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5821665
这里向各位书友推介的是被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先驱者的胡适先生称为“奇书”的《哈佛经典》。这是一套集文史哲和宗教、文化于一体的大型丛书，共50册。这次出版，我们选择了其中的《名家（前言）序言》《名家讲座》《英美名家随笔》《文学与哲学名家随笔》《美国历史文献》，这些经典散文堪称是经人类历史大浪淘沙而留存下来的文化真金，每一篇都闪烁着人类理性和智慧的光辉。有人说，先有哈佛后有美国。因为在建校370多年的历史中，哈佛培养出7位美国总统，4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政界、商界、科技、文艺领域的精英不计其数。但有一点，他们都是铭记着“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与真理为友”的校训成长、成功的。正像《哈佛经典》的主编，该校第二任校长查尔斯·艾略特所言：“我选编《哈佛经典》，旨在为认真、执着的读者提供文学养分，他们将可以从中大致了解从古代直至十九世纪以来观察、记录、发明以及想象的进程，作为一个二十世纪的文化人，他不仅理所当然地要有开明的理念或思维方法，而且还必须拥有一座人类从荒蛮发展为文明进程中所积累起来的、有文字记载的关于发现、经历，以及思索的宝藏。”这些文字是真正的人类思想的富矿，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宝藏，具有永恒的文化魅力。
从文献价值上看，它从*古老的宗教典籍到西方和东方历史文献都有着独到的选择，既关注到不同文明的起源，又绵延达三个世纪之久，尤其是对美国现代文明的展示，有着深刻的寓意。
从思想传播上看，《哈佛经典》所关注到的，其地域的广度、历史的纵深、文化的代表性都体现了人类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思想*，并用那些伟大的作品揭示出当时人类进步和文明的实际高度。
从艺术修养的价值来看，《哈佛经典》涵盖了历史、哲学、宗教论著和诗歌、传记、戏剧散文等文学样式，甚至随笔和讲演录也是超一流的，它们都是那个时代精品中的精品。
《哈佛经典》第19卷《浮士德》中有这样一句名言，“理论是苍白的，只有生命之树常青”。让我们摒弃说教，快一点地走进《哈佛经典》，尽情地享受大师给我们带来的智慧的快乐，真理的快乐。
本书内容是哈佛大学专门组织该校著名学者对不同学科以通识讲座的形式作的权威讲解。书稿囊括了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大部分经典作品和代表性人物，内容丰富，讲解深入浅出，语言优美睿智，是广大青年学生加强人文素养、拓展知识不应错过的一道精神大餐。
历史
历史总论003
古代西方的历史021
文艺复兴029
法国大革命036
美国领土的扩张042
哲学
哲学总论053
苏格拉底、柏拉图与罗马斯多葛学派074
现代哲学的兴起080
康德导论086
宗教
宗教总论095
佛教115
儒教120
希腊宗教125
帕斯卡131
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总论139
文艺复兴时期的政府理论157
亚当·斯密与《国富论》162
美国宪法的发展168
法与自由173
历史总论
罗伯特·马特森·约翰斯顿
罗伯特·马特森·约翰斯顿（1867—1920），历史学家，1908年起担任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主要著作有《拿破仑传》（Napoleon：A Short Biography，1904）、《法国大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1909）和《神圣基督教会》（The Holy Christian Church，1912）等。
在所有思维方式中，只有历史把读者摆在比作者更重要的位置上。历史学家沿着自己选择的坎坷之路（多半只占全部历史的百万分之一），勤勉、艰难跋涉的同时，将一条条坦途也在向读者们铺开。对读者来说，历史代表着跟人有关的、跟过去有关的任何东西；不仅是政治，还包括艺术、科学和音乐，它们各自都有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不仅有习俗，还有民间传说、编年史，以及文学作品，都记录了民族间的冲突和伟人的悲剧命运。因为读者只负责阅读，所以他能充分体会到历史的所有乐趣。他没有受到束缚，所以，即便他正专心学习美国的宪法文献，也可以心安理得地甩手而去，去聆听奄奄一息的罗兰吹响的号角在朗塞瓦尔峡谷中回响，或者站在克努特的身旁，凝视着北海的潮汐拍打着那位丹麦老人的脚。
几乎在每一个文学分支上，你都可以发现历史，它如同一条如影随形的变色龙；可实际上，也许并不存在所谓的历史。至今仍然没有一部全人类的完整记录；以后也永远不会有人编写这样的记录，因为它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麦考利的历史涵盖了40年的时间；修昔底德的历史只包含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吉本在现代人当中堪称巨匠，虽然有些勉强，但他成功地跨越了10个世纪，至今无人能及。事实是，除了天文学之外，没有哪个学科像历史这样，如此浩瀚无边的，而人们对历史了解得又是如此之少。除了教科书上的伪历史之外，历史的总体轮廓完全模糊不清。要想理清它细枝末节的关系极其困难——而学者们真正想知道的正是这些细枝末节。因此，在一篇短文的篇幅之内，把历史上的伟大纪元综合起来，也许是值得尝试的。
