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屈服：传奇人生启示录

  

                                                                                    奔跑岁月 

 

我这一生经历了太多的跌宕起伏。我觉着自己不只活了97岁，而是200岁。但是，如今的我依然思维敏捷、精神饱满，对生命充满了热情。

许多人是通过我在2003年出版的自传《炼狱求生》中了解到我的故事的。还有一些人是通过另一本书——Unbroken，这本2010年年度畅销传记的作者是劳拉·希伦布兰德。如今，这本书已经被安吉丽娜·朱莉改编拍成电影。也许你是我在学校、教堂、医院和其他机构演讲时的一名听众；也许你曾经见证了我传递奥运火炬；也许你在电视采访节目、杂志和报纸上认识了我；也许你是“胜利男孩集训营”的一员；也许我们在我曾经演讲的军舰和军营见过面；也许我曾经为你和你的家人提供过建议；也许我们曾经一起在EI CholoEI Cholo：墨西哥风味餐厅，1923年登陆美国洛杉矶，受到了众多好莱坞名人的追捧。不同的餐桌上用过餐，要知道那可是我在洛杉矶最喜欢的墨西哥餐厅。

我这一生经历过太多事情，我不相信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成长在加利福尼亚的托伦斯市。小时候的我非常调皮，给父母和邻居惹了数不清的麻烦，闯祸之后总是逃之夭夭。15岁时，我的哥哥皮特改变了我的命运。在我人生的关键时刻，他帮助我从游手好闲的小流氓蜕变为田径场上的跑步天才。从此，赛道成了我的救命稻草。1934年，我以高中生的身份参加了加州田径锦标赛预赛，并以17岁的年龄创造了4分21秒02的世界纪录。

1936年我高中毕业并和道·拉什一起争夺奥运会5000米选拔赛冠军。随后，我们有幸与许多伟大的运动员一道参加了在柏林举办的奥运会，但是我只获得了第8名，而拉什位列13名。尽管如此，我是美国选手中第一个到达终点的。当时的德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目睹了我以56秒的成绩跑完最后一圈，他把我叫到跟前并对我说：“啊，孩子，你最后一圈跑得可真快!”

1936年到1940年，我就读于南加州大学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位于美国加州洛杉矶市，1880年由监理会创立，是美国西海岸最古老的私立研究型大学，世界著名高等学府。南加大是一所电影明星和体育明星辈出的学校，由于距离好莱坞十分近，因此拥有顶尖的电影艺术学院。此外，百余年来南加大校友已累计获得280余枚奥林匹克运动会奖牌，位列全球大学之首。，跑道仍是我挥洒激情的舞台。1938年，我在明尼阿波里斯市冠军赛上创造了全美大学体育协会一英里长跑比赛项目的新纪录——4分08秒03，这一成绩十五年内无人打破。1939年的比赛，我的速度慢了几秒，但我还是获得了冠军。我的目标是在1940年东京奥运会上突破4分钟的一英里长跑极限，大家都十分看好我。然而，让我伤心的是，还没等奥运会开幕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

 

彻头彻尾的坏孩子

 

其实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坏孩子。

这是真的，虽然我会帮家里做事，替父母分忧，但是大多数时候我顽皮捣蛋、惹是生非，恨不得天上都有我的脚印。我的种种劣行伤透了父母的心，最终，我也自食恶果。

尽管我给所有人带来了麻烦——父母、邻居、学校师生甚至是警察，但是他们没有放弃我，特别是我的好哥哥。他总是想方设法将我拉出歧途，引入正轨。然而，顽劣不堪的我还是处处惹事，并且惹完撒腿就跑。为什么我是这样一个害群之马、家庭败类呢？说得好听点，天性使然吧！爱冒险、敢挑战的性格使我从小就敢于虎口拔牙,龙头锯角，这也为我命途多舛的一生埋下了伏笔。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乖戾叛逆还应归结于扭曲变形的自尊心。还是小孩时，我几乎不会英语，因为虽然出生在美国，但是我的父母在家都说意大利语。自然地，我也只会说意大利语。小学一年级时，我被学校拒之门外，原因是我在课堂上完全是在听天书。老师告诉我的家人，为了帮助我，他们在家必须都说英语。可笑的是，现在我英语倒是说得通畅顺溜，说起意大利语却是磕磕巴巴的了。

由于语言问题，我在学校经常被欺负。我害怕课间休息，因为其他同学会包围我、嘲讽我，甚至踢打我，直到我忍无可忍喷出一连串意大利语脏话。他们觉得这样很好玩。

我觉得自己很丑陋，我讨厌自己的大腿、大耳朵，特别是我那又黑又硬的头发。为了让头发更顺直些，我使劲把它们往后梳，但是不久又变形了。我不死心，晚上把头发打湿后梳成形，用尼龙或者丝质长袜捆起来，还是不奏效。

我花了大把的时间试图将自己的头发收拾成和别人一样，所以谁敢动我一根头发我决不轻饶。有一次，我还打了一个女孩子一顿。我感觉到有人在背后恶意地摸我的头发，于是一转头，二话不说就一巴掌打了过去。等我看清楚，才发现挨打的是个无辜的女孩子。所幸的是，这一巴掌打得还不算重。

