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引退

假馆清华的日子里，梁启超一面关注欧洲战局的发展，一面反思自己20年来的政治生涯。关于欧洲战局，他写了6万余言的《欧洲战役史论》。书中对交战双方各国的大势作了简略介绍，着重分析了战争爆发的诸多复杂原因。作为理论界的执牛耳者，梁启超要对重大的国际问题表明态度。他在书中根据自己的国家主义理论，对战争的结局作了大胆的预测，认为德国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他看到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已暴露出许多问题，经济有衰败的迹象，而后起的德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正显示出旺盛的活力，有不可阻挡之势。他把德国看作是当今世界国家的模范，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说，德国与英法诸国交战，相当于新学术与旧学术，新思想与旧思想，新人物与旧人物，新国家与旧国家的战争。如果德国失败，那么历史上还有什么进化原则呢？

梁启超这时的预测与后来战争的实际结局完全相背。致使他判断失误的原因大致有二：首先，他在分析战争的原因时，没有区分出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而是认为交战双方都有正当的理由进行战争；其次，他把德国与英法诸国在发展阶段上的差别，误当作两种制度之间的根本区别，进而以进化论的观点来推论，所以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到1917年，由于情况的变化，梁启超又转而认为德国必败，力主中国对德宣战。

1915年1月，梁启超发表了《吾今后所以报国者》一文，首次宣布他将脱离政治，退回理论界。经过反思，他认识到自己的政治活动均未取得成功，他承认自己只是“理论的政谈家”，而非“实行的政务家”；他也意识到自己的政治改革主张，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万难贯彻实行。至于说他为什么到袁世凯政府去做官，梁启超的解释是时局之急迫，朋友之敦劝，是他到袁世凯手下做官的外在原因。而他自己的参政热情和政治抱负，即想对国家和人民有所贡献的心愿，则是他始任司法总长，继任币制总裁的内在原因。然而，一年左右的施政实践，使他充分认识到现实黑暗，宏图难酬，他开始对政治感到厌倦。于是，他“吁求引退”，准备以理论的研究贡献于国民。

为了表示自己脱离政治、专事理论研究的决心，梁启超于1915年年初，避居天津。在天津，梁启超受聘担任《大中华》杂志总撰述。他在该杂志第一号《发刊辞》中，提出了社会事业对于振兴国家、改良政治的重要性，他指出，如果国人中的优秀分子都热心于政治，而忽视社会事业，只能加重中国的贫弱。而社会事业落后，政治必然令人失望。《大中华》杂志的创办，正是为了赞助国民从事社会事业。

梁启超避居天津，准备专门从事文化教育事业。他计划编写有关欧洲战事的小丛书。就在梁启超抱着以社会事业振兴国家，以理论研究贡献国民的理想而勤奋工作之际，袁世凯也加快了他帝制自为的步伐。民国政坛一时妖风肆虐，帝制复辟的逆流甚嚣尘上。政治风云再次牵动了梁启超的心，他无法再潜心理论研究，也无法顾及那墨迹未干的脱离政治的宣言。梁启超又要干预政治了，别人又要说梁启超善变了。不过，在梁启超看来，“为国善变，就是磊磊落落的大丈夫”。这是他唯一可以用来自慰的。

帝制逆流

梁启超认为，袁世凯复辟，表面看是几个人的鼓吹，实际上是酝酿已久的。武昌起义后，袁世凯东山再起，权倾朝野，封建帝王思想也就随之而生。其左右亲近之人曾劝他取清廷而代之。久居官场、老谋深算的袁世凯认为时机尚不成熟，操之过急反而会引来杀身之祸。据与袁世凯关系深厚并深谙其心理的徐世昌的分析，袁世凯当时之所以不出此策，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一)袁氏世受清室恩遇，不肯从孤儿寡妇手中取得天下，为后世所诟病；(二)清廷旧臣尚多，如张人骏、赵尔巽、李经羲等，均具有相当势力；(三)北洋旧部握有军权者，如姜桂题、冯国璋等尚未灌输此种思想；(四)北洋军力未能达到长江以南，即令帝制自为，亦是北洋半壁，南方尚需用兵；(五)南方人心向背，尚未可知。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攫取了大总统职位，他又重温起昔日的皇帝梦。要恢复帝制做皇帝，首先必须把国会的权力收回来，使国家的军政大权掌握在总统一人手里。为此，袁世凯强行解散了国会。国会一解散，权力便集中到总统手中。这样，袁世凯就可以放开手脚，大胆地去筹划帝制的事。

