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囊（中华国学经典精粹·处世谋略必读本）

一本辑录了中国古代奇人智士思想智慧故事的奇书；一本表达了冯梦龙的政治见解和思谋韬略的经典，被称为“中国古代智慧宝石的锦囊”。碰撞智慧、呈现智谋，妙趣横生、情节生动。不论是经邦治国，高瞻远瞩，还是出奇制胜，决胜千里，抑或是轻取富贵、全身持家，古人的种种智慧韬略，几乎收揽无遗。读此书如入宝山，金玉琳琅，美不胜收。愿大家在恣情赏览之余，都有所斩获，携得几件宝贝归来。 

以通俗文学创作著称于世的明代文学家冯梦龙，留给后人的不仅有“三言”，还有不少用浅近文言文写成的名篇佳构。《智囊》就是这样一部作品。
　　《智囊》是冯梦龙搜集的子史经传与笔记丛谈中有关智慧的故事集，是一部帮助人们排忧解难和克敌制胜的处世奇书。全书共分为上智、明智、察智、胆智、术智、捷智、语智、兵智、闺智、杂智十部共计二十八个小类。全书既有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大谋略，也有士卒、漂妇、仆奴、僧道、农夫、画工等小人物日常生活中的聪明才智。这些故事汇成了中华民族古代智慧的海洋。

冯梦龙（1574年－1646年），名梦龙，字犹龙，别署龙子犹，明末长洲人，明代文学家、戏曲家。其著名作品为《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称“三言”。

【智 囊 目录】
见大卷一
远犹卷二
通简卷三
迎刃卷四
知微卷五
亿中卷六
剖疑卷七
威克卷八
识断卷九
灵变卷十
应卒卷十一
敏悟卷十二
善言卷十三
制胜卷十四

前言
　　冯梦龙（1574—1646），明代文学家、思想家、戏曲家，字犹龙，又字公鱼、子犹，别号龙子犹、墨憨斋主人、吴下词奴、姑苏词奴、前周柱史……还有许多他使用过的笔名。
　　冯梦龙出生于明万历二年，这时西方世界正值文艺复兴时期，而我们这个几千年的文明古国，也出现了许多“离经叛道”的思想家、艺术家，如李卓吾、汤显祖、袁宏道等，他们以惊世骇俗的见解、鲜明的个性、卓绝的艺术成就，写就了我国思想史、文学史上的璀璨篇章。在这一批文人中，冯梦龙因为在小说、戏曲、民歌、笑话等通俗文学的创作、搜集、整理、编辑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得以在我国文学史上留名。在南明唐王隆武二年，也就是清顺治三年，冯梦龙以七十三岁的高龄去世。这个时期似乎也是当时文人的死亡高峰期，就在这一年前后，有许多著名文学家，如凌濛初、侯峒曾、黄淳耀、黄道周、吴应箕、夏允彝、祁彪佳、刘宗周、阮大钺、王思任、杨廷枢、陈子龙、夏完淳等，都在战乱中死去。可以说，一场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式文艺复兴，就这样在清兵的铁蹄下夭折了。
　　冯梦龙之所以能在文学上有所造诣，与他的家庭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冯梦龙出生于南直隶苏州府吴县籍长洲（今江苏苏州）的一个名门世家，冯氏兄弟三人因为才华出众被当时的人们称为“吴下三冯”。冯梦龙的兄长冯梦桂是一个画家，冯梦龙的弟弟冯梦熊是太学生（在太学读书的生员，亦是最高级的生员），曾协助冯梦龙治《春秋》，可惜这两人的作品都没有流传下来。
　　冯梦龙从小喜好读书，他在童年和青年时代与封建社会的
　　许多读书人一样，把主要精力放在诵读经史以应科举上。他曾在《麟经指月》一书的《发凡》中回忆道：“不佞童年受经，逢人问道，四方之秘复，尽得疏观；廿载之苦心，亦多研悟。”他的忘年交王挺则说他：“上下数千年，澜翻廿一史。”他的科举道路十分坎坷，屡试不中，后来在家中著书。因热恋一个叫侯慧卿的歌妓，冯梦龙与生活在苏州的茶坊酒楼之中的下层人民频繁接触，这为他熟悉民间文学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他的《桂枝儿》《山歌》民歌集就是在那时创作的。
