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9855978
本书卖点
- 国内初次译介的爱德华三世传记，中世纪史学者倾20年之力的匠心之作。爱德华三世被认为是zui成功的英格兰君主之一，相关传记却不多。作者以诸多史料和丰富细节，生动还原这位因为太过“完美”而未获得相应关注的君主的一生。
- 不仅仅是一部君王传记，更是一份贤明君主的“教科书式”样本。从让法国闻风丧胆的军事统帅，到苏格兰人的梦魇，从英格兰民族精神的缔造者到重商主义的先驱，从“亚瑟王再世”到“完美君主”，爱德华三世在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层面都取得了非凡成就，文学、建筑、艺术等领域也在他的治下飞速发展，在英格兰民众心目中，他是勇气、正义和希望的代名词，他的时代被视为“只可追忆的黄金时代”“逃避现实的避难所”，成为后世的典范。
- 耶鲁英王传记丛书之一。与后续出版的其他英王传记相互呼应，共同构建连贯、全面的大英帝国史。
编辑推荐
1.一部关于英格兰“黄金时代”如何铸就的宏大历史，一次对于“完美国王”爱德华三世的全面展示。作为由中世纪向近代转变时期的君主，爱德华三世在统治实践中重塑了英格兰政治基础，推动了民族国家的形成，这份政治遗产留下了深刻印记，英格兰成为未来诸个世纪都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而他一生追求荣誉的个人准则，缔造出的英格兰民族精神，将民众前所未有地凝聚起来，这仍是今日英格兰身份认同的核心。
2.爱德华三世被称为“未来君主的标杆”，却也因“太过完美”而没有得到相应的研究，本书填补了这方面的遗憾。为一位年代久远，获得普遍赞美以致后世形象单一的君主作传并非易事，作者打破了这一刻板印象，通过翔实资料和丰富细节，生动还原爱德华三世的言语、事迹、行为举止，亦不避讳他与父母、议会的矛盾乃至晚年的昏庸，塑造出有血有肉、在困境中突出重围的一代君主形象，并以此评估他的性格和抱负如何决定、塑造、超越了当时的制度和惯例，一步步开创庞大繁盛的英格兰王国。
3.由点及面，叙事宏大，生动再现14世纪欧洲风云变幻、云谲波诡的诸多事件。本书不但栩栩如生地刻画出爱德华三世及与他同时代的英格兰、苏格兰、法兰西、爱尔兰、西班牙、低地国家等国的重要历史人物，而且还以人物为线索，梳理了相关的政治、外交、军事、制度、礼仪及其变迁，也把当时欧洲宫廷、教会、社会的真实剖面呈现在读者面前。
本书为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的传记。爱德华三世（1312—1377）是金雀花王朝的第七位君主，在位五十年，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被誉为“英格兰民族主义之父”。在国内，他冲破了执政之初家族与国内亲法势力的压制，逐渐将权力收归己用，摆脱了议会的掣肘；在军事上，出征苏格兰和法国，开启了英法百年战争，从法国夺取了大量土地，使英格兰成为欧洲军事强国之一；在社会和经济层面，他带领民众挺过了黑死病的威胁，并将英格兰的经济带到新的高度，他宣扬的骑士精神凝聚出英格兰民族精神，实施的司法和议会改革一直影响到后世。本书作者在长年学术积淀的基础上，用通俗易懂的笔法为爱德华三世写了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传记，为我们理解这位“完美国王”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也为我们了解中世纪英格兰提供了新的视角。
序言与致谢
缩略语
货币说明
爱德华三世时期的欧洲
英格兰王室谱系图
法兰西、纳瓦拉、佛兰德斯和埃诺统治者谱系图
苏格兰统治者谱系图
第一章 温莎爱德华（1312—1322）
第二章 流亡与即位（1322—1327）
第三章 母后监政（1327—1330）
第四章 英格兰小雄狮（1330—1337）
第五章 家庭与朋友（1330—1344）
第六章 苏格兰的大灾难（1330—1338）
第七章 雄狮与百合（1331—1339）
第八章 悬崖边缘（1339—1341）
第九章 布列塔尼与回国（1341—1346）
第十章 胜利之路（1346—1347）
第十一章 为了亚瑟与圣乔治（1344—1355）
第十二章 通向普瓦捷之路（1347—1356）
第十三章 瘟疫与政治（1348—1358）
第十四章 国王的赎金（1356—1360）
第十五章 帝国初现（1360—1368）
第十六章 富丽堂皇的宫廷（1358—1369）
第十七章 和平时代（1360—1369）
第十八章 撤退与溃败（1368—1375）