人类历史的实际长度持续了大约3000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1000年。比这更久远的历史，我们就只有零碎的考古学证据，和那些刻在石头上的图画和文字。这些证据表明了，在远古时代，埃及、幼发拉底河沿岸及其他地区，曾经存在过很多繁荣的君主国。然而，给后来的时代留下深刻印记的，却并不是生存在这些地区的民族，而是雅利安人，他们当时只是一些默默无闻的游牧部落。雅利安人穿越了伏尔加河、第聂伯河及多瑙河等流域的广大平原，后挺进巴尔干半岛和意大利半岛。在那里，由于大海阻挡了他们继续前进的脚步，他们便定居下来，从而结束了游牧习惯，并在某个遥远的时期形成了城市，其中就包括后来闻名天下的雅典和罗马。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或稍晚一些，希腊随着荷马一起从默默无闻中脱颖而出。
在希腊正从蛹中破壳而出的时候，一支闪米特人的部族——犹太民族，出现了他们堪与荷马匹敌的人物。在《约书亚书》中，他们用本民族特有的忧郁语调，讲述了犹太民族的十二个部落对巴勒斯坦的征服；在《摩西五经》和之后的一些著作中，记录了他们自己的法律和宗教。我们将从这里开始，即从荷马与约书亚所处的年代开始（对我们的研究目的来说已经足够了），来追踪地中海以至西方世界的历史。
希腊的领袖地位
两条伟大河流（尼罗河与幼发拉底河），以及之后的那片伟大的内海（向西延伸至大西洋）——地中海，是商业和文明的通道。提尔、福西亚、迦太基和马赛成了早期的商业中心，这不仅给骁勇善战的雅利安人带来了东西方的所有商品，还带来了语言文字的基础——字母表。这给伟大的民族赋予了更伟大的天分。凭借这样的天分，希腊人发展出了至今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学，并在整个西方文明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们把本民族的早期传说，编织成了《荷马史诗》中纯真而优美的诗篇，编织成了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阴郁而辛辣的戏剧。后来，他们又转向了历史与哲学。在历史领域，他们凭借修昔底德诞生了一部杰作，凭借希罗多德诞生了令人愉快的叙事篇章。在哲学领域，他们取得了本民族重要的成果。
希腊哲学终将成为人类伟大的智力宝藏。因为在希腊人之前，所有其他文明或语言都不曾得出抽象的概念：时间、意志、空间、美、真等诸如此类的概念。从这些虽不完善、但颇为神奇的词语概念开始，那些精力充沛、思维敏锐的希腊知识分子便很快建起了一幢宏伟的建筑，这一建筑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芝诺那里得到了完美的表现。但是，从公元前4世纪末起，也就是从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弟子亚历山大大帝的时代起，希腊开始逐渐走向衰落。
这次衰落，刚好与一些有着巨大政治意义的历史事件同时发生。亚历山大大帝创建了庞大的希腊帝国——从地中海一直延伸到印度。然而，随着他的逝世，这个帝国也土崩瓦解，分裂为很多君主国，如东方的希腊王国。其中，幸存到后的是埃及的托勒密王国。公元前31年，当奥古斯都在亚克兴海峡打败克里奥帕特拉和安东尼时，托勒密王国才彻底覆灭。此时，距亚历山大在埃尔比勒终打败大流士，恰好300年。
在这300年的时间里，雅利安人西进的一个分支——罗马人赢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大约公元前200年，罗马摧毁了迦太基的力量，控制了西地中海，之后，又把手伸向东地中海。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罗马征服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和埃及，把地中海变成了他的内湖。
罗马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罗马共和国的传说和历史描绘了从大约公元前500年以来大致的历史事实的轮廓。但是，只有在与希腊的文明和语言建立了联系以后，罗马人才真正掌握了文学形式的表达。他们的语言虽然没有希腊语那样的活泼与和谐，它的常用词汇和抽象词语也并不丰富，但由于它简洁、清晰和庄严，因此很适合充当立法和行政的媒介。在外来文化和希腊文明的影响下，罗马很快有了属于自己的文学，这是其所征服的民族创造出的更高层次与成熟的文学回声。它为罗马共和国的后岁月和罗马帝国的早期历史（即奥古斯都时代）涂上了一道绚丽的色彩。维吉尔对荷马进行了高度精致的模拟，尽管并不完全使人信服。卢克莱修用平稳的六音步诗行，对还不精致的唯物主义宇宙观进行了哲学化处理。西塞罗以德摩斯梯尼为样本塑造了自己，并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同时又带有一定的本土化特征。只有历史学家，可以与他们的希腊师傅相携而行，在塔西佗的政治家本能和辛辣讽刺中，表现出了跟修昔底德相等的价值。
正当罗马从共和国转向帝制的时候，拉丁语和希腊语成为地中海地区的两种通用语言。希腊的雅典、帕加马和亚历山大城，引领着精致生活的时尚，并赋予了颓废却精致的批评和哲学以卓越的品质。但第三个影响即将在新近组织起来的地中海政治体系中让人感觉到自己的存在，这就是犹太人的政治体系。
犹太人的贡献
