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76103700
本书作者尝试在阴阳五行学说的视野中，重新梳理董学体系，以董仲舒《春秋》学的核心主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作为安置董学核心要素的基本逻辑框架，力图展现出董仲舒在大一统政治环境中为了实现长治久安的圣王之道所作的种种努力。本书力图克服以往的董学研究中存在的“以西释中”方式和“碎片化”倾向，尝试用董学自有的概念阐释董学，致力于在董学自身的逻辑中，重新构建董学的完整体系，是近年来董学与儒学研究的一项突破。
本书是我的博士论文修订而成。当时选择汉代作为主攻方向，首先得益于田丰师兄的提点：做汉代的人实在是太少了！虽然田师兄没有明言这可能是由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偏见所致，但我很想搞清楚，为什么我们会有那么大的偏见？
当我开始这场探索后，我无比惊叹于汉代的恢弘与独特，说它是中国文化的定型期毫不为过。选择董仲舒作为这场探索的突破口，则因为他是这个定型过程中的灵魂人物。既有的董学研究——尤其是现代哲学史范式中的董学研究虽然已经关照到董学的多个方面，且已有丰硕成果，但并不能很好的从总体性上回答一个问题：董仲舒究竟做了什么，让他成为了那个划时代的灵魂人物？我想找到一个能够将董学的所有核心要素贯串起来的东西，因为我相信董学是有着自身逻辑秩序的完整体系，而不是只有董仲舒宇宙论、董仲舒本体论、董仲舒伦理思想、董仲舒政治思想、董仲舒法律思想、董仲舒教育思想、董仲舒美学思想、董仲舒宗教思想、董仲舒经学思想等等这样的一堆东西。
最终我找到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阴阳五行学说，它构成了董学所有核心要素的理论背景；另一个是《春秋》学，它是董学所有核心要素的理论依归。因此我尝试以阴阳五行学说的发展史以及与董学核心要素的关系作为了研究董学的基本理论视野，以董仲舒《春秋》学的核心追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作为了安置董学核心要素的基本逻辑框架，最终完成了这场探索。
进行这场探索的同时，我也在进行另一种尝试，即尽可能使用董学自有的概念来解释董学。这实际上源于我对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的疑惑：为什么古代人可以理解并可以自觉进入的学术体系，到了今天，我们就非得使用西学的概念才能解释清楚？论文最初定名为《阴阳五行视野下的董仲舒政治哲学》，当然有自身专业的考虑，一篇哲学系的博士论文最好还是能体现出专业特色。但是我对政治哲学这个概念的使用是很宽泛的，以它来指称董仲舒所有与政治相关的学说，与台湾学者更喜欢用的政治学说这个概念完全等同。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哲学基本上可以成为董学的代名词。正如周桂钿先生经过几十年的反思最终确认了董学在本质上就是政治哲学。但是为了避免来自西方政治哲学研究者的诘难，我最终决定放弃这个概念，仅以董学指称董学。
在书稿修订时，我发现曾经零星使用过的哲学概念(包括哲学这个词本身)即便是全部去掉，对理解董学也不会造成任何障碍。因此，我将书名定为《究天人与通古今：董仲舒政治学说新阐》，作为“以中释中”的一种尝试。这并不是一种“学术民族主义”，我对西学也毫无偏见，只是相信如同西学完全可以使用自有的概念来解释自身，中学也应当具备这样的能力。在以中释中的过程中，最首要的不是诠释出多少有现代价值或现实意义的东西，而是先讲清楚它到底是什么，并用现代人能听懂的语言讲出来。这本书就是用现代汉语讲清楚董学到底是什么的一种尝试。
序
董仲舒思想研究是学术界自改革开放以来研究的重点，近年在各方面力量和各种因素的推动下，成为热点，是当代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的前沿问题。
董仲舒思想内涵丰富，意蕴深厚，学术界多年来已经做了很多富有学术价值的工作。纵贯地看，侯外庐（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第三章：《董仲舒公羊春秋学的中世纪神学正宗思想》，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三册第二十七章：《董仲舒公羊学和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册第五章：《独尊儒术与对儒家神学的批判》，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任继愈（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卷：《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神学体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李泽厚（《秦汉思想简议》，《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李锦全（《也谈怎样理解董仲舒的自然观问题》，《新建设》1965年10月；《论汉代正宗神学奠基者董仲舒的哲学思想》，《学术研究》）1981年第6期）、刘泽华（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第三章：《汉帝国的政治“大一