我的哥哥皮特本可以拿头发开涮我，但是他却尽力帮助我。他认为晚上戴袜子是个好主意。我们还试过用不同的方法滋润头发，包括抹上橄榄油。最极端的时候，我甚至用过生大蒜，就差用上焖西红柿、香料和炖锅什么的了。

在学校打架斗殴对我而言是家常便饭，而打输的那个人往往也是我。当时父亲在太平洋电力铁路公司当机械师，他给我做了一组铅制哑铃，一个拳击吊袋，还教会了我拳击。我真是求之不得啊！这下我再也不用怕谁了，谁敢嘲笑我，我就给谁颜色看！

我在六岁大时就学会了抽烟。那个年代，明星大腕们都抽烟。所以，我学会抽烟也不奇怪了。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抽烟的景象：那是在去学校的路上，看到有人把抽剩的烟头扔出了车窗，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那种滋味，于是立马捡起了烟头，猛地吸了第一口，后果就是咳嗽不停，头晕目眩。

不过，那种飘飘然、悠悠然的感觉还是很受用的。

从此之后，我就成了汽车的跟屁虫，一有烟头，我就捡起来，家里、商店和酒店大厅的烟灰缸也逃不过我的法眼。但是我不敢在课堂上抽烟，只嚼过一次烟叶。老师以为我在吃口香糖，就命令我吐出来。我害怕老师发现真相，就直接将烟叶吞了下去。什么滋味？试试你就知道了！

小学三年级时，学校校长再也不能忍受我的无法无天了！有一天，他发现我抽烟后把我叫到了办公室，然后将我压在膝盖上，用皮带将我痛打了一顿。那天晚上，父母发现了我身上的瘀青，便问我怎么回事。我装出一副无辜可怜的样子，呻吟着说：“是被校长打的。”

母亲一边安慰我一边问：“可怜的孩子，他为什么要打你呢？”

“他……他逮着我抽烟了。”

这句话说完我就后悔了，但是为时已晚。父母的同情马上变成了暴怒，父亲二话没说，拿起了皮鞭对我又是一番抽打。那晚我的眼里没有泪水，而第二天我的嘴里又叼上了香烟。

年纪稍大后，舅舅路易有时会派我给他买烟，这可是一个“肥差”。他给我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请卖给我的侄子一包‘切斯特菲尔德’牌香烟。”我把纸条递给售货员，他们就把香烟卖给我。作为小烟鬼的我受够了在烟灰缸和大街上捡烟头抽，所以我也想买到属于自己的香烟。你们应该很容易就猜到我做了什么：我仿照舅舅的字迹为自己写了买烟的纸条。

真他妈的倒霉！第二次作案我就被识破了。那个可恶的杂货店老板居然保存了我舅舅的纸条，所以他轻而易举地发现了我那伪造的字迹。老板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母亲，我自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家人的责罚。混蛋老板！此仇不报非君子！于是我心生一条妙计。

杂货店所在的那条大街是工业区。夏天酷热难耐的时候，街上的门面不会锁门。人们只是在门口安装一扇通风良好的铁闸门。一个星期天，大家都休息了，我带着钓鱼竿来到了杂货店，顺便找了一个伙伴给我望风报警。杂货店的铁闸门是放下的，但是大门是敞开的。糖果和香烟货架就在门槛内约24米的地方摆放着。伙伴帮我留意外面过往的行人和汽车，我就用钓鱼竿开始了“钓鱼”。这次得手后，我就上瘾了，每个星期天都会来这里“钓鱼”取乐。直到有一天，母亲发现了我的“赃物”——各种零食点心，“大义灭亲”的她在杂货店老板面前把我“供”了出来，然后老板报了警。

所幸的是，警察局的警员和父母的关系还不错，因此我没有吃太多苦头。从警局回来后，我不但不改过自新，反倒是变本加厉地干了更多坏事。后来，警察和父母不得不又教训了我一顿，然而我仍旧我行我素。

记得有一段时间我成了教堂的祭坛侍童，鬼灵精怪的我摸清了教父储酒的位置，于是喝酒成了我的又一嗜好。逐渐地，我当上了一帮弟兄的“首领”，他们都叫我“智多星”，因为我总是能够想出逃避麻烦的好点子。我们去自己酿酒的邻居家偷酒。那时正值禁酒期和大萧条美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爆发了几次严重的经济危机，路过这户人家时，人们偶尔可以闻到阵阵酒香。当然，警察也是长了鼻子的，所以他们藏酒的“巷子很深”。我们的嗅觉可比警察灵多了，得知这家人把一大瓦罐啤酒藏在了厨房洗涤盆下的帘布后面，我们趁着周六晚上大家都去看电影的绝好时机，溜进厨房痛饮了一番。

我们偶尔把偷来的酒拿到海滩上喝，但是被人发现了，我不得不另想高招。那时候我大概13岁。夏天，我在乳制品加工坊兼职。我弄来了一个能装一升牛奶的空瓶子，往里面加了些白色油漆，然后把它的内壁全部涂成白色，我把瓶子底朝上放在报纸上晾了一晚上。第二天，我又把瓶子拿到房顶上晒了一天。这样一来，我们不管往瓶子里装什么酒都没有人发现得了。我和兄弟们在沙滩上豪饮着偷来的酒，而沙滩救生员们以为我们在喝牛奶。可不是吗？什么酒会是乳白色啊？

