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3903844
编辑推荐
全景式深度展现中国夜店发展史的重磅力作世界六大华人夜店集团CEO联手推荐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夜店夜店的神秘不在于它的本身，而在于它的背后鬼虎子将其整理成册，但愿他的思考，他的实践以及前瞻的判断，能够迅速找到娱乐的知音。 －－香港兰桂访主席 盛智文
娱乐文化是属于西方，同时也是属于东方的，娱乐是人类的本性，这本书让我重新认识了东方的夜中国。
－－美国拉斯维加斯集团副总裁 KOP先生
娱乐文化是属于西方，同时也是属于东方的，娱乐是人类的本性，这本书让我重新认识了东方的夜中国。
－－美国拉斯维加斯集团副总裁 KOP先生
内容简介
神秘的时髦女郎，鲜亮的当红明星，新潮的时尚达人，阔绰的商业大佬……在人们的印象里，这似乎就是夜店的全部。其实，这只是夜店的表象。这个走在灰色地带边缘的行业，时时都挣扎在阴暗与光明、邪恶与正义、罪恶与梦想的沼泽里，美男如蚁美女如云只是一种幻象，它的真正骨血里承载的是娱乐的煌煌大梦……
本书从民国的娱乐场所和夜店写起，直视眼下中国夜店所面临的各种沉浮和变革。历经百年的中国夜店业，命运多舛，风雨飘摇，它的历史乎就是中国近代史的简写版，近代史上的名人英豪在这里登台，佳人名媛在这里唱演，灯红酒绿是世人眼中的风光，苦辣怒哀是他们背后的心酸……
·有多少明星从这里起步？
·有几多罪恶在这里萌芽？
·这里是时代弄潮的风向标
·这里是梦想的幻灭场和诞生地
·这里酒污过石榴裙的雪白情感
·这里雪藏着青春的后记忆
本书从民国的娱乐场所和夜店写起，直视眼下中国夜店所面临的各种沉浮和变革。历经百年的中国夜店业，命运多舛，风雨飘摇，它的历史乎就是中国近代史的简写版，近代史上的名人英豪在这里登台，佳人名媛在这里唱演，灯红酒绿是世人眼中的风光，苦辣怒哀是他们背后的心酸……
·有多少明星从这里起步？
·有几多罪恶在这里萌芽？
·这里是时代弄潮的风向标
·这里是梦想的幻灭场和诞生地
·这里酒污过石榴裙的雪白情感
·这里雪藏着青春的后记忆
目 录
缘起
编 来时路（1843 ～ 2003）章 上海，西风起海上 第二章 广州，娱乐重生第三章 霹雳舞与迪斯科的时代第四章 这是好的时代，这是坏的时代第五章 从迪厅到迪吧，各种新玩法第二编 慢摇时代（2003 ～ 2013）第六章 南宁之夜第七章 后“非典”时代第八章 连锁酒吧席卷中国第九章 大浪淘沙，更新换代第十章 夜店谋变，路在何方第三编 我的夜店十年（2003 ～ 2013）第十一章 我与夜店的不解之缘 第十二章 我与夜店大佬的故事结束语 中国夜店的死与生
编 来时路（1843 ～ 2003）章 上海，西风起海上 第二章 广州，娱乐重生第三章 霹雳舞与迪斯科的时代第四章 这是好的时代，这是坏的时代第五章 从迪厅到迪吧，各种新玩法第二编 慢摇时代（2003 ～ 2013）第六章 南宁之夜第七章 后“非典”时代第八章 连锁酒吧席卷中国第九章 大浪淘沙，更新换代第十章 夜店谋变，路在何方第三编 我的夜店十年（2003 ～ 2013）第十一章 我与夜店的不解之缘 第十二章 我与夜店大佬的故事结束语 中国夜店的死与生
前 言
推荐序 奋进的时代之器
美国拉斯维加斯集团副总裁 KOP
鬼虎子以他十年娱乐历程成书，嘱我作序。我与鬼虎子之前并不相熟，不过娱乐产业一直是我从事多年的行业。此次有机会完整阅读了这本书，我了解了不少关于中国娱乐产业的台前幕后，来龙去脉，分享了他的娱乐思想，还有他对于当今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态的思考。从文中看这是一位有思想有担当有故事的娱乐人的自白。
今年（2014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5年。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探索的年代，争鸣的年代，娱乐业也才在中国刚刚再次起步，现在的中国娱乐经济已成为全球，这也足以说明这一市场之大。在我们西方娱乐业也有过同样的阶段和经历。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作为战胜国，娱乐异常的活跃一直持续到90年代经济危机来临之前。我在美国的一个州里长大，从小我就喜欢HIP-HOP音乐，经常参加一些地下CLUB举办的HIP-HOP派对，对于这个产业，美国社会经济学教授米哈尔·卡莱基在1962年就从经济学上进行了解释。根据他的研究：“娱乐经济可以见证一座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幸福指标和服务行业的兴旺。”这一说法也真实的印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发展。
在这本书中，作者以大量的篇幅描述了中国一百年来娱乐经济的进程与时代的发展，让人可以了解中国百年娱乐的历史与人文文化的变迁。文章中我格外喜欢读后几篇，写的更多的是他自己，也有他对于这个行业的“思想”，这是作者书中所思、所想的高度浓缩和总结，“可以肯定的是，未来十年，中国夜店行业将继续保持稳定发展趋势，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稳步增长，中国夜店行业也将更加迅猛发展，夜店市场规模与整个宏观经济将会保持同步的稳定增长状态。”看完这些我不敢把20岁与作者联系在一起，多年来他不懈努力的用个人的行动与这种“社会误解”相抗争。他向往的是—勇者气度。无论他终能达到什么高度，这样的追求本身即有理由赢得鼓励和认可。
我认为本书有价值的地方，是忠实地记录了他见证的娱乐时代。读者们从本书中当然不难读出作者的骄傲之情—一个13岁就加入这个行业、成功策划多家中国娱乐品牌的年轻人，怎么可能没有骄傲之情？但是这本书丝毫没有“胜者为王”、文过饰非的毛病。作者由衷感谢他所成长的时代。对于自己走过的路、犯过的错、迷失过程以及从中学到和悟到的道理，作者无不平实相对，一一道来。正是这种认知和述说的风格，使这本书将成为“一个行业的里程碑”，成为对照几代娱乐人和当代中国娱乐人在经济大时代的实录。将来的人们，也许会关心一个禁锢市场经济几十年的国家，究竟是怎样重走市场之路？他们也许会关心，中国娱乐经济的下个十年会如何？他们或许还好奇，在一个政策不甚明了的行业里，究竟怎么样的娱乐格局才适合这个产业的成长？关心产业发展和中国改革的人士也会获得不少启发。读者不需要同意作者的所有判断和预测，倘若是真的关心和感兴趣，那就读读此书。
媒体评论
多年以来，鬼虎子一直行走在娱乐的前沿，深入娱乐的本质，其实是一种乐观、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正是这种严谨的态度，汇集成为影响这个时代的力量，并改变着这个时代。《百年夜店》正是这股力量的源泉。
