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青少年心理学丛书：婴儿心理学

本书展示了古今中外的专家、学者以科学的方式对婴儿出生时期的行为、言语、情绪、气质、自我的发展、婴儿成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研究以及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对婴儿心理的影响和相应的积极干预，见微知著。书中案例丰富，耐人寻味，引人思考。 

该书从三个方面阐述了婴儿的生理发育、动作与认知及情绪与社会性的发展；同时系统阐述了影响婴儿发展的家庭、社会环境因素。其体现了以下特点：其一，充分展示本领域理论的多样性及不同理论从各自的角度对多姿多彩的婴儿发展过程的解释。其二，婴儿研究技术和方法的改进决定了婴儿研究的深度。该书补充了大量新近研究，这些研究已经发现婴儿在许多方面比我们过去认为的更有能力。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人都希望知道如何能更好地看待和养育孩子。 

婴儿期是人类个体生命周期中的起始阶段，所以婴儿期是客观存在的，并不依赖于是否被人类发现。早期儿童学、医学将婴儿期认定为0～1岁。心理学家对婴儿期的界定也不一致。普莱尔(W.Preyer)于1882年在《儿童心理学》中对婴儿期的界定为0～3岁，伯克（L.Berk）认为婴儿期是0～2岁。20世纪80年代，朱智贤先生把0～3岁的儿童界定为婴儿，并且将其细分为两部分，0～1岁的儿童属于婴儿早期，1～3岁的儿童为婴儿期。陈帼眉和许政援于1987年依据真实的形成人类的心理特征，将1～3岁认定为先学前期和前幼儿早期。我国学者孟昭兰综合考察婴儿身体与心理结构等发展的8个方面，将婴儿期界定为0～2/3岁。林崇德于2002年在发展心理学著作中将婴儿期界定为0～3岁。总体上，对于婴儿期的划分有三种方式: 0～1岁、0～2岁、0～3岁。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后两种划分方式得到大部分发展心理学学者的认同，但是分歧和争论一直存在。但现在更多的研究者根据语言、动作、认知以及社会性的整体发展和连续发展的原则将婴儿期确定为0～3岁。随着各个学科对婴儿研究的深入与拓展，基于心理发展连续性的观点，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将0～3岁划分为婴儿期是合理的。本书也将以0～3岁作为婴儿期来介绍该阶段儿童的发展特点。节婴儿研究历史在现代人眼中，儿童天真、可爱、弱小、无辜，需要受到精心的呵护与完善的教育，这些观念已深入人心。然而，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我们的祖先也是这么看待和对待他们的孩子的吗？事实上，在人类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化与社会群体中，父母对待婴儿和儿童的方式是不同的。文化历史蕴含着道德、人权、婚姻与家庭、战争与和平、生与死等的信念和价值观。因此，不研究文化历史环境，就不能彻底理解婴儿和儿童的发展。正如布朗芬布伦纳（U.Bronfenbrenner)的生态系统理论所认为的：　婴儿所处的社会文化发展过程和制度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婴儿的发展（Bronfenbrenner, 1992）。一、　婴儿研究的历史背景从儿童观的历史演变过程，可以大概了解婴儿研究的历史背景。儿童观是指人们对儿童的根本看法和观念，具体涉及儿童的特性、权力与地位、儿童期的意义以及教育和儿童发展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杨佳(2011)等归纳了西方历史上儿童观的历史演变，他们提出与人类发展的文明史同步，儿童观的发展经历了古代、近代和现代等阶段。把婴儿作为独立的个体开始进行专门研究起始于近代儿童观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一)　远古时代原始社会时期，由于艰难的生活条件，人类的平均寿命约为14岁。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有杀婴、弃婴或杀婴献祭的习俗，这反映出当时客观上存在着这样一种儿童观: 儿童是氏族或父母的公共财产，可以任意处置(杨佳等，2011)。现代人种学家根据对现存原始部落的考察发现，在许多原始部落中，人们不将新生婴儿当作人，而将其视作父母或氏族的隶属品。原始人出于对自然界的敬畏，将婴儿作为祭品，以杀婴的形式祈求神灵的保佑。考古专家们曾发掘出土了大量被吃掉的幼儿的化石，而专家们通过分析发现，这样的现象至少存在了十几万年。直到公元前4世纪，社会上还流行着杀婴或弃婴(尤其是残疾婴儿)的习俗。(二)　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不少历史名人——如中国的老子和孔子，希腊的赫拉克利特、柏拉图、阿基米德等均诞生在这一时期。在这个时代里，人类的理性遭逢了千载难遇的发展契机，产生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文化，在中国表现为华夏文明，在西方则是古希腊—罗马文化。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儿童是父母的私有财产，生杀予夺之权都在父亲手中。例如，在古罗马，父母被告知不要拥抱和亲吻他们的孩子，只能在睡觉之前亲一下额头，或是当他们表现好的时候抚摸一下头。母亲的爱是“危险的工具”，这个工具会指向一个无法愈合的伤口，会给婴儿带来痛苦，给青少年带来噩梦，并会毁掉孩子成人后的职业和婚姻。法国学者内罗杜（J.Neraudau）的《古罗马的儿童》一书也描述了古罗马时期儿童生活的方方面面: 儿童被看成是缩小的小大人；儿童与大人的不同，仅仅在于体型；儿童在生活中接受教育，受古罗马文化和希伯来文化关于对儿童爱与管教的平衡思想的影响，婴儿被认为是不属于父母的神的附属，教育是为了创造一个适合于上帝意旨的成年人。虽然当时民众意识里也许并不注重儿童的地位和权利，但是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儿童观念，特别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提出了自由人的观点，他认为“人是自由的”。这也形成了他对儿童的基本看法。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儿童是城邦的未来公民，要用“自由教育”来教育这些未来公民们。