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里庇得斯与智术师：哲学思想的戏剧性处理（Euripides and the Sophists: Some Dramatic Treatments of Philosophical Ideas）

学界对欧里庇得斯与智术师关系的关注由来已久。诚如本书副标题所示，作者并没有直接讨论欧里庇得斯与智术师的思想渊源，而是主要关注作为剧作家的欧里庇得斯如何巧妙化用智术师的观点，进而通过富有创造性的手法在剧作中化用和呈现。科纳彻强调，质言之，欧里庇得斯是一位思想前卫、技艺炉火纯青的戏剧大师，而非哲人。欧里庇得斯对智术师的借鉴，主要体现在戏剧风格和戏剧手法，对人性的理解（如《希珀吕托斯》），甚至对智术师感官知觉的理解的戏仿上（如《海伦》）。

科纳彻（D. J. Conacher），生前为多伦多大学古典学系教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Fellow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Canada），加拿大古典学会（CAC）荣誉会长，长期致力于古希腊悲剧注疏，一生著述颇丰。

目录

译者前言

导论
总体目的和计划
前人的观点
欧里庇得斯与智术师对诸神的看法举隅

第一章 德性的本质与德性是否可教
智术师的观点
《希珀吕托斯》中的德性

第二章 德性的相对性
智术师的观点
《阿尔刻斯提斯》与《海伦》中的“回报-主题”

第三章 修辞术的力量与滥用
智术师的观点
《特洛亚妇女》
《赫卡柏》

第四章 真实与感观认知
智术师的观点
《海伦》中的表象和真实

第五章 礼法与相关思想
智术师论礼法与自然
欧里庇得斯政治剧中的礼法及相关语词
《酒神的伴侣》中的礼法与自然

结语

智术师概况

参考文献

译者前言

罗峰

在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中，欧里庇得斯的地位格外特别。他不仅受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严厉批评，也多次出现在哲人柏拉图的著作里，被苏格拉底称为“最聪明的悲剧诗人”。后世大哲尼采更直言不讳地痛斥：欧里庇得斯用他“审美的苏格拉底主义”扼杀了古希腊悲剧。欧里庇得斯身为悲剧诗人，何以又成了苏格拉底的“同盟”？回溯欧里庇得斯批评史，有关欧里庇得斯是诗人还是哲人的身份之争，学界一直聚讼纷纭，渐成一段公案。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欧里庇得斯的身份之谜却并未见明晰，反而愈发扑朔迷离。

时至今日，欧里庇得斯究竟是诗人还是哲人，俨然成了一个解不开的“死结”。

一、喜剧诗人笔下的欧里庇得斯

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一场以重新发现古希腊与古罗马价值的新古典主义批评，将欧里庇得斯的身份之争推向了高潮。这场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施莱格尔（AWSchlegel）站在古典文学的立场，猛烈批评了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创作。但实际上，这种论争早已蕴含在阿里斯托芬的批评中。阿里斯托芬虽为喜剧诗人，而非戏剧评论家，却在欧里庇得斯批评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堪称整个欧里庇得斯批评史的开启者。阿里斯托芬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并代表那个时代对欧里庇得斯的评价，也为后世的批评奠定了基调。从阿里斯托芬的作品来看，这位喜剧诗人显得不喜欢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创作。在他的11部传世喜剧中，大多可见对欧里庇得斯冷嘲热讽。在《地母节妇女》（Thesmophoriazusae）和《蛙》（Frogs）中，阿里斯托芬甚至让欧里庇得斯充当了主角。《地母节妇女》讲述了欧里庇得斯如何由“憎恨妇女”到最后与之讲和。在《阿卡奈人》（Acharnenses）中，阿里斯托芬更是毫不客气地批评他将众多瘸子和叫花子搬上舞台。在阿里斯托芬眼里，欧里庇得斯悲剧中呈现的这些角色转换毫无意义，无助于将民众教育成更好的公民，反而极可能把善良高贵之人训练成大流氓。不过，换个角度来看，阿里斯托芬对欧里庇得斯的百般“刁难”似乎也意味着，他颇为欣赏欧里庇得斯的诗才。诚如有批评家指出的，阿里斯托芬对欧里庇得斯的处处戏仿透露，这位喜剧诗人八成只是“假装不喜欢”，相反，他可能还是欧里庇得斯的最大欣赏者。不过，身为喜剧诗人的阿里斯托芬居然视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为楷模，这实在匪夷所思。难道阿里斯托芬认为，他所致力的喜剧与欧里庇得斯的悲剧离得很近？尽管我们不能就此作出结论，但在《蛙》中，阿里斯托芬已然向我们展示，在某种意义上，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与传统悲剧已有明显差异。