　　直到崇祯三年，时年五十七岁的冯梦龙才补为贡生，次年破例授丹徒训导，崇祯七年升任福建寿宁知县，四年以后就回了家乡。科举之路的挫折，让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他热爱的文学上，他不只爱写诗文，更爱写历史小说和言情小说，尽管他的诗集没有流传下来，但值得庆幸的是，由他编纂的三十种著作得以传世，为中国留下了一批不朽的文化珍宝。《智囊》就是其中的一本著作。
　　《智囊》共分上智、明智、察智、胆智、术智、捷智、语智、兵智、闺智、杂智十部，共计二十八个小类，其中讲述了从先秦到明代的智慧故事，辑录了一千多则，是一部反映古人运用智术计谋排忧解难、克敌制胜的奇书。本书中我们撷取了书中一些对现代社会有较高实用价值的精华故事，希望能给读者朋友以启示。

　　见大卷一
　　【原文】
　　一操一纵，度越意表。寻常所惊，豪杰所了。集《见大》。
　　【译文】
　　一操一纵，往往在预料之外，这是平凡的人最害怕碰上，豪杰之士却最能拿捏分寸的地方。集此为《见大》卷。
　　1.太公 孔子
　　【原文】
　　太公望封于齐。齐有华士者，义不臣天子，不友诸侯。人称其贤。太公使人召之三，不至；命诛之。周公曰：“此人齐之高士，奈何诛之？”太公曰：“夫不臣天子，不友诸侯，望犹得臣而
　　友之乎？望不得臣而友之，是弃民也；召之三不至，是逆民也。而旌之以为教首，使一国效之，望谁与为君乎？”
　　评：齐所以无惰民，所以终不为弱国。韩非《五蠹》之论本此。
　　少正卯与孔子同时。孔子之门人三盈三虚。孔子为大司寇，戮之于两观之下。子贡进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夫子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此，则不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以不诛也。”
　　评：小人无过人之才，则不足以乱国。然使小人有才，而肯受君子之驾驭，则又未尝无济于国，而君子亦必不概摈之矣。少正卯能煽惑孔门之弟子，直欲掩孔子而上之，可与同朝共事乎？孔子下狠手，不但为一时辩言乱政故，盖为后世以学术杀人者立防。
　　华士虚名而无用，少正卯似有大用，而实不可用。壬人佥士，凡明主能诛之。闻人高士，非大圣人不知其当诛也。唐萧瑶好奉佛，太宗令出家。玄宗开元六年，河南参军郑铣阳、丞郭仙舟投匦献诗。敕曰：“观其文理，乃崇道教，于时用不切事情。宜各从所好，罢官度为道士。”此等作用，亦与圣人暗合。如使佞佛者尽令出家，谄道者即为道士，则士大夫攻乎异端者息矣。
　　【译文】
　　太公望被周武王封于齐这个地方。齐国有个叫华士的人，他的做人原则是不臣服于天子，不结交诸侯，人们都称赞他很贤明。太公望派人请他三次他都不肯到，就命人杀了他。周公问太公说：“他是齐国的一位高士，怎么杀了他呢？”太公望说：“不臣服天子、不结交诸侯的人，我太公望还能将他臣服、与之结交吗？凡国君无法臣服、不得结交的人，就是上天要遗弃的人。召
　　他三次而不来，则是叛逆之民。如果表扬他，使他成为全国民众效法的对象，那要我这个当国君的何用？”
　　评：齐国从此没有懒惰的人，始终没有沦为弱小国家。韩非《五蠹》的学说就是以此为本。
　　少正卯是和孔子同时代的名人，孔子的学生曾被少正卯蛊惑，数度离开学堂，使学堂由满座成为空虚。孔子做大司寇的时候，就下令在宫门外杀了少正卯。子贡向孔子进言道“: 少正卯是鲁
　　国的名人，老师您杀了他，会不会不恰当啊？”孔子说：“人有五种罪恶，比盗窃还要可恶：第一种是心思通达而阴险，第二种是行为乖僻而固执不改，第三种是言辞虚伪而能动人心，第四种是记取非义、多而广博，第五种是顺应错误而认为理所当然。一般人只要有其中一种罪恶，就会被君子诛杀。而少正卯是五种罪恶都有，是小人中的小人，不能不杀。”