第十九章 脆弱的统治（1369—1376）
第二十章 悲痛之年（1376—1377）
第二十一章 伟大的爱德华
爱德华三世的头衔与玺印
参考文献
译名对照表
译后记
序言与致谢
这本书的写作故事可谓丰富。在“英格兰君主传记丛书”策划的初期，《爱德华三世》原计划由利兹大学中世纪史教授约翰·勒帕图雷尔（John Le Patourel）撰写。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勒帕图雷尔曾就爱德华三世与法兰西的关系撰写了一系列观点犀利且极具影响的论文。然而，在那之后，他专注于《诺曼帝国》（出版于1976年）及其后继之作《金雀花王朝》（在他于1981年去世时尚未完稿）。因此，70年代初，勒帕图雷尔就将《爱德华三世》的著述合同转给利物浦大学中世纪史教授A. R.（亚历克·）迈尔斯（A. R. [Alec] Myers）。迈尔斯根据已出版的编年史及雷默（Rymer）的《契约》（Foedera），按时间顺序叙述爱德华三世统治时期，共计十章，主要内容为这一时期英格兰与苏格兰、法兰西的战争史。我认为，这是他第一次按照“英格兰君主传记丛书”中较早出版书籍的编写模式，构建其书的内容与结构：前半部分概述统治时期，后半部分着眼于政治、治理的重要议题，并评价爱德华三世的性格及成就。当迈尔斯于1980年去世时，下半部分既未进行规划，也未动笔。
80年代末，时任“英格兰君主传记丛书”总主编J. J. 斯卡里斯布里克（J. J. Scarisbrick）教授，首次联系我来接受撰写《爱德华三世》的合同。当时，我已着手分析、研究这一时期的国内政治，后于1990年出版了《爱德华三世的统治：1327至1377年英格兰的王权与政治社会》。20世纪90年代初，亚历克·迈尔斯的遗孀去世后，迈尔斯的利物浦同事艾伦·哈丁（Alan Harding）与我签订了合同，并将重新发现的迈尔斯所著传记作品的遗稿交给了我。在当时的我看来，似乎最合适的办法是，暂不翻阅迈尔斯的遗稿，待我自己的研究工作进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来参阅他的研究。于是，我先就中世纪后期英格兰财政、司法、议会档案和制度进行长期研究，直到2005年前后，才真正回到爱德华三世这个重要主题上来。在完成这本书的第一稿后，我总算在2010年阅读了迈尔斯的遗稿。我发现，关于爱德华三世统治时期的许多重大事件，我有一些观点与迈尔斯不谋而合，而且，有一些翻译得很好的文献早已收录于他所撰的1969年版《1327—1485年英格兰历史档案》。但是，除了能感受到他因这一宏大著作未能完稿的沮丧和为爱德华三世写一个轻快结局的迫切希望外，我几乎找不到任何线索，来构建迈尔斯对爱德华三世的设想。因此，平心而论，不论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好是差，其思路并非承袭迈尔斯而是出自我自己。
2007至2010年，我担任利弗休姆信托专业研究基金研究员（Leverhulme Trust Major Research Fellowship），后期研究和本书写作大体也在此期间完成。我对该信托基金深怀谢忱，正是其所赐予的宝贵时间，才让一切有了可能。我也要向约克大学校长布赖恩·坎托（Brian Cantor）教授，及接替我担任历史系主任的迈尔斯·泰勒（Miles Taylor）教授与比尔·希尔斯（Bill Sheils）教授致以谢意。正是因为他们帮助我分担了其他工作和职责，我才得以接受这个研究员的职位。我在历史系及中世纪研究中心的同事极大地拓宽了我对历史的认知，也承受了我离开后随之而来的负担。因此，我要感谢蒂莫西·艾尔斯（Timothy Ayers）、彼得·比勒（Peter Biller）、詹姆斯·宾斯（James Binns）、加布丽埃拉·科罗娜（Gabriella Corona）、迪伊·戴斯（Dee Dyas）、杰里米·戈德伯格（Jeremy Goldberg）、盖伊·哈尔索尔（Guy Halsall）、尼古拉斯·哈夫利（Nicholas Havely）、菲莉帕·霍斯金（Philippa Hoskin）、尼古拉·麦克唐纳（Nicola McDonald）、理查德·马克斯（Richard Marks）、林恩·穆尼（Linne Mooney）、克里斯托弗·诺顿（Christopher Norton）、萨拉·里斯·琼斯（Sarah Rees Jones）、费利西蒂·里迪（Felicity Riddy）、克雷格·泰勒（Craig Taylor）、塞西娜·沃森（Sethina Watson）与乔斯林·沃根-布朗（Jocelyn Wogan-Browne），是他们给予了我诸多建议与支持。有机会加入这样一群令人振奋的学者，在约克这一欧洲中世纪名城里写作本书，为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令人心满意足。
