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增订版）《厌女》作者上野千鹤子成名作+代表作 商务印书馆

《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是东京大学硬核教授上野千鹤子的成名作和代表作，首版于1994年，当年即获得“三得利学艺奖”（相当于日本的“年度最佳图书奖”），其首文“家庭自我认同意识”是其获奖的主要原因，也是这本书的核心和重点。增订版2020年出版。与首版相比，增订版在第一章增加了两节，分别为“家庭的临界点：以看护力量的分配公正为核心”“家庭：过载的方舟”；第四章增加了一篇附论：“战后批评的嫡子”；书后增加的一篇“自著解题”（即作者说明），从当下回看当年的文章和观点，更看出当年文章的前瞻性。

在家庭形态日益多样的今天，越来越多人高呼“家庭”走向了解体。

究竟，何以为家？是不论远近无从选择的血缘，还是一屋几人三餐四季的共同生活？与其说“家庭”是一种现实存在，应该说更多存在于每个人的“家庭自我认同意识”（Family Identify）中，也就是每个人的心理认同和个人选择。对在血缘、种族、婚姻等界限之外的亲密关系的形容，常常说“像家人一样”，也就是个人的心理认同。家庭并不是集体式的人格。自我认同意识只归属于个人，家庭发生变化，意味着构成家庭的每个个人发生了变化。

从家庭到“像家庭一样”，家庭的临界点在哪里呢？

此外，作为从充满社会竞争压力的公共领域“逃脱”出来的私人领域，在性别视角下，家庭仍充斥着权力和资源的不平等，以及由此造成的压迫结构：家务为什么成了女性的“强制劳动”？看护老幼，为什么成了主妇们的“天职”？ 家务劳动为什么是无偿的？在家庭负担未曾减轻的前提下，女性进入职场，真的是获得了平等和解放吗？

当一个个疑问提出时，作为“爱的共同体”的家庭的盖子，也就被揭开了。

上野千鹤子（1948—），日本著名社会学家，日本女性学 / 性别研究的代表人物，东京大学名誉教授。《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是她的代表作品，知 名 作 品 还 有《 父 权 制 与 资 本 主 义 》《 厌女》《一个人最后的旅程》等。

译者简介：

吴咏梅，香港大学文学院哲学博士，香港大学现代语言文化学院博士后。现为美国麻省桥水州立大学（Bridgewater State University）亚洲研究项目、人类学系和全球语言文学系访问学者和兼职教授。主要研究范围包括大中华地区的日本流行文化、日本广告与消费文化、中国和日本的老龄化问题、性別研究和家庭婚姻问题等。

I   近代家庭的动摇 

一    家庭自我认同意识的走向   

二    家庭的临界点：以看护力量的公正分配为核心  

三    家庭：过载的方舟  

四    女性的变化及家庭   

II    近代与女性    

一    日本式近代家庭的形成  

附论  关于“父权制”的概念 

二    家庭的近代   

三    女性史和近代 

III    家庭学的展开

一    “梅棹家庭学”的展开 

二    技术革新与家务劳动 

IV     经济高度成长与家庭 

一      “母亲”的战后史 

附论    战后批评的嫡子  江藤淳  

二     “后思秋期”的妻子们 

V      性别歧视的反论  

一    夫妻不同姓的陷阱 

二    作为生存经验的老后生活  

三     “女缘”的可能性 

四     性别歧视的反论——异文化适应和性别差异

参考文献 

初版后记 

自著解题 

这几年间为顺应自己所关心的问题而写的原稿，积累下来足以编成一本书了。有时候是受编辑的怂恿，也有时候是接受了意想不到的约稿而撰写的这些稿子，原本写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到文章的连贯性，不想编撰成一本书后才发现有一条主线贯穿着全书。与其这么说，倒不如可以说是我一直拘泥于一件事情吧。那就是“近代”和“家庭”。同时这也成为我追寻自己出身的一个旅途。我想揭开自己所出生落地的那个时代的谜团……社会学应该是从这里出发的。

　　本书我所关心的课题，是迄今为止所没有的历史性问题。对自己而言看起来是所赋予的前提的社会，也必定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如果这是有开端的，那么也一定能使其结束。要是能知道开始的方法，那也就能了解使它终止的方法。历史的想像力，是在现实出现了龟裂、看不到历史的选择余地之际才产生的。到这个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原来我们对自己所熟知的事物起源一无所知。“近代家庭”，人们对其起源的关心，是它呈现出解体的征兆时才被激发出来的。

　　这里所收录的每一篇论文，都是和引导我研究兴趣的人们相遇之后才写成的。把门外汉的我指引到历史中来的是江户东京学的学者小木新造先生。“家庭的近代”是作为《日本近代思想大系》第二十三卷《风俗·性》的解说而撰写的文章的一部分，因这篇文章的撰写，我第一次经历阅读明治时期第一手资料的工作。

　　梅棹忠夫先生教给了我把家庭看作装置系统的文明学观点，“技术革新和家务劳动”这篇文章的本来用意是想解答梅棹家庭学的应用问题。

　　我也必须感谢为我提供报告和思考机会的各种各样的学会和研讨会。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长期研究项目“现代日本的传统和变化”是想通过共同研究来探求柳田国男的《明治大正史·世相篇》这一著作的续集，我也参加了好几次这个项目的研究活动。谷口纪念文明学研讨会上长达一星期的丰富的圆桌会议，充满了学术性的刺激。在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与国内外日本研究者的相遇，也成为我把视线投向历史的契机。“女性史和近代”是以我在日文研的国际研究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为基础而撰写的文章。在关西社会学会的大会上，受远藤总一先生的推荐，我参加了讨论1970年以后的日本结构变化的特别分科会议。这个成果在“女性的变化和家庭”一文中结成了果实，然而在分科会上我非常惊异地发现：从其他的侧面论述统一变化的直井优的观察和我的论点非常相符。

