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打造的世界 : 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 中美贸易战

　　了解中美贸易战必备读物，罗辑思维年度致敬硬书，哈佛、耶鲁等商学院教师推荐教材

　　1．热销17年，3次再版应势修订，纵跨600年，83篇小史，30年研究精髓

 

　　《贸易打造的世界》由彭慕兰与托皮克在《世界贸易杂志》（World Trade Magazine）写给读者的文章精心编选、集结而成，全书综汇了两位教授多年的研究心血，自2000年英文版首次推出便好评如潮，重印多次并根据两位作者新作及时修订，文景此次推出是根据全新一次上市修订版（第3版）译作而成。

　　2．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加州学派领军人彭慕兰携手拉美史、全球贸易史专家史蒂文·托皮克 共同书写

　　《贸易打造的世界》这本看似“颠覆性”的经济史、文化史著作来自于两位著作等身的知名学者。彭慕兰与托皮克同为历史学系教授，彭慕兰研究方向为中国史、东亚史、经济史等；托皮克研究方向为拉美史，咖啡经济史。两位作者使用活泼轻松的口吻讲述全球贸易发展的来龙去脉，但这中间夹杂着两位多年来的研究心血和成果心得，看似“普通”但内有史学家们的近30年的研究心血。

 

　　[美] 彭慕兰，著名历史学家，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2013—2014），“加州学派”代表人物。1980年于康奈尔大学获学士学位，1988年于耶鲁大学获博士学位，师从史景迁。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著作有：《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荣获1994年费正清奖）、《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荣获2000年费正清奖、2001年世界历史协会年度图书奖）、《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与史蒂文·托皮克合著）等。

　　[美]史蒂文·托皮克，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有：拉美史、全球贸易史、咖啡经济史等。主要著作包括：《巴西的政治经济学：1889—1930》《贸易与炮艇：帝国时代的美国与巴西》《全球市场的转变：1870—1945》（与艾伦·威尔斯合著）等。

 

　　译者：

　　黄中宪，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毕业，现专职翻译。主要译作有：《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哈布斯堡的灭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奥匈帝国的解体》《天国之秋》等。

　　吴莉苇，自由撰稿人、译者。南开大学历史系博士，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主要著作有：《当诺亚方舟遭遇伏羲神农：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上古史论争》《中国礼仪之争：文明的张力与权力的较量》《天理与上帝：诠释学视角下的中西文化交流》等。主要译作有：《历史上的身体：从旧石器时代到未来的欧洲》《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等。

中文版序

英文版序

Ⅰ 市场准则的形成

1.1 福建人贸易网络

1.2 中国朝贡制度

1.3 滥发通货，实质增长

1.4 当亚洲就是世界经济时

1.5 不识好消息

1.6 沧海遗珠：重新发现泉州的黄金时代

（约1000—1400）

1.7 阿兹特克贸易商

1.8 原始积累：巴西红木

1.9 热带地区的一名英国贸易商

1.10 女人如何做买卖

1.11 交易与折磨：世界贸易与近代初期法律文化

1.12 游走各地的业务员和收税员

1.13 拒绝本土化：贸易商侍臣时代的结束与公账开销

1.14 本小利大的帝国：加尔各答的英国冒险家

和印度金融资本家（1750—1850）

 

Ⅱ 运输手段 

2.1 木材、风、造船、货运：中国为何未雄霸海上

2.2 聪明还不如交好运

2.3 首都和其胃纳量：18世纪之旅

2.4 仓库、跨大西洋贸易、开辟北美边疆地区

2.5 勇于移民的华人！

2.6 说服莱佛士

2.7 贸易、失序、进步：创造上海（1840—1930）

2.8 合众为一

2.9 稳赚的生意和部分实现的希望：英属印度的铁路建设

2.10 短时间横跨数百年的发展落差

 

Ⅲ 致瘾性食品的经济文化 

3.1 巧克力：从货币变成商品

3.2 酝酿风暴

3.3 摩卡其实与巧克力无关

3.4 咖啡社会角色的转变

3.5 美国与咖啡豆

3.6 甜味革命

3.7 鸦片如何使世界运转

3.8 咀嚼可以，吸食就不好：化学如何使好东西

变成坏东西

 