而真正喝牛奶时我们会想起馅饼——牛奶的最佳搭配。我又计上心头了。那时候的星期天人们都不做生意，市场和餐馆会在周六晚上关门前给穷人分发一些卖不完的或者放坏了的食物。

我们来到市场时，食物已经被分发完了。没办法，我们只能去迈因策尔家的糕点店向老板讨要破损的馅饼。没想到那个老板理也不理我们，毫不给面子，“砰”一声关上了门。

大爷我可受不了这种待遇！

还记得我上次的“钓鱼”计吧？ 这一次，我改进了技术。我用金属线圈做了一个钩子，然后把钩子小心翼翼地伸进了糕点店的纱门，灵巧地拨开了门闩。接下来的剧情大家可想而知，我们偷走了一大堆馅饼，他们都爱吃苹果味的，我却对樱桃味情有独钟。

我们的计策十分奏效，另一伙小孩也仿效我们去偷馅饼，但是这群倒霉的熊孩子被抓了起来。他们向警察吹嘘说是自己发明了这种方法，这件事情登上了《托伦斯日报》的头条，报道的标题是：《迈因策尔糕点店盗贼落网》。我们一伙人消停了两天，第3天又倾巢出动偷了一些馅饼，我们这样做就是要告诉警察真正的罪犯还逍遥法外呢。这下，报纸又作了报道：《迈因策尔糕点店再次被盗》。不同的是，这次报道的内容短了不少。

那时候，我的家人都觉得我无药可救了。

我的父母是天主教徒，他们通常不去教堂做礼拜。教父上门讨要善款而家里又没钱时，他们会装作不在家。我有时会去教堂。有一次由于闲荡，我去晚了，到教堂时已经人满为患。我在后排找到了位置，教父向我走过来，揪住我的耳朵说：“你这个不听话的孩子，给我回家问你妈妈要一个迟到的说明。”

去你的！我当时真想揍他一顿。后来我没有动手，而是走出了教堂。我向母亲发誓：“我以后再也不去教堂了。”之后，我和一个兄弟去了他的浸信会（Baptists），又称浸礼宗，是17世纪从英国清教徒独立派中分离出来的一个主要宗派，因其施洗方式为全身浸入水中而得名。此宗派的特点是反对婴儿受洗，坚持成年人始能接受浸礼；实行公理制教会制度。该宗的国际组织为浸礼宗世界联盟（The Baptist World Alliance），建立于1905年，有106个教会团体参加，成员遍及各大洲。教堂，这个教堂有一个大钟塔，却从来没有响过。一天，我在闲荡时发现一大卷电线，我灵机一动，心想这下又有好戏看了。我取下一大段电线，爬上大钟塔，将电线的一头绑在了大钟上面，另一头扔在地面。然后，我将它拴在附近的一棵胡椒树上。天黑后，我躲在树上使劲摇晃电线，这下可好，大钟“叮叮”“咚咚”地响了起来。远近的街坊邻居都被吵醒了，人们冲向了大街，一个妇女大声叫着：“我的天呀，大钟竟然响起来了！发生奇迹了！”

最后，消防车和警车都赶了过来，而我则乘人不注意溜之大吉了。

这种恶作剧我真是做得太多了。我用BB枪BB枪：一种枪械外形的仿真玩具。一般透过压缩空气或些许的火药可发射较不具杀伤力的塑胶子弹（BB弹）。打过牛的阴囊，报复过送报纸时咬我的那条狗，还故意朝学校的女孩子吐胡椒水。然而有一次我什么坏事都没有干，老师偏要冤枉我，为了报仇，我放学后把她的汽车轮胎的气给放了。

我干的坏事可以说是“罄竹难书”。如果说上述坏事在今天那些淘气的孩子看来都是小儿科，那么接下来的这件事绝对算得上是“重量级”的了。

有一次，我偷了面包店卡车上的一些馅饼，被开车的小伙子发现后报了警，结果就是我必须赔钱。这还了得！？我非要找他报仇不可。一天，我埋伏在他从戏剧院出来回家的路上，我们在一个小巷子里狭路相逢。起初，一个我们俩共同的朋友企图在中间说和。那个司机比我重30多磅，我知道朋友不想看我受伤，但是我哪里咽得下这口气。

我对朋友说：“不用了，你别管了。”说时迟，那时快，我话音未落就向毫无防备的司机猛地冲了过去，对他拳打脚踢。一番厮杀过后，战斗结束了，我大获全胜，司机被我打倒在沟渠里，鲜血直流。我回到家，身上也沾满了血，母亲一看我这样就尖叫了起来，父亲也跑了出来。我编了一些说辞，他们也就不再深究了。

要知道，打架时，你根本不会顾及你对手的死活。第二天，我起床后才想起来我把司机伤得有多重。他可浑身是血啊！我十分后怕，最后不得不回到昨天打架的地方一看究竟。当时我想他不会死在那里了吧？还好没有。两天后，我在卡车上看到了他——一副衰样、脸肿得像气球。这下我长舒一口气。毕竟这小子没有死，脑子里没了顾虑，我一下子又高兴起来：这下他该知道我的厉害了！