在《蛙》里，阿里斯托芬通过虚拟埃斯库罗斯与欧里庇得斯的一场较量，集中批评了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创作手法和内容。阿里斯托芬主要通过以下几点来检审欧里庇得斯的悲剧。首先是悲剧人物的表现手法。欧里庇得斯不仅让贩夫走卒走上悲剧舞台，还把埃斯库罗斯钟情的诸神、英雄人物写得跟凡人无异。阿里斯托芬认为，欧里庇得斯对悲剧人物的处理有失妥当。他不仅让普通人物充当悲剧的主角，还把高贵之人描写得可憎。在欧里庇得斯笔下，诸神和英雄人物不再高贵，相反，美德以某种方式在女人和普通人身上得以体现。在欧里庇得斯早期创作的悲剧《阿尔刻斯提斯》（Alcestis）中，诗人实际上暗中颠覆了传统家族观念。这种模棱两可的表现手法很容易让民众觉得，既然高贵之人实际上与他们并无二致，有时甚至不如他们，也就没有必要向他们学习了。其次是悲剧呈现的内容上，欧里庇得斯迥异于埃斯库罗斯，他的剧作在某些问题上毫无隐晦，将一切和盘托出。较之埃斯库罗斯笔下高贵勇猛的武士，欧里庇得斯的戏剧充斥着对七情六欲，以及有违道德伦常的情事的描写。在阿里斯托芬看来，欧里庇得斯毫不避讳地陈述事实，甚至将“坏人坏事表现得充满魅力”，并无益于雅典青年的教育，这种行为本质上与“行恶”无异。
然而欧里庇得斯在《蛙》中声称，他的出发点也是教育民众。这就将问题引向了悲剧的终极目的。通过表明欧里庇得斯在悲剧中呈现的辩论说理并没有把民众教育成“好公民”，而是教会了他们诡辩，阿里斯托芬实际上否定了欧里庇得斯能够担负起城邦教育者的重责（《地母节妇女》，行193-197；《蛙》，行1010-1015、行1069-1072、行1083-1086）。其实，《蛙》开篇就已暗示阿里斯托芬的雄心，它要通过新旧两代悲剧诗人的竞技，探究何为真正的悲剧。而欧里庇得斯最后败给埃斯库罗斯便透露了阿里斯托芬的看法：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已不复是真正意义上的悲剧，非但不能对民众的教化起作用，还暗藏败坏民众的危险。在另一部喜剧《云》中，阿里斯托芬不仅展示了欧里庇得斯作为悲剧家的失败，也表明欧里庇得斯在若干方面“越俎代庖”，有沦为喜剧诗人的危险。阿里斯托芬的这种观点在后世一直不乏传承者，并构成了欧里庇得斯批评传统的重要部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云》（Clouds）中，阿里斯托芬虽主要批评了转向政治之前的青年苏格拉底，把他看做不谙世事的自然哲人，但在这样一部作品中，阿里斯托芬仍不忘对欧里庇得斯进行冷嘲热讽（尤其是在教授诡辩上），这似乎暗示，欧里庇得斯与苏格拉底或其他哲人有着某种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