亚里士多德在教育史上首次对儿童生长发育的年龄进行了分期，要求遵循自然施教。他说:“显然有一种教育，为父母的应该用以训练其子者，不是因为它有用或必需，而是因为它是自由的和高尚的。”所谓“自由”，就是“不偏狭”“不鄙俗”，适合于自由民的身体和心灵发展之需要(李秀萍，2009)。亚里士多德针对杀婴的习俗，要求制定法规，禁止抛弃婴儿(但畸形或残疾者例外)。中国先秦时期是“百家争鸣”的伟大时代，先后出现了老子、孔子、墨子、庄子等无数伟大的思想家，形成了璀璨的华夏文明并一直影响着后世。考察当时的文献可以发现，其中大多是关于成人世界的论述，如“天人关系”“伦理道德”“文治武功”等；而有关儿童的论述则极为少见(徐媛媛，2007)。但是，关于儿童的观点可以从当时的“人性论”的论争中略窥一二。《老子》中多次提到婴儿。老子认为，人在婴儿状态时都曾比较丰厚地拥有“天德”(刘峻杉，2012)。老子提倡人们回到“无知无欲”的婴儿状态，将婴儿的身体确立为理想的身体状态，表现出对儿童的“崇拜”之情。在老子看来，婴儿时期是生命的开始，它无知无识、无私无欲、自然天真、纯净质朴，但它有无限发展的潜力和可能(王刚，2008)。正是在婴儿的身上，展现了自然生长的力量，显示了纯粹的境界，表现了生命的宝贵和完美。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对婴儿的基本认识，并把其上升到了道德高度。对中国历史具有长久深厚影响的是孔子。孔子的思想体系以“仁”为核心，“仁”即仁爱。孔子说:“仁者，人也。”爱人是“仁”的本质内涵。《论语·颜渊》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学而》中谈到“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孔子用孝悌作为行“仁爱”的开始，孝悌是爱人的根本，也是家庭伦理的基础。孔子认为应该把孝敬父母、尊敬兄长这种爱亲之情推广，达到从“爱亲”到“泛爱众”的目的。可以看出，孔子的仁爱与基督教的博爱、墨家的兼爱是有区别的，它不是不分亲疏远近、一律平等的爱，而是有等级、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爱。其实，早在西周时期，就开始形成了一套以血缘联系和社会政治等级关系密切渗透、交融的宗法制度。战国时期，庄周在《庄子·山木》中记载的“投璧负婴”的故事可能也反映了这种对血缘关系的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成人对儿童的重视以及儿童在家中的地位。孔子论性的时候只有一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从性与习的角度认识儿童，将二者分开，强调习的重要性，这正是对儿童观的初认定(李秀萍，2009)。可以看出，孔子重视儿童与成人的血缘关系，重视习得，重视儿童对家长的依附。孟子就曾发出过这样的感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法国儿童史研究学者曾运用历史的心理冲突理论探讨亲子关系的发展史，提出儿童历史前后相继的六个模式。这六个模式是: (1) 弑婴模式(远古～公元4世纪): 弑婴为父母惯用手段;(2) 弃婴模式(公元4世纪～13世纪): 父母接受孩子也有灵魂的观念，以弃婴代替杀婴;(3) 过渡模式(14世纪～17世纪): 父母有关观念充满矛盾的时期;(4) 介入模式(18世纪): 父母更加贴近孩子，发生移情;(5) 社会化模式(19世纪～20世纪中叶): 父母对孩子进行教育引导，使其社会化;(6) 帮助模式(从20世纪中叶开始): 父母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帮助孩子成长。
(三)　西方的中世纪时期(大约公元5世纪～十五十六世纪)公元400年以后，随着罗马帝国的没落，基督教逐渐广为传播，进入了中世纪时期的西方。在中世纪，儿童被看作小大人。这种“预成论”观点把儿童看作一个已经制造好了的小型成年人降生到世界上，儿童与成人的区别仅仅是身体大小及知识多少的不同。阿利埃斯（P.Ariès)在其儿童史和家庭史的奠基之作《儿童的世纪: 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中指出: 在中世纪文化中，儿童和成年人的世界只有微不足道的差异，只要儿童断奶就会被看作是成年人的自然伙伴。他们混入成人中间，穿着与大人相仿的衣服，与其一起劳动、竞争、社交、玩耍。童工是普遍现象，劳动条件也类似成年人(Koops，2008)。在当时涉及儿童的绘画中，他们大多被画上了成年人才有的肌肉。也就是说，儿童只是小上几号的成年人而已。所以我们看见的中世纪有关耶稣的幼儿期画像无一例外都是“可怕的侏儒”，而不是儿童。这种儿童观不承认儿童有自己的世界，也没有认识到儿童有自己独特的需要。基督教的观点认为清白和贞洁是通往上帝的途径，而非感觉。但是另一方面，从公元400年开始，在这段时期，基督教会开始对欧洲有关儿童养育行为的观念和实践产生影响。教会根据古代和当时犹太人的经验，建议父母要关爱儿童并保护儿童，避免其夭折、被虐待和杀害。这个时期出现了为婴儿建立的墓碑，也出现了由于错误对待儿童而对父母实施的刑法。这种观点认为，虽然上帝塑造了人的身体，但身体是可以用来享受和展示的。作为一名神父，奥古斯丁(A.Augustinus)在《忏悔录》中早详细记载了有关婴儿发育和婴儿看护的观点。在他的《忏悔录》自传中，一开始便从发展的视角详细记录了他自己的婴儿期，描述了婴儿如何出生和吮吸乳房以及安静和哭闹的方式。他描述了婴儿的次微笑出现在睡觉期间，这算是早的对婴儿的观察了。时间来到了中世纪末期。这一时期，欧洲爆发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人们重新审视“人”的价值，人类的伟大精神获得了再生，人从神的统治下解放了出来，从而实现了“人的发现”(徐媛媛，2007)。夸美纽斯（J.Comenius）根据“教育适应自然”的原理，试图探讨“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类的全部艺术”这一话题。他提出: 要废除强制灌输的方法，多方面激发儿童的学习自觉性和能动性，通过改进学校环境和教学方法，把学生求知的欲望激发出来。他认为，“知识的开端永远必须来自感官”，因此教学应从观察事物开始(李秀萍，2009)。父母逐渐开始鼓励小孩与成人分离，以儿童及对儿童的保护和教育为中心的新的家庭观发展起来了。在中世纪晚期，一些医学著作提出了新生儿和婴儿早期的照顾方式。例如，12世纪，意大利的女医生建议用蜂蜜唤醒新生儿的味蕾，防止婴儿被强光照射和噪声干扰，用各种颜色和质地的衣服以及“歌曲和温柔的嗓音”刺激儿童的感官(Gies & Gies， 1987)。