朴嬉笑的脸。他还觉得自己当时性欲特强，而且是异性恋的。

至7月8日，他已经体验了5次左右。房间就像是一家近东的妓院，有蓝色的墙和红色的灯。漂亮的蓝色的物体在流淌，古朴嬉笑的脸是蓝色的，上面有金色的斑点。巴勒斯觉得自己那双颀长、笨拙、偏瘦的双腿变得圆润了，有波利尼西亚人的特点。他变成了个黑人女子。房间看起来像是近东地区的，又像是波利尼西亚的，有奇妙的亲切感。好像一切都在扭动，有某种秘密的生命。在轻度中毒时，周围环境似乎是东方的，但是在深度中毒时，又变得更像南太平洋风格。

巴勒斯说，服用死藤水是一场时空旅行。也许这便是初感到恶心的原因：死藤水起初引起的恶心实际上是转换到死藤水状态的“晕动症”。巴勒斯记得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
G. Wells）—他认为这是一位被低估了的作家—曾经在《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中描写过因时空旅行引发的这种无法描述的眩晕。

为了努力描述自己所体验的一切，巴勒斯至少3次提到要是自己会画画就好了。他欣赏保罗·克利的作品，后者的画作似乎天然有生命。克利有一幅画让他想起了死藤水，即《轻率》，它“准确地画出了我在普卡尔帕市服用死藤水并闭上双眼之后见到的景象”。1938年，这幅画在纽约布赫尔兹画廊，但是巴勒斯很可能是从丹尼尔—亨利·康维勒（Daniel-Henry
Kahnweiler）的专著《克利》（Klee）中看到这幅画的，那是一幅彩色复制品。这幅画创作于1935年，主要是赭色或红棕色，背景色黑暗，突出一堆混乱厚重的曲线，这些曲线有点像肠管或肌肉，有一种不可名状的黑夜的回旋感，背后一侧仿佛潜藏着一张脸，像悬吊着的幽灵一样。

对巴勒斯而言，另一个可以与死藤水体验相提并论的是法国诗人圣—约翰·佩斯（Saint-John Perse）的作品。巴勒斯在南美笔记上这样写道：“圣佩斯。这是死藤水。诗歌。”佩斯不仅是名出色的作家（“大饭店的地下室可见流亡在外的女王的文身和垂死的猴子的摇篮/戴着头盔的放射科医生坐在婚床的边沿/绿色水域里海绵渔夫们轻触大理石女孩和拉丁青铜/森林里的说书人……”），而且在很多方面与巴勒斯非常相似，并同样精神错乱：

 

地上的螃蟹吐着泡沫，举着钳子穿过沿海的老农田，冬日的农田都被围着，就像捆在一起的失效电池。棕色的蟑螂待在音乐室和谷仓里；黑色的毒蛇则待在弥漫着樟脑和柏树味的洗衣房里，蜷曲在清新的亚麻布上。

清晨，歌剧演员的黑玫瑰顺着被黎明污染的河水漂浮，漂在红黄的酒精和鸦片中。在废弃的露台上，寡妇们的铁门匆忙而又徒劳地抬起了珊瑚闸门。

……红土的展区、黑石的门廊和书库里的背光区；放置化工产品的凉爽之地……街上有一个人独自在唱歌，他们那些人在眉毛上画着神的暗号（在这个空旷的垃圾街区，总是能听到昆虫的爆裂声）……

 

佩斯的名作《阿纳巴斯》（Anabasis）的内容和风格与“迁徙以及穿越沙漠、丛林和高山的长途旅程”一脉相承，不过后者只是巴勒斯描述死藤水迷幻状态的一行字。

1953年，巴勒斯在金斯伯格的公寓里阅读佩斯的《出口》（Vents），这本书于当年出版了英文版《风》（Wind）， 此前他已经把《阿纳巴斯》作为礼物送给了金斯伯格。似乎因为服食过死藤水，又读过圣—约翰·佩斯的作品，才促使巴勒斯在《死藤水信函》的末尾写“城市”：