他先是废除具有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指使约法会议炮制出《中华民国约法》取而代之。这部新《约法》的主要内容是取消责任内阁制，实行总统制，规定总统的权力与封建皇帝差不多。接着，袁世凯又根据新《约法》的规定，仿照古代封建王朝的模式，改革政府机构和官制。在中央，把国务院改为政事堂，内阁总理改为职位和名义都与封建宰相相仿的国务卿；在地方，将各省都督改称将军，民政长改称巡按使。为了使权力高度集中，袁世凯任命前清官僚徐世昌为政事堂国务卿，执掌“文的方面”，襄赞总统处理政事；又设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负责“武的方面”，由他亲自掌握。

当军政大权系于一身之时，袁世凯又想到要用法律形式把大总统至高无上的权力固定下来并延续下去。于是，他下令公布了一个由约法会议制定的《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的任期由5年延长为10年，并且可以连选连任，3名继任总统候选人也由现任大总统提名。如此一来，总统不仅是终身的而且变成世袭的了。诚如一位美国史学家所说：“袁世凯现在已成为独裁者，回到君主政权显然只是迟早更换一下名义的问题而已。”

袁世凯在组织上、制度上为复辟帝制做准备的同时，还竭力提倡孔孟之道，大搞“祀孔”与“祭天”活动。他先后颁布了《尊崇孔圣文》和《祭孔告令》，把孔子说成是天生的万世师表，认为“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他还头戴平天冠，身着团花祭服，率领文武百官到孔庙行三跪九叩之大礼，演出了民国以来第一次祀孔丑剧。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祀孔祭天，都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就是维护封建君权统治；身为民国总统的袁世凯祀孔，目的也很明确，就是为了恢复封建帝制。

以上是1914年袁世凯从组织上、思想上为复辟帝制所做的前期准备工作。尽管前期准备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通往皇帝宝座的道路也基本铺平，但是袁世凯对于帝制自为仍然心有余悸。因为毕竟是民国了，共和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而有2000多年历史的封建帝制，这时已经成了臭不可闻的粪坑垃圾。现在袁世凯要搅拌这个粪坑，难免会沾上一身臭气，招致国人的唾弃。这是袁世凯不得不考虑的。所以，直到1915年上半年，帝制酝酿筹划工作仍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但是，到了七八月间，形势急转直下，帝制运动由秘密筹划转而公开进行。袁世凯何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急欲黄袍加身呢？大致说来约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帝国主义列强由以前私下秘密地支持袁世凯恢复帝制，转而公开的舆论支持；二是袁世凯的亲信家臣为达到各自的目的，急不可待地在一旁怂恿推动帝制活动。

帝国主义列强为了扩大其在中国的侵略野心，辛亥革命后就秘密支持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阴谋活动。1913年9月，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赴德就医，德皇威廉二世在接见他时，就建议袁世凯“挟大总统之威权，一变中华民国为帝国皇帝”，并表示“我德誓以全力赞助其经营”。英国也不甘落后，驻中国公使朱尔典在得知日本已支持袁世凯称帝后，就急忙去会见袁，表示赞成帝制，认为“此系中国内政，他人不能干涉”。美国更是积极支持袁世凯的帝制活动，古德诺博士早在1913年5月就来华，担任袁的宪法顾问，为袁称帝出谋划策。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袁世凯看到西方列强无力东顾，就把目标转向日本。而日本也想乘机独霸中国，于是就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以此作为支持袁世凯称帝的交换条件。这些幕后的策划与交易，到1915年七八月间，发展成公开的舆论支持。美国人古德诺率先发表《共和与君主论》一文，正式拉开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序幕。文中指出：中国4年前由君主制变成共和制，变化速度太快，难以有好的结果，中国采用君主制要比共和制好。以此为袁世凯恢复帝制鸣锣开道。随即，袁世凯的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也发表了《共和宪法持久策》一文，鼓吹中国只有取效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制，才能免于分裂，公然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