－－王涛 香港尚集团董事长
－－王涛 香港尚集团董事长
白天繁华的背后是黑暗，在夜里也可以看到光明。
－－朱学东 《中国周刊》主编
在光明照不到地方，黑暗也是一盏灯。
－－俞心焦 当代中国优秀思想家和代表性诗人
远古时候我们只可以白天干活，晚上睡觉。当今的夜晚因为娱乐而改变，这本书所思、所想，就是回顾这个行业的过往，也是对于未来的“影物”。
－－孙凯 《中国瞭望周刊》副主编
夜文化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只是看你本身如何看待而且。这本书就是让你了解这个行业乃至这个江湖的过往往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鬼虎子的地方就有娱乐，中国夜文化推手。
－－洛溪 乐基金董事长
娱乐其实是种时尚文化，只是它的品牌推手没有把它积极向上的一面推广出来而已。与鬼虎子聊天，都会感觉这个娱乐达人发自内心的热忱与活力。相信他的这本书，也会给读者同样的感受和启发。
－－霍晓宾 中国乐商会会长
在线试读
1925年6月14日晚上9点，黄浦江上暴雨如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内举行的鸡尾酒会上灯火辉煌、灿烂夺目。
年轻有为、风流倜傥的少帅张学良，作为张作霖麾下的镇威军陆军中将兼东路军总司令，率领东北军三个加强旅的士兵，沿着津浦路经南京，首次抵达江南重镇—上海。
是夜，为了欢迎张学良抵沪，美国领事馆的三层小楼里贵客如云，女眷纷至，屋外的倾盆大雨并没有冲淡厅内欢愉的气氛。当晚，在鸡尾酒会过后，美国领事又在三楼的舞厅举办了一次盛大的拉丁舞晚会。鸡尾酒和拉丁舞会，只是当时上海繁华夜生活的一个侧面。
从少年时代起就在青年基督教会接受过洋派熏陶的张学良，此刻礼仪得体，风度翩翩。事实上，跳舞、游泳、高尔夫球，他无不精通。这一夜，他尽情地舞蹈，体验着夜上海的别样风情。
这是有据可查的张学良与上海的次交集。此后十年，他多次莅临上海，在多家夜场留下了潇洒的舞姿。其中，于1932年开业的百乐门舞厅——号称“远东乐府”，是张学良的爱，是他每来上海的必去之处。
张学良代表了当时年轻的中国精英阶层：有过西方教育背景，熟悉西方舞蹈音乐，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是夜上海的舞池里耀眼的中国人，他们所纵情的时刻，也正是夜上海为繁华的时代。
自1843年上海开埠以来，伴随着西方娱乐方式的传入，夜店文化在上海渐次萌芽，掀开了中国夜文化的辉煌篇章。
中国古人并不缺乏娱乐精神。歌妓和歌妓文化，一直是中国古代夜晚娱乐的重头戏，据说东汉时期的一位贵族养了上千名歌妓。歌妓的才艺都很出众，歌唱、舞蹈、乐器样样精通，能给人带来丰富的视听享受。我国十大名画之一的《韩熙载夜宴图》，记录的就是南唐官员韩熙载家中歌妓表演和宴客的场面。
宋代废除了以往的坊市制度和宵禁制度，人们活动的时间延长了和范围扩大了，出现了专门的娱乐场所。每当夜幕降临，人们喝酒品茶，观看各类表演，热闹至极。
但由于受制于各种软、硬件条件，也拘泥于娱乐的理念，中国古代夜生活的发展，与今天人们理解的夜店，还相去甚远。在西方文明没有到来之前，东亚大河流域的夜晚，仍然是沉寂的。
1865年12月18日，上海南京路正式点燃了煤气灯，灯光次照亮了中国城市漆黑的街道，市民流连忘返，当时的报纸记载云：“租界中地火如林，夜游无须秉烛”。1882年，英租界成立了英商上海电光公司，电灯开始逐步取代煤气灯，上海作为“不夜城”的历史就此开始。
“风吹来外滩公园里的音乐，却只有那炒豆似的铜鼓声分明，也叫人兴奋。暮霭挟着薄雾笼罩了外白渡桥的高耸的钢架，电车驶过时，这钢架下横空架挂的电车线时时爆发出几朵碧绿的火花。”
这是作家茅盾在《子夜》一书中所描写的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
“从桥上向东望，可以看见浦东的洋栈像巨大的怪兽，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向西望，叫人猛一惊的，是高高地装在一所洋房顶上而且异常庞大的霓虹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燐似的绿焰：Light，Heat，Power！ ”
这正是夜色中的上海，中国的安乐窝。
现代化的电灯照耀之下，酒吧、舞厅、爵士乐、洋酒、俄罗斯舞女、菲律宾乐队……相继出现在夜上海的舞台，把一种全新的夜文化理念，带给了刚刚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
于是，在那么一些日子里，在华灯初放的时刻，在从百乐门舞池荡漾开的丝丝缕缕的轻歌曼舞中，人们不无惊讶地看到了风流倜傥的少帅张学良、世界喜剧大师卓别林夫妇等人，在舞池中旋转的舞姿。
酒吧（bar）起源于11世纪的英国，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bar”这一词汇在英语中，本意是指一种出售酒的长条柜台，是昔日水手、牛仔、商人及游子消磨时光或宣泄感情的地方，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它已经成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是人们进行信息交流和释放情绪的重要场所，它成为都市时尚、文明与休闲的代名词。
11世纪的时候，英国百姓喜欢把路人请到家中喝上一杯自酿酒。像教堂一样，酒吧通常都是一个社区的中心。而早期酒吧产生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给盖教堂的建筑工人提供一个休息的场所。收工之后，工人们吃饭、睡觉以及聊天，聊天作为他们工作一天后的娱乐也是在小酒吧里进行的。因此，在英国，酒吧也称为The Inn（小旅馆）、The Tavern（酒馆）。
英国城市的大小商店，绝大多数在下午五点半以前就早早关门了。晚上，街道上一片沉寂，只有酒吧的灯光闪亮在城市里，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几个世纪以来，酒吧并不仅仅是卖酒和喝酒的店铺，其功能是社会性的。英国人无论是朋友聚会、同事闲聊、商人谈生意都会把酒吧作为之地。世人印象中的英国绅士，也会在这里尽情地抛开工作的辛苦和家事的烦扰，在欢笑中把音量提高三倍。
因此，有人写道：“在英伦诸岛上，可以和陌生人亲切交谈的地方就是吧台了。不论是排队买酒还是坐着聊天，只要你愿意，可以随时打开心扉，和平生次见到的人谈感兴趣的话题。”
工业革命与大航海时代之后，英国人将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带往全球，譬如大洋彼岸的美国、拉丁美洲、印度等等。而随着美国的西部开发运动，bar也从美国的东海岸延伸到了西海岸。