　　最新写成的“日本式近代家庭的成立”原本是为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举办的日本研究国际会议上发表而用英文准备的文章。为我提供用日语发表这篇用粗糙的英文写成的文章并展开讨论机会的，是立命馆大学国际文化研究所的西川长夫先生。

　　在这里我还要深深地感谢每次在研究集会和研讨会上提出有益的讨论和建议的国内外研究人员。虽然本书的结果在论述的时候几乎都采用了日本的事例，但是告诉我说不要把文章写成把“纵向的东西变成横向式”的海外研究的介绍，不是以日本为田野的独创性研究就没有向海外传递信息的意义，正是国外的研究者们。

　　还有意想不到的指名要我为其著书写解说的。齐藤茂男先生起用我为他的著作集《齐藤茂男纪实录——日本的情景》的第一卷《妻子们的思秋期》撰写解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江藤淳先生在把自己的《成熟和丧失》一书事隔30年后的文库化之际，指名要我这个并无一面之交的小辈写解说。对我在和富冈多惠子等人共同撰写的《男流文学论》中指名批判的江藤先生本人的委托，我深深地感铭于他的大胆和胸襟的宽广。如果没有这个委托，后《成熟和丧失》，即本书中的“‘母亲’的战后史”一文也许就无法写成了。无论哪种情形，都使我超越了解说的范围写成了论述时代的文章，并且成为收录在此的论文原型。

　　另外我还要感谢在论文形成之际把它们采用到本书的各位编辑人员。我特别想奉上谢意的是担当本书的编辑，岩波书店的高村幸治先生。在高村先生邀请我把本书中最早的文章“作为生存经验的老后”写在系列书籍《老年的发现》中以来，他一直参与做长达八卷的系列丛书《变化中的家庭》的编辑，我在这套丛书中写了“家庭自我认同意识的走向”等几篇论文。在这些各自独立的论文中为我发现“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这一大条理的，正是这位高村先生。本书之所以能够比我所预想的更早和读者见面，都是托他的坚持不懈的鼓动和迅捷的工作效率的福分。

　　本书是在很多人的支持下得以诞生的，在此我谨表衷心的感谢。

　　　　　　　　　　　　　　　　　　　　　　　　　　　　　　　　上野千鹤子

　　　　　　　　　　　　　　　　　　　　　　　　　1994年2月于白雪皑皑的洛中

 家庭之所以为家庭的条件是什么呢？围绕这个问题，文化人类学一直想给家庭以一个比较文化意义上的定义。从结论而言，面对文化多样性，人类学早就放弃了泛文化意义的“家庭”定义。在有养子制度的地方，血缘并不包括在家庭的定义之中，而在非洲有鬼婚（与死人结婚）习俗的地方，即便是死人也算是家庭的成员。对家庭做实践性定义的话，文化人类学找到的关于家庭的最小定义是“共同使用火（厨房）”，也就是一起吃饭的共同体。所以当“另起炉灶”的现象发生时，就会被视为发生了住户分离（因而经常产生家庭分离）。

    国情调查依据的也是“一家住户一个厨房”的原则。从1920年开始的国情调查之所以采用彻底的现居处主义方法，也是因为法定的制度性的“家庭”开始具有了流动性，已经不能指望以户口和居民选票为依据进行调查。但是国情调查抓住的只是 “住户”这个概念，而谨慎地避开了“家庭”这一概念。“住户”以“共同居住”为原则。然而事实上也有像家庭成员外出打工或一个人在外地上班那样的家人不一起居住的家庭。所以，住户的概念与家庭的概念并不一致。文化人类学所说的家庭的最小定义相当于“住户”，而并不完全符合“家庭”的概念。

    构成“家庭”的层面，有现实和意识两个方面。例如现实中就存在即使对方和自己完全是陌生人，但只要有血缘关系存在，就被认为是实际上的家庭成员的情形。但是只要当事人本人没有意识到，这个“家庭”的实体是不存在的。正如从遗华日侨在日本寻找亲戚作自己的身份担保人的事例中可以看到的那样，只有当事者们均承认事实并具有家庭意识，家庭才真正成立。即便是上述情形，也存在着一方具有家庭意识而另一方否认的情况。由此可见，与其说“家庭”存在于现实中，不如说更多地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

    在此，我们把使家庭成立的意识称为家庭自我认同意识(family identity，简称FI)吧。正如字面所示，所谓家庭自我认同意识，是指一种“界定范围的定义”，即把什么等同于家庭。identity(自我认同，也译为“自我同一性”)这个心理学术语由埃里克·霍姆伯格·埃里克松创制，后来从个人扩展开来，被进一步应用于各种各样的集体身份认同意识当中。企业认同(corporate identity)和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就是其中的实例。作为“法人资格”而被视为超个人实体的企业CI(即企业认同意识)，也是由每个个人的意识所承担组成的。人们质疑集体身份认同，是因为集团是人为组成的，故具有脆弱性。因此人们一直认为是很自然的集团，比如像家庭和社区这样的初级群体，迄今为止没有被提及身份认同意识的问题。

    尽管如此，本书引入FI(家庭自我认同意识)这一术语，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家庭已失去了实体的自然性而渐渐被看作是多少带有人为组成的组合物。其次，迄今为止传统上被视为家庭“实体”的东西与FI之间出现了偏离。第三，FI由每个家庭成员所承担而形成，这一概念因其承担者们的不同而呈现立体观照和多元化，因而可以记述家庭成员之间的意见分歧。为了分析转折时期的家庭状况，在表述意识与现实之间的差异、家庭成员之间的差异方面，FI是一个非常便利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