看到帝国主义列强公开支持袁世凯称帝，袁世凯身边的亲信家臣也都忙碌起来，他们各怀鬼胎，企图通过拥袁称帝，达到各自不可告人的目的。梁启超曾指出，帝制酝酿活动中，主要参与者是袁氏父子及其亲信。首先，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总想做嗣君。他虽因坠马伤足致残，但政治上却野心勃勃，一心盼望父亲早日称帝，立他为储，继承皇统。所以，他竭力从旁进言，常常对父亲说“大丈夫做事，要乾纲独断，不能仰人鼻息，任人掣肘”之类的话。其次，粤系(即所谓交通系)领袖梁士诒等人，因五路大参案而弄得声名狼藉、怨声载道。他们害怕受到严厉的制裁，于是就想出奇制胜，以拥戴袁世凯称帝，建立殊功来赎罪。复次，杨度等人想藉袁世凯称帝来争当开国元勋，谋取个人的高官厚禄，满足他们名利双收的欲望。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6人，还以“筹一国之安”为名，打着学术团体的招牌，组织所谓的“筹安会”。其《宣言》称，以“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适于中国”为宗旨，实则附和古德诺的观点，宣扬“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大张旗鼓地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制造舆论。上述三种势力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股鼓吹帝制、复辟倒退的历史浊流。

袁世凯看到外有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内有亲信家臣的拥戴，而他本人也认为，民国就得有议会，议会的议员又事事掣肘，实在不胜其苦，倒不如干脆称帝。这样，帝制自为运动也就愈演愈烈，不可遏制了。筹安会成立不久，就联络各省主张帝制的人士组成各省公民请愿团，向参政院递交变更国体请愿书。

9月1日，参政院召开会议，讨论各省请愿书。袁世凯发出旨意：“大总统之地位，本为国民所公举，自应仍听之国民。”根据这一旨意，由梁士诒牵头，把袁世凯所有的亲信好友拉在一起，于9月19日成立了“全国请愿联合会”，在全国范围内，通过请客送礼等手段，发动联络上自王公遗老、将军大臣，下至流氓把头、乞丐、妓女等各色各样的人，造成所谓全国性大请愿的局面。

10月2日，参政院制定了《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决定通过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投票决定国体，选举皇帝。11月20日，各地投票结束，全体国民代表1993人全部“赞成君主立宪”，“选举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12月11日，参政院以“国民代表”名义，上书劝进。袁世凯假惺惺地推辞一番，退还了推戴书。参政院又赶忙再次开会，用一刻钟就完成了第二份推戴书。当晚送呈。12日，袁世凯正式接受了帝位。13日，接受百官朝贺，并成立“大典筹备处”。31日，袁世凯下令将民国五年改为“洪宪”元年。1916年元旦，举行登极典礼，袁世凯在身穿平天冠的文武百官的簇拥下，登上了皇帝宝座。复辟丑剧在袁世凯“余一人有庆，与诸公共之”的许诺声中，达到了高潮。

驳日劝袁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互相厮杀、争战正酣，因而无力东顾。日本认为独霸中国的时机已到，便忙于“确立日本对东洋之权利”，提出了种种侵华方案，这些方案最后归纳为“五号二十一条”。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觐见袁世凯，正式递交了“二十一条”。其主要内容包括：要求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要求承认日本在东三省南部和内蒙东部的居住、工商经营、筑路和开矿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和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延至99年；要求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要求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他国；要求中国政府聘用日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日合办警察和兵工厂等等。不难看出，“二十一条”就是要灭亡中国，把中国变成日本独占的殖民地。日置益向袁世凯表示，只要他接受“二十一条”，“日本政府从此对袁总统亦能遇事相助”。袁世凯把此事交由外交部交涉，日置益又对外交次长曹汝霖说：“敝国向以万世一系为宗旨，中国如欲改国体为复辟，则敝国必赞成。”赤裸裸地表示支持袁世凯称帝。