Ⅳ 移植：世界贸易里的商品 

4.1 非自然的资源

4.2 橡胶大国的兴衰

4.3 得黄金非幸也：在加州荒陬之地的萨特

4.4 加州黄金与世界

4.5 美丽的虫子

4.6 如何点石成金：鸟粪的短暂风光

4.7 夏威夷如何成为美国第五十州？

4.8 牛如何吃掉牛仔

4.9 世界贸易的混沌效应

4.10 科学农业在中国

4.11 一颗马铃薯，两颗马铃薯

4.12 可可树与高压统治：西非农业中自由劳动力

的进与退

4.13 天然橡胶的百年兴衰

 

Ⅴ 暴力经济学

5.1 没人性的买卖，道理何在

5.2 富裕一如波托西

5.3 英格兰的海盗业始祖

5.4 鲁滨孙的高档生活

5.5 没有岛屿在风暴中：或者，中英茶叶贸易如何淹没

太平洋岛民的世界

5.6 法人企业的粗暴诞生

5.7 西印度群岛海盗—当年的企业狙击手

5.8 奴隶制终结后的解放、契约仆役、殖民地种植园

5.9 血腥象牙塔

5.10 非洲如何抵制帝国主义：埃塞俄比亚与世界经济

5.11 只此一次：罗森费尔德家族传奇

 

Ⅵ 打造现代市场

6.1 墨西哥与巴西的白银黄金

6.2 称量世界：公制革命

6.3 从宫廷银行家到现代世界市场的设计师：罗斯柴尔德家族

6.4 日趋全球化：国际谷物市场

6.5 时间如何变成那个样子

6.6 美国如何加入大联盟

6.7 俱乐部、赌场与崩盘：1820年以来的国家债务与风险管理

6.8 较新鲜没有较好

6.9 包装

6.10 商标：名字算什么？

6.11 开始觉得不干净：全球营销故事一则

6.12 有了红、白、蓝，销售更上层楼：可口可乐如何征服欧洲

6.13 抢先者得以生存

6.14 势所未必然

6.15 地点、地点、地点：在安道尔与巴拿马，

历史如何赢过地理

 

Ⅶ 世界贸易、工业化、去工业化 

7.1蔗糖业：最早的工厂

7.2 值钱纤维：棉花如何成为工业时代的织物

7.3 到全世界寻找棉花

7.4 杀掉金母鸡

7.5 甜美成就

7.6 没有哪座工厂是孤岛

7.7 喂蚕吐成长

7.8 化岩石（和局限）为财富：

劣势如何助新英格兰早早工业化

7.9 侧翼突破与转型受阻：从煤炭到石油的崎岖路

（1859—2012）

7.10 美国石油

7.11 石油致富，沙漠建国

7.12 专注商店，忘掉工厂：“二战”以来美国的“公平交易”法

与离岸工厂的兴起

 

结语：21世纪的世界经济 

参考书目

　　中文版序言

　　很高兴看到《贸易打造的世界》在中国出版。我一开始还担心写这样一本书会干扰自己研究中国历史的本职工作，但是，看到这本书中文版的问世，我想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够让我们思考：中国的历史和世界贸易的历史已经通过各种途径交织在一起了。

　　不久之前，我刚刚访问了大英博物馆，在一个小时之内，我在馆内的不同陈列区看到了两件文物，它们均有助于阐明这一主题。一件是在非洲馆的来自埃塞俄比亚一个基督教堂的圣坛服装，年代大约为1700 年。这件衣服的料子是中国的丝绸，但是由来自也门的犹太织工织造的。另一件来自关于毛泽东事迹的展览。那里展出了一块墨西哥银元，铸造于1896 年。之后，在中国的一个通商口岸，有个中国商人在这块银元上打下自己的印记，表明他以个人的声誉担保这块银元的重量和成色。又过了一段时间，这块银元被印上了“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字样，变成了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个革命根据地里流通的货币。这两件文物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仅是因为它们都跨越了漫长的地理距离且联结了不同的文化背景，更是因为它们所终止的地方也是让我们意想不到的。那不是我们认为是国际贸易枢纽的地方。