要想理解犹太人所处的地位，我们有必要先回顾一下古代社会和政治斗争的一些特点。从荷马笔下的英雄们所处的时代，一直到亚历山大大帝的时期，国家规模都比较小，基本是一座城市或一个城市群。那时战争接连不断，并常常伴随着毁灭和奴役。几百年之后，国家的规模随着社会的发展有所扩大。雅典试图像迦太基那样创建一个殖民帝国，而其他强大的大陆国家像马其顿和罗马，也先后步它们的后尘。于是，在大约公元前后一个世纪里，大规模的战争不断发生，而且每一场战争都至少伴随着一个亟须深入思考与衡量的因素。
社会不平等是古代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就其起源来说，希腊城邦都是由门第高贵的家族所组成的一个很小的阶层来统治整个共同体。从贵族到奴隶，形成了尊卑有序的社会等级，战争在以掠夺奴隶为目的的基础上发动，胜利者成为被征服者的主人。罗马共和国对希腊君主国发动的几场大战，都是被寻求财富和奴隶的动机所驱动的，被征服国家的人口当中有才干、有教养的部分沦为奴隶。罗马创建了一个伟大的地中海国家，但是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她所创建的文明，除了空洞无物的形式主义之外，没有任何宗教信仰，没有灵魂。而犹太人，正好弥补了这个缺憾。
在整个东部，以及西部的部分地区，犹太商人在罗马帝国的城市里组成了与众不同的社群，并树立了精神信仰和严肃认真、品行端正的典范，跟当时社会上盛行的风气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社会风气产生的原因是：物质和享乐主义是社会经济繁荣的自然结果；宗教的意义是形式主义的，终是纵欲狂欢；道德因素几乎完全缺失。但是，一场反叛正在悄然进行，对那个时代灵魂的缺失和邪恶不义进行反抗，人们随时准备投向其他领袖，只要他能提供一套体系，来满足他们饱受凌辱的心灵对良知的渴望，这个体系要能覆盖这个地中海帝国的整个范围。三个犹太人——耶稣、彼得和保罗，他们挺身而出担负起了这个重任。
耶稣是榜样，是善良智慧的人，是救赎主神。他后定格的这个身份，十分符合亚洲的太阳崇拜思想和救赎观念，而这些恰恰是当时活跃、有希望的宗教思路。彼得是进入罗马的犹太人，是一个帝国主义者，一位政治家，有广阔的视野和传教的热情。保罗是进入希腊的犹太人，是亚历山大学派的功臣，他把希伯来的因素融进了埃及希腊人近乎濒临死亡的哲学化进程当中，因此给了它一份续了期的生命契约。这份契约的期限长到刚好足以把亚历山大学派的思想填进基督教的框架里，并赋予这个新兴宗教特有的教条工具。
到公元312年，三百多年过去了，基督教在地中海世界还只是一个比较古怪的教派，完全不同于其他教派，这些教派都要求得到罗马皇帝庇护之下的各个阶级与种族的忠诚。三百年来，地中海地区成为帝国行政、贸易及文化和谐交往的和平之路。这条路上挤满了不同的民族，所有这些民族的血都注入进他们的体内，从撒哈拉沙漠到德意志森林，从直布罗陀海峡到幼发拉底河谷。由那些出身高贵的人——他们曾奠定了这个庞大帝国的基础——所组成的小部族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机器在自身动力的驱动下不断运转，而战火依旧燃烧在遥远的边境地区，打仗是外国雇佣兵的事，还不足以激起帝国核心地区的尚武精神。实际上，满城风雨的正是经济的弱点：物质主义、漠视宗教和胆小怯懦。
帝国的孱弱身躯是一个脆弱的框架，难以支撑这么庞大的统治体系。皇帝轮流做，好与坏并行存在，或是恶魔，或是圣徒。但都阻挡不住衰落的步伐。军队士兵不得不从野蛮人当中招募；皇冠成了普遍斗争的主要奖赏；帝国已经难以控制，看着这即将倾覆的大厦，许多竞争者纷纷摩拳擦掌，试图凭借武力赢取这大好的河山。
罗马的基督教化
公元312年，一场斗争正在进行，作为竞争者之一，君士坦丁试图寻求一种克敌制胜的法宝，终他求助于基督教，把自己置于十字架的保护之下。且不论他实际的宗教信仰是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君士坦丁的这步棋走对了。就在异教崇拜仍然希望通过习惯和感官诉求留住平民大众的时候，基督教已经把精英阶层聚拢到了自己身边，特别是在帝国的西部地区。行政官员、商人、有地位和影响力的人，都成了基督徒。君士坦丁需要他们的帮助，并且也通过接受他们的信仰，实现了得到帮助的愿望。
如此，基督教经过漫长的斗争并遭受了无数迫害，一夜之间成了帝国的官方宗教。但基督教是排它的，皇帝是它的领导者，因此需要帝国所有公民的服从，而这种服从必须付出代价。平民百姓依然固守着他们古老的信仰，古老的神祇，古老的神庙，以及古老的仪式。祭司、神庙、仪式、雕像，虽然全都保留了下来，但它们却被重新贴上了基督教的标签，在这些“古老”外衣的掩护之下，基督教的观念在不知不觉中得以入侵,一场巨变就这样发生了，今天细心的读者和旅行者依然可以找到这场巨变留下的痕迹。
精美的形式，感人的场面，在满是大理石雕刻、玫瑰花环和充满激情的地中海地区，如今这一切正渐渐消失，并成为梦想家们幻想的素材。身着白衣的祭司和烟雾缭绕的祭坛，喧闹狂欢的队列和神秘的仪式也不再是人类感情的纽带。不再有牧羊人吹响胫骨笛向西布利女神致敬，不再有无数令人心醉的神话故事，也不再有用充满诗意的想象力创造出的精美丝网出现在神圣的小树林里和诸神的柱廊之上。日复一日，四季变换，就像阿波罗和狄安娜在天上走着各自的路径一样，世间万物仍在地上有序进行；但如今它们陷入了加利利人的魔套，幻化成一缕五彩斑斓的烟雾，一片过去时代的迷蒙轻纱，虚幻而不可企及。虽然在某些地方，历史学家可以修复几处遗址，诗人也可以再次体验过去的生活，但留下来的仅仅是各个异教物质的外表，因为受到打击的，是异教的心，那是柔弱的地方。它也曾努力获得良知，但失败了，而此时新的信仰已经在坚硬的岩石上建立起来。基督教通过个人良知的反叛取得了胜利；如今它要尝试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创造集体的良知。约翰斯顿.神圣基督教会.146页.