 

地狱之行 

 

在太平洋上向西漂流了近3200千米后，菲尔和我被日本人“救”了起来，马克已经在漂流的第33天去世，我们海葬了他的尸体。

日本人将我们从一个战俘营转移到另一个战俘营：第一年，我被关押在横滨附近的大船秘密审讯处，后来我被转移到东京湾一个人工岛上的大森集中营。在这里我受尽残酷的折磨，尽管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我来到大森集中营的第一天就被那个人称“鸟人”的冷血守卫渡边睦弘给盯上了。“鸟人”残忍无比，如果他听见有人骂他，那么集中营的所有战俘都要受罚。

那天所有战俘列队完毕。“鸟人”趾高气扬地在我们面前踱步，好像自己是上帝一样。他每走到一个人面前就会停下脚步，用他那幽暗邪恶的眼睛上下打量。他看着我，我避开了他的眼神，“啪”地一下，他用棒子把我打倒在地。很显然，如果你不正视他一定就会挨打。

“为什么不看着我的眼睛？”“鸟人”发怒地说。

这一次我真的看了他的眼睛，谁知道他又是一棒！我躺在地上鲜血直流。他递过来纸巾，像是表示歉意，我想这家伙还不至于那么坏。我接过纸巾，擦干头上的血，站了起来。

“梆！”我又吃他一棒！倒在地上的我完全没有招架之力，认定这次肯定遇到了虐待狂。

从那以后，他经常找我麻烦。我努力躲开他，但是每次他都能找到我。他会带着两个士兵来到我们的营房叫大家立正。他搜遍营房，终于发现我。他走过来狠狠地说：“你是最后一个立正的。”说着他解下镶有一颗大钢扣的皮带朝我的头一顿暴打。

总之，他总是能够找到惩罚我的理由。由于只有中士军衔，“鸟人”没有多大权力。尽管集中营里有许多比他军衔高的战俘——潜艇指挥官、上校、船长、中尉等，但是他可以对其任意宰割、毫不留情。如果我们当中有谁胆敢怠慢他的指令，那么肯定会挨打。事实上，他打我们根本不需要借口。我饱受折磨，而有的战俘情况更糟糕。要想少挨打，就必须对“鸟人”唯命是从。

被“鸟人”虐待的时候，我心中充满了愤怒，但是我不会告诉他我是意大利二战时期，日本和意大利同属轴心国、法西斯同盟。后裔，我将仇恨藏在了心底。最让我难以忍受的不是肉体的疼痛，而是精神的侮辱。谁会甘愿受辱？谁会甘愿被当作畜生一样对待？我是坚强的幸存者，我不会屈服。我对“鸟人”的憎恨胜过鲨鱼，虽然“鲨鱼想吃我们只是因为它们很饥饿”和“‘鸟人’虐待我们只是处于工作职责”似乎是同一个道理，但是我不会原谅“鸟人”，任何想杀了你的人都是敌人。

有一天，让我意外的是“鸟人”没有打我，而是问我是否愿意去东京广播电台做广播。我不想参加任何有损祖国荣誉和违背道德的事，但是我想也许可以通过广播让家人知道我还在世（大森是一个秘密集中营，家人完全不知道我的下落，他们认为我已经死了）。我询问营房中高级军官的意见，他们竟然不反对我去做广播，其他战俘也都认为我应该借此机会向祖国传递信息。我已想好了应对策略。

我向“鸟人”表示我愿意去做广播。东京广播电台的两个工作人员（战俘营的兄弟们猜测这两个是情报人员）要求我写好广播稿。

1944年11月18日，我被他们开车送到了东京广播电台，电台位于一座崭新漂亮的大楼里。在美式餐馆里吃了午饭后，我被他们带去参观舒适的酒店房间。这些房间里的床和大森集中营的木板床可大不一样。我知道，日本人想用这些东西引诱我。

我做了广播并成功地透露了战俘营的其他兄弟也活着的信息。几个月后我才知道我的广播让朋友和家人兴奋不已，因为在广播之前父母已经收到了来自罗斯福总统的吊唁信，家人以为我已经不在人世，十分悲痛。

两星期后，那两名工作人员又把我带到了东京广播电台。他们夸奖我“有着动听的声线”，送我一件过冬的厚实外套，还带我去餐厅吃饭。在那里，我遇见了一个美军士兵和两个澳大利亚士兵。据日本人说，这3个人也在做广播，表现很好，也受到了相应的礼遇。他们一一和我握手，却将视线投向地面，像是不敢正视我。我明白他们心里想说什么：“哎，我的战友啊！很抱歉我走出了这一步，我为自己感到羞愧。你可不要向我学习啊！”

我多么希望他们不是今天的这个样子啊！现在我终于弄懂了“鸟人”为什么几乎每天都要单独挑我出来受罚，他们是想将我培养为宣传工具。既然如此，为何还要对我拳脚相加呢？因为我不是一名普通的战俘，而是知名运动员。那个年代，运动员和电影明星一样很受欢迎（今天的情况也差不多）。他们要让我先受尽折磨，然后用安逸舒适的生活做诱饵以说服我配合他们的宣传工作。和那三名士兵一样，大多数人都会选择与日本人合作以免受牢狱之灾，享用美味佳肴。