有机会和约克大学一群出众的博士生一起工作，我感到格外欣喜。我真诚热情地感谢艾利森·巴兹尔（Alison Basil）、莉萨·本兹（Lisa Benz）、菲利普·布拉德福德（Philip Bradford）、亚历克斯·布雷森（Alex Brayson）、乔尔·伯登（Joel Burden）、凯瑟琳·卡森（Catherine Casson）、安东尼奥·卡斯特罗·亨里克斯（Antonio Castro Henriques）、莱斯利·库特（Lesley Coote）、格威利姆·多德（Gwilym Dodd）、基思·菲尔兹（Keith Fieldes）、芭芭拉·格里布灵（Barbara Gribling）、马克·霍尼韦尔（Mark Honeywell）、拉尔夫·坎纳（Ralph Kaner）、埃丝特·凯兹克梅迪（Esther Ketskemety）、海伦·基利克（Helen Killick）、罗伯特·金西（Robert Kinsey）、海伦·莱西（Helen Lacey）、马丁·劳伦斯（Martyn Lawrence）、乔安娜·莱恩史密斯（Joanna Laynesmith）、克里斯琴·利迪（Christian Liddy）、乔纳森·麦克曼（Jonathan Mackman）、马克·庞申（Mark Punshon）、汤姆·理查森（Thom Richardson）、莫妮卡·西蒙（Monika Simon）与丹妮尔·韦斯特霍夫（DanielleWesterhof）。我非常感谢在我指导下开展博士后研究的詹姆斯·博斯韦尔（James Bothwell）和格威利姆·多德，他们给予了我长期的建议与帮助。能与一群极优秀的本科生和硕士生交流、碰撞思想火花也是我的一大幸事，我向他们，尤其是那些参与到我的专题“战时英格兰，1290至1360年”、写了无数论文还“存活下来”的学生，致以最真挚的感谢。我的研究助手西蒙·哈里斯（Simon Harris）、莉萨·利迪（Lisa Liddy）、乔纳森·麦克曼及希拉·斯内登（Shelagh Sneddon），从各个方面帮助我理解复杂的中世纪档案，对此我也心怀感激。
自从我栽下我的第一棵幼苗以来，这一代的历史学家更为辛勤地耕耘着14世纪研究这片曾经相当荒凉的土地。要列出那些曾对我的工作产生过影响的人，难免挂一漏万。我特别感谢已故的詹姆斯·吉莱斯皮（James Gillespie），还有马克·阿凡尼吉安（Mark Arvanigian）、道格拉斯·比格斯（Douglas Biggs）、杰弗里·汉密尔顿（Jeffrey Hamilton）、沙龙·米哈洛夫（Sharon Michalove），他们在卡拉马祖西密歇根大学的中世纪国际研究会上组织了举世闻名的“白鹿学会”（White Hart sessions）。与我同为利兹大学中世纪国际研究会“14世纪研究协会”召集人及双年刊《14世纪英格兰》联合主编的克里斯·吉文-威尔逊（Chris Given-Wilson）、杰弗里·汉密尔顿及奈杰尔·索尔（Nigel Saul）慷慨大方地提供了他们的建议与专业意见。我还要感谢由以下机构主办的一系列会议与研讨论坛：伦敦基尤国家档案馆（艺术与人文研究委员会资助）、埃克塞特大学与诺丁汉大学、伦敦大学历史研究院及高级法律研究院、俄亥俄州立大学、多伦多大学（美国中世纪研究会主办）、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鲁·W. 梅隆基金会资助）、罗切斯特大学和普拉托达蒂尼研究所。这些会议让我有机会深入探讨并阐发部分学术观点，这些成果最终收入本书。英国国家学术院及约克大学资助了往来路费，便于我开展国内及国际访问。
有许多同事慷慨地让我查阅他们的原始资料笔记，并同意我将他们尚未公开发表的研究发现和历史阐释用在本书中。这里我要特别感谢阿德里安·艾尔斯（Adrian Ailes）、马丁·艾伦（Martin Allen）、罗杰·阿克斯沃西（Roger Axworthy）、理查德·巴伯（Richard Barber）、迈克尔·贝内特（Michael Bennett）、毛里齐奥·坎帕内利（Maurizio Campanelli）、保罗·德莱伯勒（Paul Dryburgh）、克里斯托弗·弗莱彻（Christopher Fletcher）、菲利普·林德利（Philip Lindley）、玛丽莲·利文斯通（Marilyn Livingstone）、杰西卡·卢特金（Jessica Lutkin）、约翰·麦迪科特（John Maddicott）、艾利森·马歇尔（Alison Marshall）、拉尔夫·莫法特（Ralph Moffat）、伊恩·莫蒂默（Ian Mortimer）、大卫·A. L .