　　上海人人都知道，但是江西的山区就不是我们能想得到的了。

　　事实上，我们在本书中尝试完成的一个目标就是将两种看似风牛马不相及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关于世界贸易和国际交往的历史，过去往往浓墨重彩描述的是著名的伟人们的事迹：马可·
波罗、郑和、科恩（Jan Pieterszon Coen）、亨利·福特。但是，在西方的大学里面开始流行的“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念( 史蒂文· 托皮克和我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读研究生的时候都接受过这种教育），关注的却是国家内部、区域内部或社区内部的普通人，当时的学者认为，只有在非常本土的背景下，才能理解“普通人”的生活。而且，关于全球贸易的历史往往侧重于都市生活，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如果你想要写更典型的普通人的生活，需要关注的却应该是乡下人，除非你要写的是在非常接近当代的时期、在某一个小范围内的人们的生活。尽管这本书也写到了历史上的大人物( 包括我刚刚提到的那几位)，但是我们在叙述世界贸易的故事时，主要想讲那些不怎么有名的人，看看他们是怎样影响了世界贸易，又是怎样被世界贸易所影响。

　　我们想强调指出，普通的人们，包括那些穷苦和生活在乡下的人，并非仅仅对全球的影响逆来顺受，事实上，他们是全球贸易的积极参与者。当他们选择移民、选择新的农作物或布料纤维的时候，当他们抵制新的矿山或种植园侵占了他们的农田或清洁水源的时候，他们都改变了历史发展的结果。这些结果并非总是如人所愿。即使是当事人经过奋斗获得了成功，最后的结果却可能还是对其不利。比如，当长江和黄河流域的农民把森林砍掉，种上从美洲引进的农作物时，固然让他们有所收成，但是却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恶化。凡人的努力可能事与愿违，伟人们也一样常干傻事。我们承认，很多人曾经经历了，而且很多人至今仍然在遭受着残酷的剥削，人们的选择往往难以出于己愿，而是面临着比别人更为苛刻的约束。我们在本书中的很多故事都说明，在世界上某一个地方的财富创造，却会带来其他地方的改变，让那里的人们生活状况恶化。但是我们要记住，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所有的地方，人们都在进行着积极主动的活动。在20 世纪60—80 年代，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依附理论”。他们非常正确地指出，某些地区的经济不发达状态是由于和强横的外来者交往造成的，而不是被现代经济增长所遗忘才难以发展。但是，这些理论的错误之处在于，“依附”这个概念预示着因果关系只发生在一个方向(好比我们在数学中所说的因变量一样)。

　　由于我们强调世界各地的人们的活动，因此我们也强调在其他关于世界贸易的研究中常常被忽视的三个方面：第一，我们认为，市场并非总是自然形成的。市场的出现依赖于社会习俗的形成，社会习俗有可能是由外部力量强加给某一人群的，也可能是由于在历史的某一特定时刻出现的偶然事件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而且，社会习俗既会出现，也会消亡，尤其是当大部分参与者认为习俗对其利益有损的时候。

　　当代的狂热的“全球主义分子”应该牢牢记住这一事实。第二点，我们认为文化是起作用的。文化总是能改变特定人群想要的东西，并且会让某一事物在不同地方的价值千差万别。这种差别会让那些能够跨越文化差异的商人获利不菲，也会让人们常常困惑不已：为什么自己钟爱的事物在别人那里却不被赏识。在有些致命的误解中，感到困惑的人会诉诸武力。英国商人以为，如果中国能够“开放”，就肯定会从他们那里购买大量的制造品，他们因此想借助武力迫使中国开放。那些殖民主义者也总是觉得，凡是不想得到挣工资的机会，不买新的消费品的“土著”，都是“非理性的”“迷信的”。在另外一些案例中，文化也是能够被改变的，比如通过移民、农作物的传播、法律改革和广告等。有时候，这种机制也会朝着相反的方向发生作用，比如统治者常常发现，他们最终不得不接受被统治的人们的习俗，最初他们本是想彻底摧毁本地习俗的，但最后却发现，为了让被统治的社会运转顺利，不得不改邪归正。