罗马的衰亡
基督教在罗马的确立，给这个正迅速衰落的帝国注入了些许生命力。君士坦丁一世建立了新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从而把帝国一分为二：罗马和希腊各一半。然而，糟糕的是来自边境条顿人的持续压力，如今再也无法被抵挡，他们逐步冲破了边界。在基督教成为地中海世界的官方宗教的时期，日耳曼部落已经凭借武力夺取了在莱茵河与多瑙河的圣地之上占有土地的权力。从那时起，在接下来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日耳曼渗透和罗马瓦解的进程从未停止，并随着公元375年日耳曼人的大举迁移和公元410年罗马被阿拉伯人和哥特人的洗劫而达到。
在以后那令人心惊胆战的半个世纪里，罗马世界被许多日耳曼亲王所瓜分。以往的秩序中，只有两样东西被保留了下来：一是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破烂的东罗马帝国，一是极具重要性的罗马主教职位。这一职位不久后就被命名为“教皇”，并且显示出了其特有的功能：他将借助新的手段统治被皇帝们丢掉的大好河山。
日耳曼人粗俗但有尚武精神，罗马人则细腻而平和。当战争的风暴席卷西罗马帝国的时候，罗马人躲进了修道院里寻求庇护。“在那里，在拉丁十字架（它是野蛮人不敢冒犯的标志）的保护下，罗马文明活动所留下的东西也只能在暴风骤雨中不断发抖。不久，当基督的大军用新的武器征服他们祖先的军团甚至都不曾见过的土地时，罗马的文明才重见天日。”约翰斯顿.神圣基督教会.第162页.
罗马的教徒们很快就发现了头脑简单的日耳曼人轻信和迷信的特点。他们把崇高的理想和基督教的道德摆放在日耳曼人的面前。教士们不仅利用宗教控制了日耳曼人，而且很快成了各个日耳曼王国的行政官员、立法者和指导者。
此时，文明发生了突出的变化，成了一种由基督教和日耳曼精神占主导因素的混合物。从表面上看，也许收获颇丰；不过，从经济和物质的意义上看，却损失巨大。巨大的财富烟消云散，帝国的交通系统破败不堪。商人在地中海地区失去了安全感；罗马的通衢大道日渐荒芜；军事国家的边界线阻挡了旧时的来往通道。在这样的环境下，文明比以前更加局部化，更加衰弱。事实上，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日耳曼王国探索出了不同的道路。
封建制度
大约两百年的时间里，欧洲经历了一段苦难的岁月。来自西北的丹麦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以及来自南方的撒拉逊人先后蹂躏过这块土地。终，只有莱茵河上游和多瑙河地区（它们一直庇护着丰富多彩的日耳曼文明）逃过了一劫。加洛林王朝的帝国分裂为法兰克、洛塔林（或称勃艮第）和日耳曼等几个王国。其中，日耳曼王国夺取了皇帝的桂冠。如果不是封建制度的出现使不断衰落的文明得以稳定并增强，这次分裂很可能会无期限地继续，直到陷入不可收拾的局面。
只有武力才能成功地抵抗武力，在每一个危险的关头，总会出现类似的局部抵抗。那些愿意战斗并有能力战斗的人保护了整个共同体，于是，他们要求得到某些特权。他们很快就开始修建城堡，把他们的权力和领地传承给他们的继承者。新的领地很快就被看作是跟其他领地密切联系的载体，但前提条件是必须提供军事服务，以及其他服务。教会也是如此，直至11世纪，一个通用的模式奠定了西欧观念的基础：每个个体都隶属于某个阶层，位于这个等级阶梯的，或者是皇帝，或者是教皇，或者是这二者的兼有者。阶梯的一级是极具争议的一级；而在的那一级上，人人都会被接受。
这一时期，封建制度尽的努力恢复并创造更加稳定的环境，并力图终结北方和南方的海盗行径。从西西里到苏格兰的边境地区，欧洲由一些规模不大的军事诸侯国所组成，偶尔有些地方，以一些还算有效的方式，被诸如法兰西和英格兰那样的君主国或者被帝国本身整合在一起。每一条贸易路线都被建有防御工事的诸侯国凭借这种保护向商人征取苛捐杂税。而在更和平的环境中，当大型商业城市开始在意大利、德国和尼德兰出现的时候，一场人民与封建诸侯之间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便开始了。与此同时，教会的野心越来越大，并经历了激烈的兴衰变迁。在法兰克人的保护下罗马终获得了疆土，直至1870年9月20日才被新兴的意大利王国赶了出去。有了这一领土优势，加上强大的古罗马传统和教会的推动，以及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希尔德布兰德）的统治，罗马在再三权衡之后出手，试图抓住欧洲的封建权杖。这一举动遭到了日耳曼帝国（查理曼大帝庞大疆土的分支）的奋力抵抗。由此衍生出了两大党派：教皇派和皇帝派。帝国的支持者和教皇的支持者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试图夺取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两派的斗争冲击了德国和意大利。
与封建运动和服务于教会的狂热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是：罗马一度在斗争的间隙成功地发动了十字军东征，它们既包含宗教性质和骑士精神，也带有经济性质。此次东征从过剩的封建军人当中抽调人马，组成了大军，目标是要把圣地从异教徒驻军手里解救出来。帝国东部被宗教战争及屠杀弄得遍体鳞伤，满目疮痍，除了加害方，没有留下可记忆的结果。对于一向节俭的热那亚共和国和威尼斯共和国来说，十字军东征无疑是一项耗资巨大的运输和贸易事业，它导致了东方贸易的一次巨大扩张；而西部只好再一次训练东部，并重新回归具有较少宗教情怀、满是怀疑精神的状态。从十字军东征时期末（1270年）算起的250年之后，宗教改革、经济活动和怀疑论的发展都是鲜明的事实，而仅次于它们的，应该算是某些新语言的诞生，以及文艺复兴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由上述这些力量引发的。
文艺复兴