日本政府与袁世凯政府有关“二十一条”的谈判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双方约定在达成协议前，条约内容绝对保密。俗话说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既已为之，就没有不透风的墙。英国驻华使馆的一名特工从袁世凯的一个家奴口中得知中日密谈的内幕，1915年4月，伦敦《泰晤士报》披露了“二十一条”的全部内容。消息传出后，全国舆论哗然，各阶层人士纷纷通电反对，掀起了一场广泛的反袁反日的爱国运动。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避居天津的梁启超在得悉“二十一条”的内容后，义愤填膺，强烈的爱国责任感使他再也无法沉默下去。他完全忘记了宣布不久的脱离政治的誓言，一连赶写了8篇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驳斥日本政府的种种谬论。这些文章后来汇集为《中日交涉汇评》一书。在《中日最近交涉平议》一文中，梁启超首先指出：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必以“保持东亚和平”为装饰。事实上，大战期间，日本如不扰乱东亚和平，则东亚和平并不成问题。接着，梁启超单刀直入，揭露日本乘机向中国提出种种条件，虽然信誓旦旦，但是亡我之心昭然若揭。这就有力地驳斥了日本政府所谓的巩固中日友好、确保东亚和平的谎言，将其险恶用心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使国人尽知日本人非欲助我而欲灭我的事实。最后，梁启超还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警告：中国决非朝鲜可比，若企图通过外交手段揖让而得中国，实为海枯石烂而不可得之事；如幻想凭借武力征服，逼使中国铤而走险，那么中国必然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从而奉劝日本政府取消灭亡中国的打算，免得骑虎难下。

梁启超的言论，揭露了日本政府的侵略阴谋，表达了大多数中国人的心声，日本政府对他恨之入骨。在政府的唆使下，日本报纸使出卑劣的手段，捏造德国人用金钱收买梁启超，使他成为亲德派而攻击日本的谣言。更有甚者，日本报界还摭拾梁启超著作中的片言只语，译成英、法、俄各国文字，分送东京各使馆，作为他偏袒德国的实证。面对日本人的卑劣行径，梁启超处之泰然，我行我素。他说：“小鬼含沙之射，吾固不能禁其不射，彼亦终不能禁吾不言也。”是的，梁启超不会对日本人的无理要求和侵略行为沉默不言。当日本人侵占山东半岛时，梁启超又在参政院提出质问。日本人对此恼羞成怒，日本报纸指责他受人指使，忘恩负义。梁启超在《中日时局与鄙人之言论》一文中，驳斥了日本人的无理指责：“吾侪立于国家之最高立法机关，当国家遇此大变，是否有发言质问当局之权利及责任？若谓吾曾受日本保护10余年，即当放弃其对于国家之责任耶，试问日本保护鄙人之初心，岂非以鄙人为一爱国者，循国际法上保护国事犯之大义耶？使鄙人而非爱国者，则日本昔时保护之不当也。使鄙人而为爱国者，则日本今日之责备不当也。”驳得日本人哑口无言。梁启超的系列文章，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人的嚣张气焰，有效地帮助了中外人士识破日本政府的侵略野心，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时反袁反日的爱国运动的发展。有人说梁启超的系列文章，是“为‘二十一条’卖国条约辩护”，真是不知从何说起。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还在日本就根据形势的变化，制定了“联袁”方针。回国后，他又组织进步党，积极“拥袁”，并先后担任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和币制局总裁，目的就是“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1914年底，梁启超发现袁世凯的举动越来越不对劲，便觉得有和他脱离关系的必要。本着这一想法，梁启超开始由“拥袁”转向“离袁”。他先是隐居清华，接着又移家天津，对袁世凯采取不合作态度。1915年1月，袁克定让杨度作陪，在北京郊外汤山宴请梁启超。席间，袁、杨二人“历诋共和之缺点，隐露变更国体”之意，希望得到梁的赞同。梁启超陈述了变更国体会引起“内部及外交上之危险”，表示不敢苟同。双方话不投机，宴会不欢而散。这是梁启超对袁世凯变更国体、复辟帝制的活动首次表明不合作的态度，也是他谋求离袁之道的开始。当时，梁启超已经预感到山雨欲来，所以他避居天津，对袁世凯2月12日任命他为政治顾问，3月31日派他考察沿江各省司法教育的要求，都予以谢绝，再次表示了对袁世凯的不合作态度。