　　第三点，在制度和信念中凝结的因文化而异的偏好，和地理因素一起，创造出了不同的地区(region）。有时候，人们认为所谓的地区，只不过是通向一个真正“全球化”的世界的跳板，但是否如此，我们并不清楚。不同的地区过去一直是，而且现在也仍然是重要的纽带，联结了不同的社会和整个世界。比如说，在19 世纪之前，东南亚的人口分布一直相当分散，因此对松散人口的控制，要比对广袤土地的控制更为重要，这一特征使得东南亚的战争策略、政治体系、农耕方式、手工技艺等与中国和日本等东亚国家差异极大，其盈利方式也非常不同( 从某些方面来看，东南亚其实和非洲国家更相似，而不像东亚国家)。但是，在东南亚国家的旁边出现了高度发达的中国文明，出现了来自中国的奢侈品（如丝绸、瓷器和书籍等），出现了中国市场对东南亚珍奇木材和食物( 鱼翅、海参）的需求，中国的皇帝乐于广为散发琳琅满目的礼品，以显示天朝大国对化外之民的统治，这一体制形成了“朝贡”形式的政府间贸易体系，后来又促进了规模更大的私人贸易，私人贸易得益于“朝贡体系”带来的信息和逐渐培育出来的共同的偏好。这些贸易网络后来对想要将贸易扩展到这一地区的欧洲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和马来商人经常在东南亚以不赚钱的低价销售英国的机器制造的衣物，换取更多的当地货物，以便从东南亚的港口运到广州，获得非常可观的利润。不过，这种传统的贸易网络对欧洲人也是一个壁垒。荷兰人和英国人发现，如果不是通过西方的武力使得竞争的平台变得不平等，他们可能无法竞争过这些当地商人。然而，当荷兰人过分依赖武力之后，他们发现，曾经让巴达维亚繁华一时的贸易却会突然凋零。到了19 世纪末期和20 世纪初期，东亚贸易体系又出现了新的角色，日本的企业家以及后来的一些中国沿海地区的企业家发现，他们对这一贸易体系更为熟悉，而且对当地的消费偏好更加了解，因此即使他们在技术上落后于欧洲，而且他们的国家缺乏制定关税的自主权( 东南亚国家更缺乏对关税的控制权)，但是，这些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他们占领本地区的轻工业产品市场。和市场的习俗一样，地区的形成，不仅仅是地理的结果，它们是历史演进的产物。然而，一旦它们形成了，就不会在一夜之间变得面目全非，尽管技术的进步能大幅度降低运输成本，尽管军事力量会企图强行撕破不合乎强权利益的旧的网络体系。对今天的中国来说，地区的概念仍然有着相当的现实意义。从表面上看，中国近年的经济成功似乎说明地区是不重要的。中国的出口大部分是销往西方市场，中国对能源以及其他重要的原材料的需求，不是仅仅集中在邻近的地区，而是已经扩散到澳大利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尽管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农业国家，其统治者始终不热衷于远洋贸易，但如今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已经非常之高，其对外贸易占GDP 的比重已经达到大约80%。过去，能达到这样高比例的国家，要么是像比利时、荷兰或新加坡这样的小国，要么是主要依赖于一两种关键资源的出口的国家，如沙特阿拉伯，或19 世纪末20世纪初期一些东南亚的殖民地。即使是我们认为对外开放程度非常高的大国，如英国和日本，其贸易占GDP 的比重也无非在20% 以下。但是，在中国的大量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中，绝大部分仍然来自东亚和东南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华人的大量移民，华人移民遍布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中国引进的外资首先来自于香港( 其中有一部分实际上是中国国内的资本，只是绕道境外重新进入中国），其次是来自中国台湾、新加坡、日本和韩国( 值得注意的是，这只是最近几年东亚地区再度团结的一个方面，从过去的历史来看，影响力的传播是从中国大陆和日本流向诸如韩国和台湾这样的地区，但不会出现方向相反的文化传播。如今，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流行文化已经在上海或东京大行其道)。

　　与此同时，中国在制造业方面的迅速崛起与其在产品设计和市场营销方面的缓慢进步形成鲜明的对比。从文化的角度打动目标客户的人心要比让产品满足顾客的实际“需求”更重要( 本书的案例中讲述了土豆的缓慢传播和可口可乐的迅速流行，就说明了这一问题），而且产品设计和市场营销带来的利润空间远远大于简单的产品制造。有一些初步的证据表明，那些原本针对本国市场的中国企业，比向国外销售大部分产品的中国企业更容易在产品设计和市场营销方面上手。这和当年日本企业的经验颇为相似，这意味着中国企业其实具有巨大的潜力，它们应该一方面尽可能在全球范围内掌握较新的技术，同时要发挥自己对本土知识的了解，以便完成甚至推广这一必需的转变。