当时，教皇制度已被11世纪和12世纪的各种巨大的付出搞得开始走向瓦解。于是当但丁开始用意大利语写作的时候（1300年），当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法国、英国和德国的文学相继成形的时候，教皇制度所支持的罗马观念便开始衰败。罗马不仅放弃了拉丁形式的信仰，而且还渴望把宗教教义通过新型语言模式进行转化，尤其是渴望拥有一部本国语言的《圣经》。这就刺激了神学研究，罗马人希望创立中世纪的大学，并试图通过阿奎那的努力，复制希腊的黄金时代，从而复活亚历山大大帝带给他的哲学。
然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欧洲感受到一种全新生活和民族主义在自己的体内萌发。发现印度和美洲后，人们的想象力次被激发，随后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军人和艺术家们的贪婪被不断地注入到了大量的黄金故事中。世界的脉搏跳动得更快。君士坦丁堡在建立一千年之后，落入了土耳其人之手。它的手抄本、文化艺术和能工巧匠的故事持续不断地涌入意大利。发明家、改革家、艺术家和革命家不断涌现。恺撒·博尔吉亚试图建立一个意大利帝国，但他没能成功。马丁·路德试图跟教会分道扬镳，他后来成功了。
马丁·路德宣称，一个人可以只凭借上帝的恩典来拯救自己的灵魂，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了一场理想之争（一场冗长的辩论），从而再一次把欧洲打入了战争的地狱。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了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直到这时候，人们才恍然大悟，欧洲的整个北方地区已然成了新教的天下，而南方仍然是天主教的地盘。
法国和英国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路易十四开始了他的统治，这使法国在近两个世纪的欧洲历史上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封建制度的时代即将逝去。后的大诸侯国在宗教战争中已经疲惫不堪。君主制度使他们丢掉的东西失而复得。在凡尔赛宫的辉煌和壮丽中完成工作，使曾经半独立的封建军人沦为形式上的朝臣。波旁家族取得了很大程度的成功，依旧是法兰西的独裁者，即便是享有特权的教士和贵族阶层也处在他们之下，他们对政府机构有着的控制权。于是他们很快就开始虐待这个政府机构，而它的彻底垮台则是伴随着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而到来的。
许多琐碎的原因汇聚在一起导致了这一戏剧性的事件发生。且看看其中的原因，包括波旁王朝财政上管理的漏洞、食物供应的匮乏，以及受过良好教育但在政府事务中被剥夺了所有权力的中产阶级的反抗。这一阶级控制着日后国民议会中的三级会议，他们开始行动，希望以自由、平等、博爱的名义消灭波旁王朝的支持者。国民议会经验不足和王室宫廷的软弱无能催生了巴黎暴徒的野蛮，而它终因激怒了整个欧洲而把法国卷入了战争的泥潭，并把波旁家族和众多高贵而优秀的，以及少数坏的法国人，送上了断头台。
这场旗开得胜的战争，以及恐怖统治时期之后的共和国政府的懦弱，都不可避免地促成了一个军事独裁政权和君主政体的复辟。于是拿破仑·波拿巴走上了历史的舞台，凭借着铁腕手段，他掌管法国长达15年之久。在拿破仑执政期间，他把法国建设成了一个在欧洲空前的国家，他带着一种自大狂妄的征服欲一路猛进，从烈日炎炎的埃及，一直到冰雪皑皑的俄罗斯。而他倒下后，留下的是筋疲力尽的法国，那之后不久，波旁王朝便卷土重来了。
拿破仑发动的战争使得欧洲倾尽全力，来打垮法国和拿破仑。但后，遥远的俄罗斯给了他致命的一击。事实上英国才是为持久、顽固、成功的敌人。法国和英国之间的争斗，在历史上可以追溯到更早期。
在查理曼大帝之后的黑暗时期，诺曼底人一度通过征服控制了法国和英国之间的一个中间地区。在诺曼底公爵威廉的控制下，他们于1066年征服了英格兰本土并且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君主制国家。然而，在法国的根据地，盎格鲁—诺曼底的国王们却陷入了与邻国的冲突，战争在英法两国之间激烈地进行着，一直持续到了1815年，期间只有很短暂的停歇。起初，它们的目标主要是占有领土；但后来，经济因素却变得越来越显著，直至18世纪，在拿破仑的统治下，这场斗争终演变成了一场争夺海外殖民地的斗争。
西班牙与哈布斯堡王朝
16世纪，随着都铎王朝在英格兰的开始，一个新的大陆强国的崛起使英、法两国之间的斗争，变得更为漫长而复杂，在特定的环境下，这股新势力很可能与法国合作！
阿拉伯人于公元723年在图尔被法兰克人打败以后，便不断衰退。可是，在之后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在西班牙兴盛并发展起来。在那里，他们发展了学术和艺术，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这时，欧洲的基督教依然深陷于黑暗之中。不久之后，位于比利牛斯山脉和阿斯图里亚斯群山的封建诸侯国又开始逐渐联合，到十五世纪末，这些国家合并组成了一个新的联合君主国，征服了后一个阿拉伯王国，创建了现代西班牙。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凭借欧洲历引人注目的巧合——婚姻联盟，再加上其他特定的环境，几乎是在突然之间，西班牙王国（勃艮第公爵们的伟大遗产）和匈牙利王国被抛到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公爵们的手里，他们使自己的统治者登上了德意志皇帝的宝座，一直持续到了古老的日耳曼帝国的末日（1806年）。