1843年，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上海与另外四座城市—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作为《南京条约》规定开放的通商口岸，正式开埠通商。bar所代表的西方夜文化，也就此涌入中国市场。
根据学者考证：上海早的酒吧—当然也是中国早的现代意义上的酒吧，出现在上海外滩的礼查饭店内（今外白渡桥北的浦江饭店）。这家饭店，是上海西式饭店的鼻祖，始建于上海开埠之后的第三年，即1846年。之后在1860年在外滩新建。从1903年起，它进行了多次改建和扩建，除了客房，还加设了舞厅、酒吧间和弹子房等。
之后，随着各种饭店、外国总会和俱乐部的建立，上海的酒吧纷纷出现。诸如礼查饭店、汇中饭店、一品香旅社和大华饭店等附设酒吧，都公开对外经营，并在公共租界工部局申领经营执照，但它们主要是为在沪的外侨或往来于上海的外商服务，普通上海市民还无缘消费。
至于外国总会和外籍人士的俱乐部所附设的酒吧，采用的是更为严格的会员制管理措施，主要是对加入总会和俱乐部的内部会员开放，并不对外经营。所以，华人更是难以一睹其真容。
酒吧兴起之初，外籍总会附设的酒吧，乃是当时中国为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场所。彼时，英国总会附设的俱乐部酒吧里已经建造了当时远东长的酒吧柜台，长达100米，吸引了很多人排队消费。
《淞南梦影录》一书里曾经这样描绘当时上海英国总会内的灯红酒绿：“或打弹子以消闲，或拉风琴而奏曲。或杯邀红友，别寻酒国之春；或几倚青奴，共索花间之句。以至围棋蹴踘，跳跃高歌，任意嬉娱，毫不拘检。”
除了大型豪华宾馆和酒店附设的经营性酒吧外，旧上海还有一些外国人开的酒吧。清同治、光绪年间已有开设，多在法租界，当时中国人称之为“外国酒店”。这其实就是上海早的一批独立经营的酒吧。
《沪游杂记》记载：“外国酒店多在法租界。礼拜六午后、礼拜日西人沽饮，名目贵贱不一，或洋银三枚一瓶，或洋银一枚三瓶。店中如波斯藏，陈设晶莹，洋妇当炉，仿佛文君嗣响，亦西人取乐之一端云。”
不过，酒吧在20世纪以前，仅为占上海人口极少数的外侨提供服务，而不对众多的华人开放。一方面是西方殖民者在租界推行的歧视华人政策，导致外国人和华人在两种相对独立的社区娱乐环境中从事各自的娱乐活动；另一方面，酒吧所提供的洋酒并不为数千年来喝惯黄酒和白酒的中国人所适应。而酒吧消费价格高昂，也构成了中国人绝少涉足此间的一道高高的门槛。
进入1920年以后，上海酒吧逐渐增多，其中Edinburgh Bar、Dewdrop（此前又名Country bar）等，都是当时租界地区比较著名的酒吧。此时，放眼法租界以及公共租界内北四川路一带，大量酒吧已经涌现，它们不再是豪华饭店和外籍总会内部的独有产物，也不再是洋人独享的消费。
根据顾客的经验感受和酒吧风格的差异，研究者将当时的上海酒吧分为欧式和日式两种。
欧式酒吧主要集中在法租界的朱葆三路（今溪口路）上。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这是一条以夜上海而著称的休闲马路。朱葆三路是上海短的街，可同时又可说是热的街。它的全街只有10来间屋子长，而街道的两旁大约有二十几家店铺，都是餐室、咖啡间、舞场、酒吧之类的场合。
在仅长95米左右的朱葆三路上开设有各种酒吧13家，其中附设有舞池的大型酒吧9家，仅供人们喝酒的单纯的小酒吧4家。平均每15米就开设1家酒吧，这种酒吧分布密度在上海。这条街上的弗莱科斯、安乐宫、黑猫、纽乐雅、蒙特卡罗、五星等酒吧，在上海地区都有一定的知名度。
说到欧式酒吧里的环境设置，它们完全沿袭了英国乡村酒吧的风格，处处透露出来一种传统且单调的布局特色，长橱靠墙放置，橱前排放着长长的柜台，柜台外侧则是一长溜单柱的圆凳。不少酒吧还有老虎机、高尔夫球机、击球机等游戏设备供顾客消遣玩乐。
酒吧以销售各类洋酒为主要的营业收入来源，酒类以白兰地、威士忌、琴酒为主。酒吧间的顾客以洋人为主，其中又以来自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水兵数量多。中国顾客的人数通常不到十分之一二。
日式酒吧出现相对要晚些，主要是随着20世纪初期大批日本侨民在上海虹口地区居住以后，才逐渐兴盛起来。地段上，日式酒吧主要开设在北四川路底端日本海军司令部周围。
与欧式酒吧相比，日式酒吧大多体量较小，多为一两个开间的楼房，其显著的特征就是屋檐下悬挂着一盏绢灯，门前垂下一挂珠帘。在酒店的陈列窗中，是一瓶瓶的菊正宗、舞鹤、千福，还有应季节而陈列着的立雏。室内布置着榻榻米，配备了矮桌方垫，有歌伎伴谈，具有浓郁的日本民俗风情。
日式酒吧接待的客人主要是日本侨民和军人，英美官兵鲜有涉足，中国居民也通常回避。
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上海酒吧虽有发展，但总体上数量不多，且分布比较散。40年代，抗日战争胜利后，伴随着大批美军进驻上海，酒吧在上海才得以大规模发展并兴盛起来。
而事实上，在整个清末直到民国期间的上海夜文化中，酒吧一直扮演的是辅助性角色，真正夜文化的主流乃是舞厅。
二三十年代的舞厅，才是夜上海疯狂和迷人的真正象征。舞厅外面耀眼的霓虹灯和舞厅内部朦胧的装饰灯，营造的是一个现实社会与幻觉世界的过渡空间。霓虹灯点缀下的舞厅，舞厅里随着爵士乐伴奏起舞的舞女，无论是上海本地、外地还是外籍的男性都为之沉迷。
美国人爱狄密勒曾经如此描绘上海舞厅的情景：“五十个伴舞者，在暗淡的灯光下，幻成了飘飘欲飞的仙子。轻快与浪漫的空气把一切的顾虑都掩盖住了。这里没有规则，也没有禁忌。你可以随你的意跳舞。只需你的脚站得住，你一直跳下去好了。你可以喝烈性的酒或者淡薄的酒，唱高朗的歌或者哼低柔的调子。你可以入地狱，也可以进天堂；一切都看你的钱囊是空的还是实的，和她的吻是热的还是冷的。”。
当时，对夜上海的风情体会深的，是那些在上海的单身外侨们。豪斯在《上海的灵魂》一书中这样描绘老外们在上海的夜生活：“你一晚上可以去不少家舞场，如大华、新华、老大华等。你如觉得厌烦了，则可以到迈尔西爱路的法国总会里边去换换口味，那里的酒吧间是半圆形的，女客也可以入内。你也可以到虹口的廉价酒吧里去吃一二杯酒，在那里，你可以在一幅污秽的帘子背后，抱住一个十四岁的中国女孩子调笑一会儿。”
与上海早的酒吧一样，近代上海的首家营业性的舞厅也起始于礼查饭店，同样是作为外侨专门的娱乐场所而存在。在功能上，其主要是作为饭店所属娱乐设施的一部分，而非像后来的舞厅，成为独立对外经营的娱乐场所。
“高雅的乳白色墙面上装饰着金鎏，考虑周全的照明设施放射出柔和而幽雅的光芒。对跳舞来说，棒的是十分光滑的橡木拼花地板。”当时上海的《北华捷报》如此报道了1917年装修后的礼查饭店舞厅。
从20世纪初期起，礼查饭店内的舞厅成为沪上外国人举办舞会的常选之地。礼查饭店舞厅从此长期位居上海舞厅之首，其装修和设计风格也成为后来者模仿的对象。