　　当然，我们的主要意图不是为了借古讽今。我们主要想说明，研究历史可以从多种视角出发。本书的有些章节讲述的某种商品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比如白银、橡胶、花生、烟草等，我们试图解释它们是如何传播，并在不同的生态环境、经济社会体系中是如何演变的。另一些章节试图讨论一些在全球贸易中令人们非常困惑的话题：我如何才能确保我在海外的代理商能够如实执行我的指示？如果一个地方有潜在的盈利机会，但是其解决冲突的体制却令我无法信任，我该如何是好？这些问题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方一直困惑着人们。我们还试图挑战现有的迷思，有的社会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总是”按照一种方式行为，一些大家普遍接受的规则，其起源也并非是如今人们习惯所认为的。我们研究了不同的职业的形成或不同的网络体系的演变：印度洋上的波斯金融家、东南亚的福建企业家等。本书还有一些内容是关于一些常被忽视的创新或奇怪的癖好是如何改变历史潮流的：为什么仓储业的改变会使得在北美洲定居变得有利可图；季风是如何帮助从南海到东非的贸易的；为什么让蚕推迟三个月孵化( 这样养蚕就可以和农忙时间错开)的创新对明治时期的日本工业化十分重要等等。

　　通过提供观察全球经济增长的多重视角，我们希望能够让过去的一些看似奇怪的事情更加容易被人理解：为什么并不愚蠢的人们会找不到在我们看来是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法? 为什么人们会那么相信对我们来说是完全荒唐的事情？同时，我们也想让一些大家习以为常的事物显得更加新奇：那些时常被认为是符合逻辑甚至是自然发生的现代社会的惯例或关系，其实很容易就会变得完全不一样，现在亦然。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的世界有着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但是也有着前所未有的收入不平等，暴力依然充斥着这个世界，而且人与人的联系、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比过去更加脆弱。贸易打造的世界是浑然一体的，我们的存在和我们的思维都无法置身其外，但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我们想要使得全球贸易能为更多人的福祉服务，我们会更加迫切地需要从外部审视这一世界。在这一背景之下，我们将提供来自其他时间和地域的多重视角。

 

　　彭慕兰

　　2008年8月于美国加州大学

　　英文初版上市得到《纽约时报》重点推荐

　　台湾版荣获Value2007年度十大好书

　　入选国家图书馆阅读推荐（港澳台推荐）

 

　　经济学的《探索》频道，讲述你所不知道的贸易故事，让你手不释卷。

　　——何帆

 

　　这是一个贸易打造的世界，她是已经形成的历史，也是正在发展的现实。我们要融入其中，也要时刻审视。这既是一个知识人的学术立场，也是一个具体的经济人必要的生活态度。

　　——苏小和

 

　　从初始充满血腥的强制贸易，到如今几乎每一个人都无法自拔，既有落后国家毁家纾难式的悲剧，又有新兴市场日新月异的改观，财富的全球化流动，亦从混沌、野蛮之初始，进化到文明、多远之阶段。从商业史角度细致剖析贸易对世界的改变，此书无疑独辟蹊径。

　　——《英才》杂志前执行主编 张刚

　　彭慕兰生动的语言和精彩的故事总是让我们会心而笑，他试图跳出西方中心、民族中心的学术态度，让我们看到一名真正独立的学者矢志不渝的学术立场。

　　——《南方都市报》

 

　　几百年前，阿拉伯人不知道地底埋着石油，南美洲的阿兹克特人也不觉得白银有什么作用。只有到全球化贸易的时期，这些商品进入流通领域，才变得价值连城，进而改变了世界。

　　——《*财经周刊》

　　在这个新版中，两位作者提出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具有广泛包容性的观点。他们都捕捉到贸易在过去的600年里有着其连贯的规律……这本书提供了传统贸易史研究路径的新方法，也注意到亚洲在世界贸易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美国图书馆重量级期刊 Choice

 

　　在这部引人入胜的作品中，作者阐明，六百年来，世界贸易一直在使全球各地越来越紧密相连，不只在不同经济体间，在文化、商业、政府、社会、政治上，也发挥同样的作用。

　　——世界四大通讯社之一 甘尼特通讯社

　　女人如何做买卖

　　说到如何让派赴国外的员工长保工作干劲，即使在今日，仍常教企业觉得棘手。但眼下，我们要探讨一个更早的跨国企业，17、18 世纪的荷属东印度公司。该公司设在印度、东南亚、日本、台湾地区的分部，地处偏远，荷兰女人不愿居留；为该公司效力的男性职员，大部分很愿意娶当地女人为妻，但这么做也产生了特殊问题。这种异国婚姻带有文化隔阂，因此，看到男方写出的私人信件里，满是在抱怨要将这些女人“驯服”成符合荷兰标准的贤妻有多难，大概不会太让人惊讶。反倒是这些女人拥有经商大权，叫东南亚的荷属东印度公司、荷兰加尔文宗教会、其他欧洲人难以撼动一事，可能还更让人惊讶。这其中许多女人是靠着自身本事发达致富的贸易商。