巨大的权力集中在皇帝查理五世（1519—1556年）的手里，这使得宗教改革带来的新形势有了一次明显的转变。因为法国（依然是天主教国家）和英国（已经成了新教国家）都不得不面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开疆拓土打破了欧洲的平衡这一事实。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那个时代不断变动的政治调整的原因。直到路易十四统治末期（1753年的《乌特勒支条约》），哈布斯堡家族的权力才由于一位波旁家族的王子登上了西班牙的王位而基本上达到平衡。此后，法国和西班牙开始联手共同对付英国。
在英格兰，从亨利八世到克伦威尔，宗教动荡大概持续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总体说来，这场动荡不比欧洲大陆发生的动荡那么激烈。其主要结果是建立了英国圣公会，以及新教教派出现，而新英格兰坚定的移民就是从这一教派当中产生的。
大英帝国的建立
宗教战争期间，英国卷入了一场跟新兴的哈布斯堡—西班牙势力的斗争。在斗争中，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巡航中发生了一些具有戏剧化的事件：英国海员冲破了西班牙在南部诸海周围建立起来的薄弱屏障。从此，广阔无边的大海，印度群岛的黄金，生产蔗糖、烟草、咖啡的种植园，新世界不断扩张的殖民地和国家，都成了矛盾的主要内容。当西班牙的能量在无敌舰队覆灭之后逐渐耗尽、一个世纪后成为法国随从的时候，这场斗争就成为英法两国之间的斗争。
英格兰在七年（1756—1763年）的这一世界性的斗争中确立了它的霸主地位。虽然在接下来的一场战争中丢掉了它的美洲殖民地，但是，当它在1793年再次与法国狭路相逢的时候，它的贸易和制造业，它无比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形势，以及它精明审慎、公事公办的政治才能，都使英格兰一跃成为欧洲各国之首。它加入了1793年抵抗法国的欧洲联盟，除了两次短暂的停歇之外，英国一直在战场上对抗法国，直到二十年之后，在滑铁卢，拿破仑终被威灵顿和布吕歇尔打败。
在这场漫长的斗争中，法国一直都面对着两个难题：一是大海和英国，二是陆地和它的东北方三国（奥地利、俄罗斯和普鲁士）。在这场斗争即将结束的时候，也就是拿破仑兵败西班牙、陷入跟俄罗斯的你死我活的搏斗中的时候，大陆的问题使另一个问题顿时不那么重要了。但英国一直目不转睛地紧盯着大海、殖民地和海上贸易；结果，当欧洲列强纷纷在维也纳和会（1815年）上瓜分这个分崩离析、满目疮痍的帝国时，各国发现，英国成了的海上霸主和殖民强国。
现代欧洲
拿破仑倒台之后，紧随其后的是一段反动时期，到了1848年，一场革命风暴接近尾声。人口不断增长，交通工具更加便利，这些都不断促进了智力和经济活动，但政治特权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政府依旧是老式的。意大利和德国（古老的帝国已经在1806年走到末路）已经被播下了新民族主义的种子。从巴勒莫到巴黎，从巴黎到维也纳，爆发了一系列的革命，两年的时间里，欧洲陷入了剧烈的动荡之中。一个新的波拿巴帝国在法国崛起，在意大利和德国，新的民族观念日益成形，尽管还需要二十多年的时间，在拿破仑三世那强大的野心驱动下，被加富尔和俾斯麦付诸实践。
1859年，法国协助萨伏伊王室把奥地利人赶出了波河流域，这为加富尔和加里波第解放并统一整个意大利铺平了道路。1866年，普鲁士把哈布斯堡家族赶出了德意志，四年之后，又带领德意志联军进军巴黎，从而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在那里，联军拥戴霍亨索伦家族的威廉成为新的德意志帝国的领袖。
此后发生的事情，主要以争夺殖民地或确立经济上的宗主权为主，但这些都在更大程度上属于当时政治而不是历史的领域。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可以将其忽略不计。实际上还有很多别的东西也被忽略了，对这些内容来说，这篇文章的篇幅实在太短。如果可以补充一句话，以帮助读者从我们称之为历史的那个被践踏、被拆解的领域有所收获的话，我们想说：每一件事情都会启发一种新观点，开启新的精神姿态。读者是这场盛典的观众，他必须冷静地判断和辨别，不应带有赞扬的倾向或指责的偏见。当不息的河流以它不停变换的色彩不断展现的时候，他不仅应满足于观察，还要有乐于判断人的行为和动机的智慧，要有愿意捕捉这些生动而真实的戏剧性的想象力，要乐于对无数英雄行为做出心灵的回应。因为正是这些英雄行为，使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民族变得更加高贵，并且，这样的英雄行为与全人类共存。古代西方的历史
威廉·斯科特·弗格森
威廉·斯科特·弗格森（1875—1954），古代史专家，1912年成为哈佛大学位古代史教授。主要著作有《希腊化时期的雅典》（Hellenistic Athens，1911）、《希腊帝国主义》（Greek
imperialism，1912）、《雅典娜的司库们》（The treasurers of Athena，1932）和《雅典的部落周期》（Athenian Tribal Cycles，1932）等。
西方世界的历史大体上可分为三个时期，每个时期约1500年左右，其中有两个时期属于古代历史。
个时期与“那条永恒之链相连接”，这条永恒之链包含了东方文明在它的三个看似迥然不同但实际互相联系的中心（埃及、巴比伦及克里特—迈锡尼）的兴起、昌盛和衰亡。第二个时期从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300年，它也包含了一种文明的生长过程。这就是希腊和罗马高度发达的智慧与物质文明。第三个时期，也称为基督教时期，直到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19世纪也被称为是第四个时期的开始，从全人类的发展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有着无限可能的时期。
