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32791699
恩里克·比拉-马塔斯（1948- ）是西班牙当代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蒙塔诺的文学病》让他成为首位获美第奇最佳外国小说奖的西班牙人，是了解作家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的理想之选。
长篇小说《蒙塔诺的文学病》首版于2002年，是西班牙著名作家恩里克·比拉-马塔斯个人风格鲜明的又一部杰作，其风格介于私人日记、长篇小说、情感经历、自传小说和随笔散文之间，五个章节犹如体裁各异的五本书。
文学批评家罗萨里奥·吉隆多和儿子蒙塔诺都患上了文学病，症状却恰好相反：蒙塔诺遭遇写作瓶颈，再也写不出任何东西的他，疯狂地想要回归文学；罗萨里奥则陷入了对书的病态般的狂热，倍感窒息的他，只想将文学彻底忘掉。二人的病症都源于文学在生命中的过度存在，被父亲称为“蒙塔诺的文学病”。为了拯救自己，罗萨里奥开始了一场堂吉诃德式的心灵之旅，足迹遍及法国南特、智利瓦尔帕莱索和北大西洋的亚速尔群岛，然而随着旅行渐趋尾声，他的文学病却更加严重了。
这部小说为比拉-马塔斯摘得包括西班牙埃拉尔德长篇小说奖（2002）、西班牙文学批评奖（2002）、法国美第奇外国小说奖（2003）在内的多个重要文学奖项，让他成为首位获美第奇外国小说奖的西班牙人，是了解作家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的理想之选。
第一章 蒙塔诺的文学病
第二章 生命秘爱词典
第三章 布达佩斯理论
第四章 受骗男人的日记
第五章 精神的救赎
《蒙塔诺的文学病》就像一首充满智慧和快乐的赞歌，它宣告了文学的幸存而非死亡。
——英国《旁观者周刊》
我已成为比拉-马塔斯的粉丝，这位巴塞罗那作家既深刻又有趣，我只恨还未读完他的所有作品。
——法国《文学半月谈》
《蒙塔诺的文学病》是一部十分大胆且充满挑鲜的不凡之作。
一西班牙《先锋报》
比拉-马塔斯的卓越毋庸置疑。
-罗贝托·波拉尼奥
【读者评论】：
饱读万卷、略显悲观，这是比拉-马塔斯笔下人物的共性。无论是足不出户的抄写员（《巴托比症候群》，只能通过书本来体验现实生活的年轻作家（《蒙塔诺的文学病》），在布鲁姆日来到都柏林的退休出版人，还是追随文学偶像海明威来到巴黎的年轻学徒（《巴黎永无止境》），他们身上都携带了一片作家本人的影子。
比拉-马塔斯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正如他曾经如此痴迷地窥探“巴托比症候群”的深渊，却仍然笔耕不辍写了二十余本著作。明知维特根斯坦所言“沉默之不可言说”而仍然要说，他将写作视作对读者心灵的狩猎，“去捕获、去拥有、去引诱、去征服，潜入另一个人的灵魂，然后留在那里，去触碰，去赢得读者的心”。
第一章 蒙塔诺的文学病
二十世纪末，年轻的蒙塔诺刚发表了一部危险的小说，讲述的是一些作家放弃写作的离奇事件。随后他便困在自己编织的罗网之中，无论怎样强迫自己，他还是彻底地陷入了堵塞、停滞和可悲的无法写作的状态。
二十世纪末——确切地说是今天，2000年11月15日——我到南特探望他。正如我所料，他悲伤而枯竭；用普希金的这几句诗来描述他再贴切不过：“他活着并犯错/在森林的昏暗中/用危险的小说。”
这件事也有积极的一面，我的儿子——因为蒙塔诺是我的儿子——由于“在森林的昏暗中犯错”而恢复了对阅读的某种热情，我也因而有所受益。在他的推介下，我不久前读了胡里奥•艾华德最新发表的小说《自我边界的散文》。我一直以来对这位作家并无太多好感，在我眼里他不过是小说家胡斯托•纳瓦罗的分身。
今天，我向儿子道谢——当然不仅因为这一件事——感谢他向我推介了胡斯托•纳瓦罗的分身写的那本书。自从他写了那部小说后，他变得不那么像分身了。那是一本好书，我边读边屡屡想起某天在电台节目上听到的胡里奥•艾华德说的话：“一位女性朋友曾经跟我说，我们每人都有一个分身，他们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长着跟我们一样的脸，过着他们的生活。”我还记起胡斯托•纳瓦罗某天说的话——有时我还会以为是自己说的：“有些巧合和偶然让你笑死，有些巧合和偶然让你死去。”
《自我边界的散文》的叙事者是生活的异乡人，同时又像来自荒诞故事的一位英雄。他有一个隐秘的孪生兄弟，确切来说那是他的表兄，长得跟他一模一样，甚至跟他叫一样的名字，二人都叫科斯梅•巴迪亚。