　　早在欧洲人来到许久以前，四面环海的东南亚地区（包括现今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就已有蓬勃的长距离贸易。其中许多贸易商是女性。在有些情况下，因为经商被认为是太卑贱的职业，不是上流阶级男人所应为，但经商利润又太诱人，叫上流人家无法完全割舍，因而给了女人经商的机会（有些上层人士鄙视经商更为强烈，认为贵族女人也是地位崇高，不应自贬身份到市场跟人实物交易或到华人聚居区，即许多长距离贸易的交易处，做买卖；但她们并未不屑于督导奴仆代她们执行买卖事宜）。16 世纪的马来谚语，说明了她们极看重教导女儿如何计算、赚钱。

　　更普遍可见的是，这些社会通常允许女人掌控自己的财产，让她们在择偶上有相当大的发言权，且常相当容忍她们与别的男人私通。甚至，有些女人因为要离家远行，不得不允许她们自主决定要不要生下小孩（当时能用的堕胎方法原始，包括服草药、从岩石上跳下以致流产，乃至偶尔杀婴等）。15 世纪遍及这地区的伊斯兰传教士和一百年后跟进到来的基督徒，震惊于这样的现象，希望管束这种女人。

　　但尽管有这种种令人疑惧的事，葡萄牙人（最先在此立足的欧洲人）发觉，若要建立有利可图且可长可久的殖民地，和这类女人通婚乃是不得不采取的手段之一。荷属东印度公司有时找到愿意前来东方的女人，但全来自荷兰孤儿院乃至妓女户，而且撮合这些女人嫁给派驻亚洲的男人，男人也不满意，最后东印度公司不得不打消引进荷兰女人的念头，转而将目标锁定更早先葡萄牙人、亚洲人所生的混血女儿。她们至少会一种西方语言，且至少名义上是基督徒。许多这种混血女人也已从母亲那儿知道，在这个日益跨国化且常诉诸暴力的贸易世界里，嫁个欧洲人丈夫，大有助于保护她们的商业利益。巴达维亚（今雅加达）荷属东印度公司评议会的评议员，就往往是这些女人里最有钱者特别中意的婚配对象，因为他们虽然绝大部分不是有钱人，但嫁给他们后，靠着丈夫的职位，极有利于防止荷属东印度公司的法规和垄断权干扰她们的生意。因此，撮合有权有钱者跨族通婚，相对来讲较容易；但要让如此造就出的家庭听阿姆斯特丹当局的话，也变得更难。

　　荷属东印度公司的主要目标当然是获利，而确保获利的最佳办法莫过于垄断各种亚洲货物（从胡椒到瓷器）输回欧洲的贸易。理论上，这公司还主张（至少断断续续主张），有权对参与更大范围亚洲内部贸易的所有船只，包括东南亚女贸易商的船只，发予航海执照、课税（或击沉）。但海洋的辽阔，加上有不少竞争对手，这一制度根本无法落实，而且荷属东印度公司还得应付神通广大的内贼。该公司大部分职员不久就发现，把货物走私回荷兰风险大且不易，但在亚洲内部从事非法（或半非法）贸易，却可赚得比死薪水高上好多倍的钱。这时，他们的妻子就成了如此发财致富的绝佳凭借：她们熟悉当地市场，与当地贸易商有良好关系，往往拥有可观资本，能将家族生意时时紧握在手中，不致遭该公司突然转移到别人手中。

　　对一些居心特别不良的荷兰男人而言，这就给了他们利用文化差异从中套利的机会，也就是说利用东南亚女人相对较高的地位大赚其钱，然后可以利用她们在荷兰法律下较低的地位，将家产全掌握在自己一人手中，然后甚至可以回荷兰，娶个“体面”的老婆，安定下来（荷兰法律虽对男方有利，但如果女方高明运用她台面下的影响力，藏好她的资产，男方未必能顺利得手。就有这么一个例子，男方最终掌握了妻子大部分获利，却是走了十九年的法律诉讼才如愿）。