与舞厅兴盛同步，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前往舞厅跳舞成为社会大众的一种娱乐时尚。当时媒体报道称，“上海人的跳舞热，已达沸点，跳舞场之设立，亦如雨后春笋”。
到20世纪20年代，引领上海娱乐业的是新开张的“新卡尔登”，这里兼营电影、餐厅和舞厅。舞厅十点才开门，到深夜一两点达到高潮，一般不到凌晨四五点，客人是不会散场的。
20世纪30年代，闻名上海的4大舞厅有：百乐门、仙乐斯、大都会和丽都。百乐门建于1932年，取名 Paramount Hall，有外国乐队现场演奏，甚至安排高档轿车迎送客人，被赞誉为“远东乐府”。
当时的百乐门舞池安装有一种“弹簧地板”，在众人共舞时，会产生有韵律的颤动，一时传为美谈。1936年，卓别林游览上海的时候光顾了百乐门，这一事件更使得百乐门名声大噪。此外，诸如张学良等名流也时常光顾百乐门，推动了百乐门的繁华与进步。
百乐门是当时现代化的夜总会和舞厅，其建筑式样和装修风格也极具现代美感，它使用了大量的镍、水晶、玻璃地板、白色木饰、脚灯等装饰，弹簧舞池地板与纵横交错的镁光灯，让人感觉像是在鸡蛋上跳舞。
百乐门舞厅里面的舞女也都是当时时髦的：有的舞女穿戴很少，帽子、浅帮鞋、细腰布；舞女们并不都是华人，很多舞女来自世界各国，如西欧、俄罗斯、日本、朝鲜等。这里的演奏乐队也来自外国，如俄罗斯乐队，其演奏的乐曲都是当时流行的美国爵士乐。
此外，百乐门经常举办一些歌舞表演，如美国现代装扮的女子合唱队等，应有尽有，让百乐门成为一个十足的外来娱乐文化的大熔炉。
除了弹簧地板、现代化装修，百乐门舞厅还拥有着独一无二的、光芒可以射出一里之外的灯塔。生意火爆之时，客人的汽车要从静安寺一直停到胶州路乃至胶州路后面的常德路，路程大概有一两公里。
百乐门舞厅会让客人的汽车按顺序停放，待客人跳完舞出来后，只要告诉服务生车牌号码，服务生便会打电话给管理百乐门楼顶灯塔的工作人员，通过灯塔把客人的汽车牌号找出来，司机看到后就知道了，再把车子开过去。
仙乐舞宫（即仙乐斯），也是当时上海夜店的传奇之一。它于1936年由英籍犹太商人沙逊创建，起初有点私人俱乐部色彩，洋人和高等华人居多，后逐渐商业化。营业时间为：周一到周五的每晚8点到12点，周六是晚上8点到凌晨4点，周日只下午营业，名“交际茶舞”，新年、圣诞等节日都是通宵营业。
仙乐舞宫的生意之火爆，从当时的报道便可以看出，“生意好的时候，汽车要排到成都路，全上海的股票如何，从仙乐斯的营业就可以看出，所以，仙乐斯有上海股票的温度计之称。”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仙乐的职工收入不是工资，而是采用一种特殊的激励机制：舞厅每隔10天，将营业额的四分之一抽出，加上职工歌手所收入的小费，在全体人员中分成，各人根据各人的份额拿一定比例的钱，如总经理是2.5股，侍应生是0.75股。而具体每股多少钱，就要视当月的营业情况而定了。
当时的上海舞厅，已有陪舞的舞女，其中很多还是外籍女子。如当时的圣乔治饭店的舞厅，跳舞的俄国女子“每大敲竹杠，昂售其香槟酒也”，不过，大部分舞客在此只是喝啤酒，“开香槟是罕有的。”这与目前中国夜文化中的酒吧生态，十分类似。
有学者专门研究了当时上海夜店的打烊时间，得出的结论是：上海当时的管理当局，曾有过前后各异的规定，但总体上规定是凌晨2点打烊，节假日可延长到凌晨4点。这与今天中国的夜文化形态也极其类似。
当时的舞厅，都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每场必演奏一支黑灯舞曲。当舞厅“每奏此曲，必熄灭所有灯光，变成一伸手莫辨五指的黑暗世界”。这一充斥了无数幻觉的环境，成为男性舞客疯狂和躁动的时刻。
百年后，当我们考证中国1978年之后娱乐业复苏的历程中会发现：在广州、深圳、成都等都市，舞厅在夜文化复兴之初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而且，无一例外，在当时轻歌曼舞的间隙，都会有一支10分钟到15分钟的全场熄灯的“黑灯舞”，与百年前别无二致。
当时上海舞厅的内部人员，主要是五类：资方（舞厅老板，或多或少都有黑社会背景）、舞女管理人员（俗称舞女大班，是老板、舞客和舞女之间的中间人，负责一切舞女事宜，包括介绍舞女入场，他们的收入主要靠舞女收入的分成，手头有多少个红舞女，对其至关重要）、职工（包括：侍应生、小郎、账房、保安、门卫）、乐师和舞女。
乐师俗称“洋琴鬼”，当时上海舞厅里的乐队是菲律宾人乐队，其次是欧美或者白俄罗斯乐队，再次是华人乐队。上海当时的高档舞厅乐队，必用菲律宾人，乐师们待遇丰厚，摇摆乐和爵士乐演奏得出神入化。
按照法国历史学家安克强教授的说法：“中国的舞厅出现在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它们与美国的舞厅实际上是同时代的产物（只相差几年）。”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夜店中演奏的爵士乐已经与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同步流行，而流行的中心地，则是当时时髦的夜店——百乐门。在中国音乐史上留下痕迹的《夜来香》、《玫瑰玫瑰我爱你》、《蔷薇蔷薇处处开》、《夜上海》等经典老歌都源自百乐门。
当时夜店流行的是Jazz。起先，百乐门选用的是外国乐队。1947年，一支名为“吉米金”的乐队，开始在百乐门演奏爵士乐及夏威夷音乐，一炮而红，成为当年支进入高级舞厅的华人爵士乐队。
乐队的灵魂人物—吉米金（Jimmy king），中文原名金怀祖。老照片显示，这位风流倜傥、才华横溢的青年音乐人，长相酷似已故影星张国荣。他本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生，毕业后曾任租界捕房警官，因爱好音乐，求师于当年上海滩颇有知名度的菲律宾爵士音乐家罗平，后被“罗平乐队”聘为副领班兼吉他手。
1940年，电吉他刚被发明。1946年，吉米金已经能够用电吉他奏出优美的夏威夷音乐，风靡上海滩。在吉米金的成功组织下，由16名中国青年组成的“吉米金乐队”，于1947年登上百乐门的舞台，演奏音乐依照的是吉米金从美国购置来的乐谱，让所有流连于上海滩夜晚的男女们如痴如醉。吉米金本人，也成为当年上海娱乐界红得发紫的人物。
就像后来的崔健把小号引入摇滚乐一样，吉米金大胆地将中国民歌元素引入乐队演奏的乐曲中，为传统的爵士乐注入了新的血液。“吉米金乐队”的出现，也打破了菲律宾和俄罗斯乐队对中国夜文化的市场垄断，带动了当时上海夜文化的新高潮。
此时的百乐门等上海舞厅已不再是贵族们娱乐的专属，一般市民也开始涌入。邱处机主编的《摩登岁月》一书中，有一段话道出了抗战胜利后的百乐门的变化：