分身的主题——以及分身之分身、通过镜子折射出无穷的主题——是胡里奥•艾华德的小说迷宫的中心。这部小说——我已经以文学批评家的身份在评论了——是一部虚构的自传，作家借科斯梅•巴迪亚之口，讲述那不属于他的记忆，编造了那两个表兄弟的世界，他仿佛在回忆那个世界发生的事，并且时刻体现着福克纳所说的：“小说是作家的隐秘生活，是隐秘的孪生兄弟。”
也许文学是这样的：虚构另一种本来可能属于我们的生活，创造一个分身。里卡多•皮格利亚说，讲述一种不属于自己的记忆，是分身手法的一种变体，但同时也是对文学体验的一个完美比喻。我刚才引用了皮格利亚的话，并且我确定，在我身边充满着关于书本和作家的引文。我是文学病患者。长此以往，文学可能最终将我吞没，就像漩涡吞噬一个玩偶，直至让我迷失在它那无边的领地里。我在文学的世界里越来越感到窒息，五十多岁的我，每每想到自己的命运可能是变成一部行走的引文词典，便焦虑万分。
《自我边界的散文》中的叙事者仿佛出自爱德华•霍普的一幅画。这不奇怪，艾华德自1982年买了我的第一本书起——我发表的五本文学评论中的第一本——便对这位北美画家产生了强烈兴趣。他买我的书不为别的，只因为书的封面印有爱德华•霍普的《夜游人》，上面画着一些夜里的醉酒人。在那之前，艾华德没有见过霍普的任何画，买书是因为它的封面——那时他甚至还不认识我——他用厨房的剪刀把画裁了下来，挂在家中的墙上。这是几年前他在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说的。我没有感到被冒犯，毕竟我记得有一次我从报纸上剪下了他的文章《生活的异乡人》，并把它钉在书房的墙上，用来提醒自己打电话给胡斯托•纳瓦罗，告诉他有个叫艾华德的家伙抄袭他，而抄袭的一个典型例子，来自那个家伙所说的：“《夜游人》中的那个孤独的醉酒人仿佛正在回想一次漫无方向的中国之旅。他的脖子、后背和肩膀承受着来自回忆和岁月的沉重冷光。”
《自我边界的散文》这部回忆科斯梅•巴迪亚那漫无方向的中国之旅的小说，让我想起了我署名发表的一篇对胡斯托•纳瓦罗的访谈，实际上那是他对自己的采访；同样，出现在下一页的是我对自己的采访，而署名作者为胡斯托•纳瓦罗。两篇访谈以同一个问题开始，这是我们事先约定的：“您愿意和我交换身份吗？”“现在就可以。”我回答。“现在不行，”胡斯托•纳瓦罗说，“在其他时候我很乐意，但现在不行。现在您在提问，我在回答；如果现在我换成了您，我就要提问题了。”
胡斯托•纳瓦罗和我总是对巧合的东西、一样的东西和分身的话题深感兴趣。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胡斯托•纳瓦罗在机场总是被警察要求出示一系列文件并搜查行李。有次他心血来潮，便问一位宪兵为什么总是只拦下他，宪兵跟他说，因为他的外形跟某个通缉犯的描述相符。
在1974年，我居住在巴黎期间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我在圣日耳曼德佩区的一家药店里被拦下，被误认为是委内瑞拉恐怖分子卡洛斯。巧合和偶然。想到这，我突然明白了塞尔希奥•皮托尔在1994年写的一个故事《隐秘的孪生兄弟》，他在开头引用了胡斯托•纳瓦罗的一句话：“当作家意味着变成一个陌生人，一个异乡人：你必须开始翻译你自己。写作是扮演，是角色取代。写作是假装成另一个人。”
更多巧合和偶然。尽管塞尔希奥•皮托尔并不知道胡斯托•纳瓦罗与我不止一次地互换过身份（也许甚至不知道我们相互认识），但他却让我们俩完全代入了《隐秘的孪生兄弟》的两个角色，那个故事是为我而写的，“给那位来自海外的朋友，最后一位言辞狂妄的评论家”。
今天在蒙塔诺位于南特的家中，我确认他陷入了不能写作的困境。于是我试着宽慰他，讲那些关于分身和分身之分身的故事。
“有些巧合和偶然，”我对儿子说，“让你笑死，有些巧合和偶然让你死去。”
“这不是胡斯托•纳瓦罗说的吗？”
“也是胡里奥•艾华德说的，不久前他在一篇文章中剽窃了这句话，也许你还没读过。”
蒙塔诺顿时变得神色焦虑。“全世界的人都写作。”他说。他身旁的艾琳，他的伴侣，向他投去了深切的同情目光。艾琳是个漂亮、安静和聪明的人。我对她了解不深，只在她某两次到巴塞罗那时见过面，但我对她感到安心，我们相互信任。我的妻子罗莎——蒙塔诺的继母——认为她是我这个难以相处、喜怒无常的儿子能找到的最好的伴侣。
“你一定在想，”蒙塔诺对我说，“我很担心，因为自从那本书出版以后，我便不能写作了。但事情不是这样的。事实上，不是我不能写作，他人的想法不时地进入我的大脑，它们突然到来，从外面闯进来，并控制了我的大脑，”此时他做了一个夸张的手势，“所以，事实是没有人写作。”
我对他的话有些许怀疑，便问从外面闯进他大脑的都是什么样的想法。他向我解释说，比如，就在我按他家门铃的时候，胡里奥•艾华德的个人记忆刚刚来访。