中国到了宋朝时期，儒家思想发展到理学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以忠孝为核心的儒家道德成为教育的目标，“二十四孝”是这类教育的典型。“埋儿奉母”“恣蚊饱血”“扇枕温衾”等孝道故事，都提倡孩子要为大人做牺牲；孩子的生命是父母赐予的，孩子孝顺父母天经地义。不但如此，父母对孩子甚至有生杀予夺的权利，“埋儿奉母”阐述的就是这个道理。封建社会中“长者为尊”的文化习俗还在很多方面影响着人们对儿童的养育方式。如儿童在初生时所经历的“蜡烛包”、童年时“四书五经”的机械诵读等。(四)　西方启蒙运动时期(17世纪~19世纪)这一时期，欧洲资本主义兴起，关于人类生命、尊严和自由的新观点开始出现，强调了个体不同于上帝、家庭和社会的重要性。洛克(J.Locke)(1632~1704)相信儿童需要更多的指导和训练，而非不切实际的鼓励。洛克提出，教育应该提供经过合理选择的所需的技能。他提出:“在我们脆弱的婴儿期，那些看似微小的甚至感觉不到的表现却会有重要且长期的影响(ClarkeStewart，1998)。”教育家卢梭(J.Rousseau)认为，儿童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童年是具有特权的时期。儿童为世界带来美好，教育需要遵从儿童的需要和爱好，尤其是婴儿和幼儿。儿童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教育应该是以儿童为导向的，并且是有年龄阶段的、接近儿童的。教学法和教育的方法要调整以适应儿童，并且只有当儿童表现出需要知识的时候，才必须提供给儿童知识。卢梭建议儿童应该“跑、跳并大声喊出内心的想法”(马文华，孙爱琴，2014)。18世纪中叶以后，现代的儿童观念出现了: 与孩子有关的一切事情和家庭生活都成了值得注意的事情，孩子的将来、现状都需要关注，孩子成了家庭的中心。文艺复兴运动高歌人的价值和尊严，宣扬人要从各种宗教的教义和束缚中解放出来；肯定人的现世享乐和欲望的满足，宣扬人生活的价值，提倡人的理性和文明。这就沉重地打击了中世纪的儿童“原罪说”，以人为本位的世界观很快影响了人们的儿童观(杜建一，2010)。在整个19世纪，家庭和工作地点逐渐分离，儿童远离了工作场所。由于文化的改变，用童工被认为是一种剥削，儿童应该被爱、被保护、被安慰、被教育(Synnott，1983)，社会开始将母亲的角色定义为家庭的管理者，爱和情感将家庭结合在一起(而非宗教、继承或经济原因)，伴随而来的是夫妻之间的感情纽带更加牢固，使得父母对孩子更加爱护、宽容和平等(ClarkeStewart， 1998)。儿童成为家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儿童被真正“发现”，童年时期被视为一个特殊的人生阶段。这些观念自此扎根于现代西方思想之中，并席卷了整个现代世界，成为不可动摇的价值观。婴儿学校在19世纪是为了防止童年期行为问题和预防城市犯罪为穷人的孩子准备的，主要教孩子阅读并提供给孩子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和经济支持(ClarkeStewart， 1998)。婴儿学校后来也对中产阶级开放。1840年，在马萨诸塞州，半数的3岁儿童都进入了婴儿学校。而到了19世纪，婴儿被送到学校是被谴责的，因为给孩子施加了太多压力，孩子应该自然发展，而不是被“推着”发展。关于婴儿教育价值的争论也同样贯穿于20世纪。19世纪，教育领域中出现了“教育心理学化”运动，主要代表人物有裴斯泰洛齐(J.Pestalozzi)、赫尔巴特(J.Herbart)、福禄贝尔(F.Frobel)。他们主张教育应以心理学规律为依据，由此来科学地认识儿童。随后一些生物学家、教育家开始对自己的孩子进行观察、记录，并发表关于儿童心理和儿童发展的著作。19世纪80年代以后，有关儿童的观察研究更是大量展开(马文华，孙爱琴，2014)。科学研究在认识世界时所产生的一些具体结论中会蕴含着一种普适的概念以及相应的思维方式和解释方式，如，胚胎学中“发展”概念的演变就会对儿童观的演变产生重要影响。科学会以其特有的方法直接研究儿童，而不仅满足于间接地影响儿童观，如，心理学研究对儿童观的形成就有非常直接的影响（徐媛媛，2007）。在中国，新教育运动是中国近现代深刻的一次教育思想启蒙运动，它对于解放儿童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但它又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运动，它有自身的历史特点和民族特点。鲁迅先生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讲道，“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鲁迅认为，儿童是有朝气的、独立的、自由的、可以支配自己命运的人。他认为，封建主义教育制度下培养的是“奴才”，导致了全体国民的“奴性意识”和“奴性人格”，因此，他呼吁“救救孩子”“解放孩子”。陶行知提出了“儿童是新时代之创造者，不是旧时代之继承者”的观点。他认为，儿童是可以自由活动、自由创造的，应该依据儿童的自然天性，启发、解放和促进儿童的自由以及创造性的发展。具体而言，应该解放儿童的头脑，使之能思；解放儿童的双手，使之能干；解放儿童的眼睛，使之能看；解放儿童的嘴，使之能谈；解放儿童的空间，使之能接触大自然和社会。陈鹤琴在吸取陶行知和杜威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活教育”理论。他认为，儿童不是“小人”，儿童的心理与成人的心理不同，儿童的时期不仅作为成人之预备，亦具有他本身的价值。我们应当尊敬儿童的人格，爱护他的烂漫天真。他曾著有《儿童心理之研究》和《家庭教育》等相关著作。当时的中国学者正在奋力摆脱以“父为子纲”为代表的封建思想和以“文以载道”为代表的文学传统的束缚，争取“儿童本位”的儿童观。总体而言，从17世纪到19世纪是婴儿观念发生彻底的历史性变化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个人价值的重要性得到重视，人类生命价值和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得以提升。在启蒙运动中，技术、科学和教育的巨大进步为文化意识的重大历史变革创造了条件，“个体”观念的出现对西方社会各个方面都产生着重要影响。婴儿传记以及对个体婴儿的重视，开启了20世纪的婴儿研究新篇章。二、　婴儿研究的三个阶段《儿童心理学手册》第6卷（2006）中，对发展心理学的三阶段划分同样适用于婴儿研究。