如果我再次被允许读自己写的广播稿，或者按照自己的意愿说话，我一定要抓住机会。但是，这一次日本情报人员要求我宣读他们写好的稿子。

我看了几句广播稿，简直是颠倒是非、一派胡言！

“不，我不能读这些！”

“但是你必须读！”

“我是不会读的。这些话根本不像是我说的。”我不应该这样说的，因为日本人会以为他们改几个词就会让我满意了。

我依然严词拒绝道：“我绝不会读的！”

他们的广播稿是这样写的：

不论你信不信，我觉得我是幸运的，或者说是在不幸中走了好运。我是路易·赞佩里尼，今年27岁，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为什么说我是幸运的呢？因为我还活着，而且活得挺好……

他们走出了录音室，聚在一起协商对策。我乘机偷偷拿起一份广播稿塞进了口袋，希望没人发现。协商完毕，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对我说：“因为你拒绝读广播稿，我想你只得回到集中营了。”

我想？难道他是在给我再三思考的机会吗？

“不，我是坚决不会读稿子的！”我再次拒绝。

我曾经向一名军官保证过我一定会效忠祖国、捍卫祖国的尊严，日本人可以肆意惩罚我，但是他们不能动摇我的意志。丧失意志，我就彻底失去自我了。

我认识到尽管拒绝广播会被送回集中营，但是这对我也许是件好事。因为我可能会被转移到其他集中营，这样我就可以远离“鸟人”的魔爪了。

然而，让我吃惊的是“鸟人”在我被转移之前已经离开了大森集中营，也许是因为我不配合广播，他被惩罚了吧。1945年3月1日，我终于坐上火车被转移到东京西北方向400千米的直江津集中营。

战俘们在4-B营房的小院内列队接受检阅，风雪蹂躏着大地，时间被无情地冻结，终于集中营长官从一个锡制小屋里走了出来。

他不是别人，正是“鸟人”！

我惊出了冷汗，身子差点倒在旁边狱友的身上。我的心已经彻底绝望了。天啊！为什么是这样？这世上最残忍的玩笑、这死亡之吻几乎磨灭了我仅存的一丝斗志。我意识到根本无处可逃，只能任其宰割。

渡边朝这边走来并认出了我。他那黑色眼睛投出的光芒再次将我刺伤。我不敢看着那双可怕的眼睛，也不敢回避。他露出了邪恶病态的笑容。似乎他早就知道我会在这里。

然而，我不能放弃希望，那不是我的风格！我要竭尽全力生存下来，从那一刻起直到被释放回国，我真正领会了“永不屈服”的深刻含义。

 

恶魔“鸟人” 

 

    在太平洋上向西漂流了近3200千米后，菲尔和我被日本人“救”了起来，马克已经在漂流的第33天去世，我们海葬了他的尸体。

    日本人将我们从一个战俘营转移到另一个战俘营：第一年，我被关押在横滨附近的大船秘密审讯处，后来我被转移到东京湾一个人工岛上的大森集中营。在这里我受尽残酷的折磨，尽管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我来到大森集中营的第一天就被那个人称“鸟人”的冷血守卫渡边睦弘给盯上了。“鸟人”残忍无比，如果他听见有人骂他，那么集中营的所有战俘都要受罚。

    那天所有战俘列队完毕。“鸟人”趾高气扬地在我们面前踱步，好像自己是上帝一样。他每走到一个人面前就会停下脚步，用他那幽暗邪恶的眼睛上下打量。他看着我，我避开了他的眼神，“啪”地一下，他用棒子把我打倒在地。很显然，如果你不正视他一定就会挨打。

    “为什么不看着我的眼睛？”“鸟人”发怒地说。

    这一次我真的看了他的眼睛，谁知道他又是一棒！我躺在地上鲜血直流。他递过来纸巾，像是表示歉意，我想这家伙还不至于那么坏。我接过纸巾，擦干头上的血，站了起来。

    “梆！”我又吃他一棒！倒在地上的我完全没有招架之力，认定这次肯定遇到了虐待狂。

    从那以后，他经常找我麻烦。我努力躲开他，但是每次他都能找到我。他会带着两个士兵来到我们的营房叫大家立正。他搜遍营房，终于发现我。他走过来狠狠地说：“你是最后一个立正的。”说着他解下镶有一颗大钢扣的皮带朝我的头一顿暴打。

    总之，他总是能够找到惩罚我的理由。由于只有中士军衔，“鸟人”没有多大权力。尽管集中营里有许多比他军衔高的战俘——潜艇指挥官、上校、船长、中尉等，但是他可以对其任意宰割、毫不留情。如果我们当中有谁胆敢怠慢他的指令，那么肯定会挨打。事实上，他打我们根本不需要借口。我饱受折磨，而有的战俘情况更糟糕。要想少挨打，就必须对“鸟人”唯命是从。

    被“鸟人”虐待的时候，我心中充满了愤怒，但是我不会告诉他我是意大利二战时期，日本和意大利同属轴心国、法西斯同盟。后裔，我将仇恨藏在了心底。最让我难以忍受的不是肉体的疼痛，而是精神的侮辱。谁会甘愿受辱？谁会甘愿被当作畜生一样对待？我是坚强的幸存者，我不会屈服。我对“鸟人”的憎恨胜过鲨鱼，虽然“鲨鱼想吃我们只是因为它们很饥饿”和“‘鸟人’虐待我们只是处于工作职责”似乎是同一个道理，但是我不会原谅“鸟人”，任何想杀了你的人都是敌人。