“我无法相信你。”我跟他说。
“但你应该相信我，这是百分之百的、奇怪的事实。胡里奥•艾华德的记忆渗进了我的脑海，我看见了马拉加城加里加•维拉街的拐角，那正是艾华德的住处。我看见了这个场景——就在你来到这个房子、感谢我推荐你读他的小说之前。显然，在你第一次跟我提及艾华德之前我就看见了。我看见了他居住的街道拐角，还见到了康莫多罗阅读酒吧，那是他模仿胡斯托•纳瓦罗写的那本糟糕的小说中出现的酒吧。不仅如此，我还看见了格拉纳达堂西米恩浴场的游泳池，那是他在童年时跟父亲去过一次的地方……”
我无奈地觉得那是他的幻想，也许这位可怜的作家正以一种幼稚的方式掩饰不能写作的焦虑。然而在他那错乱的眼神里，有一种出奇的、真实的宁静。
由于旅途疲惫，我与他们道别后回酒店休息了。毕竟他们要到明天才能招呼我；他们在南特经营一家书店，今晚要与书店的客户共进晚餐。他们坚持让我住在家里，但我不愿意。在南特逗留的这几天，我可不愿当他们的电灯泡。他们开车送我到拉贝鲁兹酒店，并约好第二天我到书店找他们一起吃午餐。到了酒店门口，我在下车的瞬间忽然想看看，那些渗入我儿子大脑里的艾华德的记忆究竟是不是他一时的胡言乱语。我开玩笑地问他，就在那一瞬间，他是否仍在接收艾华德的记忆。
“没有，现在没有，”蒙塔诺认真地说，“但我们从家里出来的时候，胡斯托•纳瓦罗的记忆来访了。应该说，他的记忆正在渗进胡里奥•艾华德的记忆中。”
艾琳看着我，仿佛是在为蒙塔诺的话道歉，她觉得他说这些话也许是班门弄斧，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一个不能写作的、头脑空白的可怜的年轻人。
“你能知道那些来自胡斯托•纳瓦罗的记忆是什么吗？”我问他。
“白天的那个记忆，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他假装成你。”他回答道。
对此，我表现出了英式的冷静，跟他们说了明天见。
片刻之前，我想着蒙塔诺的话时，记起了《莎士比亚的记忆》，那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写的一个故事，源于这位阿根廷作家在密歇根的酒店房间里做的梦。他在梦里看见一个没有脸庞的人要送他莎士比亚的记忆；要送他的不是名声或者荣耀——否则就浅薄了——而是那位作家的记忆，写《哈姆雷特》第二幕的那个下午的记忆。
我要睡觉了，让我感到疲惫的不仅是旅途，还有坚持了多年的写日记的习惯。今天，当我写下第一行“二十世纪末，年轻的蒙塔诺……”时，便意识到它或将在一种神秘力量的驱使下，变成一个需要读者的故事的开端，而不再是隐藏在这本私人日记中的文字。
这是荒唐的想法，现在只差把我转换成叙事者了。更荒唐的是，我来南特的目的是喘一口气，至少在这几天里摆脱使我窒息的文学。我来南特是为了看看我能否稍微忘掉我是文学病患者。
但此时此刻在拉贝鲁兹酒店的我，病得比离开巴塞罗那时还要严重。也许罗莎是对的，她说如果我想暂时戒掉那咄咄逼人的文学批评，缓解我对书的病态般的狂热，放下我用文学的眼光看待一切的癖好，那么选择南特——蒙塔诺也生病了，尽管我们对文学的狂热不一样——不是最合适的解决方案。
罗莎说我迫切需要一次旅行，在旅途中不再过度沉迷于文学，而是欣赏风光和音乐，参观非文化景点，从殚精竭虑的文学批评工作中抽身，全身心地投入对大自然母亲的欣赏中——“比如，安静地观察西红柿怎样从田地里生长出来”，这是她的原话——观赏日落并想念她，更加想念她，尽管她因为工作而不能同行，但仍然要更想念她。然而，罗莎也说了，我不能去南特，因为我的儿子在那里——他也因为文字而受伤，尽管与我的原因不同——他可能会让我的病变得更加严重。
而此时此刻的我比离开巴塞罗那时还要糟糕，我的病更严重了，就在父子俩令人窒息的会面过后，二人都因为那该死的文学而受伤，但情况不尽相同：一个人（蒙塔诺）想回归文学；另一个人只想忘掉它，哪怕几天也好，但至少现在还没做到，居然还陷入了这篇带有些许文学色彩的叙事文字的开头，甚至还把它写进了日记。
一切都很奇怪。同病相怜的父子，带着对文学的不同的狂热。蒙塔诺今天很奇怪，在卡尔维路的寓所里，他坐在椅子上，焦虑地抓住艾琳的手。他在文学上的发展前景因为那部危险的小说而受阻，他困在了自己的幻想或艾华德和纳瓦罗的个人记忆之中——如果这不是他捏造的话——他困在了被困者之中。不管怎样，他已成为了不能写作的人，一个在南特的、可悲的、不能写作的人，并且确信自己再也、再也写不出任何东西。
儒勒•凡尔纳在这里出生。
我无法入睡，这种感觉很可怕，于是又提起笔写日记，也许是为了写下这些，写下儒勒•凡尔纳在这里出生，他在年轻的时候经常沿着南特这个美丽的河港城市的运河散步，双桅帆飘扬的景致让他着迷。时过境迁，成群的海盗和商人已经故去，他们的财富也挥霍精光，尽管这个属于私人的城市的废墟间仍残存着昔日盛世的微弱光芒，空气中仍弥漫着些许古龙水的芬芳。