这种划分揭示了系统的理论观点在不同阶段对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的影响程度。(一)　研究早期(1890～1919)1.　儿童观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为了促进“科学”原理在儿童的抚养和教育中的运用，儿童研究运动在欧美兴起。以杜威（J.Dewey）为首的进步主义教育家提出了“儿童中心”的教育理念，标志着“儿童本位”的儿童观明确建立。杜威提出的“儿童中心论”认为儿童是有能力的，应该尊重儿童的天赋能力。杜威关注儿童的社会环境，认为儿童在学校的经历将为他们培养良好的道德做好准备，而这将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杜威从他的民主主义社会的理想出发，把儿童视为民主主义社会的正式成员。杜威的儿童观对美国社会的影响持续至今。进步主义运动时期的“拯救儿童”运动大大增加了对儿童福利的社会责任和专业化管理。为追求儿童的社会福利，改革者利用国家的治安权来保护儿童不受虐待、剥削和忽视，建立了大量的孤儿院和挽救失足少年的教养院等社会机构；福利和医疗机构制订了针对婴儿和儿童的政策；进步主义教育家创造了以儿童为中心的学校课程。同时，各种医疗技术手段的进步降低了婴儿死亡率，巩固了家庭。例如，儿童疾病的免疫技术和牛奶的巴氏杀菌法的发展应用，降低了儿童死亡率；麻醉的发明以及医疗器具的消毒措施的普及，降低了母亲分娩的死亡率(Greenleaf，1978)。2. 研究主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逐渐取代了宗教，成为当权者制定政策的根据。在这一时间出现了系统关注和研究婴儿心理的婴儿传记和实验研究。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一些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开始对婴儿的行为和发展产生了兴趣，开始把儿童当成了“研究进化问题的好的自然实验对象”。一些心理学家开始观察、记录和研究新生儿与儿童的行为和发展问题。他们的日志，被称作“婴儿传记”，是婴儿的行为和发展的记录，也是对自然历史进行科学研究的根据。在这之前，从没有人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记录个体婴儿。传记法区分出了实证和理论取向的界限。达尔文(C.Darwin)就记录了他儿子威廉的发展历程(Fogel，2010)。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在生物发展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是两种相互竞争的理论: 预成论和渐成论。预成论认为，发展只能使器官外形、器官关系发生变化，而不能使器官具有新的性质。预成论认为，个体的发展转换只是错觉，因为在个体的发展过程中，只有器官的大小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还在继续变化，而个体的基本特性则早已在它的发展早期完全形成或预先确定了。渐成论则认为，在个体的发展转换过程中，会出现新异性，但是不能独立存在。复演论把个体发生学的概念和进化学的概念加以结合。复演论提出把个体发生和种系发生这两种主要的生成方式整合到一个框架里，胚胎的组织器官会经历该物种在以前进化过程中所经历过的所有物种的成年形式，胚胎器官的发展过程其实就是该物种进化过程的快速重放。霍尔（G.Hall）的青春期理论、弗洛伊德(S.Freud)的压抑和性发展理论都体现了复演论的思想。生物学家冯·贝尔（K.Von Bear)认为，复演论是以错误的观察和浪漫主义而非逻辑为基础的。他认为，发展是一个不断分化与重组的过程，新性质可以在任何一个发展阶段出现，而不是仅出现在后一个阶段。该胚胎学原则后来被应用到对结构、动作、思想以及社会行为的研究中，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冯·贝尔以他在胚胎学和解剖学方面的实证性研究为基础，归纳出个体发展的一般原理。他提出，发展是沿着前后相继的阶段，按照从一般到具体、从相对同质到愈加分化的层级组织结构顺序推进的。冯·贝尔的发展原则确认了渐成论的一个关键特征——从同质经由不断分化发展到异质，然后整合成为新结构。通过他的研究，渐成论才又逐渐受到关注。达尔文进化论对行为遗传和行为倾向进化有重要意义，并通过鲍德温（J.Baldwin）、普莱尔、弗洛伊德三人影响得以不断地发展。普莱尔在1882年出版了《儿童心理》，这本书被称为是“现代儿童心理学的部著作”，人们因此把1882年作为现代发展心理学的开端。受霍尔个体发生学概念和进化学概念的影响，普莱尔认为胚胎学研究的概念与方法用在行为研究中也占有优势。在行为和思想“生命过程”的起源与完善上，他提出关于结构—功能双向关系的预见性假说。普莱尔提出，和人类的祖先物种相比，人类的成熟速度变慢了，相应地，同动物相比，人类在“生命过程”和行为发展中有更大的可塑性。他对自己的孩子从出生到3岁每天进行系统观察，有时也进行一些实验性的观察，试图说明婴儿早期发展的规律。在视觉方面，他提供了儿童对光的敏感度的发展特点，对色彩的辨别特点，空间知觉的发展和视觉的概括化、语言化特点的资料。在听觉方面，他不仅提供了儿童初的对于声音的感觉和知觉的资料，而且论述了儿童听觉与视觉的关系。在触觉方面，他叙述了儿童的温度感觉和痛觉的发展特点，并指出皮肤的神经容易兴奋的原因是在出生前就接受了大量的刺激。在味觉方面，他对比了新生儿和动物的味觉特点，论证了新生儿的味觉是先发展的。在嗅觉方面，他提出了进行嗅觉训练的重要性。普莱尔认为，只有在有了知觉之后，才有可能有意志的活动，而意志只是由动作直接表现出来的。因此，他对意志的研究，是从动作入手的。通过观察他自己的孩子的动作发展，他总结道:“次有目的性的动作发生在儿童出生后的3个月末。”普莱尔认为，智力发展包括“语言的理解与产出以及社会认知(涵盖了自我概念)的发展”。他认为，当孩子认识到“他能看到或感觉到身体的各部分是属于他自己的”时候，自我概念就出现了。这使他做了一系列的小观察与小实验，一方面探讨了儿童对镜子中自己映像的反映，另一方面探讨了幼儿对人称代词的正确使用与误用。(二)　研究中期(1920～1946)关于婴儿的观点在20世纪得到快速发展，一部分源于对婴儿期和婴儿保健思想的大量交流，一部分源于对婴儿的科学研究。1.　儿童观20世纪初兴起了一股“儿童本位”的思潮，由此自然推导出“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在这一时期，西方社会对儿童的身心发展、教育以及儿童的权利地位等问题形成了普遍的关注。