    有一天，让我意外的是“鸟人”没有打我，而是问我是否愿意去东京广播电台做广播。我不想参加任何有损祖国荣誉和违背道德的事，但是我想也许可以通过广播让家人知道我还在世（大森是一个秘密集中营，家人完全不知道我的下落，他们认为我已经死了）。我询问营房中高级军官的意见，他们竟然不反对我去做广播，其他战俘也都认为我应该借此机会向祖国传递信息。我已想好了应对策略。

    我向“鸟人”表示我愿意去做广播。东京广播电台的两个工作人员（战俘营的兄弟们猜测这两个是情报人员）要求我写好广播稿。

    1944年11月18日，我被他们开车送到了东京广播电台，电台位于一座崭新漂亮的大楼里。在美式餐馆里吃了午饭后，我被他们带去参观舒适的酒店房间。这些房间里的床和大森集中营的木板床可大不一样。我知道，日本人想用这些东西引诱我。

    我做了广播并成功地透露了战俘营的其他兄弟也活着的信息。几个月后我才知道我的广播让朋友和家人兴奋不已，因为在广播之前父母已经收到了来自罗斯福总统的吊唁信，家人以为我已经不在人世，十分悲痛。

    两星期后，那两名工作人员又把我带到了东京广播电台。他们夸奖我“有着动听的声线”，送我一件过冬的厚实外套，还带我去餐厅吃饭。在那里，我遇见了一个美军士兵和两个澳大利亚士兵。据日本人说，这3个人也在做广播，表现很好，也受到了相应的礼遇。他们一一和我握手，却将视线投向地面，像是不敢正视我。我明白他们心里想说什么：“哎，我的战友啊！很抱歉我走出了这一步，我为自己感到羞愧。你可不要向我学习啊！”

    我多么希望他们不是今天的这个样子啊！现在我终于弄懂了“鸟人”为什么几乎每天都要单独挑我出来受罚，他们是想将我培养为宣传工具。既然如此，为何还要对我拳脚相加呢？因为我不是一名普通的战俘，而是知名运动员。那个年代，运动员和电影明星一样很受欢迎（今天的情况也差不多）。他们要让我先受尽折磨，然后用安逸舒适的生活做诱饵以说服我配合他们的宣传工作。和那三名士兵一样，大多数人都会选择与日本人合作以免受牢狱之灾，享用美味佳肴。

    如果我再次被允许读自己写的广播稿，或者按照自己的意愿说话，我一定要抓住机会。但是，这一次日本情报人员要求我宣读他们写好的稿子。

    我看了几句广播稿，简直是颠倒是非、一派胡言！

    “不，我不能读这些！”

    “但是你必须读！”

    “我是不会读的。这些话根本不像是我说的。”我不应该这样说的，因为日本人会以为他们改几个词就会让我满意了。

    我依然严词拒绝道：“我绝不会读的！”

    他们的广播稿是这样写的：

    不论你信不信，我觉得我是幸运的，或者说是在不幸中走了好运。我是路易·赞佩里尼，今年27岁，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为什么说我是幸运的呢？因为我还活着，而且活得挺好……

    他们走出了录音室，聚在一起协商对策。我乘机偷偷拿起一份广播稿塞进了口袋，希望没人发现。协商完毕，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对我说：“因为你拒绝读广播稿，我想你只得回到集中营了。”

    我想？难道他是在给我再三思考的机会吗？

    “不，我是坚决不会读稿子的！”我再次拒绝。

    我曾经向一名军官保证过我一定会效忠祖国、捍卫祖国的尊严，日本人可以肆意惩罚我，但是他们不能动摇我的意志。丧失意志，我就彻底失去自我了。

    我认识到尽管拒绝广播会被送回集中营，但是这对我也许是件好事。因为我可能会被转移到其他集中营，这样我就可以远离“鸟人”的魔爪了。

    然而，让我吃惊的是“鸟人”在我被转移之前已经离开了大森集中营，也许是因为我不配合广播，他被惩罚了吧。1945年3月1日，我终于坐上火车被转移到东京西北方向400千米的直江津集中营。

    战俘们在4-B营房的小院内列队接受检阅，风雪蹂躏着大地，时间被无情地冻结，终于集中营长官从一个锡制小屋里走了出来。

    他不是别人，正是“鸟人”！

    我惊出了冷汗，身子差点倒在旁边狱友的身上。我的心已经彻底绝望了。天啊！为什么是这样？这世上最残忍的玩笑、这死亡之吻几乎磨灭了我仅存的一丝斗志。我意识到根本无处可逃，只能任其宰割。

渡边朝这边走来并认出了我。他那黑色眼睛投出的光芒再次将我刺伤。我不敢看着那双可怕的眼睛，也不敢回避。他露出了邪恶病态的笑容。似乎他早就知道我会在这里。

    然而，我不能放弃希望，那不是我的风格！我要竭尽全力生存下来，从那一刻起直到被释放回国，我真正领会了“永不屈服”的深刻含义。

 