现在我看着这个不眠夜中的南特城，忽然想起艾琳。我在这位柔弱的女子身上仿佛发现了儒勒•凡尔纳的母亲的活生生的影子。他母亲的名字像一股气流：苏菲•阿洛•德拉弗叶。艾琳的名字也带有一点清风的感觉，即便不是如此，我也需要相信这一点，我需要依靠她成为我的盟友，让这股气流驱除蒙塔诺的文学病，可能的话，也把我的文学病消灭。
雅克•瓦谢在这里出生。
他也在这里自杀。在蒙塔诺的那部关于作家放弃写作的小说中，瓦谢是主要人物之一。他不费吹灰之力，只写了几封给安德烈•布勒东的信，便在法国文学史上留了名。1916年，他因过量服食鸦片而在南特的法国大酒店去世。这位默默无闻的诗人如影随形般陪伴了布勒东的一生，而布勒东的目光则紧随着一成不变地穿着骑兵中尉、飞行员或医生的制服在南特街头散步的瓦谢，对其倾慕不已。
瓦谢在给布勒东的一封信中写道：“你们一定认为我消失了，认为我死去了，但你们终将发现有那样的一个瓦谢，他隐退在诺曼底，从事畜牧工作，他向你们介绍他的妻子，一个天真无邪、相貌出众的女子，她永远不会意识到他曾经历的危险。只有少量的书（非常少，对吧？）被小心地藏在了楼上，证实着过去曾经发生的事。”
就在这个晚上的此时，一段回忆来到了我的脑海。在回忆中的那个时期，我的内心有一股冲动，我想暂时放下文学批评这个行当，进行一场冒险：编一个合集，收录一系列研究历史上那些严肃而危险的青年的突出事迹的文章。我认为那些青年中包括瓦谢，现在还可以加入蒙塔诺，说实话，他的外表越来越像——然而内心已经不像——杰哈•德巴狄厄的儿子，那位青年追随他那有名的父亲成为了演员，然而他摧毁了成长路上拥有的一切，当被问及前途时，他的答案是：到了二十九岁还活着已经很了不起。
我一向喜欢这个自以为是的社会里那些严肃而危险的青年的存在，他们发现世界是愚蠢的，一度只想着尽快离开它。我曾经和他们是同道中人；我的儿子在这里开书店之前，也精于此道——在酒店房间里搞破坏，在酒馆里拼命地打架，在夜里没完没了地吸毒，遇见有权势的人就往他们脸上吐痰。我不是毫无保留地赞赏他的做法，只是我在年轻时也做过非常类似的事，如果现在的我对于这可怜的儿子的狂野和自杀式的勇敢丝毫也不感到发自内心的满意，那未免太卑鄙了。
事实上，蒙塔诺——他叫米格尔•德阿布里莱斯•蒙塔诺，但他更喜欢蒙塔诺这个简单的称呼，以纪念他故去的母亲——的才华，还有他直至不久前还保持着的、与危险共存的需要，以及突如其来的精神脆弱同样让人印象深刻。这解释了为什么他冒着风险写下那个关于作家停止写作的故事后，自己也变成了一个无法写作的可悲的人。我还记得他在那本书出版后说的那些使我微笑的话：“我依靠我的父亲，就像他离不开我一样，因为他们说的那些可怕的事情不仅仅属于我。”
我微笑是因为那句话来自德巴狄厄的儿子，那时候蒙塔诺无论从外表还是内心都与他很相似。我微笑是因为关于德巴狄厄的那些可怕的评论，与我遭遇的那些恶言相向——我的那些尖刻的文学评论引起的——不是一回事。现在我微笑着盼望在将来的某一天和蒙塔诺一起编写那部关于危险青年的合集，或者说一部体面的编年史——后者源于我此刻的突发奇想，用于记录那些无法融入社会的青年是如何或早或迟地、最终得以克制自己，团结起来，创造艺术。
尽管只睡了两个小时，但是我醒来后感觉良好，仿佛两个小时已经足够了。我很怀念这么好的精神状态，但我决定不再睡了，我要出门走一走。现在到儿子的书店还早，于是我到了普罗克公园散步。一个文学病患者如我，此时难免会默默地向安德烈•布勒东致敬。他在《娜迪亚》中写道，也许南特，除巴黎之外，是“法国唯一一座能让我有如下感受的城市：这里也许会有有价值的事发生在我身上，这里有些目光在熊熊燃烧，我的生命轨迹——因为生活在这里而不是别处——能有所不同，在某些灵魂中还存活着最勇于冒险的心。南特，从那里还有我称之为朋友的人来访；南特，那里有我挚爱的公园：普罗克公园”。
我从来没有喜爱过普罗克公园——那不是我的风格，但我在早晨的这个时段感觉越来越好，按理说这时人还没睡醒，我本应感到愤怒、疲劳或脾气不好。我漫步在细雨之中，在罗莎专门为此行送给我的红雨伞下，心情非常舒畅。我仔细地观察公园里与我擦肩而过的为数不多的路人，在内心里渴望知道他们所有人的名、他们的姓，甚至深深地爱上他们——我更倾向于爱上他们的可能性，而不是爱上这公园——希望他们在离世的时候，知道他们的名字曾萦绕在我的唇间。我认真地看着那些显然各不相同的面孔，探究在他们深陷的眼睛里的对毫无意义的屠杀的恐惧。我对这个关于爱与杀的邪恶游戏感到很得意，我在想象他们中的每个人的死亡瞬间，在他们过渡到下一次生命的临界点，把我介绍给他们最爱的亲人。最后，我想象自己是爱与死亡王国的至高无上的君主。最后，我超越了所有冒险的界限，我比可怜的布勒东走得更远。