　　但男人有荷兰法律、教会当强有力的靠山，女人则有地利之便。在印度、东南亚的外国人常壮年早逝，留下有钱的遗孀。这类女人常成为下一批前来之欧洲冒险家热切追求的对象，使她们得以在再婚协议时占上风，保住婚后至少部分的自主权；许多女人因丈夫早死，一辈子嫁了三四个男人。在巴达维亚，有幸活得久的荷兰男人非常少，这类男人很有机会在荷属东印度公司里爬升到高位，变得非常有钱，离婚再娶。他们所娶的最后一任妻子往往比他们年轻许多（一旦爬升到高位，就不需要再娶个地方关系特别好或特别有钱的女人），因此，他们死后，往往留下一小群非常有钱的寡妇。而这些寡妇的放荡，常叫那些恪守加尔文教义的荷兰男人惊骇反感。

　　从1619 年创立巴达维亚直到19 世纪末期，荷兰卫道人士和垄断资本家不断在努力“驯服”这些女人，而最终至少有所成；例如，较后几代女人似乎比前几代女人更遵守欧洲的两性道德观。随着长距离贸易欲成功需要更大的资本规模，更大范围的国际往来，欧洲公司和它们的华人、印度人经商伙伴（全是男性），也愈来愈压缩这些女人做生意的空间。

　　最后，随着19 世纪末期的诸多新发明问世（包括苏伊士运河、电话、冷冻运送、预防注射等等），欧洲人愈来愈能在东南亚过起道地欧式生活，于是，新一代荷兰官员上任时选择带妻子同行，或打定主意不久就能返国，到时再娶个本国女人。尽管如此，欧亚混血女人所经营的贸易，在地方与地区经济里仍举足轻重，例如许多这类女人从事房地产买卖和放款业务，借此将丈夫的经商利润投注于东南亚贸易城市周边地区的地方发展（叫人意想不到的是，她们之所以一直保有这利基，有部分是因为许多这类女人的丈夫抱有种族歧视观念，尽可能不和当地人打交道）。

　　直到19、20 世纪之交，这一领域仍未消失，经营该领域的人仍不肯交出大权。印尼小说家普拉姆迪亚·
杜尔（Pramoedya Toer），就以深刻有力的笔法刻画了一个这样的女人。小说中女主人公为了保住她所经营多年的生意（和小孩），和半发狂的荷兰丈夫、丈夫在荷兰家乡的“合法”家庭，持续抗争了许久。这个虚构的女人，最后就和现实生活中许多同她一样处境的人，以失败收场；但三百年来，就是像她这样的女人，建造并维系了她们丈夫所声称归他们所有的那个世界的一大部分。

 

　　首都和其胃纳量：18世纪之旅

　　今日那些抱怨“大政府”的人，并不在乎其员工住在哪里：美国国内收入署位于托皮卡（Topeka）的官员，仍属于“华盛顿特区”的一员。但在未有铁路的时代，常引发人民抱怨者，乃是首都本身的规模太大。为什么伦敦或巴黎的成长，引发那么多暴动，北京、德里的成长引发的暴动却少那么多？

　　大部分城市的大小受限于食物、木材的需求。只有少数农业地区，在农民吃掉自己的农作物后，还有超过两成的作物可卖。而且陆路运输粮食的过程要消耗过剩的粮食，因而即使有广阔的农业腹地，也难以解决城市的需求。举例来说，带一群马走三十多公里路，马在途中会吃掉它们所运送的许多谷物，从而使这趟买卖（通常）无利可图。因此，城市如果成长到太大，粮食价格上涨，工资跟进升高，该城市的产品就失去竞争力，城市随之停止成长。

　　但首都不一样。它们所提供的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服务，它们的居民包括了可借颁布敕令提高自己所得以追上较高物价的人。1500—1800 年间，欧洲帝国、军队、官僚体系逐步成长，首都也逐步扩大，为邻近城镇引来严重问题。伦敦周围环绕着生产力特别高而有市场导向的农田，且有优异的水路运输，问题没那么严重；即使如此，伦敦仍得颁行多项新法以引导足够谷物输往该市。