统”与独尊儒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汤一介（汤一介、李中华主编：《中国儒学史》两汉卷，第二章：《董仲舒公羊学的儒学思想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金春峰（《汉代思想史》：《董仲舒思想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周桂钿（《董学探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陈苏镇（《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第二章：《“以礼为治”和“以德化民”——汉儒的两种政治学说》，中华书局2011年版）、赖美琴（《韩非与董仲舒政治哲学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张俊峰（《董仲舒政治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等学者都做了别具一格的研究，阐发了自己的见解。大致说来，大陆地区的学者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期的研究，总体上侧重于董仲舒哲学思想的性质、董仲舒思想的社会历史作用等展开阐释，一般认为董仲舒哲学思想是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以天人感应为中心的思想体系本质上是粗鄙的神学；董仲舒构建的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价值观，是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的，是封建社会的总道德、总原则。如果从评价的角度看，这个时期对于董仲舒天人感应的哲学思想、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价值理念和发展观念是持否定态度的。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随着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的深入，以“两个对子”（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军对战”为核心和标志的苏联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被扬弃，从哲学范畴、社会思潮入手研究包括董仲舒思想在内的成果日渐增多，对董仲舒思想的评价逐渐走向正面。20世纪90年代以后高潮迭起的国学热、传统文化热，客观上推动了董仲舒思想研究的深化和拓展。时至今日，对于董仲舒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崇尚统一的政治理念、三纲五常的核心价值观、兴学重教的教育思想、贵和尚中的和谐理念、《春秋》公羊学说等方面，学界都给予了相当正面的评价。但是，对于董仲舒的阴阳五行思想，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学界的研究还颇为不足。前面提到的诸多学者的论著中，对于董仲舒阴阳五行思想与其政治学说的关系，要么有所缺失，忽略不计，要么一笔带过或者简略介绍。真正从董仲舒思想体系切入，从阴阳五行视野对董仲舒学说进行系统阐释的成果，实在稀缺。
考察海峡对岸的学界，钱穆的《国史大纲》固然对董仲舒褒扬有加，甚至说董仲舒《天人三策》与贾谊的《治安策》一道奠定了汉代文治政府的基础，但对董仲舒阴阳五行思想却讳莫如深（钱穆：《国史大纲》第八章：《统一政府文治之演进》，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论及董仲舒时，比较重视其天人思想，但对于阴阳五行与董学的关系，也未深究（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九章：《贾谊至仲长统》）之第三节《董仲舒》，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钱穆和萧公权以上著作出版于1940年代，是各自的代表作，长期不断重印（直到现在，两岸都在继续印行），典型地反映了他们对相关问题的见解。徐复观1970年代出版的《两汉思想史》卷二有专章研讨董仲舒，并且认为董仲舒思想的出现，是“先秦儒家思想发展中的转折及天的哲学大系统的建立”，（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二：《先秦儒家思想发展中的转折及天的哲学大系统的建立——董仲舒的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76年版）。强调突出董仲舒的天的哲学，但他关注的重点是关于天的哲学的方法问题、天人关系问题、天与政治的问题，尽管谈到了董仲舒与《洪范》五行的关系，但却没有从整体上探讨阴阳五行与董仲舒思想的关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王博博士的学术专著《究天人与通古今：董仲舒政治学说新阐》，是一部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用新的学术视野开展董仲舒政治学说研究的新成果。可以说，这部著作的完成和出版，是在会通上述诸多学者成果的基础上，在吸纳这些年学界相关研究的条件下，独立思考、独出机杼的新成果，是对既往相关研究成果的超越。