我在书店看见蒙塔诺的时候，他很放松，对我的照顾很周到。艾琳看起来比昨天开心，起码笑容比昨天灿烂。今天的气氛闲适平静，但不能说一切正常。我分析蒙塔诺和我在一起时的所有行为举止，不得不说，他是那么地心不在焉、情绪变化无常。他就像哈姆雷特那样。不论他这么做是不是在模仿那位丹麦王子——对此我无法完全确定——蒙塔诺时刻处在出人意表、持续不断的变化状态。他至少历经了哈姆雷特的以下几种状态：一、庄重、礼貌；二、理智、深思熟虑，具有知识分子气质；三、激动、忧郁；四、专横、嘲弄；五、装疯、报复心重，也许已陷入了无可救药的疯狂。
一、从我走进书店的那一刻起，蒙塔诺表现出了一种无微不至的友好。这么说吧，他虽然奇怪，但很友善。他非常热情地向我行了一个庄严的鞠躬礼——记得在他小时候，有几次我受托去接他放学，那时他对我行了同样的礼——还送了我一本《芦笋与灵魂的不灭》的法语译本，那是意大利幽默文学大师阿基莱•康帕尼勒的小说。
“借此赠书，”尽管他的礼貌过于精巧和夸张，但不失友善，他庄重地说道，“表达我对西班牙评论界有史以来最独立的评论家的敬意！”
我微笑着让他别这样取笑和恭维我，但无论如何我很感谢他赠书的好意，我在最近的一篇散文中对那本小说极力推崇——当然也对它的作者，他在当今时代被如此不公平地遗忘了——这证明蒙塔诺关注和阅读了我的那篇文章。“我兴致勃勃地读了那篇文章。”他说。然后他走开了，去招呼一个客人。就在那时，艾琳——她仍像昨晚那样美丽而脆弱——走到我身边，首先征求我对于在希加尔餐厅午餐的意见，然后压低声音，跟我谈论蒙塔诺今天的好心情：
“他可以很讨人喜欢，只要他想这么做。”
二、天下着雨，我走在去希加尔餐厅的路上，突发奇想地跟蒙塔诺谈论我的文学病，当然只是谈我的病况，我不想现在就谈论他的，那是个微妙的话题，我想以后再设法巧妙地触及。我与他谈论我的文学病，是因为我觉得这对他可能有治愈效果，让他知道他父亲对文学感到窒息，只要有机会就想远离它。我觉得谈及我的不适也许能缓解他的病，同时我的坦白能让我对自己的病感到些许宽慰。
“我在想，”他带着一种理智和深思熟虑的语气说，“瓦尔特•本雅明瓦尔特•本雅明思考过讲述故事的艺术与疾病的治疗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
我只能坦诚地告诉他，我对叙事和治病之间的关系毫无概念。于是蒙塔诺跟我解释，声音甜蜜而友好，讲故事和治病之间的联系，是瓦尔特•本雅明的一位德国朋友向他提及的，那位朋友说他妻子的双手有治愈的神力，那双手表达能力很强，那种表现力难以描述，只能说它们就像在讲故事一样。
“就是以这种方式，”我的儿子说道，“以这种独特的方式，一个十分私密的场景进入了瓦尔特•本雅明的记忆中：那是一个孩童的记忆，当他生病的时候，母亲让他躺在床上，然后她坐在旁边开始给他讲故事。当这样的场景进入瓦尔特•本雅明的脑海中，他不禁自问：对于大部分疾病的治疗来说，叙事不正是创造了最恰当的氛围和最有利的状态吗？”
于是蒙塔诺开始思考叙事的空间所营造的恰当氛围，我则感到有点荒唐——我对他坦白了自己的病，换来的是他对这个话题高谈阔论，被他那富有表现力的手部活动弄得眼花缭乱。我觉得这时的他通过与我的对话，通过在思考中融入他的过人见解，希望我能从中汲取治愈的良方。然而这不是我来南特的目的，实际上，作为父亲，我来这里的首要目的是治愈他的病，帮助他从无法写作的困境中走出来。
“我要追溯到童年，”蒙塔诺总结道，“在生病了的那些可怜的日子里，妈妈会给我讲故事，这样总能让我好起来。我要追溯到童年才能有十足把握推导出一个你以为简单的结论，而事实上它并不简单：疾病终有一天会离开，就像它到来时一样，在不知不觉中。”
三、到达希加尔餐厅时，蒙塔诺已经失去了理智，他开始激动地谈及他的母亲，说每当我离开家时，她就会狂喜地跳起舞来。他扯着嗓子，歇斯底里地抽泣，强行地切入关于他已故母亲的话题。这就是他为一件事激动起来时的典型风格，对此我已经分析透彻，就像作为一位优秀文学评论家对文本做分析一样。
那种终将演变成强烈忧郁的激动风格，包括厌恶直来直往、闲逛、跳跃、走迷宫、后退、绕圈子，然后突然触碰那个不可触及的圆心，也就是他母亲的话题——每次见到他这样激动的时候，他都是在谈及他那受上帝庇佑的母亲——然后再次往后退，绕更多的圈子，追随着相反或一样的本能，直至毫不留情地揭穿和嘲弄事实，任何可能确凿之事的任何事实，除了——因为届时他会继续前行并重新追随相反的本能——某个不变的事实，也是唯一他声称确定拥有的事实：在这世上他只爱过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玛利亚，他亲爱的已故母亲，我不可冒犯的第一任妻子。