“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在西方现代教育史上有其专用名词，即“儿童中心主义”。20世纪中后期，学术形态上的儿童观逐渐以国家法律、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国际儿童组织先后通过了《儿童权利法案》和《儿童权利公约》，确立了“儿童优先”的原则，这是一种“儿童本位”的权利宣言。大部分西方国家的政权建立在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之上。实际上，美国针对婴儿和家庭制定的每一部法律都是建立在权利的概念上。个人主义概念引发了婴儿观念的新形式，例如独立性训练的重要性、早期亲子沟通的主题——自我以及在西方道德与种族观念下的公平与权利。2. 研究主题在美国，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天性—教养”之争引发了大量活跃的婴儿研究(霍若维茨，1983)，并相继建立了各个儿童研究中心。这些研究通过观察、实验和问卷的方法描述了儿童的基本行为，出现了行为主义学派、精神分析学派以及符号互动论等心理学流派。人们讨论早期经验的影响、发展何时停滞、发展何时结束等一系列问题。对于经验什么时候能发挥作用，学者们之间存在很大的观点差异，争论主题主要发生在遗传和环境方面。弗洛伊德（1856~1939）在奥地利维也纳论述了关于婴儿行为和发展的心理——动力基础理论。他认为，发展结果是由生物学上的发展与环境体验的相互作用造成的。他看重婴儿的情绪方面，强调对孩子的关爱、宽容和对自由成长的保护。弗洛伊德认为，所有的婴儿都会体验到情绪的高与低，即便是婴儿也会感受到对爱的渴望并拥有强大的意愿。弗洛伊德认为，身体上的口唇、肛门和生殖器是心理发展的重要组织；婴儿时期受到的照顾行为会影响成年后行为，会使成人接受和喜欢自己的身体或是感受到对自己的身体和欲望的压抑。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A.Freud）继承了父亲的动力基础理论，她教父母拥抱他们的孩子、满足孩子们的感官并尊重孩子们的情绪。她建议父母对待孩子要有耐心(Freud，1965)。另外，弗洛伊德谴责那些无法满足孩子需要的父母，并认为父母是儿童神经衰弱和压抑感的来源。正如弗洛伊德所指出的，精神分析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获得了两种含义: (1) 治疗精神失调的一种特殊方法；(2) 无意识的心理过程的科学。精神分析关注具有形成和决定作用的早期经验。它假定婴儿期和童年早期发生的事件奠定了成人人格和精神病的基础。精神分析理论对育儿实践产生了直接影响，推动了专业临床心理学的快速成长。华生(J.Watson)是行为主义的代表,典型的环境决定论者。华生认为人类、儿童和动物研究都需要自然科学的客观研究方法，动物和人的心理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他认为在给予一定“培育”后，婴儿是完全可塑的。他使人们相信，即便是基本的和原始的婴儿行为也可以被外界力量所改变。在研究方法和实证工作上，他研究了新生儿情绪反应的条件反射(Little Albert个案)以及情绪反应的消除问题。他通过发出巨大噪音使小孩害怕可爱的动物。这类研究在今天看来是不道德的。他的研究一方面促进了有关婴儿行为的观察方法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关于学习的行为主义理论流派的建立。格塞尔(A.Gesell)是成熟论的创始人，是位用单向玻璃和视频观察婴儿行为的科学家。他也是个在行为分析中广泛使用电影和在实验研究中使用双胞胎作为研究对象的人。格塞尔提出了关于遗传和环境关系的新视角。他认为，成长不是完全由有遗传的X单元加上环境的Y单元决定的简单机能，而是在每一个阶段反映着包含在这一过程中的以往历史的综合过程。格塞尔提出了婴儿不受经历影响的观点，认为婴儿具有“朝理想状态发展的天生趋势”。格塞尔区分了控制认知成长和社会性成长的不同机制。他指出，在社会性成长中，主要的决定因素是存在于“生活网”和“适应整个人类家庭的条件反射系统”中的社会基础。他的研究使他成为了“成长和成熟在行为中作用的理论”的倡导者。3. 研究缺陷在研究方法上，婴儿年龄的特殊性使得研究方法的选择特别重要。其中，好的方法当然是自然科学的量化方法，如，测量法、实验法。它们是儿童天性(年龄特征和个别差异)研究中使用多的方法。受巴甫洛夫(I.Pavlov)(1927)和华生(1924)工作的影响，有些人努力证明新生儿可以形成条件反射。但是，条件反射的研究相当粗糙，实验室技术并不成熟，当时尚未发展出能自动记录许多婴儿行为的装备，而用手记录婴儿反应相当困难且往往不准确。在此期间，心理学家发明了一些衡量婴儿发展状况的工具和技术。格塞尔和他的同事们研发了格塞尔量表，这种量表通过同常模组的比较可以测定一个婴儿的发展状况。贝利(N.Bayley)(1936)进行了测量生命头三年运动能力的历史性工作。格塞尔、贝利以及其他研究婴儿发展的测验工作者都相信，用一个良好的婴儿发展评估工具就能预测儿童日后的发展，虽然这种预测经证明是不可靠的，但婴儿发展测验却成为评定婴儿的标准工具，其修订本至今仍在应用(霍若维茨，1983)。此外，20世纪20年代中期，观察被引入到婴儿和儿童的社会行为研究中，但这些研究是关于行为的，而不关注发展过程。由于婴儿很容易从清醒、警觉状态转变为厌烦、哭闹、睡眠的状态，婴儿观察常常会因为实验过程中孩子的哭闹或者困倦而结束。因此，对婴儿行为以及对其心理生理的过程做出确切观察并不容易。在这个时期，随着各种研究机构的确立，纵向研究成为可能。在该阶段之前的研究所获得的关于纵向发展的信息是不完全的或者是主观和回溯性的。之前开展纵向研究遇到了两个障碍：　一是缺少合适的测量方法；二是缺少能和它们的研究对象存在时间一样长的研究机构。有研究者认为，发展心理学需要进行两种研究：　(1) 对个体进行从出生到成熟的纵向研究；(2) 对发展的长期条件进行系统的实验控制研究。随着20世纪20年代几家儿童研究所在美国的成立，这一问题也得到了解决(董奇，2009)。各种各样的儿童研究协会在美国各地相继建立，它们一起形成并推动了倡导儿童利益的有力运动，如衣阿华研究所、迈瑞尔—帕尔默研究所、菲尔斯儿童研究所、洛克菲勒基金等。总之，由于受研究技术手段的局限，有关“天性—教养”的争论在那个时期不可能得到明确的答案。(三)　现代(1947年至今)20世纪40年代早期和中期很少开展新的婴儿研究。这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也由于可用的研究工具的局限，从仪器设备到统计分析技术都不能满足当时解决问题的需要。