“当年百乐门的舞客，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年轻人，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的学生，是（吉米金）乐队热烈的拥护者和发烧友，同时也是舞技高超的舞客。青年男女们唯吉米金乐队马首是瞻。布鲁斯、吉特巴、摇摆舞响彻了百乐门。”
以百乐门和吉米金乐队为标志，夜店文化经历了开埠之后近百年的漫长生长。到20世纪40年代末，夜店文化在上海，乃至全中国，终于从纯粹的舶来品转换成为一种中西结合的、适应本土居民的娱乐形态，并开始改变国人的生活。
资料显示，到三四十年代，上海的夜店开始进入全盛时期—无论是酒吧还是舞厅，都已经彻底从初期被紧锁在高级饭店和外侨俱乐部的高楼深院中的状态内解放了出来，成为普通市民热衷消费的场所：电影票价开始低廉化，游乐场成为平民的乐园，公园开放，工部局乐队面向上海市民演出，酒吧和咖啡馆走入市民休闲生活之中。
半个世纪之后，中国的夜店和娱乐文化又再次重演了这一转变过程：1978年之后，中国的夜店再次从涉外酒店的内部生长出来，伴随着对外开放的步伐，逐渐走向大众融入社会。
张仲礼在《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一书中如此描绘西方娱乐文化在当年上海的这一转折：“从初创日起，它便是属于大众异于传统的；它是近代制度下的都市色彩的；它是逐渐扩展其基础，演变其性质，由雅变俗的。”
与此同时，上海夜文化的娱乐模式也已经开始传往中国各地。在其他通商口岸城市，如广州、汉口、天津、青岛、大连等外国人士聚集的地方，舞厅、酒吧等各种娱乐场所，也渐次萌芽并开始走近国人生活。
例如20世纪初，上海代表性的综合性游乐场—大世界，共有9个娱乐场所，戏曲演出活动早从下午2点的京剧表演开始，次日凌晨1点半结束。之后，大世界底层的花园还会在每晚1点半到2点的时段内放“广东奇巧烟火”助兴。它采取了买票入门的方式，已经具备了大众娱乐的性质，人们随时可以观赏节目。
而大世界游乐场这种上海独创的城市娱乐模式，当时就引发了国内很多城市，如武汉、南京、宁波等地的争相效仿。当时，上述城市都存在从名称到建筑形式上模仿大世界的城市娱乐综合体。例如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南京就有一座著名的游乐场，名“南京大世界”，不仅从名称上复制了上海大世界，在内容形式上亦完全复制上海大世界。
从今天的眼光看来，上海大世界是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夜文化形态，它与未来岁月里中国人独自创造的“歌厅文化”、“慢摇吧”等模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引入西方娱乐文化的同时，进行中国式的改造。
1949年，上海解放。夜上海的标志—百乐门舞厅，被改建为百乐门大戏院，主要上演越剧。
北京电影制片厂于1958年拍摄的故事片《上海姑娘》，是普通大众后一次看到当代中国人跳舞的场景。在解放之后短短三四年的时间里，上海的夜店便销声匿迹，夜店消费的主力军很多远走香港和海外，著名的乐师、舞女亦赴香港谋生。
如日中天的吉米金乐队于1953年被迫解散，一代天才乐师吉米金在政治运动中，被发配到安徽华阳河农场劳动，负责饲养鸡鸭、兔子。然而，他的传奇故事并未结束，可是新的故事，等到30年后才被再续写。
试图找寻昔日夜上海情调的中国人，只能拉起窗帘、将唱片机的声音放低，在自己的私人空间里面，偶尔回味一下昔日夜店的愉悦，但这种行为会面临被指控为“黑灯舞会”的风险。
中国的夜晚再次沉寂了。代表着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方式的酒吧、舞厅、夜总会一夜间都不见了，中国人的文化生活开始被革命文艺和“八个样板戏”所占据。
1954年，百乐门的主体建筑更名为“红都大戏院”，主要演出越剧、沪剧等，其附属建筑被改建为商场。等它再次改名为“百乐门夜总会”并重返夜上海的时候，已是40年后了。
年轻有为、风流倜傥的少帅张学良，作为张作霖麾下的镇威军陆军中将兼东路军总司令，率领东北军三个加强旅的士兵，沿着津浦路经南京，首次抵达江南重镇—上海。
是夜，为了欢迎张学良抵沪，美国领事馆的三层小楼里贵客如云，女眷纷至，屋外的倾盆大雨并没有冲淡厅内欢愉的气氛。当晚，在鸡尾酒会过后，美国领事又在三楼的舞厅举办了一次盛大的拉丁舞晚会。鸡尾酒和拉丁舞会，只是当时上海繁华夜生活的一个侧面。
从少年时代起就在青年基督教会接受过洋派熏陶的张学良，此刻礼仪得体，风度翩翩。事实上，跳舞、游泳、高尔夫球，他无不精通。这一夜，他尽情地舞蹈，体验着夜上海的别样风情。
这是有据可查的张学良与上海的次交集。此后十年，他多次莅临上海，在多家夜场留下了潇洒的舞姿。其中，于1932年开业的百乐门舞厅——号称“远东乐府”，是张学良的爱，是他每来上海的必去之处。
张学良代表了当时年轻的中国精英阶层：有过西方教育背景，熟悉西方舞蹈音乐，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是夜上海的舞池里耀眼的中国人，他们所纵情的时刻，也正是夜上海为繁华的时代。
自1843年上海开埠以来，伴随着西方娱乐方式的传入，夜店文化在上海渐次萌芽，掀开了中国夜文化的辉煌篇章。
中国古人并不缺乏娱乐精神。歌妓和歌妓文化，一直是中国古代夜晚娱乐的重头戏，据说东汉时期的一位贵族养了上千名歌妓。歌妓的才艺都很出众，歌唱、舞蹈、乐器样样精通，能给人带来丰富的视听享受。我国十大名画之一的《韩熙载夜宴图》，记录的就是南唐官员韩熙载家中歌妓表演和宴客的场面。
宋代废除了以往的坊市制度和宵禁制度，人们活动的时间延长了和范围扩大了，出现了专门的娱乐场所。每当夜幕降临，人们喝酒品茶，观看各类表演，热闹至极。
但由于受制于各种软、硬件条件，也拘泥于娱乐的理念，中国古代夜生活的发展，与今天人们理解的夜店，还相去甚远。在西方文明没有到来之前，东亚大河流域的夜晚，仍然是沉寂的。
1865年12月18日，上海南京路正式点燃了煤气灯，灯光次照亮了中国城市漆黑的街道，市民流连忘返，当时的报纸记载云：“租界中地火如林，夜游无须秉烛”。1882年，英租界成立了英商上海电光公司，电灯开始逐步取代煤气灯，上海作为“不夜城”的历史就此开始。
“风吹来外滩公园里的音乐，却只有那炒豆似的铜鼓声分明，也叫人兴奋。暮霭挟着薄雾笼罩了外白渡桥的高耸的钢架，电车驶过时，这钢架下横空架挂的电车线时时爆发出几朵碧绿的火花。”
这是作家茅盾在《子夜》一书中所描写的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
“从桥上向东望，可以看见浦东的洋栈像巨大的怪兽，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向西望，叫人猛一惊的，是高高地装在一所洋房顶上而且异常庞大的霓虹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燐似的绿焰：Light，Heat，Power！ ”