希腊人像基督徒一样，千百年来也在效仿他们的祖先。他们的古老诗歌——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在某种意义上来看是克里特—迈锡尼时代的遗产，其活动背景就是那个时代。即便这样，像中世纪及现代欧洲的各民族一样，希腊人之所以会产生自己特有的文明，要归功于他们自己的努力。
公元前8世纪和前7世纪，希腊人成为人类的一个新民族。这一时期，也就是他们从爱琴海民族逐渐发展成为地中海民族的时期，他们挣脱了束缚东方精神的枷锁，并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勇敢地直面人类生活的重重困难。当他们接下来开始明确自己的位置时，他们才发现拥有的那些城市同时也是国家。它们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政治关联，事实上，那些把米利都、科林斯、叙拉古、马赛，以及当时成百上千地居住在希腊城邦的希腊人彼此联结在一起的情感纽带极其脆弱。需要指出，仅克里特岛上就有23个截然不同的城邦，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幅地图的复杂性。在希腊，就如其他地方一样，城邦生活既是城市的也是国家的，事实也证明这样的城市也是有利于自由制度发展的土壤。
希腊的个人主义
希腊形成时代的背景恰逢个人主义的兴起。诗人们摆脱了荷马的陈旧规矩，不再像从前那样认识古代英雄的行为，而是着手处理自己的情感、观念和经验。他们把叙事史诗放在一边，而采用本土的韵律和方言来书写身边的每一个普通男女。从前习惯于保守、一丝不苟地精心研究某种类型的艺术的雕塑家和画家，如今也意识到，他们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他们自己的创造。因而他们开始在作品上添加自己的大名，以此彰显自己的权利。
宗教问题已经不可能通过荷马的启示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它们直接诉诸每一个思想个体所关注的焦点。但依然有人固守正统，也有人在对狄奥尼索斯和得墨忒耳的狂热崇拜中寻找庇护，还有人试图把世界解释为自然规律的产物，而不是神的创造。一些人早年由于各自的家庭、宗族和同业公会而默默无闻，现在他们为了各种公共目的而脱离了同这些机构的关系，只承认城邦的权威，这个城邦对所有人赋予权力。政治中有对立者，就像宗教和艺术中也有对立者一样，他们反叛的暴君，是像阿基洛古、萨福、阿尔凯奥斯这样的诗人，以及像米利都的泰勒斯和爱奥尼亚这样的科学家。
总之，在亚细亚的一支希腊人是这个时代的领袖，而米利都则是整个希腊世界的城邦。
斯巴达、雅典和底比斯
之后的公元前6世纪是一个反动的时代。人们对之前几代人的那种猛烈的爆发敬而远之。那是“七贤”的时代，是信奉“凡事讲究节制”这句金玉良言的时代，是贵族们限制自己私欲和权力的时代。在这个压抑的时代，斯巴达所发展起来的丰富多彩的文化，被缩减为单一的形式——战争及备战。随着斯巴达贵族地位的降低，其所支持的艺术和文化也逐渐没落。斯巴达民族成了一个武装阵营，人们过着军旅，以及清教徒式的简单生活，因为总是小心翼翼，担心奴隶们（每个斯巴达人有15个奴隶）起义和屠杀，所以时刻保持警戒状态，唯恐他们在希腊（共有15万名斯巴达人和300万名希腊人）确立的领袖地位遭到颠覆。在雅典，发展的方向却与此截然不同。那里的贵族虽然也失去了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但他们依然承认了奴隶的公民地位。在民主发展时期塑造雅典的那些人本身也是贵族，他们从来不曾质疑过，他们的制度文化将会使民众的生活变得如此高贵。因此，他们不怕辛苦，甚至不惜代价，要自己建造和维护公共角力场和体操场，力图使贵族和平民都能在这里锻炼身体，使之柔韧与优雅，这些做法也使得他们更加富有魅力和激情。他们还举办平民百姓喜欢参加的音乐比赛，在准备比赛的过程中，激发了所有人对文学和艺术的热情，特别是对诗歌和戏剧的唱词及音乐的学习。贵族阶层在雅典消失了，但雅典人成了全希腊的贵族。
这种现象的产生，主要是他们杰出的政治家米斯托克利的功劳。在他富有远见的领导下，雅典虽然有巨大的财政支出，却缔造了一支强大的舰队，以非凡的奉献精神与空前的英雄主义与斯巴达共同击退了波斯人，并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海上帝国。起初，阿里斯提得斯是米斯托克利的一位并不能构成威胁的竞争对手，后来成了他忠诚的合作伙伴；伯里克利在科学、哲学、法学、艺术和文学上的兴趣使他成了希腊发展时期伟大的倡导者。米斯托克利得益于这两个人的协助，完善了雅典的民主制，界定和确立了他的帝国使命。再没有一个位高权重的人比他更能严肃地对待这样一个信条：每一位公民都有资格担任公职。同样，也再没有比他更热心的帝国主义者。事实上，雅典的民主制，如果没有雅典的海上帝国做后盾，它所主张的一切都是空中楼阁。臣服的同盟者对雅典人来说，就像奴隶、工人和商人对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公民一样缺一不可。
斯巴达曾试图消灭这个帝国而发动了一场针对雅典的战争，战争耗时十年（公元前431—前421年），却没能达到目的。斯巴达没有完成的任务，却被雅典的天才亚西比德完成了，因为在他的努力下，民主主义者们发动了给自己带来灾难的西西里远征。他们在叙拉古城下遭受了惨痛的失败之后（公元前413年），他们的附庸国便纷纷起义，不再进贡；雅典终究没能打败联手对抗它的西西里人、斯巴达人和波斯人，公元前405年，雅典屈服了。不知是否还有过其他这样的城邦：在有五万名成年男性从事和平工作的同时，又有同样数量的成年男性从事战争。当希腊领导世界的时候，雅典领导着希腊。