 

 

 

浪子回头 

 

这次托伦斯警察局局长科利尔不会再放过我了，他决定要让我长长记性。我被带到了托伦斯监狱，科利尔引着我来到一间监狱的门口说：“路易，周六你一般去哪里？”

“去海滩。”我说道。

他指着监狱里的两个犯人对我说：“如果被关进这里，你可就再也不能想去哪就去哪了！”

他是在释放某种信号啊！我意识到以后得放聪明点，不能再被警察逮着。几天后，我藏在一棵树后，等一名警察经过时，将一把西红柿打在了他的脸上，然后撒腿就跑，等警察看清楚时，我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还不止这些。我发现我家房门的钥匙也能打开学校体育馆的后门，于是带了一帮朋友一起在里面免费玩篮球。可恶的是有人告了密，后门的锁被替换了，我又被抓了起来。

这一次，所有人都受够了我的为非作歹。我的父母和哥哥厌恶了警察隔三岔五的来访。警察局局长和学校校长也拿我没办法了。说实话，我还是并不怎么在乎。但是唯一令我担心的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他们可能会把我送进精神病院。在那个年代，无可救药的孩子往往会被送进精神病院接受惩戒和治疗，甚至被杀死以避免下一代也染上同样的恶习。那么我的家族有精神病史吗？

幸运的是，我并没有被送进去。经过这件事情后，我有些醒悟了，我想是时候改变自己的生活了。

我可以做到吗？

我的哥哥皮特永远支持我，他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改造我。和我这个“败类”相比，他实在是太优秀了，是最听话的儿子，也是最负责的哥哥。有的小孩讨厌兄弟姐妹中有这种榜样，但我是真正爱我的哥哥的。

在大家看来，坏事做多了的人是做不出好事的。有一天，父母出门去圣佩德罗了。我趁他们不在家突发奇想乖乖地把厨房的地板打扫干净了，他们回来后说道：“皮特太勤快了，这地板真是一尘不染啊！”

我一言不发，皮特解释道：“不是我干的，是路易。”父母听了后一脸吃惊。

当父母、老师和警察们思索如何处理我的时候，皮特带我去了一家炼钢厂。久受炙烤的工人们个个肥头大脸、蓬头垢面。我对皮特说：“天啊，这个工作太遭罪了，我可不想像他们一样。”

“现在不努力改变自己的话，你以后就会落得和他们一样的下场。”皮特说得很认真。目睹工人们大汗淋漓的劳动场景，再想想自己凄惨的未来，一股恐惧袭上心头。我想也许我真的走错了道路。

所有人都愿意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命运的转折始于学校运动场。我的哥哥皮特鼓励我参加跑步比赛。

“如果他打破了纪录，那么他就会发现其他获得关注和认可的方式了。”哥哥对别人说。校长决定让我参加600米跑步比赛，他还许诺只要我愿意参加比赛，以前犯下的所有过错都既往不咎。

我期待以焕然一新的面貌迎接九年级，而我要做的就是跑步。我告诉皮特：“好吧，如果你非要我去，那我就去吧。”

皮特回答道：“没有人逼迫你做任何事，你已经长大了，应该做出自己的决定。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你继续现在胡作非为的混日子，将来被关进监狱或者在炼钢厂、油田里苟且度日；要么，你参加跑步比赛，以后或许能取得些成就。你自己选吧！”

 大家只是希望我能站上跑道，没有人期待我赢得比赛。我以最后一名的成绩跑完了第一场。比赛结束，我气喘吁吁、筋疲力尽，我知道这是抽烟太多的缘故。我发誓绝不会跑第二场。但是一星期后，我不得不又站在了赛道上。这一次还是那么痛苦，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在快要到达终点时，我听到了场边的同学们为我加油助威：“加油，路易！加油，路易！”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还以为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比赛结束，我获得第3名。

从那以后，我认识到自己必须做出一个抉择：继续做一个捣蛋鬼还是成为一名运动员？说实话，我很享受比赛带给我的荣誉感。但是，这样做值得吗？犹豫了一段时间后，我选择了后者并开始了疯狂的训练！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次比赛的磨炼后，我终于取得了好成绩，并且一发不可收拾。慢慢地，我爱上了跑步，没有人比我更加吃惊于自己的变化。我进入了全城600米决赛并获得了第5名的好成绩，这对一个曾经只知道调皮捣蛋的孩子而言无疑是一大突破。

我的成功蜕变得益于一直教导我、帮助我的哥哥，也得益于我自己不断增强的积极进取的精神。为了提高我的成绩，哥哥和我一起训练。他会跑在我的身后，用鞭子抽打我的屁股，鞭策我继续前进。

1934年，我以高中二年级学生的身份创造了世界校际运动会1300米长跑的最快纪录，我的成绩是3分17秒。皮特认为我可以成为一名专业的英里赛跑运动员，也就是参加长度为一英里，比现在多一圈的比赛。“但是如果你想成为最出色的英里赛跑运动员，你必须加强训练。从今以后，无论去哪，你都要跑着去。如果学校的操场太泥泞，你就绕着小区跑；如果有沙尘暴，你就捂着手帕跑；即使下雨也要跑，绝不能偷懒耍滑。”我按哥哥说的做了。庆幸的是托伦斯不会下雪，不然我更惨了。

