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6394659
舒晋瑜视野开阔，感觉敏锐，极具真知灼见，多年来对我国文坛多所了解，故采访提问针对性很强，又因是面对面对话，越显从容亲切，极富情趣。《以笔为旗：与军旅作家对话》既是一部作家创作活动的心灵史，又折射出我国文艺思潮的流向。军事文学是代表一个民族精神力量的文学，相信此书必将有助于我国军事文学的繁荣和发展。
——著名诗人、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 李瑛
她既葆有扫描文学的大视野，更练就了一支耕耘不辍的快笔头，*重要的是，她能够沉静下来，舍得在阅读作品方面下功夫，并籍此探入作家的心灵，敏感地捕捉各种有价值的文学话题，保证了前沿、独创与深度的三位一体，这在浮躁的当下媒体中尤显难能可贵。同时，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舒晋瑜对军旅文学和军旅作家的长期关注、深知与热爱，也是她对当代中国文学的独特贡献。
——著名文学评论家、解放军艺术学院原副院长 朱向前
作为记者的舒晋瑜，长期观察和研究文学创作的现象与实践，对军事题材文学和军队作家也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对于著名军旅作家创作轨迹、文学成就、风格变化的梳理，角度非常独特且很有意义。作品以亲切的叙述、大量的细节和富于魅力的文字，通过深入剖析作家和作品，展示作家创作的轨迹，不仅有力搭建起军旅作家和读者之间理解和沟通的桥梁，还可以给正在从事新的创作的年轻作者，特别是军队青年作家，提供十分有益启示。
——著名文学评论家、原总政宣传部艺术局局长 汪守德
舒晋瑜的访谈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对于作家的发现，发现他们的童年，发现他们的经历，发现他们的阅读，发现他们的风格，发现他们的生活态度和文学观，发现他们丰富驳杂的精神世界，一言以蔽之，发现他们的奥秘；舒晋瑜的访谈第二个特点是文学性，用文学的方式表现文学人物和文学现象。她甚至会越过“访谈”这样带有规定性的文体规范来书写她的对象。从她的笔下，我们能够大致地看到一个个作家成长的足迹，看清他们的轮廓。她的努力是行之有效的，为我们了解当代中国文学描绘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著名作家、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 徐贵祥
本书可视为《中华读书报》著名文学记者舒晋瑜上一本《说吧，从头说起：舒晋瑜文学访谈录》的续篇或姊妹篇。
全书是对国内有军旅经历或者仍身在部队的著名作家的访谈集，包括白桦、毕淑敏、都梁、二月河、马识途、魏巍、谢冕、阎连科、朱苏进等三十三位。每位作家单独成篇，每篇一万字左右。这些作家年龄层次、人生经历各不相同，他们现在与军队的关系或远或近，但军旅生涯却给他们的创作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在一问一答间，也能体会到坚硬的精神质地。
白桦：
文学是我的生命·1
毕淑敏：
我精心搭建想象中的世界·13
邓友梅：
身外无累，心中无事·30
都梁：
我关注小人物在战争中的命运·38
二月河：
我不是反腐专家，我是小说家·43
冯德英：
我的作品基本反映了当时的时代·54
何建明：
军人性格和作风在我身上足够浓烈·61
金一南：
心胜则兴，心败则衰·72
峻青：
我还没真正写出自己想要的作品·80
黎汝清：
军装是世界上美的服装·91
李心田：
作家应该把对世界的看法说出来·104
李瑛：
在大好年代，重新出发·110
柳建伟：
我一直关注战争与和平·123
马识途：
文学应该注意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36
马晓丽：
我希望不断地从功利写作中超拔出来·149
彭荆风：
“驿路梨花”今何在？·162
裘山山：
军人和女人，是我的两种身份·172
王树增：
寂寞书斋是我的理想生活·181
王宗仁：
写青藏高原，一生就做这一件事·201
魏巍：
作家应该把自己的作品作为战斗力的一部分·214
项小米：
从地工祖父的秘密到洪水时代的爱情·218
谢冕：
一生只做一件事情·228
徐光耀：
我写得不多，但我尽量写得好·238
徐贵祥：
重返“徐怀中时代”·249
徐怀中：
《底色》是我戎马一生的手模足印·260
阎连科：
我的写作和我的倔犟·272
忆明珠：
在“随心所欲”中寻觅“不逾矩”·290
张正隆：
我大概不是好士兵，但我努力成为好作家·297
周大新：
我想写出让人感觉温暖和美的作品·304
周涛：
纵情傲物三十年·318
朱苏进：
我为什么不写小说·327
朱向前：
三十年下了三步棋·338
朱秀海：
无论小说还是编剧，贯穿我对中国社会的思考·351
白桦：文学是我的生命
采访手记：
这是那个风度翩翩、潇洒优雅的白桦吗？