四、在漫长的饭后闲谈时，理论上应当感到伤感的艾琳，略带天真地跟蒙塔诺说，他也可以爱她呀。我的儿子盯着她，用那双蓝色的、几乎总是冰冷的眼睛，跟他母亲那冷漠的蓝色眼睛一个模样。艾琳害怕了，我能确定蒙塔诺轻易就能驾驭她。但事实上她的恐惧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因为过了不久她就大胆地跟我的儿子说，固守在失去母亲的忧伤中，是一种冷酷无情的固执。但那不是说这话的好时机。蒙塔诺的心情一下子变得阴郁和怪异。我马上问他怎么了，除了对她的厌烦和生气。他变得很奇怪，眼神里充满暴躁，我从未见过他这样的表情。我再一次问他怎么了，但他还是没有回答。他的蓝色眼睛变得更加冰冷。
“你看着很阴郁。”我说。
“我很阴郁？”他嘲笑地说道，“没有，我的阁下，太阳整天都在照着我。”
他的回答跟哈姆雷特的一样——“太阳整天都在照着我”，跟那位王子说的一模一样——我找到了证据，至少找到了一个。他可能想为母亲报仇。他不止一次愚蠢地暗示是我杀害了她。也许我找到的并不是什么证据，而他也没有想到哈姆雷特，甚至什么也没有想，只是他写作能力的丧失导致了那令人费解的、反复无常的表现。
无论如何，哈姆雷特不期而至，让我想起了晚上在酒店睡不着时在脑海里闪现的一个想法。这个想法跟哈姆雷特有点关系，目的是帮助蒙塔诺克服对于不能写作的焦虑。这个想法是这么形成的：晚上睡不着时，我打开房间里的灯，我觉得自己看见了地毯上有只蜘蛛在爬。那只毫无戒心的、匆忙行进的蜘蛛，笨拙地拽着身子朝我的方向爬着。突然它发现前方有个巨大的影子，于是停了下来，不知道究竟该往后撤还是往前爬，只能一动不动地察看着那强大的敌人。我才动了一下，它就仿佛攒足了勇气，继续往前爬，莽撞、狡猾和恐惧交织在一起。它爬到我旁边时，对它嫌弃不已的我正要压死它，但最终还是掀起地毯让它逃走，给它留了一条活路。为什么？因为我的人生哲学是超越原始冲动的，而哈姆雷特——那时我联想到他——则徘徊在理性（什么都不做）和轻视理性而遵循一种古老的、我们称之为复仇的伦理习俗之间，后者实质上是一种原始的、不理性的行为。这种徘徊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的伟大所在，我在我的倒数第二本书中解释过这个观点。
就这样，我从蜘蛛想到了哈姆雷特，然后联想到我的同行哈罗德•布鲁姆。他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问道：“为什么哈姆雷特从海外归来？”他本可以前往维滕堡、巴黎或者伦敦。但实际上——布鲁姆告诉我们——他已不可能回到维滕堡求学，第五幕中的王子没有什么需要学的了，他已经知晓一切。回去的那个人，是那天半夜里让我觉得像雅克•瓦谢的一个鬼魂。
这就是昨天晚上在酒店房间里发生的事情。现在我在这个地方写着这篇正在演变成小说的日记。在布鲁姆的问题的启发下，我想到了一个类似的问题，今天可以向蒙塔诺提出，也许能将他导向一条正确的道路，将他从绝望的文学创作前景中解救出来。
那问题就是：为什么马塞尔•杜尚从海外归来？
我说杜尚从海外归来，指的是他在美国、大西洋的对岸旅居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在一个晴朗的日子回到了巴黎，在那里——带着作为一个知晓一切的人对艺术创作的清晰态度——沿袭他对“压死蜘蛛”这种原始冲动行径的抗拒，我想说的是他拒绝重复那些为人熟知的套路来创造艺术作品。
昨晚在这个房间里辗转反侧时，我就想，明天一见到蒙塔诺就跟他说，如果他唯一的心结是文学创作停滞的问题，那么解决方法很简单。杜尚的解决方法。也就是说，平静地专注于什么都不做，这是已经知晓一切的艺术家做的事情。杜尚终其一生不与因循守旧的艺术家为伍，将在海外历尽一切归来的人应有的智慧具象化，因此他是一个快乐的鬼魂，每天唯一的事情就是延续快乐，比如不在书页上，而是在日常空气中或者生活捉摸不定的表象上写作的快乐。难道这是什么惊人举动吗？
这对蒙塔诺而言是一个很好的计划：效仿杜尚的行为准则，像他那样，既不痛苦也不显得怪异，你就说你什么也不做。这对我儿子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计划，让他从那条狭窄的死胡同中逃出来。这个计划复杂——要求从蜘蛛联想到哈姆雷特、布鲁姆和杜尚——而实质上出奇地简单。无论如何，这对蒙塔诺而言是一个很好的计划。这是昨晚我在这个酒店里辗转反侧时所想到的，然而今天醒来时却忘得一干二净。不过哈姆雷特的鬼魂突然闯入希加尔餐厅，使我记起来了。只需要问他——装出天真无邪的姿态——为什么马塞尔•杜尚从海外归来？