学校放暑假了，我开启了跑步模式：无论目的地是哪里，我都要跑着去。我从托伦斯出发跑四英里到达瑞丹多，然后在海滩上跑两千米，最后再一路跑回托伦斯，连帮妈妈去商店买杂物我都是马不停蹄的。有时候，我会开着那辆1926年生产的道奇汽车，翻山越岭来到我热爱的水晶湖。将车停在湖畔后，我又开始了奔跑，一路踏过浅溪越过枯树，追赶鹿群飞鸟，偶尔还会邂逅一两条响尾蛇。

跑完了整个夏日，我才猛然发现自己的体力、耐力得到了极大增强，这为我以后在赛场上捷报频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我必须说明：跑道上的训练对我意义不大，我更喜欢自由无羁的奔跑。这可能是因为当了这么多年捣蛋鬼之后我期望真正地洗心革面，成为一名自由的奔跑者。

我想所有人都会同意我的上述观点吧？

 

一次恶作剧 

 

战争是残酷的，生活又何尝不是呢？微笑是快乐的秘诀。

二战时，我在夏威夷的希卡姆空军基地服役。基地的军人俱乐部里有一名士兵，他负责照看台球桌和老虎机，也管收钱。不知为何，他总是对我们这群航空兵心怀不满。后来我们才弄明白其中的究竟。原来虽然他是中尉，但是他的薪水还没有我们多。所以每次我们去俱乐部娱乐，他都会喋喋不休地抱怨：“我的工作可比你们辛苦，你们整天就是开飞机飞上飞下，还拿那么高的工资，这太不公平。”是啊，他说的有道理，我喜欢飞行，也“喜欢”被敌人射击。

我对他说：“开飞机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容易，不信你和我们一起去飞飞看。”

他同意了。

我们将他安排在副驾的位置，我坐在他的后面，侧身可以看见领航员的仪表盘，仪表盘的前方是连接驾驶员脚踏板的链条。这个链条的工作机制很像摩托车链条，一上一下。通过对讲机我们听驾驶员说道：“好的，现在我将飞机交给副驾驶。”

中尉一接过方向舵，我就将驾驶员的脚踏板踩下，突然又将脚踏板松开。这样一来飞机开始颠簸，中尉吓得尖叫了起来。我这样重复了好几次，中尉受不了了，将方向舵交给了驾驶员。

驾驶员说道：“怎么回事？飞机怎么发抖了？”

中尉回答道：“我再试一次好吗？”

这一次我继续在后面捣乱。他最终放弃了并对我们说：“我服气了，你们的高工资真是应得的。”

中尉走后，我们大笑了一番。我们是想让他领教一下开飞机的难度，但是我们并没有羞辱他的意思。说真的，开飞机确实不容易，特别是起飞和着陆，危险性特别高。我们一年平均损失11架飞机，随时准备执行轰炸任务。面对这种压力，没有幽默感和释放压力的渠道，我们一定会发疯的。

在我最成功的一次恶作剧中，口香糖至关重要。还是在希卡姆基地，我们要开着飞机朝不同方向起飞以测试飞机导航仪的精确性。有一天，机场地勤人员检修好飞机时我的队友们还没有出现，我趁此来到飞机旁装作飞行前检查的样子。我嘴里嚼着口香糖，伺机作案，目标是机头的两个排尿小孔。这两个小孔是与驾驶舱内驾驶员和副驾驶员的排尿漏斗相连的，这样一来，他们在飞行时就可以解决小便了。

我用口香糖堵住了两个排尿小孔，这样做是为了报仇雪恨，因为我的补给让他们给偷走了。

队友们各就各位了，我也进入了我的炸弹舱，飞机慢慢滑行至跑道准备起飞。按照流程，飞机起飞前必须关闭炸弹舱的舱门。就在舱门关闭的一瞬间，我跳下了飞机，拔腿就跑。当然，飞机起飞后驾驶员罗素·菲利普斯还以为我还在飞机上，而实际上我正走在去火奴鲁鲁火奴鲁鲁的路上。

飞行任务结束后，机械师前仰后翻地向我描述了两个驾驶员的“悲惨遭遇”：

菲尔在小便时发现漏斗里的尿液漏不下去，为了不让尿液溅出来他必须腾出一只手握着漏斗保持平衡。但是还没有等他小便完，漏斗已经满了。他搞不清楚状况，只得向机械师求救。机械师决定把菲尔漏斗里的小便先倒在副驾驶员的漏斗里。副驾驶员倒不介意，但是他想自己先解决了再说。糟糕的是，他的漏斗里的小便也溢出来了！真是见鬼了！两个漏斗怎么会同时失灵呢？哈哈！这两个倒霉鬼一边操纵飞机，一边平衡漏斗。一旦遇上气流，他们该是多么狼狈不堪啊！

飞机着陆后，机械师发现了问题的根源，将口香糖拔了出来。这时候大家都知道我并没有在飞机上。他们四处寻我，但是我早已没了踪影。

我回来后，队员们对我是又气又笑。他们惩罚我给他们买啤酒喝，我还能怎么办？只得买酒赔罪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