那位卓越的诗人，因敢于直言而饱受忧患的作家。长诗《孔雀》和他的十四行诗展示出他的才华横溢，《山间铃响马帮来》《今夜星光灿烂》等一系列人物生动、诗情盎然的电影更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不能忽略的作品。
然而，当文学被时代的浪尖裹挟，白桦经历了超出常规的灾难和荣耀。《苦恋》和《吴王金戈越王剑》在上世纪80年代被禁演，以及后来所经历的种种运动，使白桦成为知识分子“苦难一代”的代表。
我问白桦：《苦恋》带给您的影响是什么？
他缓缓笑道：继续“苦恋”！
“《苦恋》对我文学创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是我一生绕不开的作品。”在《苦恋》中，白桦想表达的核心是人性释放、人的尊严，正如其主题曲中的一句：“把人字写在天上”。在特殊的时代，他为此遭受了太多的磨难。2013年，《十月》杂志创刊三十五周年的时候，通过编辑、网络和专家等诸多环节，评选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作品，名单中就有白桦的《苦恋》。白桦觉得很欣慰。颁奖的时候，他却因为生病住院没能去北京。
我问他：经历那么多磨难，您没有试图稍微做些改变吗？
他缓慢而清晰地回答：“改变就不是作家了。作家的使命，就是向死而生。我认为我这样活，是尽责。”
但是，白桦为了这样“活着”，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他后悔过吗？
“不后悔。”白桦的声音很轻，但是无比坚定。他说，如果生命重新来过，他还会选择这么做，但是会审慎一些，思考周到一些。
满头银发的白桦坐在轮椅上，目光沉静平和，我却莫名地从中读出一丝悲凉。因为腰椎受损，他已经两年不能站立，《回忆录》的写作被迫中断，书桌上的电脑也已经两年时间未曾打开。尽管只能在轮椅上行动，白桦仍然堪称是“与时俱进”的作家。他是早一批开始使用电脑的，2009年12月开通了博客，两年前又开始使用微信，还有朋友为他建了一个叫“白桦村”的公众号。
他说，自己非常喜欢一句俄国歌曲唱的那种氛围——“田野白桦静悄悄”。在雾霭中，白桦树闪着银色的微光，让人们确信它还站在那里，就足够了。
士兵情结伴随他一生。白桦说，他从没有过单纯的狂欢。苦难的经历使他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带有悲情色彩。
白桦，原名陈佑华，1930年出生于河南省信阳市。白桦开始接触文学是在抗战时期。他的父亲被日本宪兵活埋，母亲带着他们兄妹几个在铁蹄下挣扎。文学成了他寻找人生道路的火炬。“我初接触的是坊间的线装书，其中有经典，也有史籍。我既希望文学照亮自己，也希望文学照亮别人。战火曾经焚毁了我的童年时光，战火又点亮了我的青春年华。”
抗战末期的1942年至1945年，白桦与双胞胎哥哥（电影剧作家叶楠，代表作有《唐明皇》《巴山夜雨》《甲午风云》）一起，离开家乡去潢川就读初中。白天上学，晚上就在姐姐家的织布作坊帮忙织布。用木机梭织，织各种各样的毛巾。作坊里什么人都有，有逃兵，有被水淹的无家可归的黄泛区的难民，白桦目睹难民们所受的苦难，创作了首诗歌《织工》，发表在《豫南日报》。那年，白桦十五岁。他热心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激愤的文字和尖锐的言谈，引起了特务的注意。1947年，白桦肄业于信阳师范学校艺术科，同年逃离国统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与同时代的人不同，我写的这首诗，写的是痛苦，不是口号式的，是抒情式的，是很纯净的。那是一个复杂的时代，但是痛苦却是纯净的。另外，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了，国家好像是充满希望的，但是又进入了三年内战，还是让人十分失望。”白桦参军后，没有机会写文学作品，只能写一些报道，把战斗故事刻印成画，发给下边的连队，早是写快板。宣传用的快板，都离文学比较远。
在旅部当宣传员，白桦参加过多次战斗，他说到现在他仍然有士兵情结。很多士兵是为了小米饭才参军。打洛阳的时候桥断掉了，后续部队没有桥，就从前边倒下的士兵身上踏过去，他们中有的人手还在动……淮海战役中，战壕都被士兵的尸体垫平。“战争对我的冲击，我说不清楚。”白桦说，他从没有过单纯的狂欢。苦难的经历使他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带有悲情色彩。
建国初期，他随军驻守云南边境；1952年，任昆明军区创作组组长，在部队开始了诗歌和小说创作。那时候国家刚刚解放，文学是一片荒漠，青年作家出名也相对容易。1953年，白桦的短篇小说《山间铃响马帮来》被改编成电影剧本，次年《山间铃响马帮来》在云南拍摄，这是新中国部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爱情及军民联合剿匪的影片，由著名导演王为一执导。此片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普遍赞誉。第二年，他的另一部反特题材的小说《无铃的马帮》又被长影著名导演林农改编，并与朱文顺联合导演拍成电影《神秘的旅伴》。王晓棠饰演女一号，由此而一举成名。当时，白桦年仅二十四岁，他通过自己在边疆的实地生活，细心观察苗族边寨的生活习俗，写出了这两部反特和惊险、爱情与抒情于一体的电影文学剧本，又在王为一、林农、朱文顺的精心执导下，将云南神奇美丽的自然景色与浓郁的民俗风情融会在一起，影片情节曲折惊险，风格清新，思想性和艺术性和谐统一，成为新中国电影史上很有代表性的作品。