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中期和末期，关于婴儿行为和发展的研究不是一个活跃的领域。二战后，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是女性回归的年代。在美国，母亲成为主要的婴儿照顾者，父亲成为家庭的经济来源。战后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冷战期间，心理领域的科学技术在不断进步，为了应对先进的武器系统技术威胁，西方领导者认为好的方式是对国民实行教育和训练。于是，很多父母让自己的孩子在3岁前进行有组织的阅读、认字、音乐和算术。同时，这个时期，妇女自由运动高涨，单身母亲数量增加，对婴儿看护学校的需求猛增(Lam et al., 1992)。在此背景下，婴儿研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繁荣期。1. 婴儿早期能力的再认识: 1890年，美国心理学家兼哲学家詹姆斯(W.James)认为，世界对新生儿来说是一种“巨大的、五彩缤纷的、声音嘈杂的混乱状态”，婴儿是个没有感觉、没有反应、不会学习的有机体。随着实验设计和研究方法的改进，人们发现婴儿有惊人的能力，特别是范茨(Fantz，1955)和贝尔雷恩(Berlyne， 1968)利用应用偏好技术发表了实验室研究报告，指出年幼婴儿的视觉行为远比想象的更复杂，年幼婴儿对有图形的刺激比对无图形的刺激更为偏好。贝尔雷恩应用相似技术发现，婴儿能辨别不同复杂程度的黑白棋盘格的方块。同时，皮亚杰(J.Piaget)和维果茨基(L.Vygotsky)的著作开始鼓励研究者对婴儿认知发展的科学理解，并描述婴儿发展的不同阶段如何影响之后的智力功能。他们认为，婴儿的发展极具创造性。他们的著作提供了婴儿研究和早期教育的内容，并提供了可使婴儿更聪明的文化研究。特别是皮亚杰的理论，其创新点在于指出婴儿是通过直接接触来学习并开始理解世界的。皮亚杰主张这一阶段的婴儿是通过他们的感觉和行为探索来了解世界的，大约在18～24个月的时候形成了对外部世界的心理表征能力，这是感觉运动阶段在后期重要的发展结果，终使婴儿形成完整的思维概念系统。受皮亚杰等人的建构主义思想的影响，围绕儿童发展的科学性质，有关婴儿的研究从描述性研究发展到了在不同的领域验证各种理论思想。1979年出版的《有能力的婴儿》，包含了两百多篇以上有关婴儿行为和发展的研究文章，反映了科学家对婴儿早期能力的新认识（Stone，1979）。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非常经典且有很大的适用范围，这一理论已经明显成为婴儿认知研究的基础。但后皮亚杰学派的研究者和信息加工心理学家用一些新方法，包括神经影像的方法，揭示了婴儿早期惊人的能力，挑战了皮亚杰的构想和基本假设。其一是实验结果显示，一个稳定而游离的感性世界在婴儿早期建立的时间要比皮亚杰所认定的时间大大提前。其二是近的研究证明，回忆和其他形式的表征活动至少在1岁的后半年便可发生。皮亚杰的研究方法通常低估了儿童的各种能力，通过降低要求、简化材料及其他方式能揭示更多的婴儿能力，如模仿的能力、观察他人的意图、因果推断意向、理解客体的物理特质、客体永久性和守恒性、对物体的分类、学习单词和记忆等能力。更有一些研究者认为，婴儿能够对小数字进行加减运算甚至是区分数量的比例(McCrink & Wynn， 2004，2007)。而且，儿童能透过事物表面的变化推断看不见的“本质”。对这些发现的一个很好的解释就是皮亚杰低估了幼儿的能力。2. 情绪社会性研究: 在这个时期，人们认识到婴儿的社会情感需要与认知和学业发展同样重要。这个时期的马斯洛(A.Maslow)、荣格(C.Jung)、佩尔(F.Perls)、赖克(W.Reich)都建立了关于照看、热情、关联、责任和情感的心理疗法。尤其是赖克，作为弗洛伊德的追随者，他强调身体的重要性，认为身体欲望、感受和愉悦的表达是心理健康的关键。鲍尔比(J.Bowlby)发表了他关于母婴依恋的经典理论。鲍尔比相信母婴联结的亲密和情感对于婴儿来说是基础和的。他的理论部分源于对狩猎—采集社会和史前人类进化的观察。鲍尔比(1969)是位将此观点用于婴儿—看护者纽带中的人。根据鲍尔比的理论，婴儿与其父母的关系始于一系列让成人待在婴儿身旁的先天信号（如，哭笑追随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受到新的认知和情感能力以及其父母持续不断的、敏感的、负责的照顾过程的支持，真正的情感纽带就发展起来了。在这样的环境中，孩子与其照顾者形成了稳固的情感联结，这种父母—孩子联结纽带的内在表现成为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恋作为一种内在运行模式而存在，这种内部工作模式是一些对依恋对象的可得性的预期、在有压力时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支持的可能性、还有与依恋对象的交互作用，这种模式成为婴儿、儿童、青少年和成人生命中所有未来亲密关系的基础。3. 认知的发展问题: 该问题作为思考与研究的焦点再度出现。20世纪50年代的“认知革命”(Cognitive Revolution)在观念上突破了行为主义否认心智的狭隘观点，承认了复杂的行为和认知能力是一种内在的状态(internal states)。自认知心理学成为主流之后， 心理学中依次出现了两种认知观，分别是以计算机模拟为核心的信息加工模型和联结主义的神经元网状结构模型， 二者被统称为代认知科学理论。这两种模式都把心理学家注意的中心转向内部心理过程， 着力探求调节行为的认知机制。具身理论(theory of embodiment)是继计算机模拟、联结主义之后解答人类是如何获取外部世界知识、建构内部概念系统的一种新视角，这种以具身化和情境化为特征的具身理论被称为第二代认知科学理论(李其维，2008)。三、 研究展望当前，婴儿心理学的研究正在蓬勃开展。据美国儿童发展研究学会统计，目前以婴儿和青少年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数量相当，各占儿童发展研究中的1/5(SRCD， 2009)。婴儿心理学的研究对发展心理学有着独特的贡献。对婴儿，特别是对新生儿行为的研究结果，为人类某些先天能力的存在提供了有力证据（如，表情模仿、面孔偏好、声音识别等）。目前，关于婴儿的研究涉及儿童认知发展的诸多方面，如婴儿的数认知、婴儿对物理世界的认知、分类表征、记忆和心理理论等。另外，目前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关注文化对婴幼儿发展的影响。婴儿心理学的研究是整个发展心理学研究的一个“突破口”(韩布新，2011)。