 

尖塔、棕榈树、高山、丛林……广阔的公园里种植着大麻，男孩们躺在草地上或玩着玄妙的游戏……有桌子和棚子、酒吧、房间、厨房、浴室，一排排的铜床上可见交媾中的夫妇，还有上千个纵横的吊床，瘾君子们都忙着吸食鸦片或大麻……赌桌上正下着不可思议的赌注……城市里所有的房子都是连着的。高山蒙古人的草屋闪闪发光，门口烟雾缭绕，还有竹子和木头建的房子……南太平洋风格的毛利人的房子、树屋和船屋……锈蚀的大型铁架耸立空中，高出沼泽和垃圾200英尺，错层的平台上建有危险的隔墙，中间的空隙里还有吊床在摆动。

探险队带着不为人知的目的前往不为人知的地方……高山长笛、爵士乐、比波普爵士乐和单弦蒙古乐器……秃鹰啃食街上无人照看的尸体……白化病人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男孩子们无精打采地坐在树下手淫……害病的乞丐住在城市下方谜一样的地洞里，从人头攒动的咖啡厅里推开某处的地板钻出来。

已经淘汰的不堪想象的行业的拥趸们用伊特鲁里亚语涂鸦，药物成瘾还没有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中黑市商人投机，摊贩销售辐射病疗法，调查员调查乏味多疑的棋手揭发的违法行为……有人销售生命力箱子和放松机器，有人以中间人身份安排瑰丽的梦境或用毒品反应致敏细胞来测试记忆……

 

1953年夏天，巴勒斯短暂回到墨西哥城。他觉得自己不像离开了几个月，倒像离开了几年。大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琼和小比利、瘾君子戴夫、胡拉多、安杰洛和马克。

想起寻找死藤水的过程，巴勒斯觉得自己像多余的亚哈船长，仿佛他刚刚结束对白鲸的追寻，结果回来却发现妻子和情人都抛弃了他，找了别的男人，甚至没人想听听他都经历了什么：“当然，杰克，白鲸……是啊……对不起，我约了人。”

他很想念那个墨西哥男孩安杰洛。他能想象出他穿着绿色的短上衣，“热切而又清脆，像个迟到的推销员”。他记得他那么没有心机，那么好脾气，“甜美而忧伤……他总是在（公寓）附近帮忙，他也希望我能帮他，如今我想帮他了，可他却走了”。

他到处打听马克，得知不久前他还在，就像注入了无尽的忧伤一样，“痛苦如寒意般扩散，停留在肺部，在心口盘旋”。他肯定收到过巴勒斯的信件。“为什么他从不回信？” 巴勒斯不愿放开马克，他为马克构思的后一个漫画小品是《调查员》（The Skip Tracer），很恼人地说到了点子上：巴勒斯的追求令人讨厌，但他却是那么执着，简直可以与怎么也躲不过的“友好金融”公司相比。

他做过一个梦，梦里马克离开了，但马克问到了死藤的事情，这从两方面令他感到欣慰：一方面他想提供信息；另一方面他离开了，所以他没能回信。但巴勒斯醒来以后，感到很孤苦：南美之行不仅使他心力交瘁，而且还是一场“灾难，它使我失去了我看重的一切。记忆的碎片像白天的噩梦一样漂回来”。“一切都回不来了，”他写道（引用麦克白夫人的话），“费尽了一切，到头来还是一无所得。”

巴勒斯感情上及时止损，于1953年8月离开墨西哥城。他回到父母在棕榈滩的家里逗留了几天，然后又到纽约金斯伯格那里待了3个月。《瘾君子》刚刚出版（当时书名叫Junkie），年销量超过10万本，但却没有收到一条书评。不过金斯伯格和凯鲁亚克非常喜欢这本书，凯鲁亚克还稍显离奇地（当时并未采用）为这本书宣传，称它是“博学又邪恶的、像戈林那样的老油条”写的作品。巴勒斯倒是很愉快地发现合订本中另一本书的作者缉毒探员莫里斯·海尔布兰特（Maurice
Helbrandt）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糟糕。