其时，袁世凯的帝制自为活动尚未公开进行，但梁启超早已备悉其事，出于对国家前途的关心和对袁世凯个人的爱护，他在谋求离袁之道的同时，还曲尽规劝之责。4月下旬，梁启超返粤省亲，出京之前他写了一封长信给袁世凯，劝他悬崖勒马、急流勇退。由这封信不难看出，这时梁启超与袁世凯还没有公开决裂，从“私情”上说，他对袁还有一些感情；从“公义”上说，他对袁尚存一线希望。所以，他要用一片苦心向袁世凯进上最后的忠言，希望袁世凯能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的开拓者，而不是历史罪人。作为总统的旧臣和祖国的赤子，梁启超的话必然这么说，也只能这么说。作为总统的旧臣，他对袁世凯的劝谏和批评是客气的、间接的，体现了儒家文论“主文而谲谏”的特色；作为祖国的赤子，他对帝制和复古逆流的否定态度又是明确的、强硬的，具有中国文化“为民请命”的精神格调。至此，梁启超已完成了由联袁拥袁向离袁劝袁的转变。

遗憾的是，袁世凯一意孤行，根本听不进梁启超的忠告。为了加快帝制自为的步伐，1915年5月25日，在日本政府的利诱威逼下，袁世凯正式接受了“二十一条”，仅就其中第五号内容“容日后协商”。第五号内容多是关于领土主权的要求，国内一些人对第五号内容得以“和平”解决很是得意，政府当局竟搞起庆祝活动，以掩盖袁世凯的卖国罪行。对此，梁启超十分气愤，立即撰写《痛定罪言》一文，奉劝政府保持清醒的头脑。他还提醒袁世凯政府，不要以为条约签订就可以高枕无忧了。眼前的平和之梦正是建立在“割臂施鹰，舍身饲虎”的基础之上，日本人随时都可以提出新的要求。真所谓“鹰虎朋集，身肉几何”？那些以和平解决相庆慰者，难道不应该深思吗？

1915年6月，梁启超由南返北。其时北京帝制之事进行甚烈。梁启超至南京与冯国璋商谈，相约入京当面力劝袁世凯停止倒行逆施的帝制活动。冯、梁在京住了10余天，数次晤见袁世凯。袁世凯则始终否认帝制之事，他信誓旦旦地对冯说：“我绝对无帝王思想，袁家没有过60岁的人，我今年58。就做皇帝能有几年？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克良土匪，哪一个能继承大业？你尽管放心。”并表示再有人强迫他做皇帝，他就逃到伦敦去，从此不问国事。冯国璋被他的誓言所欺骗，以此向外界宣扬袁世凯无称帝的野心。于是，冯国璋回南京做官，梁启超回天津读书，劝袁活动暂时告一段落。

反袁宣言

梁启超、冯国璋离京不到两个月，古德诺鼓吹帝制的文章和以复辟帝制为目的的筹安会就纷纷出笼，帝制阴谋大白于天下，复辟活动公开进行。梁启超感到自己被袁世凯耍弄了，他怒不可遏、忍无可忍。8月22日在给思顺的信中，他说，对于袁世凯的作为，他无法容忍，一定要和袁世凯斗争到底。他还告诉女儿，自己写了一篇论国体问题的文章，批驳鼓吹帝制者的谬论。这篇文章就是轰动一时，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它写于筹安会成立后的一星期。

梁启超的文章草成后，尚未发印，袁世凯已有所闻。他知道梁启超是舆论界的权威，知识界的领袖，一言九鼎，影响甚大。为了堵住梁启超的口，他先是派人送来20万元巨款，说是给梁老太爷的寿礼，被梁启超婉言谢绝。接着，他又派人来威胁梁启超，说梁启超亡命海外多年，如今归国，没必要自讨苦吃。梁启超则笑着说，自己有着丰富的亡命天涯的经验，即便是亡命天涯，也不愿活在污秽的社会中。来者无言以对，扫兴而退。9月3日，梁启超不顾袁世凯的利诱威胁，毅然在《京报》上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公开表明自己对变更国体、复辟帝制运动的否定态度。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是梁启超的一篇反袁宣言，它标志着梁启超由昔日的“联袁拥袁”，中经“离袁劝袁”，最终走向“反袁讨袁”，从而揭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报导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灿烂的时期的到来。文章发表后，不啻金鸡一鸣，立即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当日《京报》售罄无余，买不到的只好借报抄写，还有人要求报馆加印，以至这一期的报纸价格也一再上涨。直到第二天，《国民公报》开始转载，情况才好一点。但是，《国民公报》限于篇幅，不能一次登完。所以，4、5两日，人们在公共场所一见面，就彼此询问，有没有3号的《京报》？没有的话这两天的《国民公报》也行。这两天的《国民公报》也由此售量大增。就是这样也不能满足社会各界的需要，后来只好在7日将梁文单印发售。