五、希加尔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餐厅，不仅因为雅克•德米于六十年代在这里拍摄了那部享有盛名的电影《萝拉》。正当我们谈论着这些，并争论谁来结账的时候，可能那不是合适的时候，也许是为了终结关于结账的争论，同时出于好意帮助他解决不能写作的问题，就在那个不合适的时候，我想起向他提出我在酒店想到的那个问题。
“为什么马塞尔•杜尚从海外归来？”
我现在懂得了，当时我本该做好铺垫，先跟他说布鲁姆、蜘蛛，以及我这个患有文学病的脑子里的一切，正是这些让我炮制了那个复杂而实质上简单的问题。我希望以此不动声色地帮助他，事实上也付诸实施了——我是这么认为的——这个满怀好意的杜尚计划。
我的儿子已不再追随哈姆雷特的鬼魂，而是变成了一个誓要报仇的怪物，同样地——必须要说出事实的全部——以哈姆雷特的方式。他脸色的变化令人害怕，瞳孔以一种惊人的方式突然扩大。当他这样回答的时候，我几乎感觉到了从他口中喷出的怒火：
“为了看海。”
我记起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有一天，他没有任何原因地——如果不是为了让我们害怕他——突然改变了那张天使般的脸庞，露出可怕的表情。他对我们说——这也预示了他未来将要从事文学——大海由人的面孔、死人的面孔拼接而成。那天我和他那位早逝的母亲就已经预知我们儿子将来的执拗性格，尽管我们没能够预想到——这是自然——终有一天生活在南特的他竟会像哈姆雷特的鬼魂般，行为如此让人难以预料。
“我觉得你没有理解我的意思，”今天我在希加尔跟他说，“我问你关于杜尚的事，是因为我认为生活中没有写作、成为文学界的杜尚也不失为一个好的计划。”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接下来说的话，以及那慌乱的眼神，他突然开始寻求复仇。
“都是你的错，”他对我说，“因为你的弥天大错，你看看现在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就在这个瞬间：贡萨洛•罗哈斯的记忆正在入侵胡斯托•纳瓦罗的脑海，我正在重新经历那位诗人写下那些诗句的晚上，在那些诗句里，兰波敲打着元音的节奏，洛特雷阿蒙放声长嚎，卡夫卡的文字光芒四射，艾兹拉•庞德与天使们讨论着一个表意符号，还有我的母亲，我那可怜的母亲……”
他的样子很可怕，他的瞳孔越发地扩大了。
“还有我的母亲，”他说，“听着那场钢琴音乐会，对她而言那是一场精美的谋杀。”
在那一刻，我只想到了罗莎对我的提醒是有道理的，她说作为一个继承了我所有的神经质和狂热的人，蒙塔诺是世界上最不可能帮助我冲淡文学在生命中的过度存在感的人。
在那一刻，我已经看清楚，继续留在蒙塔诺身边只会让我病得越发严重。因为我很清楚，蒙塔诺的病，与我的病一样，都是文学病。我对自己说，既然蒙塔诺继承了他父亲的疾病，那么说到底——姑且给这种疾病取个名字——我患上的便是蒙塔诺的文学病。
看着儿子时，我对此更加深信不疑。他那哈姆雷特式的脾气，那带有攻击性的戏码，那关于作家的记忆入侵他人记忆的故事，对于他父亲而言绝对是一种危险，只能加重他父亲的文学病。
“你杀害了她。”蒙塔诺突然跟我说。
我们的谈话竟到了这个地步。很显然，他把自己当成了哈姆雷特，想要俘获国王的良知，也就是我的良知。
“我的天，”我对他说，“我没有杀害你的母亲。”
艾琳开始放声大哭。
-外面下着雨，雨落在南特的街道上，待在这个酒店的房间里让人感觉舒适。好吧，我们来看看：我没有杀害他的母亲。这是首先要明确的。那个关于我谋杀了她的想法是一个如我儿子般的病人的典型文学构建。雨下在南特的街道上，这让我想起了芭芭拉那首描述这般场景的歌。我接连喝了两杯水，仿佛我在以这种方式冲淡那个问题的影响，蒙塔诺对我的影响。刚才我看着窗外的一个男人，双臂以不同的姿势举在半空中，然后转身走向雾中——那时的雾很重——他仿佛在试图扎进雾中。
我没有杀害他的母亲。我记得很清楚，事实是这样的：玛利亚朝着阳台疯狂地奔跑，往空中可怕地一跃而下，可怜的忧伤的蒙塔诺就这样被这位母亲遗弃了，这位生下了他的母亲。
我记得她疯狂地向阳台奔跑，在普罗旺斯街我们的住处，撞断了护栏，从六楼跳了下去，就像家庭主妇冷漠地从窗口泼出一桶脏水。
在葬礼上，我假装着将永远承受折磨的样子，朗诵了艾略特的几行诗：“那是燃烧的玫瑰留下的灰烬/粉末飘浮在空气里/标记着一个故事终结的地方。”
我没有杀害他的母亲。
今天在希加尔餐厅，为了制止他那可怕的、失实的想象，我对他说：
“你没别的能耐，只知道让那些吸我血的苍蝇活过来。”
我对他说这样奇怪的话，部分原因是我想起了他看见的那片由死人的脸拼接成的海，继而想到一位老朋友，他总说他想用同一只苍蝇教训两个笨蛋。另一部分原因是，我觉得儿子——他意识到了我也有蒙塔诺的文学病——想吸我的血，用最后一剂过量的文学夺去我的性命。