王博是北京大学哲学博士。这部著作是他在其博士论文《阴阳五行视野下的董仲舒政治哲学》基础上修订而成。正如王博自己所说，该书尝试在阴阳五行学说的视野中重新梳理董学体系，以董仲舒《春秋》学的核心主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作为安置董学核心要素的基本逻辑框架，力图展现出董仲舒在大一统政治环境中为了实现长治久安的圣王之道所作的种种努力。该书除导论和结论外，主体部分共四章。第一章题为《阴阳五行与天人合一及大一统》，在系统回顾阴阳五行学说发展史的基础上，以政治化的阴阳五行学说作为董学的基本思想背景。认为阴阳五行学说政治化的每一项实质性推进，都出于大一统政治的实际需要，质言之，是在不断趋新的历史条件下用阴阳五行学说来重建或构建天人的合一。第二章题为《阴阳五行与大义》，从思想史层面对董仲舒《春秋》学的主旨，经世、灾异、决狱三大面相，以及阴阳灾异说等进行系统性的阐释，揭示作为核心工具的阴阳五行学说对董仲舒提出其政治学说的重要意义，阐明阴阳五行学说是董仲舒实现他的《春秋》学主旨“究天人”与“通古今”的理论基础，全面系统地讨论董仲舒的政治学说。第三章题为《阴阳五行与究天人之际》，分别从天人之际、天人相副、圣人配天三个层面切入，阐释董仲舒“究天人”的思想。认为董仲舒以阴阳五行学说作为工具构建起的天人之学体系，以“十天端”学说为基础，暗示了天人之间的距离需要依靠阴阳五行来弭平，阴阳五行之理同时也证明了天人可以相副并实现天人感应。将人副天数、同类相动、天人感应学说安置到一个逐步深入的天人相副学说中，进而论证董仲舒的人性论在于证明为何圣人必得立教化而代天理民，以阴阳五行之理指导自己的行政，由此实现王道。第四章题为《阴阳五行与通古今之变》，以阴阳刑德与更化、从五德到三统、官制象天为论说对象，从通古今之变的视野中重新梳理董仲舒的阴阳刑德学说、历史学说和官制学说。这是董仲舒把天人合一理论置入于社会历史的实际运展之中。董仲舒既以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提出新的政治原则，又要进一步用新的天命解说作为改制的依据，并最终以完美的官制设计保证政治权力的良性运行。在这个完整的理论构造中，阴阳五行成为核心依据。
在对相关问题进行史论结合的细致而又深入的论证后，作者在《结论》部分提出了若干看法。作者认为，董仲舒依托《春秋》学，利用作为时代共法的阴阳五行构建起了究通天人、古今的大系统，其最终目标都指向了对现实政治的改造，以期实现千古一贯的圣王之道。他提出一整套理论并非仅着眼于时代的难题，而是要实现长治久安的圣王之道。今日的我们要理解董仲舒的成就，也应该把他放在政治理论家这个维度中来审视。作为《春秋》学家，也许董仲舒并不成功，但他依托于《春秋》学所构建起的贯通天人、古今的大系统所要实现的目标不仅是古代政治理论的核心关切，也奠定了董仲舒以后学术与政治互动的基本图式。作者还认为，董仲舒天人合一学说的真实意趣，是礼乐兴而教化行的圣王之道。董仲舒将圣王之道最终落实为君臣、父子、夫妇各得其宜的人伦政治的和谐，却未曾料想王道三纲逐渐演变为礼教的核心内容，既让以秩序为追求的政治理论家以此为楷模，又为越礼教而任自然的士人所极力抨击，更成为今人鞭笞专制政治泯灭人性的理据。作者提出，在以秩序为核心追求的政治学说中，为礼制找到最坚实理据的，首推董仲舒。无论董仲舒的王道理想是否可行，比起学者们所擅长的种种居高临下式的道德批判，董仲舒少了很多狂妄，更显得睿智和理性。作者还提出，董仲舒用阴阳五行构建了近乎完美的天人相副学说，在理论层面实现了究天人之际的《春秋》学理想。董仲舒以王道政治作为天人合一的现实依归，不仅为当时的帝王提出了努力的目标，更使自己的理论汇入中国古人关于理想政治的漫长追寻历程中去。董仲舒提出的政治原则上承诸子，下启后学，成为难以逾越的理论高峰。在大一统政治成为秦汉以后中国的主要政治运作方式后，董仲舒是第一个以系统的理论建构来限制和平衡大一统王权的学者，他对德政的强调及对法家政治的反对皆足以让他成为划时代的人物。作者这些见解，人们自可见仁见智，但不得不承认，作者是经过认真研究后而得出的独特新颖之见。
作为一个青年学者，王博这部著作的优长之处首先表现为其思想的敏锐度高，问题意识强。从政治哲学入手，抓住董仲舒生活时代大一统的时代主题，以阴阳五行理论统贯董仲舒学说，揭示其内涵、特质和作用，透显其究天人、通古今之道，无疑是抓住了董仲舒思想的纲领，抓住了董仲舒学说研究的关键。王博这部著作的第二个优长之处，是整体感强，重点突出，逻辑严谨，不枝不蔓。这些年出版的相当部分学术著作，动辄洋洋数十万言，铺陈过度，渲染过分，曲里拐弯，冗言赘语甚多，结构松散，缺乏重心，看得人稀里糊涂。王博这部著作不是这样，它主题鲜明，重心突出，观点凝练，章与章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论点和材料扣合甚好，没有游离主题的无端铺陈。该书的第三个优长之处是确有创新。作者抓住董仲舒天人思想这个关键，彰显其作为核心理念的天人合一，突出阴阳五行在董仲舒政治学说中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是将大一统进程与阴阳学说的政治化、大一统进程与五行学说的政治化作为董仲舒政治学说的思想文化背景与精神滋养，体现出优良的哲学素养和提炼问题概括问题的能力。作者对董仲舒《春秋》阴阳灾异说所作的解读尤其深刻，较好地展现了思想家既要参与并维护大一统政治的理想，又要适度限制君权的主观愿望之间的现实落差，比较合理地诠释了董仲舒实现政治理想的困顿所在。