斯巴达人取而代之，但他们只能依靠他们的同盟者——波斯和叙拉古所给予的支持来维持这一地位。所以，当他们与波斯人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便马上失去了这样的地位。后来虽然通过公元前387年的《国王和约》得以恢复了，但不料在十六年之后又倒在了底比斯的脚下。底比斯的胜利完全倚仗伟大的武士政治家伊巴密浓达。他在公元前362年战死沙场，这也意味着底比斯霸权的瓦解，而直到公元前356年亚历山大大帝诞生，希腊人苦苦寻求了二百年的梦想才终于实现：欧洲的所有希腊城邦，不论大小，全都再次得到自由，如同公元前7世纪那样。实际上，正如普鲁塔克的《德摩斯梯尼传》所叙述的那样，它们活在以派系斗争所提供的机会中，始终怀着对彼此的恐惧和嫉妒，生活在巨大危险的阴影之下，而能够化解这种危险的，只能是走向统一。
马其顿王国
马其顿王国在菲利普时统一了希腊，经济实力强大，因此确保了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帝国，并开始了迅速而持久的希腊殖民历程。正如马基雅维利在他的《君主论》中所指出的那样：“他的继承者们需要面对的障碍，是他们自己的野心给自己制造的困难。”然而，仅仅这个困难就已经导致了一场空前的战争，这场战争长达三十年之久。在战争结束的时候，不平衡的势力局面使希腊—马其顿世界陷入崩溃，在这一局面中，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用巨大的经济实力维持着一支阵容庞大的舰队，控制着马其顿和亚洲。意大利在罗马治下的统一（公元前343—前270年），以及迦太基帝国随后的垮台（公元前264—前201年），把一个远比任何希腊王国都更加强大的军事强国带入了与埃及的敌对冲突中。这个国家有五百万人口，军队在籍有七十五万人，能够连续多年上战场的至少有十万人。这样一支队伍，仅靠希腊世界的联盟是无法与之匹敌的。希腊人再一次因为他们的分裂而遭到了应得的惩罚——在一场艰难的战斗之后，他们终被罗马统治。
罗马的崛起
征服希腊的罗马人并不讲究“绅士风度”，如一百五十年之后的西塞罗、恺撒和他们同期的人那样，他们的个性只是部分地在普鲁塔克的《科里奥兰纳斯传》中得以展示。这篇传记中有一个传说，虽是传说，但在普鲁塔克时代的罗马人和希腊人眼里却是事实，因为他们可以以此来说明他们在政治斗争中所谓的坚持，以及他们在国内生活中的崇高品德。事实上，他们有很多易洛魁族人的品质，当他们凭借着勇猛占领了一座敌方城池时，他们的士兵常常会屠杀他们在途中见到的每一个活物：男人、女人、小孩，甚至动物。由此可见罗马人并不是用散发着玫瑰香水味的柔和手段或现代人道主义的方式来征服世界的。
经历了五代人的厮杀之后，意大利人走上了一条被希腊化的阳关大道，与此同时，东部行省对他们的反对作用也很强大。在这个很快去除民族化的时期，曾经引领国家率先走向内部和平，然后取得意大利的稳固领导地位，终走向世界帝国的罗马贵族开始分裂。罗马帝国养育了许多承包人、放债人、粮食商人和奴隶贩子。他们逐步地把组成元老院的大土地所有者甩到一边，从他们的手里夺取了行省的控制权；然后，对各行省进行肆无忌惮的掠夺，这种行为加速了政府的崩溃，而皇帝的统治则是摆脱这种崩溃的出路。西塞罗青年时期，刚好赶上了贵族阶级的农商之间的自杀式冲突。西塞罗作为一个“新人”，为了在政坛取得一席之地，他不能让自己依附于像庞培那样的大人物，于是，他的政治路线和政治观点都是模棱两可的。但他至少有一项坚定的原则，那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恢复“秩序的和谐”。可是，这是根本不切实际的。
恺撒和奥古斯都的功绩
罗马帝国还供养了一支常备军，为了使用这支军队来对付条顿人、意大利人、希腊人和高卢人，他们培养了一个个军事领袖，这些人有权对民事政府发号施令。其中后一位领袖是尤利乌斯·恺撒，他甚至决定不再控制元老院，而是自己取而代之。他的短暂统治（公元前49—前44年在位）是罗马发展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因为他使罗马帝国自亚历山大大帝去世以后再现了一个世界性的君主国。在同时代的希腊文献记载中，恺撒被奉为“全人类种族的救世主”。在他被人刺杀之后，刺客们悲伤地意识到，竞争的候选人之间为争夺军队（恺撒的军队）的控制权而爆发了一场冲突。恺撒的马夫长安东尼后领着剩下的一半军队去了东部，去完成恺撒生前的计划：征服帕提亚人。他生活在亚历山大城，拜倒在了恺撒的情妇——埃及女王克利奥帕特拉的石榴裙下。克利奥帕特拉不仅是一个能干而大胆的女人，而且也是一位传统政治的继承人，她通过把罗马帝国并入自己的统治之下，从而把埃及带入了罗马帝国。至于安东尼，他只能说是一个低一等级的恺撒。从另一方面来说，奥古斯都倒是个一流的政治家，他是恺撒的养子，他控制了其剩余的军队。他在意大利煽动民众反对安东尼及其埃及情妇的民族情绪和共和主义情绪，但是在公元前31年的亚克兴战役中打败了他们之后，奥古斯都又不得不对付另一个由他引来的魔鬼。后来，在共和主义与君主制度之间达成一种诡异的妥协，这种妥协被称为元首制，它保留了下来，其间又恢复到了恺撒的模式，并逐步向彻底的专制统治退化，直到公元3世纪爆发了一场大规模军事叛乱才结束了这种局面。这时，罗马的政府体制与希腊—罗马文明一起，开始了极速的衰落。250年来，六千万人在恪守规矩的政府领导下享受了和平和物质幸福。他们伐掉森林，把沙漠变成花园，建造了成百上千的城市，为正义和伟大建立了不朽的纪念碑，这些从罗马一直渗透到了全世界。接下来，在数十万本国，以及野蛮人的大军面前，他们成了虚弱的囊中之物。罗马帝国的衰亡是人类历大的悲剧。
在实行元首制期间，君王或皇帝的意志似乎是所有行为（不论好坏）的依据。每一个人的命运和幸福，显然取决于君主的意志和品格。所以，在这个时代，人们自然会对传记感兴趣。普鲁塔克既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记录者”，也是他所怀念的希腊—罗马世界的一个“叛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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