　　在客观条件较差的巴黎，这问题就形成灾难。附近农民消耗掉的自种农作物一般超过八成，剩下的才拿到市场卖。因此，如果产量变少，例如少掉一成（常有的事），对谷物市场的冲击，就如同今日产量掉了一半那么严重。贸易商将到更远的地方搜购谷物，以供应买得起高价谷物的首都居民所需。乡间的谷物买家（村中工匠、领工资的工人、种葡萄、亚麻和其他非谷物类作物的农民），因此挨饿。巴黎所掀起的浪涛，可能使他们淹死在原本相当平静的海里；他们唯一的自保之道就是暴动，不让载运谷物的货车离开。而巴黎还不是欧洲最惨的地方，最惨的是马德里。马德里虽然拥有大量的美洲白银，却坐落在气候非常干燥、大部分饲养绵羊的地区。

　　镇压这些乡村谷物暴动所付出的成本，为让首都穷人买得起而压低物价所付出的成本，抑制了欧洲各首都的成长。因此只有少数欧洲城市的人口能超过二十万，无一能超过五十万，但为什么其他社会养得起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

　　这些首都有一些就坐落在粮产丰饶的地区附近，或优异的水路运输路线附近，或者附近同时兼具这两项地利。因此，开罗靠尼罗河三角洲提供粮食，若有需要，还可靠海外进口救急；伊斯坦堡附近有肥沃平原和几条重要的航运路线。东京前身的江户（大概是18 世纪最大的城市），不只其周遭乡间的居民几乎个个都住在沿海附近而得以享有舟楫之利，而且非常幸运的是，其腹地的居民都种植稻米（每亩稻田所能产生的过剩稻米远多于每亩麦田，而且稻米比小麦更便于贮存、运送）。尽管如此，仍需要广铺道路、庞大的贸易网以及（有时）横征暴敛，强迫倒霉的农民献上稻米，才能喂饱江户城民。

　　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大概非清朝、莫卧儿王朝的京城莫属。这两个帝国都控有辽阔的种稻区，但两者的首都（北京、德里）都距种稻区有数百英里远，且位在几无过剩粮产的干燥平原上。而且两者都是前工业时代世上最大的城市之一。那它们为何未面临五倍于马德里的灾难？解决之道就在两者都建造了巧妙而独特的运输系统，使首都得以利用远处过剩的稻米。

　　就北京来说，稻米是借由世上最广阔的运河网往北输送，其中包括长两千多公里的工程奇迹大运河，大运河取水自中国几条大河，将北京与这些大河连成一气。大运河从7 世纪起一段段开凿，1420 年全线完成；18 世纪时，它一年所输送的稻米至少喂养了一百万人。此外，清朝政府督建一全国性的备荒赈灾体系，这体系由国营、民营义仓共同构成，丰年时义仓贮存谷物，荒年时以低于市价卖出存粮。这套体系很耗成本，但管用，即使在18 世纪歉收最严重的时期，中国的谷价几乎从未上涨超过100%，反观法国粮价有时上涨300% 或400%。

　　莫卧儿王朝既不开凿运河，也未建许多粮仓，但的确鼓励首都附近的庙宇和有钱人家投注巨资凿井，以使平原较为湿润，生产力提高。但真正的解决办法乃是班贾拉（banjara）阶级所提供的陆路运输服务。

　　班贾拉人是赶着牲畜四处迁徙的世袭性牧民；千百年来，他们游走于村与村之间，将一部分新生的小牛卖给需要牲畜犁田的农家，一部分老迈的牲畜则杀了取其皮贩卖。可想而知，他们也很快就从事起运输行业。他们的牲口队往往有超过万头的阉牛（班贾拉人的阉牛共有约九百万头），每头阉牛能拉运约一百二十五公斤的东西，因而班贾拉人自然成为运送大型笨重货物的绝佳人选。莫卧儿王朝时期，他们定期受雇运送谷物到首都，还有机会承接盐、布乃至钻石（用来赠人疏通事情）这些利润更大的运送工作。

　　此外，班贾拉人的运货成本低，因为在半干旱的平原上有许多未开垦、未筑围篱圈住的茅草地，牲畜可沿路就地觅食。在欧洲，驾驭联畜货车的人通常得花钱买草料喂拉车的牲畜，但班贾拉人的牲群沿路觅食，不花他们一毛钱。这使班贾拉的牲口队移动缓慢，在来到此地的欧洲人眼中，更显怪异，但这套方法管用。如果那些欧洲人原是来自巴黎或马德里城外的铁匠，或许会看出这种运货方式的殊胜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