通过婴儿研究得出的结果，对发展心理学建构各年龄段(特别是儿童期发展)的发展理论和模型会产生深远影响。未来，婴儿心理学将可能受到生物科技和互联网技术的影响。(一)　生物科技与婴儿成长基因技术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在此后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基因技术便因其价值和应用前景而迅速发展。在遗传、生物学领域中，基因是“DNA分子上含特定遗传信息的核苷酸序列的总称，是遗传物质的小功能单位”。基因工程就是把生物遗传物质(DNA分子或基因)从生物体中分离出来，或用人工的方法对生物遗传物质(DNA分子或基因)进行重新组合和搭配，从而改变另外一种生物的遗传物质的遗传特性。科技的复杂性及其后果的不可控性使人类置身于难以预测的技术风险之中。斯蒂格勒（B.Stiegler)揭示了存在于当前科技中的悖论:“当代技术既是人类自身的力量，也是人类自我毁灭的力量”。基因技术作为21世纪生命科技的核心技术之一，其发展也难逃当今科技发展的悖论。基因诊断技术、基因治疗技术和基因生殖技术等生命技术使生命观念发生改变，表现为把生命变成了技术的结果和人为的产物，而忽略了生命的自然本性，改变了人类生命的产生过程和进化方式(车忠强，刘兰涛，李淼晶，2013)。人类生命的产生过程和方式在不断地改变，慢慢地由自然进化走向独立演进。在技术上虽然这种变化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人类进化发展的历史长河里，生命体的繁殖一直都是一个自然演化的过程。工程和生物技术的进步将朝向塑造婴儿身体和思想的方向不断前进。科学家已经表明，基因物质只是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环境的结构和时机对于发展过程也很关键。科学家将能制造出使某种基因呈现显性而使其他基因呈现隐性的特殊环境条件，对部分基因环境的控制将能在有机体内部进行。科学家已经设想在胎儿或婴儿体内移植电子器官，与遗传基因相结合，释放出酶和介质使基因朝向健康的方向发展。也许在不久之后的基因时代，在人们发现基因的重要性之后，会将任何不论大小的疾病发生都归罪于基因。但是，没有疾病基因是否就真的意味着完全的健康和幸福呢？人类自然体的完善和健全是人类健康的主要条件和前提，那人们的心灵和精神因素在基因的神奇作用下是否真的显得微不足道呢？家庭是社交、道德、法律等关系的基础和核心，是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中的必要组成部分。基因技术的发展又一次冲击了人们的家庭关系。基因的发展带来“定制婴儿”，而完美“婴儿”的未来早已被父母、专家们提前安排好，这样的做法不仅损害了孩子的自主发展性，也损害了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家长们或许可以提前选择其孩子的生理特征甚至心理特征，从胚胎阶段就可以“改造或者变换”孩子，制造一个自己喜欢的孩子。人们是否可以利用这种技术去选择孩子的肤色、身高、体态、性别以及智力呢？未来的婴儿会怎样呢？从人类发展的立场看，到底该如何对待基因科技的发展呢？如何解决基因研究及其技术的应用可能带来的各种问题呢？这些都需要人类慎重地去做出判断及选择。
“定制婴儿”美国东部时间2015年12月3日，一场非比寻常的DNA国际峰会落幕后发出声明: 以“定制婴儿”为目的，用新的DNA编辑工具来改变人类胚胎和生殖细胞的基因组，从而推进基因编辑的临床应用是“不负责任的”。但大会并未排除以其他目的进行胚胎层面基因编辑的可能性，前提是安全问题得到解决以及社会发展的伦理道德和法律法规问题达成共识。该组织声称，应该继续对人类胚胎、精子和卵子进行临床前研究，不赞成对临床前研究发出任何形式的禁令或暂停该研究。峰会于12月1日在华盛顿召开，由美国科学院、英国皇家学会和中国科学院共同承办，众多科学家、政府官员、科技政策专家和哲学家共聚一堂，对新方法(如CRISPR)改变人类DNA的前景和风险，特别是引起了巨大争议的改变卵子、精子或胚胎基因组的前景和风险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究。不同于以往其他知名机构所发出的类似声明，该声明出炉前历经了为期三天的激烈讨论（肖振宇，2015）。很多人认为，这个所谓的生殖工程已经“越界”，因为它很有可能给新的个体及其后代带来永久性的基因变化。然而，这种NDA编辑技术可能阻止基因缺陷向后代遗传。有些学者以及很多国家都呼吁，不应该完全禁止（肖振宇，2015）。所谓“定制婴儿”，是指通过体外受精的方法培育出多个胚胎，通过基因诊断技术对胚胎进行筛选，挑选出合适的胚胎植入母体孕育出生的婴儿。“定制婴儿”的诞生必须依赖于两项技术，其一是IVF(in vitro fertilization)，即人工授精技术；其二是PGD(prei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即植入前基因诊断技术。植入前基因诊断技术是指通过人工的方法，将精子和卵子在体外结合形成受精卵并使它们发育成胚胎，在植入子宫前通过基因检测筛掉有遗传疾病的胚胎，并将健康胚胎植入母体子宫的技术。“设计婴儿”与普通的试管婴儿不同，虽然二者都离不开人工授精技术，但区别在于前者对众多的胚胎进行基因筛选。“定制婴儿”的基本功能是对人工受精的胚胎进行筛选以避免具有遗传疾病的婴儿出生，目前PGD确定可以排除的遗传性疾病已达十多种。此外，有了这项技术，那些患有严重疾病孩子的父母可以再生育一个孩子，并使这个孩子与患病兄姐的基因相匹配，成为兄姐移植手术的组织捐赠者。人们甚至可以利用它选择后代，包括选择后代的性别、健康、身高、肤色、性格，这至少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定制婴儿”的诞生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初步完成以及分子工程学和基因组学的发展，都标志着基因工程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然而，同其他任何科学技术一样，基因工程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给人类带来幸福，也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何珊珊，2013)。资料来源: 肖振宇，黄森译.（2015）.DNA峰会就人类胚胎基因编辑发表声明.《赛先生》.朱展静，陆树程.（2008）.关于基因技术发展的伦理审视.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5（2），103106.