梁启超此文之所以受到社会各界如此广泛的欢迎，就是因为它在袁世凯眼皮底下举起了反对变更国体、反对复辟帝制的义旗，说出了国人心中想说而不敢说的话。据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记载，梁文原稿措辞比实际发表的稿子更为激烈，其中一段声称，即便全国都同意帝制，他梁启超也绝不赞成。后来有人说袁世凯现在尚未承认有称帝之意，初次商量，不必如此激烈，建议将此段删去。而梁启超本人也不想牵累同党，所以煞费苦心，改稿多次，使发表的文章较之原稿在风格、语气方面都委婉、温和得多，并且文章发表之后，他立即宣布与进步党脱离关系。

正式发表的文章中尽管有一些弯弯绕，内容上也有个别抵触现象，但是反对帝制的态度还是明确的。梁启超在文中首先表明自己立论的两个原则，一是他此次谈论国体问题，既不是对共和国体有所偏爱，也不是对他种国体有所偏恶，完全是就事论事；二是他说明自己是本着“放眼以观国家尊荣危亡之所由”的立场来发表意见的，“非如老辈墨守家之龂争朝代”。

本着这样两个基本原则，梁启超指出立宪党人的一贯态度是“只问政体，不问国体”。他强调，在现行国体的基础上谋求政治改革，这才是政治家的天职，而变更国体则是革命家的行为，不是政治家的职责。这里，梁启超运用的还是原先那一套关于国体与政体关系问题的说理方法，主张谋求政治改良，反对进行暴力革命，以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为最终目标。

问题的关键在于梁启超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反对变更国体，反对复辟帝制，维持现存的共和制度。他说，国体没有绝对完美的，能做的就是在既有国体的基础上进行完善，所以，他不反对任何国体，他所反对的是在既有国体的基础上，再鼓吹其他国体。为什么梁启超如此坚决地反对变更国体呢？因为在他看来，旧国体一变，国家将会出现一系列问题，甚至会导致亡国，给国家带来巨大创伤。所以他于昔反对在君主国体之下而鼓吹共和国体，于今同样反对在共和国体之下而复辟君主国体。

梁启超清楚，帝制复辟活动的主谋是袁世凯，帮凶则是古德诺和筹安会一伙人，他们在理论上散布共和不如君主的论调，为袁世凯的帝制自为活动制造舆论。为了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梁启超对他们的观点逐一进行了驳斥。他指出，古氏理论中的各要点，如对共和君主得失的比较，论国体须与国情相适以及所举例证等，都是泛泛之谈，毫无深意，且与他十年前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旧论如出一辙，只是水准尚不及其十分之一、百分之一。

对筹安会所鼓吹的“与其共和专制，不如君主立宪”的观点，梁启超反驳道，立宪与否，是政体问题，共和与否，是国体问题，他只关心政体，不在乎国体，只要能立宪，君主共和皆可；但是，如果不立宪，那么不论君主或共和，皆不可。国体政体本来是不相干的，如今却要鼓吹以变更国体来实现政体的变革，是毫无道理的。

对于所谓共和国体不能立宪的言论，梁启超说，鼓吹君主立宪的人如何保证实现了君主制就一定能立宪，如果不能保证，不就又退回君主专制了吗？梁启超的意思很明确，就是通过强调国体与政体的分别，指出两者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论证维持现存共和国体，实现民主政治的必要，进而揭露那些企图变更国体者，不过是以君主立宪为名，行君主专制之实。

可见，梁启超还是梁启超，与辛亥革命时期相比，他的政治改良思想没有变，畏惧革命的心理也没有变。然而，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昔日的政治改良思想使他要联袁拥袁，今日的维护国体主张又使他要反袁讨袁。此所谓有时人物会促进历史的发展，有时历史的发展也会推动人物的进步。