这没什么稀奇的，我的儿子只是单纯地企图杀害父亲，这是西方世界里很寻常的一个愿望。唯一稀奇的事，是他通过文学的途径来置我于死地。然而，只要见识过蒙塔诺的怪异，其他怪异的事就不足为奇了。总而言之，我在希加尔餐厅时就明白了，我不能再冒这样的险，最好尽快离开南特。我不能继续在那里像一个平庸的哈姆雷特那样踌躇不定，怀疑蒙塔诺究竟是真的疯了，还是假装疯了；这个可怜的孩子只是因为无法写作而备受折磨（仅此而已），还是他确实想为母亲的死报仇；抑或他想要将自己的病传染给我，从而加重我的病，用过量的文学终结我的性命。
“你在跟我说什么苍蝇？”他对我说，“你总是试图以批评家的身份教训我。”
那是我一直欠缺的。也是我唯一欠缺的，也就是作为叙事者的他指责身为评论家的我。那时我看着他，以一种无以复加的权威态度。突然，不知为何——我猜是因为哈姆雷特的鬼魂一直在场——我想起了在罗萨斯见过一次的掘墓人，他边唱歌边掘坟墓。我顿时想到在《哈姆雷特》里总有这么一个人物存在，一个唱着歌的掘墓人。
我对儿子感到极度厌烦，以至于几乎要说出边唱着歌边给他掘墓那样的话了。但看来不应该再火上浇油了。取而代之，我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奇怪的样子。那一刻我心里已然十分清楚，依着他的回答，我应该跑着离开那里，在他给我注入那最后的一点剂量之前。
“奇怪的那个人，”他对我说，“是你，你来到南特，说自己得了文学病，这是显而易见的事。然后你问我关于海和杜尚的事。”在那一刹那，我开始厌恶自己昨天愉快地跟他敞开心扉，说我感觉身边充满了书和有关作家的引文。我差点——幸好我没有那样做——还跟他坦言了，自从来到南特，我就感到自己困在了一部小说里，一部我逐渐转抄到日记里的小说；而蒙塔诺的文学病，正对这部小说的神秘节奏，做出规律明显的标注。
我们在餐厅里陷入了这样一种紧张局面，于是我对艾琳和儿子说，我现在先走路回酒店，傍晚再去书店找他们。
一个小时前，我已经把行李收拾好。我在日记里写下这最后几行，然后就到车站，搭最早的一班火车离开这个城市，最早的一班。我知道这样做很“文学”，我还知道火车本身也很“文学”，但没关系，我将搭乘最早的一班火车离开南特，离开这里和在这里的儿子，管他边唱歌边给谁掘墓——只要不是我的。
火车悄悄地离开南特，我逐渐远离凡尔纳的城市，我深深地舒了一口气。恩斯特•荣格在日记中写道，瞳孔扩大的人会立即引起他人的不信任。孩子们——这是我的想法——尤其像我儿子那样变得如此极端危险的，来到世界的唯一作用就是加重父母的病，有时候是为了杀掉他们。人们说这是生命的规律，有些人死去，是为了有些人降生。然而我并不想因为过量的文学死去，也不想死于哈姆雷特的复仇之剑下。我对于杀害父亲没什么意见，只要那个父亲不是我。
我离开了南特，离开了那个丹麦皇室。
即便假定我现在发现了儿子是世界上最健康的人，而我才是那个怪异的人，情况也不会变化，我同样会离开南特，因为我很清楚我的儿子，那个无辜的或危险的凶手，自从我来到这个城市，他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让我的文学病变得越来越严重。我很清楚，只要我在南特多逗留几个小时，我最终将会变成——如果说我现在还不是的话——这个地球上最“文学”的人。
南特被留在了身后，这个优雅的外省城市，它沿河而建，四面通达；它开放，却也封闭；它是个文学之城：凡尔纳、瓦谢、朱利安•格拉克，不胜枚举，他们或出生在南特，或出生在它的周边。
没过多久，我就开始想到西红柿和芦笋，还有这片土地上长出的所有作物，稍稍忘掉了文学。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我不需要把任何事物与文学联系起来，能够暂时放下它。同样地，尽管只是在某一段时间内，我将搁置这一篇正在演变成小说的日记。我需要把注意力完全转移到自然界的事物上，思考随便一件难以让我联想到文学的鸡毛蒜皮的事。“可以说有一种病跟写作有关。”现在我记起玛格丽特•杜拉斯的这句话。我想从这个病中逃离好一段时间。
是的，别再想文学了。幸好，那危险的南特已经被抛在身后。我要看看沿途的景致，寻找在这烟雨笼罩下的草原上，有没有呆笨的奶牛在吃草。做什么都好，只要不是写作或者想到文学术语。我为蒙塔诺感到悲哀，也许他对我产生了幻觉。但他可以寻找下一个受害者了。别再跟我扯上关系。让他唱着歌给别的人掘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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