(二)　互联网与婴儿成长1. 儿童观的改变: 儿童期是人类个体生命周期中的起始阶段，所以儿童期是客观存在的，它并不是依赖于是否被人类发现这一条件而存在。但这仅仅是事实上的存在，与观念上的存在无关。“儿童”并不是一种自然产物，而是一种历史现象，儿童形象的塑造取决于人们的儿童观(贾云，2009)。文化评论家和媒体专家波兹曼（N.Postman)认为，西方儿童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消失。追随阿利埃斯的理念，波兹曼注意到，没有教育，或者更大程度上，没有学校——就没有现代意义上“儿童”这个词。印刷术创造了符号的新世界，它反过来要求对“成年人”这个概念有一个新的解释(Postman， 1992)。在14世纪，随着印刷术的发明，儿童被要求发展，儿童需要教育并被迫去学校，这必然造就了“儿童”这个概念。波兹曼认为，莫尔斯（S.Morse）发明电报机影响了“儿童”的概念，应该对1950年开始的“没有孩子的时代”负有责任。儿童起源于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书中的信息受成人控制并且逐步提供给儿童。然而，随着电信技术的发展，来自父母和家庭的权威信息将会受到挑战。电信发明后，这种发展被持续不断的发明推进着: 循环印刷机、相机、电话、留声机、电影、收音机和电视(Postman， 1992)，达到顶点的是互联网的兴起。新的媒体环境——电子媒体不能保守秘密，而没有秘密，“儿童”的概念就是无效的。电子信息环境导致了“儿童”的消失——也可以被理解为: 电子信息环境导致了成人的消失。现代的通信工具主要使用形象语言，适合孩子的典型特征。理解图像不需要认识字母表，文盲就失去了他的意义。例如电视，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儿童和成年人的分界线。电视受其他电子媒体支持而不再依赖于书写的字；并且在新的媒体环境，一切都可以被每一个人在同一时间获得(Koops，2010)。相关的研究也显示，互联网时代的多媒体更适合于儿童: 儿童很少注意文字，更早地注意图画。有研究者考察了10个年龄在50～69个月的儿童(平均能够识别20个字母)在阅读图画书时对文字和图画的注视，其中一本书的文字明显，字体较大，另一本书文字在图画当中，并不明显。结果儿童看文字明显的图书对文字的注视时间不超过5秒，而看文字不明显的图书时对文字的注视时间不超过3秒(Justice et al., 2005)。低龄儿童对文字区域的忽视不仅仅局限在以罗马字母为实验材料的研究中。在2005年，一项以中国儿童为研究对象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儿童在分享阅读中对中文文字区域的关注程度非常低。表11媒体发展对儿童的影响媒体发展发明时间发明者影响内容印刷术始于隋朝的雕版印刷，在宋代发展、完善，产生了活字印刷毕昇(发明活字印刷，该技术被传至欧洲，所以后人称毕昇为“印刷术的始祖”)通过追随许多媒体专家和历史学家，波兹曼相信印刷术创造了符号的新世界，它反过来要求对“成年人”这个概念有一个新的解释。随着印刷术的发明，儿童被要求发展，儿童需要教育并被迫去学校。这必然造就了“儿童”这个概念。如果每个人共享着相同的信息环境，生活在同样的社会和知识的世界，儿童的概念将是多余的印刷机1440年约翰内斯·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1394～1468)波兹曼认为，印刷创造了一个新的成年的定义，即成年人是指有阅读能力的人，相对地便有了一个新的童年的定义，即儿童是指没有阅读能力的人。自从有了印刷术，成年变得需要努力才能挣来了。它变成了一个象征性的成就，但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成就。自从有了印刷术，未成年人必须通过学习识字，进入印刷排版的世界，才能变成成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必须接受教育。因此，欧洲文明重新创造了学校，从而使童年的概念也变成社会必需的了续表媒体发展发明时间发明者影响内容电报机1838年塞缪尔·莫尔斯(Samuel Finley Breese Morse)(1791～1872)在波兹曼看来，莫尔斯对1950年开始的“没有孩子的时代”负有责任。莫尔斯发明的电报机进一步使信息从个人财产变为“全球价值的商品”，“电报机标志着信息进程的开始变得不可控制”，所有这些极大程度上影响了“儿童”的概念现代电信、通信工具(相机、电话、留声机、电影、收音机和电视等)儿童起源于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书中的信息受成人控制并且逐步提供给儿童。然而，现代的通信工具主要使用形象语言，适合孩子的典型特征，理解图像不需要认识字母表，文盲就失去了他的意义。例如电视，在很大程度上除去了儿童和成年人的分界线: 电视受其他电子媒体支持不再依赖于书写的字，并且在新的媒体环境中一切都可以被每一个人在同一时间获得，电子媒体不能保守秘密；而“没有秘密的”“儿童”的概念就是无效的互联网1969年源自美国的阿帕网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电信环境的影响达到2. 互联网对婴儿成长的影响: 科技的进步导致了社会结构的改变，电子媒介的引入引起了显著的社会变化。媒体已成为婴幼儿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且使用时间出现日渐增长的趋势。有研究者发现，电视的出现降低了父母控制儿童获得信息的能力，随后的电脑和互联网的出现增强了儿童自主获得信息与知识的能力，儿童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成人世界的知识（Meyerowilz, 1985）。安德森(D.Anderson)等人（2009）呼吁，要重视媒体与婴儿发展的研究。在国外，父母把孩子放到他们的房间里曾经是一种常见的惩罚方式，但是如果孩子的房间里有电视设备、互联网、电脑或电话的话，这种惩罚方式的有效性就大打折扣。一个新近的研究观察了两组母亲和学步儿分别玩电子玩具和非电子玩具的场景，发现玩电子玩具的一组母亲和孩子的亲子互动质量大大降低(Wooldridge & Shapka，2012)。该研究说明，由于母亲和孩子一起玩电子玩具，降低了母子互动质量，进而幼儿的游戏活动质量被大打折扣。这些科技发明已经改变了社会，使孩子从父母那里获得更多的自主权的同时，父母—孩子在家庭的互动质量也改变了。20世纪90年代以前，有关2岁以下婴儿对媒体使用的研究非常有限，这一年龄段的婴儿的理解力有限，对电视等媒体内容的关注较少，因此较难开展研究。纵观已有研究，人们已经开始研究媒体使用对婴儿的注意分配、语言发展和二维平面到真实世界的转换的作用。媒体使用对婴儿认知发展的促进或阻碍作用(Courage & Howe，2010)、媒体使用与语言发展的关系(Linebarger & Walker，2005) 等都是值得关注的领域。近的一些研究也许可以为未来研究提供借鉴。采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研究发现，特定的脑区域既可以由特定独立的视觉刺激激活，也可以由屏幕上复杂的电影背景刺激激活(Bartels & Zeki, 2004)。媒体使用的内容比使用的时间对婴幼儿发展的影响更重要(Calvert & Wilson，2008)。安德森和汉森(2009)用食物隐喻来解释媒体内容的重要性:“当面对足量食物时，你吃什么比吃多少更重要”。这说明在媒体研究中，看什么内容比看多长时间对研究结果的解释更加重要。有学者指出，随着认知神经和眼动技术的发展以及以往媒体研究方法局限性的暴露，媒体研究中引入新的方法和技术显得更加迫切(Anderson & Hanson，2009)。相对于电子媒体在儿童生活中的发展速度，婴幼儿媒体使用的心理学研究是远远滞后的。随着技术进步，媒体的形式和内容不断更新，未来的研究应该更多关注网络、手持终端媒体(手机、iPad、PSP)、视频游戏等新的内容和形式对婴幼儿的认知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只有理解婴儿如何使用媒体及媒体使用对婴儿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才能更好地提出促进婴儿有效使用媒体的建议和策略(李卉等，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