作者对董仲舒天人相副学说做了富有新意的阐释，认为董仲舒的天人相副学说包含人副天数、同类相动和天人感应三个逐步深入的层面，是一个理性化的构造。其中人副天数是天人相副的学理基础，其核心原理为“可数者副数，不可数者副类”；同类相动乃对天人为何相副尤其是“不可数者”为何“副类”的进一步论证，将经验认识上升到普遍规律；天人感应则是在前两者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天人之间的互感互通并非神意。在此基础上，作者阐明了天人相副最根本的内涵是人主与天相副，从而实现天下大治而成为圣人。作者对于董仲舒三统说的阐发饶有新意。作者认为，三统说并非顾颉刚所说的“半截子的五德终始说”，它的创立乃是出于对五德终始说的反对，并以正朔服色方面的全面改构而彻底放弃了以五行学说解释历史演进的做法。在三统说中，董仲舒更为钟情的阴阳学说扮演了突出角色。这样，作者彻底超越了自顾颉刚先生以来的成说。该书的第四个优长之处是平实畅达。概念平实，不故弄玄虚，不故作高深。作者坦承，研究中国学问，先要讲清楚它到底是什么，并用现代人能够听懂的语言讲出来，“这本书就是用现代汉语讲清楚董学到底是什么的一种尝试”。综观全书，我觉得作者达到了这个目的。
王博博士的这部著作，从其在北京大学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之际，就受到作为论文评审专家的前辈学者的肯定和鼓励。有的专家指出，该书阐释的董仲舒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以阴阳五行为纲骨而建构了宏大的思想体系，呈现了阴阳五行学说从先秦到汉代的发展脉络，突出了董仲舒政治哲学的核心内容和主要特点，是推进董仲舒研究的一个学术新成果。有的专家指出，该书以董仲舒政治化的阴阳五行的哲学思想为核心，挖掘和诠释董仲舒政治哲学的内涵和基本特征，反映了作者的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的自觉，是一篇高水平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我阅读这部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订后的著作后的感觉而言，我觉得专家们的意见是严肃的，是符合实际的。
董仲舒思想的研究，这些年来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态势下，势头迅猛。数量甚多的专著、论文、研究项目、国内外学术会议、专业学术团体、大学研究机构、学术期刊、大众传媒，齐心协力，共襄盛举，把以董仲舒儒学研究为重心的董学研究乃至汉代思想文化研究推进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高度。与此同时，在发挥老一辈和中年一辈董学研究专家的带头作用的基础上，涌现出一批好学深思、思想活跃、勇于创新的青年才俊，王博博士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现在这部专著的出版，便是明证。今天，我们要光大中国精神，传承中华文脉，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用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引领董学研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更高的发展层面上、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中，守正创新，开掘董学研究的新课题，拓展董学研究的新局面，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为此，需要在新的条件下，突破既有的研究范式，突破传统的学科划界，多学科协同创新。董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董学与中华文化共同体、董学与传统思想文化形态、董学与汉代文治政府、董学与究天人通古今的思想传统、董学与礼法合用的治国方略等问题，都是值得我们去探索去深究的重要课题。我曾经讲过，与其说两千年之学是荀学，不如说两千年之学是董学；与其说两千年之政是秦政，不如说两千年之政是汉政。这是从秦汉到清末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和思想文化演进的宏阔层面审视董学的意涵及其影响后得出的感受。但这需要具体而细致的学理论证和历史分析。这个论题会引出很多颇有意味的话题和争论，势必有助于董学研究乃至更为广阔范围的传统思想文化研究的深化。
路漫漫其修远兮，董学研究正未有穷期。在祝贺王博博士这部著作出版的同时，我希望他能够继续努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董学研究的领域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我也乐意与他和学界其它同好一道，为董学研究的升华，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而共同努力。
是为序。
李宗桂2022年8月29日凌晨3点58分写毕于广州中山大学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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