也就是在1953年5月，白桦和胡风初次相识。中国作协和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组织的作家访问团，他被安排和罗烽、胡风、王西彦等一起出访。两年后他曾约另一位朋友一起去看望过胡风，为此，在“肃反运动”中，交代了几十次都没法交代清楚。
1955年，白桦调到北京，成为解放军总政治部创作室的创作员。其间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边疆声音》《猎人的姑娘》，抒情诗集《金沙江的怀念》《热芭人的歌》和长诗《鹰群》《孔雀》等作品，成为上世纪50年代前期知名的部队作家之一。白桦认为，自己那个时期写的多数算不得真正的文学，那时他比较满意的作品，是1956年的长诗《孔雀》。《孔雀》写得很唯美，主要写了爱情，写了欺骗，写了阴谋。北京大学教授、诗评家谢冕说，《孔雀》是那个时代非常少的、偶然留下来的一类作品。
1957年，二十七岁的白桦被划为右派、打入另册，当过好几年钳工，在有艺术想象力的年龄被迫搁笔。
从1949年到1957年的八年间，白桦写了一些小说、诗歌和电影。按当时的观点，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在“文革”中则一律作为毒草加以批判斗争，而挨批甚的是为电影导演郑君里撰写的剧本《李白和杜甫》。
“为了这个没有发表、没有拍摄的剧本，大会小会批斗了上百次，写了几十万字的检讨。‘文革’以后我才领悟到，它所以挨批多，是因为它接近历史的真实，接近美，接近作家的独立思考。这种接近是无意的，并不是像批判者说的那样，是我蓄意的借古讽今。那时他们太抬举我了，在此之前，我并不是一个有先见之明的思想家。说实话，我是被真实历史所吸引，被李白的诗歌魅力所吸引。经过批判，反而使我发现了中国历史的恶性循环，发现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与远古的文人非常相似。屈原是早被误解的爱国知识分子，“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白桦认为《离骚》开创了知识分子痛定思痛的宣泄。
1957年，二十七岁的白桦被划为右派、打入另册，当过好几年钳工，在有艺术想象力的年龄被迫搁笔。一直到1976年，不仅没有写作的权利，其中的一半时间，人身自由被完全剥夺。“1957年的挫折使我发誓放弃文学，甚至文字，把所有的笔记、日记全部毁掉，扔掉所有的笔。”白桦说。但是，漫长的黑夜过去，风浪稍稍平息，他又把自己终生不渝的恋人——文学，紧紧地拥抱在怀里。他经历了中国文学回归的全过程，而在这个过程里，他觉得自己一直都在砧上。他并不觉得有什么委屈，因为在砧上经受锻打的人是大多数。
“文革”结束的第二天，他想到中共高级将领贺龙早年对他讲述的一些经历，只用了一周时间就写出话剧《曙光》。写的是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洪湖的故事，是一件和“文革”极为相似的历史事实。白桦试图用事实来探究这种恶性循环的原因。当年，在中共红军内任党代表的领导人以革命的名义肃清反革命，杀掉了几乎所有的红军骨干，特别是前来投奔革命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一位著名将领段德昌，黄埔军校四期的高材生，他曾经是洪湖红军的创始人之一。在面临枪毙之前他说了三个愿望，一是红军不要离开洪湖，二是不要把我开除党，三是不要用枪弹打死我，留下一颗子弹打敌人。
白桦就是因为他这三句话才创作《曙光》的。这是一位忠诚到了极点的理想主义者，这些话使白桦震撼，也使他陷入深深的沉思。白桦为了这部作品上演，奔走了一年，不断争取各级领导人的理解，向许多人朗诵剧本。一直到1977年秋天，在北京内部上演了两个多月，才得以正式公演。
他本来想，可以沿着《今夜星光灿烂》《曙光》的路子写下去，但是未能如愿。
白桦觉得，此后的一连串政治思想迫害运动，可以说无一不是“反胡风运动”的翻版和继续。“文革”实际上并非史无前例，从内容到形式，和“反胡风”“反右派”一脉相承。“历次迫害运动严重挫伤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与独创精神，思想的翅膀被残酷地剪断了，到了这种时候，我已经不单单是逆来顺受，也不单单是委屈和激愤了。”白桦说，他像越冬的落叶乔木那样，有了默默的思索。在暴风雪中形容枯槁的思索，比在春光里茂密的宣泄要有力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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