　　评：小人没有过人的才能，就不能祸乱国家。假使有才能的小人能接受君子的指引，未尝对国家没有好处，而君子也不应一概摒弃他们。可是少正卯煽动迷惑孔子的弟子，几乎要压过孔子，还能和他同朝共事吗？孔子狠心下手，不只是为了阻止当时以口才便捷扰乱政局的状况，也为后世以学术原因杀人树立了榜样。
　　夸夸其谈的人徒具虚名而无实用；少正卯则好像很有用，实际上不可用。徒有口才而心术不正的小人，贤明的君主就应该杀了他。名人隐士，只有大圣人才能认识到其该杀的理由。唐朝萧瑶痴迷于拜佛，太宗命令他出家。玄宗开元六年，河南参军（官名，参谋军务，唐代兼管一郡军务）郑铣阳、丞郭仙舟献诗陈情，玄宗下诏：“看诗中的意思是在推崇道教。这种思想不切合时代的要求，当依其个人的喜好，免去官职做道士吧！”这种做法和圣人的行事正相吻合。假使痴迷佛、道的人都让他们出家做和尚、道士，那么士大夫以邪说异端攻击正道的事情就可以平息了。
　　2.诸葛亮
　　【原文】
　　有言诸葛丞相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及赦也。’若刘景升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乎？”及费祎为政，始事姑息，蜀遂以削。
　　评：子产谓子太叔曰：“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太叔为政，不忍猛而宽。于是郑国多盗，太叔悔之。仲尼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商君刑及弃灰，过于猛者也。梁武见死刑辄涕泣而纵之，过于宽者也。《论语》“赦小过”，《春秋》讥“肆大眚”。合之，得政之和矣。
　　【译文】
　　有人批评诸葛亮制定的法令太严苛，很少赦免罪人。诸葛亮回答说：“治理天下应本着至公至德之心，而不该随意施舍不当的小恩小惠。所以汉朝的匡衡、吴汉治国理政就认为无故开赦罪犯不是好事。先帝（刘备）也曾说过：我曾与陈元方、郑康成交往，从他们的言谈中，可洞悉天下兴衰治乱的道理，但他们从没说过赦免罪人是治国之道。又如刘景升父子（刘表、刘琮）年年都赦免人犯，对治理国家有什么帮助呢？”后来费祎主政，采用姑息宽赦的策略，西蜀的国势因此削弱不振。
　　评：子产对太叔说：“只有具有大德的人，才可以用宽容的方法来治理人民；次一等的就只能用严厉的律法来治理了。猛烈的大火，人看了就感到害怕，因此很少有人被烧死；平静的河水，人们喜欢接近嬉戏，却往往因此被淹死。所以用宽容的方法治理国家是很困难的，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后来太叔治理国家，不忍太过严厉，于是郑国盗匪猖獗，太叔非常后悔。孔子说：“政令过于宽容，百姓就会轻慢无礼，这时就要用严厉的律法来约束他们；过于严厉，百姓又可能凋残不堪，这时则要用宽松的政令来缓和他们的处境。用宽容来约束残弊，用严厉来整顿轻慢，这样才能做到人事通达，政风和谐。”商鞅对弃灰于道的人也处以黥刑，这样就太过严苛了；梁武帝每见有人要被执行死刑就流泪，并释放他们，这样又太过宽容。《论语》有“对小的过错予以宽容”的说法，而《春秋》曾讥斥“那些放纵有大过错的人”，二者只有调和得当，才能实现政事的和谐。
　　3.汉光武帝
　　【原文】
　　刘秀为大司马时，舍中儿犯法，军市令祭遵格杀之。秀怒，命取遵。主簿陈副谏曰：“明公常欲众军整齐。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奈何罪之？”秀悦，乃以为刺奸将军，谓诸将曰：“当避祭遵。吾舍中儿犯法尚杀之，必不私诸将也！”
　　评：罚必则令行，令行则主尊。世祖所以能定四方之难也。
　　【译文】