这正是夜色中的上海，中国的安乐窝。
现代化的电灯照耀之下，酒吧、舞厅、爵士乐、洋酒、俄罗斯舞女、菲律宾乐队……相继出现在夜上海的舞台，把一种全新的夜文化理念，带给了刚刚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
于是，在那么一些日子里，在华灯初放的时刻，在从百乐门舞池荡漾开的丝丝缕缕的轻歌曼舞中，人们不无惊讶地看到了风流倜傥的少帅张学良、世界喜剧大师卓别林夫妇等人，在舞池中旋转的舞姿。
酒吧（bar）起源于11世纪的英国，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bar”这一词汇在英语中，本意是指一种出售酒的长条柜台，是昔日水手、牛仔、商人及游子消磨时光或宣泄感情的地方，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它已经成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是人们进行信息交流和释放情绪的重要场所，它成为都市时尚、文明与休闲的代名词。
11世纪的时候，英国百姓喜欢把路人请到家中喝上一杯自酿酒。像教堂一样，酒吧通常都是一个社区的中心。而早期酒吧产生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给盖教堂的建筑工人提供一个休息的场所。收工之后，工人们吃饭、睡觉以及聊天，聊天作为他们工作一天后的娱乐也是在小酒吧里进行的。因此，在英国，酒吧也称为The Inn（小旅馆）、The Tavern（酒馆）。
英国城市的大小商店，绝大多数在下午五点半以前就早早关门了。晚上，街道上一片沉寂，只有酒吧的灯光闪亮在城市里，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几个世纪以来，酒吧并不仅仅是卖酒和喝酒的店铺，其功能是社会性的。英国人无论是朋友聚会、同事闲聊、商人谈生意都会把酒吧作为之地。世人印象中的英国绅士，也会在这里尽情地抛开工作的辛苦和家事的烦扰，在欢笑中把音量提高三倍。
因此，有人写道：“在英伦诸岛上，可以和陌生人亲切交谈的地方就是吧台了。不论是排队买酒还是坐着聊天，只要你愿意，可以随时打开心扉，和平生次见到的人谈感兴趣的话题。”
工业革命与大航海时代之后，英国人将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带往全球，譬如大洋彼岸的美国、拉丁美洲、印度等等。而随着美国的西部开发运动，bar也从美国的东海岸延伸到了西海岸。
1843年，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上海与另外四座城市—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作为《南京条约》规定开放的通商口岸，正式开埠通商。bar所代表的西方夜文化，也就此涌入中国市场。
根据学者考证：上海早的酒吧—当然也是中国早的现代意义上的酒吧，出现在上海外滩的礼查饭店内（今外白渡桥北的浦江饭店）。这家饭店，是上海西式饭店的鼻祖，始建于上海开埠之后的第三年，即1846年。之后在1860年在外滩新建。从1903年起，它进行了多次改建和扩建，除了客房，还加设了舞厅、酒吧间和弹子房等。
之后，随着各种饭店、外国总会和俱乐部的建立，上海的酒吧纷纷出现。诸如礼查饭店、汇中饭店、一品香旅社和大华饭店等附设酒吧，都公开对外经营，并在公共租界工部局申领经营执照，但它们主要是为在沪的外侨或往来于上海的外商服务，普通上海市民还无缘消费。
至于外国总会和外籍人士的俱乐部所附设的酒吧，采用的是更为严格的会员制管理措施，主要是对加入总会和俱乐部的内部会员开放，并不对外经营。所以，华人更是难以一睹其真容。
酒吧兴起之初，外籍总会附设的酒吧，乃是当时中国为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场所。彼时，英国总会附设的俱乐部酒吧里已经建造了当时远东长的酒吧柜台，长达100米，吸引了很多人排队消费。
《淞南梦影录》一书里曾经这样描绘当时上海英国总会内的灯红酒绿：“或打弹子以消闲，或拉风琴而奏曲。或杯邀红友，别寻酒国之春；或几倚青奴，共索花间之句。以至围棋蹴踘，跳跃高歌，任意嬉娱，毫不拘检。”
除了大型豪华宾馆和酒店附设的经营性酒吧外，旧上海还有一些外国人开的酒吧。清同治、光绪年间已有开设，多在法租界，当时中国人称之为“外国酒店”。这其实就是上海早的一批独立经营的酒吧。
《沪游杂记》记载：“外国酒店多在法租界。礼拜六午后、礼拜日西人沽饮，名目贵贱不一，或洋银三枚一瓶，或洋银一枚三瓶。店中如波斯藏，陈设晶莹，洋妇当炉，仿佛文君嗣响，亦西人取乐之一端云。”
不过，酒吧在20世纪以前，仅为占上海人口极少数的外侨提供服务，而不对众多的华人开放。一方面是西方殖民者在租界推行的歧视华人政策，导致外国人和华人在两种相对独立的社区娱乐环境中从事各自的娱乐活动；另一方面，酒吧所提供的洋酒并不为数千年来喝惯黄酒和白酒的中国人所适应。而酒吧消费价格高昂，也构成了中国人绝少涉足此间的一道高高的门槛。
进入1920年以后，上海酒吧逐渐增多，其中Edinburgh Bar、Dewdrop（此前又名Country bar）等，都是当时租界地区比较著名的酒吧。此时，放眼法租界以及公共租界内北四川路一带，大量酒吧已经涌现，它们不再是豪华饭店和外籍总会内部的独有产物，也不再是洋人独享的消费。
根据顾客的经验感受和酒吧风格的差异，研究者将当时的上海酒吧分为欧式和日式两种。
欧式酒吧主要集中在法租界的朱葆三路（今溪口路）上。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这是一条以夜上海而著称的休闲马路。朱葆三路是上海短的街，可同时又可说是热的街。它的全街只有10来间屋子长，而街道的两旁大约有二十几家店铺，都是餐室、咖啡间、舞场、酒吧之类的场合。
在仅长95米左右的朱葆三路上开设有各种酒吧13家，其中附设有舞池的大型酒吧9家，仅供人们喝酒的单纯的小酒吧4家。平均每15米就开设1家酒吧，这种酒吧分布密度在上海。这条街上的弗莱科斯、安乐宫、黑猫、纽乐雅、蒙特卡罗、五星等酒吧，在上海地区都有一定的知名度。
说到欧式酒吧里的环境设置，它们完全沿袭了英国乡村酒吧的风格，处处透露出来一种传统且单调的布局特色，长橱靠墙放置，橱前排放着长长的柜台，柜台外侧则是一长溜单柱的圆凳。不少酒吧还有老虎机、高尔夫球机、击球机等游戏设备供顾客消遣玩乐。
酒吧以销售各类洋酒为主要的营业收入来源，酒类以白兰地、威士忌、琴酒为主。酒吧间的顾客以洋人为主，其中又以来自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水兵数量多。中国顾客的人数通常不到十分之一二。