接下来，梁启超又对辛亥革命以来的政坛风云作了一次总结，指出那种“忽而满洲立宪，忽而五族共和；忽而临时总统，忽而正式总统；忽而制定约法，忽而修改约法；忽而召集国会，忽而解散国会；忽而内阁制，忽而总统制；忽而任期总统，忽而终身总统；忽而以约法暂代宪法，忽而催促制定宪法”的政治制度频繁更迭的情况，使全国人民彷徨迷惑，无所适从，以致“政府威信，扫地尽矣”。现在又要变更国体，复辟帝制，真是“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诒国家以无穷之戚也”。这难道不是对袁世凯专权弄法、帝制自为活动的公开反对吗？

有人说梁启超此文是“对袁世凯的刻骨镂心的忠谏之书”，文章的要害作在“称帝选错了时候”，因而认为此文并不反袁。持这种观点的人不知如何解释袁世凯本人对此文的恐惧心理，更不知如何解释全国各阶层人士对此文的欢迎态度。应当承认，文章中确有对袁世凯的规劝，而且还指出帝政的两个途径。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不过是梁启超使用的障眼法，目的还是在劝袁世凯打消复辟帝制的企图，励精图治，把国家治理好。所以它并不妨害人们对此文本质的认识，当时驻中国的外交官们清楚，此文是在“攻击帝制运动”；中国的新闻记者也意识到，此文给帝制“丑类以沉重的打击”；胡绳同志对护国运动另有看法，但也承认此文事实上标志着梁启超“开始宣布反袁的立场”。

实际上，梁启超由劝袁到反袁再到讨袁有一个内在的发展过程，4月的劝袁上书中就隐含了反袁之意，9月的反袁宣言中也不乏劝袁内容，只有到1916年的讨袁檄文中才全都是抨击和揭露。从这个过程来看，《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正处于转折的当口，其思想情感上的复杂性也就在所难免。重要的是，在当时特定的政治情况下，梁启超能顶住袁世凯的淫威，不顾个人的生死利害，为全国人民站出来说话，就此而言，此文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欢迎，则是当之无愧的。

梁启超的学生，同是护国战争的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的蔡锷将军对此看得很清楚，他在《盾鼻集·序》中对这篇文章作了高度的评价：“帝制议兴，九宇晦盲。吾新会先生居虎口中，直道危言，大声疾呼。于是已死之人心，乃振荡而昭苏。先生所言，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之，固不足以动天下也。”我认为这个评价是基本符合实际的。

在袁世凯的帝制复辟活动公开化以后，梁启超第一个站出来亮起反袁的旗帜，由昔日的联袁主谋一变而为反袁先锋。这种转变看似突然，实则有它的必然性。

首先，从梁启超的政治主张来看，这种转变是有思想基础的。梁启超一生善变，但追求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理想始终没有变。当初联袁拥袁是想带着袁世凯走上民主政治的轨道，借他的力量推行资产阶级宪政。后来离袁劝袁则是因为袁世凯背叛了当初的誓言，大搞专制独裁统治，且有变更国体、复辟帝制的企图。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宪政、民主都将付诸东流。所以梁启超不得不站出来劝阻。而袁世凯一意孤行，帝制逆流甚嚣尘上，梁启超感到忍无可忍，最终必然走上反袁讨袁的道路。

其次，从进步党的处境来看，梁启超的转变带有为进步党另谋出路的性质，决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后，进步党就失去了利用价值，成为一块可有可无的招牌。后来袁克定探明梁启超对复辟帝制的态度，便舍进步党而利用交通系，进步党自身的生存受到威胁。为了进步党的自存，梁启超认为必须在反袁斗争中争取主动，不落“牛后”，否则便失去了自存的余地。他在致进步党人的信中反复申明，如果自动出击，就能占据优势，一旦被动，就会被淘汰，机会是转瞬即逝的。在举国上下都对袁世凯复辟不满之际，站出来反对袁世凯，无疑可以成为领导者。否则就会失去大好时机。

梁启超反袁的决心已定，接下来就该筹划讨袁的具体行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