他在金斯伯格的帮助下，开始创作《死藤水信函》。这部作品是他南美之行的小说版，读起来很像真正的信件，但其实是从散文草稿改写成书信体的。凭借死藤水的体验，这部作品呈现了一个具有佩斯风格的地方，成了《裸体午餐》的萌芽。在1992年两位著名老作家的谈话中，金斯伯格说：

 

早，1953年底，我们在编辑《死藤水信函》，那时你写的便条中就能发现中间地带和那个市场（《裸体午餐》中的重要部分）的影子。我一直认为，中间地带约会咖啡馆是《裸体午餐》的种子。

 

“是的，”巴勒斯说，“是。”

关于中间地带，后来又以金斯伯格公寓周围的地貌为原型以疯狂而梦幻的方式大肆夸张，巴里·迈尔斯写道：

 

中间地带是未来一种让人激动的城市，各个楼层均由网络状的狭小通道相连接，其灵感来自艾伦家后院里的消防梯和晒衣绳……后院两侧的消防梯面对面，晾衣绳则在楼与楼之间相连：公寓楼每一层的消防梯和晒衣绳都是相通的。比尔设想未来的城市里有狭小通道、宽阔行道和消防梯，有迷宫一样的巷道和走廊，城市很老旧，曾经一层层地向上加盖过……

 

也是在那段时间，似乎通过金斯伯格，巴勒斯的很多“插科打诨”“短剧”和“素描”被重新归类，有了明确的身份，即“小品”。他们通力合作，巴勒斯曾经在马克身上追求的与另一个人融合的愿望如今转移到金斯伯格身上，并贴上了新的标签：“迎合”。巴勒斯希望他们两人一起“自觉迎合”生成一个共生体，这种愿望后来在《裸体午餐》中有关毒贩、倒爷布莱德利（Bradley） （“迎合……迎合……迎合……”）的小品中变得可笑又可憎，这个人物终只得被灭火器消灭了。

金斯伯格和巴勒斯那时是性伴侣，巴勒斯当时39岁，金斯伯格27岁，而且年长的巴勒斯并不是金斯伯格喜欢的类型。用泰德·摩根的话说，金斯伯格觉得与巴勒斯做爱太奇怪而不能满足。对巴勒斯来说，性行为使他经历了奇妙的转变。这个内敛、嘲讽、阳刚的男子变成了一个易动感情的、陶醉而又多情的女人。这种变化强烈又惊人，艾伦感到了惊恐……他似乎完全融化了，换了另一个身份，他在伍伯格医生那儿做精神分析时说过，他成了某个熟悉的女性类型……多情又浪漫、脆弱而幽怨……

金斯伯格则说，巴勒斯有一颗“柔软的心”，通过自觉式的迎合，他想要的不外乎“终达到心电感应式的心灵结合”。金斯伯格突然无法忍受了，他冲口而出“我才不想你那丑陋的性器官”。他后来回忆：“那严重地伤害了他。”“……好像身体完全拒绝了他，但我其实不是那样想的。仿佛猛击了他的心脏……我当时疯了，从那以后我一直很后悔。”

巴勒斯曾经一度想去丹吉尔。1953年12月初，他离开了纽约。他把自制的“生命力累加器”箱子留在金斯伯格的公寓里，突然显得很可笑，又有些可怜。

巴勒斯经罗马去了丹吉尔，他和威斯坦·休·奥登（W.
H. Auden）的前秘书阿伦·安森一起去的罗马。据安森说，在罗马，巴勒斯读完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的《巴黎审判》（The Judgment of Paris）之后，就打算“完全堕落”，然而现实令他感到冰冷又失望。他的性格盔甲又回来了，至少大部分时间是这样。安森被罗马感动了，巴勒斯在很大程度上则完全相反，他特别喜爱喷泉。他写信给金斯伯格说，特莱维许愿池真棒，“就连老朋友仙人掌也会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