日式酒吧出现相对要晚些，主要是随着20世纪初期大批日本侨民在上海虹口地区居住以后，才逐渐兴盛起来。地段上，日式酒吧主要开设在北四川路底端日本海军司令部周围。
与欧式酒吧相比，日式酒吧大多体量较小，多为一两个开间的楼房，其显著的特征就是屋檐下悬挂着一盏绢灯，门前垂下一挂珠帘。在酒店的陈列窗中，是一瓶瓶的菊正宗、舞鹤、千福，还有应季节而陈列着的立雏。室内布置着榻榻米，配备了矮桌方垫，有歌伎伴谈，具有浓郁的日本民俗风情。
日式酒吧接待的客人主要是日本侨民和军人，英美官兵鲜有涉足，中国居民也通常回避。
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上海酒吧虽有发展，但总体上数量不多，且分布比较散。40年代，抗日战争胜利后，伴随着大批美军进驻上海，酒吧在上海才得以大规模发展并兴盛起来。
而事实上，在整个清末直到民国期间的上海夜文化中，酒吧一直扮演的是辅助性角色，真正夜文化的主流乃是舞厅。
二三十年代的舞厅，才是夜上海疯狂和迷人的真正象征。舞厅外面耀眼的霓虹灯和舞厅内部朦胧的装饰灯，营造的是一个现实社会与幻觉世界的过渡空间。霓虹灯点缀下的舞厅，舞厅里随着爵士乐伴奏起舞的舞女，无论是上海本地、外地还是外籍的男性都为之沉迷。
美国人爱狄密勒曾经如此描绘上海舞厅的情景：“五十个伴舞者，在暗淡的灯光下，幻成了飘飘欲飞的仙子。轻快与浪漫的空气把一切的顾虑都掩盖住了。这里没有规则，也没有禁忌。你可以随你的意跳舞。只需你的脚站得住，你一直跳下去好了。你可以喝烈性的酒或者淡薄的酒，唱高朗的歌或者哼低柔的调子。你可以入地狱，也可以进天堂；一切都看你的钱囊是空的还是实的，和她的吻是热的还是冷的。”。
当时，对夜上海的风情体会深的，是那些在上海的单身外侨们。豪斯在《上海的灵魂》一书中这样描绘老外们在上海的夜生活：“你一晚上可以去不少家舞场，如大华、新华、老大华等。你如觉得厌烦了，则可以到迈尔西爱路的法国总会里边去换换口味，那里的酒吧间是半圆形的，女客也可以入内。你也可以到虹口的廉价酒吧里去吃一二杯酒，在那里，你可以在一幅污秽的帘子背后，抱住一个十四岁的中国女孩子调笑一会儿。”
与上海早的酒吧一样，近代上海的首家营业性的舞厅也起始于礼查饭店，同样是作为外侨专门的娱乐场所而存在。在功能上，其主要是作为饭店所属娱乐设施的一部分，而非像后来的舞厅，成为独立对外经营的娱乐场所。
“高雅的乳白色墙面上装饰着金鎏，考虑周全的照明设施放射出柔和而幽雅的光芒。对跳舞来说，棒的是十分光滑的橡木拼花地板。”当时上海的《北华捷报》如此报道了1917年装修后的礼查饭店舞厅。
从20世纪初期起，礼查饭店内的舞厅成为沪上外国人举办舞会的常选之地。礼查饭店舞厅从此长期位居上海舞厅之首，其装修和设计风格也成为后来者模仿的对象。
与舞厅兴盛同步，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前往舞厅跳舞成为社会大众的一种娱乐时尚。当时媒体报道称，“上海人的跳舞热，已达沸点，跳舞场之设立，亦如雨后春笋”。
到20世纪20年代，引领上海娱乐业的是新开张的“新卡尔登”，这里兼营电影、餐厅和舞厅。舞厅十点才开门，到深夜一两点达到高潮，一般不到凌晨四五点，客人是不会散场的。
20世纪30年代，闻名上海的4大舞厅有：百乐门、仙乐斯、大都会和丽都。百乐门建于1932年，取名 Paramount Hall，有外国乐队现场演奏，甚至安排高档轿车迎送客人，被赞誉为“远东乐府”。
当时的百乐门舞池安装有一种“弹簧地板”，在众人共舞时，会产生有韵律的颤动，一时传为美谈。1936年，卓别林游览上海的时候光顾了百乐门，这一事件更使得百乐门名声大噪。此外，诸如张学良等名流也时常光顾百乐门，推动了百乐门的繁华与进步。
百乐门是当时现代化的夜总会和舞厅，其建筑式样和装修风格也极具现代美感，它使用了大量的镍、水晶、玻璃地板、白色木饰、脚灯等装饰，弹簧舞池地板与纵横交错的镁光灯，让人感觉像是在鸡蛋上跳舞。
百乐门舞厅里面的舞女也都是当时时髦的：有的舞女穿戴很少，帽子、浅帮鞋、细腰布；舞女们并不都是华人，很多舞女来自世界各国，如西欧、俄罗斯、日本、朝鲜等。这里的演奏乐队也来自外国，如俄罗斯乐队，其演奏的乐曲都是当时流行的美国爵士乐。
此外，百乐门经常举办一些歌舞表演，如美国现代装扮的女子合唱队等，应有尽有，让百乐门成为一个十足的外来娱乐文化的大熔炉。
除了弹簧地板、现代化装修，百乐门舞厅还拥有着独一无二的、光芒可以射出一里之外的灯塔。生意火爆之时，客人的汽车要从静安寺一直停到胶州路乃至胶州路后面的常德路，路程大概有一两公里。
百乐门舞厅会让客人的汽车按顺序停放，待客人跳完舞出来后，只要告诉服务生车牌号码，服务生便会打电话给管理百乐门楼顶灯塔的工作人员，通过灯塔把客人的汽车牌号找出来，司机看到后就知道了，再把车子开过去。
仙乐舞宫（即仙乐斯），也是当时上海夜店的传奇之一。它于1936年由英籍犹太商人沙逊创建，起初有点私人俱乐部色彩，洋人和高等华人居多，后逐渐商业化。营业时间为：周一到周五的每晚8点到12点，周六是晚上8点到凌晨4点，周日只下午营业，名“交际茶舞”，新年、圣诞等节日都是通宵营业。
仙乐舞宫的生意之火爆，从当时的报道便可以看出，“生意好的时候，汽车要排到成都路，全上海的股票如何，从仙乐斯的营业就可以看出，所以，仙乐斯有上海股票的温度计之称。”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仙乐的职工收入不是工资，而是采用一种特殊的激励机制：舞厅每隔10天，将营业额的四分之一抽出，加上职工歌手所收入的小费，在全体人员中分成，各人根据各人的份额拿一定比例的钱，如总经理是2.5股，侍应生是0.75股。而具体每股多少钱，就要视当月的营业情况而定了。
当时的上海舞厅，已有陪舞的舞女，其中很多还是外籍女子。如当时的圣乔治饭店的舞厅，跳舞的俄国女子“每大敲竹杠，昂售其香槟酒也”，不过，大部分舞客在此只是喝啤酒，“开香槟是罕有的。”这与目前中国夜文化中的酒吧生态，十分类似。
有学者专门研究了当时上海夜店的打烊时间，得出的结论是：上海当时的管理当局，曾有过前后各异的规定，但总体上规定是凌晨2点打烊，节假日可延长到凌晨4点。这与今天中国的夜文化形态也极其类似。
当时的舞厅，都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每场必演奏一支黑灯舞曲。当舞厅“每奏此曲，必熄灭所有灯光，变成一伸手莫辨五指的黑暗世界”。这一充斥了无数幻觉的环境，成为男性舞客疯狂和躁动的时刻。
百年后，当我们考证中国1978年之后娱乐业复苏的历程中会发现：在广州、深圳、成都等都市，舞厅在夜文化复兴之初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而且，无一例外，在当时轻歌曼舞的间隙，都会有一支10分钟到15分钟的全场熄灯的“黑灯舞”，与百年前别无二致。