　　东汉光武帝刘秀做大司马的时候，有一次他府中的一个奴仆犯法，军市令祭遵杀了这个人。刘秀很生气，命令部下将祭遵收押。主簿陈副规劝道：“主公一向希望能够军容整齐，纪律严明，现在祭遵依法办事，正是遵行军令的表现，怎么能怪罪他呢？”刘秀听了很高兴，不但赦免祭遵，而且让他担任刺奸将军。又对所有的将士们说：“你们要多避让祭遵！我府中的奴仆犯法尚且被他杀了，他肯定不会偏袒你们的。”
　　评：赏罚分明，军令才能够推行，军令畅行无阻，主上自然受到尊重。刘秀正因为如此才能平定四方的战乱。
　　4.孔子
　　【原文】
　　孔子行游，马逸食稼。野人怒，絷其马。子贡往说之，毕词而不得。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听说人，譬以太牢享野兽，以九韶乐飞鸟也。”乃使马圉往谓野人曰：“子不耕于东海，予不游西海也，吾马安得不犯子之稼？”野人大喜，解马而予之。
　　评：人各以类相通。述《诗》《书》于野人之前，此腐儒之所以误国也。马圉之说诚善，假使出子贡之口，野人仍不从。何则？文质貌殊，其神固已离矣。然则孔子曷不即遣马圉，而听子贡之往耶？先遣马圉，则子贡之心不服。既屈子贡，而马圉之神始至。圣人达人之情，故能尽人之用。后世以文法束人，以资格限人，又以兼长望人，天下事岂有济乎？
　　【译文】
　　孔子有一天出游时，他的马挣脱了缰绳，啃食路边地里的庄稼，农夫非常生气，捉住马并把它关了起来。子贡前去要马，放下架子低声下气地恳求农夫，没想到农夫根本不理他。孔子说：“用别人听不懂的道理去说服他，就好比请野兽享用太牢（祭祀时所用的牛、羊、猪三牲，是最丰盛的祭品），请飞鸟聆听《九韶》（古乐名）一样。”于是孔子改派马夫前去要马，马夫对农夫说：“你从未离家到东边去耕作，我也不曾到西边来，但两地的庄稼长得一模一样，马儿怎知那是你的庄稼而不能偷吃呢？”农人听了觉得有道理，便把马儿还给了马夫。
　　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对粗人谈论诗书，这是不知变通的读书人所以误事的原因。马夫的话虽然有理，但这番话若是从子贡口中说出来，恐怕农夫仍然不会接受。为什么呢？因为子贡和农夫两人的学识、修养相差太远，彼此早已心存距离；然而孔子为什么不先让马夫去要马，而任由子贡前去说服农夫呢？因为如果一开始就让马夫前去，子贡心中一定不服气。如今不但子贡心中毫无怨尤，也使得马夫有了表现的机会。圣人能通达人情事理，所以才能人尽其才。后世常以成文的法规来束缚人，以各种资格来限制人，以拥有多种长处来期望人。这样，天下之事怎么还能有成功的希望呢？
　　5.胡世宁
　　【原文】
　　少保胡世宁，为左都御史，掌院事。时当考察，执政请禁私谒。公言：“臣官以察为名。人非接其貌，听其言，无以察其心之邪正、才之短长。若屏绝士夫，徒按考语，则毁誉失真，而求激扬之，难当矣。”上是其言，不禁。
　　评：公孙弘曲学阿世，然犹能开东阁以招贤人。今世密于防奸，而疏于求贤，故临事遂有乏才之叹。
　　【译文】
　　明孝宗时，少保胡世宁担任左都御史，负责掌管都核院的事。当时正要考核执政的官员，有人请孝宗下令禁止百官私自拜访都御史。胡少保向孝宗进言说：“为臣的职责是负责考察官员。如
　　果不观察一个人的外貌、聆听他的言谈，就无法知道他心地是否正直、才能是否出众。如果禁止御史接触官员，只按照别人的评语来做判断，那么毁誉就失去了真实性。想要适当地激励选拔
　　人才，就很难办到了。”孝宗同意他的奏言，于是没有实施该项禁令。
　　评：公孙弘从事邪曲不正的学术，又善于阿谀奉承，却能开设东阁，招请贤人。当今之世，光顾着防范奸人却忽略了招揽贤人，所以一旦有事，就会感觉无人可用。
　　6.燕昭王
　　【原文】
　　燕昭王问为国。郭隗曰：“帝者之臣，师也；王者之臣，友也；伯者之臣，宾也；危国之臣，帅也。唯王所择。”燕王曰：“寡人愿学而无师。”郭隗曰：“王诚欲兴道，隗请为天下士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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