当时上海舞厅的内部人员，主要是五类：资方（舞厅老板，或多或少都有黑社会背景）、舞女管理人员（俗称舞女大班，是老板、舞客和舞女之间的中间人，负责一切舞女事宜，包括介绍舞女入场，他们的收入主要靠舞女收入的分成，手头有多少个红舞女，对其至关重要）、职工（包括：侍应生、小郎、账房、保安、门卫）、乐师和舞女。
乐师俗称“洋琴鬼”，当时上海舞厅里的乐队是菲律宾人乐队，其次是欧美或者白俄罗斯乐队，再次是华人乐队。上海当时的高档舞厅乐队，必用菲律宾人，乐师们待遇丰厚，摇摆乐和爵士乐演奏得出神入化。
按照法国历史学家安克强教授的说法：“中国的舞厅出现在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它们与美国的舞厅实际上是同时代的产物（只相差几年）。”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夜店中演奏的爵士乐已经与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同步流行，而流行的中心地，则是当时时髦的夜店——百乐门。在中国音乐史上留下痕迹的《夜来香》、《玫瑰玫瑰我爱你》、《蔷薇蔷薇处处开》、《夜上海》等经典老歌都源自百乐门。
当时夜店流行的是Jazz。起先，百乐门选用的是外国乐队。1947年，一支名为“吉米金”的乐队，开始在百乐门演奏爵士乐及夏威夷音乐，一炮而红，成为当年支进入高级舞厅的华人爵士乐队。
乐队的灵魂人物—吉米金（Jimmy king），中文原名金怀祖。老照片显示，这位风流倜傥、才华横溢的青年音乐人，长相酷似已故影星张国荣。他本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生，毕业后曾任租界捕房警官，因爱好音乐，求师于当年上海滩颇有知名度的菲律宾爵士音乐家罗平，后被“罗平乐队”聘为副领班兼吉他手。
1940年，电吉他刚被发明。1946年，吉米金已经能够用电吉他奏出优美的夏威夷音乐，风靡上海滩。在吉米金的成功组织下，由16名中国青年组成的“吉米金乐队”，于1947年登上百乐门的舞台，演奏音乐依照的是吉米金从美国购置来的乐谱，让所有流连于上海滩夜晚的男女们如痴如醉。吉米金本人，也成为当年上海娱乐界红得发紫的人物。
就像后来的崔健把小号引入摇滚乐一样，吉米金大胆地将中国民歌元素引入乐队演奏的乐曲中，为传统的爵士乐注入了新的血液。“吉米金乐队”的出现，也打破了菲律宾和俄罗斯乐队对中国夜文化的市场垄断，带动了当时上海夜文化的新高潮。
此时的百乐门等上海舞厅已不再是贵族们娱乐的专属，一般市民也开始涌入。邱处机主编的《摩登岁月》一书中，有一段话道出了抗战胜利后的百乐门的变化：
“当年百乐门的舞客，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年轻人，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的学生，是（吉米金）乐队热烈的拥护者和发烧友，同时也是舞技高超的舞客。青年男女们唯吉米金乐队马首是瞻。布鲁斯、吉特巴、摇摆舞响彻了百乐门。”
以百乐门和吉米金乐队为标志，夜店文化经历了开埠之后近百年的漫长生长。到20世纪40年代末，夜店文化在上海，乃至全中国，终于从纯粹的舶来品转换成为一种中西结合的、适应本土居民的娱乐形态，并开始改变国人的生活。
资料显示，到三四十年代，上海的夜店开始进入全盛时期—无论是酒吧还是舞厅，都已经彻底从初期被紧锁在高级饭店和外侨俱乐部的高楼深院中的状态内解放了出来，成为普通市民热衷消费的场所：电影票价开始低廉化，游乐场成为平民的乐园，公园开放，工部局乐队面向上海市民演出，酒吧和咖啡馆走入市民休闲生活之中。
半个世纪之后，中国的夜店和娱乐文化又再次重演了这一转变过程：1978年之后，中国的夜店再次从涉外酒店的内部生长出来，伴随着对外开放的步伐，逐渐走向大众融入社会。
张仲礼在《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一书中如此描绘西方娱乐文化在当年上海的这一转折：“从初创日起，它便是属于大众异于传统的；它是近代制度下的都市色彩的；它是逐渐扩展其基础，演变其性质，由雅变俗的。”
与此同时，上海夜文化的娱乐模式也已经开始传往中国各地。在其他通商口岸城市，如广州、汉口、天津、青岛、大连等外国人士聚集的地方，舞厅、酒吧等各种娱乐场所，也渐次萌芽并开始走近国人生活。
例如20世纪初，上海代表性的综合性游乐场—大世界，共有9个娱乐场所，戏曲演出活动早从下午2点的京剧表演开始，次日凌晨1点半结束。之后，大世界底层的花园还会在每晚1点半到2点的时段内放“广东奇巧烟火”助兴。它采取了买票入门的方式，已经具备了大众娱乐的性质，人们随时可以观赏节目。
而大世界游乐场这种上海独创的城市娱乐模式，当时就引发了国内很多城市，如武汉、南京、宁波等地的争相效仿。当时，上述城市都存在从名称到建筑形式上模仿大世界的城市娱乐综合体。例如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南京就有一座著名的游乐场，名“南京大世界”，不仅从名称上复制了上海大世界，在内容形式上亦完全复制上海大世界。
从今天的眼光看来，上海大世界是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夜文化形态，它与未来岁月里中国人独自创造的“歌厅文化”、“慢摇吧”等模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引入西方娱乐文化的同时，进行中国式的改造。
1949年，上海解放。夜上海的标志—百乐门舞厅，被改建为百乐门大戏院，主要上演越剧。
北京电影制片厂于1958年拍摄的故事片《上海姑娘》，是普通大众后一次看到当代中国人跳舞的场景。在解放之后短短三四年的时间里，上海的夜店便销声匿迹，夜店消费的主力军很多远走香港和海外，著名的乐师、舞女亦赴香港谋生。
如日中天的吉米金乐队于1953年被迫解散，一代天才乐师吉米金在政治运动中，被发配到安徽华阳河农场劳动，负责饲养鸡鸭、兔子。然而，他的传奇故事并未结束，可是新的故事，等到30年后才被再续写。
试图找寻昔日夜上海情调的中国人，只能拉起窗帘、将唱片机的声音放低，在自己的私人空间里面，偶尔回味一下昔日夜店的愉悦，但这种行为会面临被指控为“黑灯舞会”的风险。
中国的夜晚再次沉寂了。代表着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方式的酒吧、舞厅、夜总会一夜间都不见了，中国人的文化生活开始被革命文艺和“八个样板戏”所占据。
1954年，百乐门的主体建筑更名为“红都大戏院”，主要演出越剧、沪剧等，其附属建筑被改建为商场。等它再次改名为“百乐门夜总会”并重返夜上海的时候，已是40年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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