摩根（David A. L. Morgan）、克莱门蒂娜·奥利弗（Clementine Oliver）、罗伯特·帕尔默（Robert Palmer）、约翰·卡米·帕森斯（John Carmi Parsons）、吉赫姆·佩平（Guilhem Pépin）、克利福德·罗杰斯（Clifford Rogers）、格雷厄姆·圣约翰（Graham St John）、卡罗琳·申顿（Caroline Shenton）和安东尼·维尔登（Anthony Verduyn）。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安东尼·马森（Anthony Musson）全程给予我极大的支持。先后读过我书稿的迈克尔·普雷斯特维奇（Michael Prestwich）、安东尼·古德曼（Anthony Goodman），在本书的文本细节、形态及意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理查德·巴伯不吝惜时间，阅读了全文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我要感谢约克大学图书馆与档案馆、国家档案馆、伦敦大学历史研究院图书馆、大英图书馆提供的服务与帮助。我也非常感谢耶鲁大学出版社的罗伯特·鲍多克（Robert Baldock）、希瑟·麦卡勒姆（Heather McCallum）、蕾切尔·朗斯代尔（Rachael Lonsdale）、坎迪达·布拉齐尔（Candida Brazil）和贝丝·汉弗莱斯（Beth Humphries），正是因为他们的耐心与专业，这本为期甚长、部头甚大的书才能面世，感谢罗伯特·金西为校样、索引所做的辛苦付出。这本书中若仍有事实、理解的任何错误，自然都应该由我承担。
奥姆罗德（Ormrod）、多布森（Dobson）与威尔逊（Wilson）家族多年以来经受爱德华三世对他们日常生活的侵扰，不夸张地说，即便公开表达我的谢意，也难以回报他们对我的厚爱与支持。对理查德来说，即便他感觉难以容忍这本书，但他也很少表露出来，我能完成这本书，自然少不了他的耐心与宽容。
威廉·马克·奥姆罗德
2010年11月
人物评价
那个时代里最好的国王，最好的军事统帅，最好的立法者，最好的朋友，最好的父亲，最好的丈夫。
——乔舒亚·巴恩斯《历史上最成功的君主——爱德华三世》
在他的统治下，生活就是被统治。
——沃尔辛厄姆《圣奥尔本斯编年史》
自诺曼征服以来，还没有哪位英王像爱德华三世一样被其臣民如此心甘情愿地视作自己人。
——本书作者
图书评价
奥姆罗德掌握了环境、动机和性格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不仅为一位国王，更为一个处于历史关键阶段的国家提供了原始且重要的描述。《爱德华三世》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值得专业历史学家和普罗大众广泛阅读。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爱德华三世》复活了英格兰最成功的战争领袖，一个完全淹没在时人普遍的赞美之中以致后世形象刻板的君主。这是错误的，正如奥姆罗德在这本匠心独运的原创传记中所表明的那样。
——《旁观者》
对一位英格兰最成功的战争领袖，其研究规模大得令人生畏，但引人入胜。奥姆罗德生动的行文，精彩地捕捉了中世纪政治的个人品质。
——《星期日电讯报》
温莎爱德华（1312—1322）
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在位五十年有余。比他在位时间更长的，在他之前，仅有亨利三世，在他之后，也只有乔治三世、维多利亚女王与伊丽莎白二世。他的一生，基本上都活在公众的视野里。1327年，年仅十四岁还是个少年的他便被扶上了国王的宝座。自此之后，二三十岁的他是东征西讨威风凛凛的军事统帅，四五十岁时，则转为运筹帷幄坐守中央的国家首脑。之后，他逐渐衰老并最终在1377年告别了人世，时年六十四岁。在药品匮乏医术落后、政局诡谲凶险、高寿者寥寥的年代，爱德华三世的生命力不可谓不顽强。他比三个弟弟妹妹及其妻子更长寿，十二个孩子中的八个都先他而去。当时，军事将帅很可能死于战场、比武场，或因为长年征战患病而亡，然而，他却坚强地活了下来。当他的许多亲近要员、心腹密友在黑死病中纷纷凋零，他却一如既往有如神助般地逃出了鬼门关。年迈的爱德华三世死后，数月乃至数年间，普遍的失落感依然笼罩在臣民心头。1377年的英格兰，很少有人能够记得功成名就的爱德华三世即位之前的生活，至于想比较其即位前后情况的，就更少了。
要了解爱德华三世一生经历的大小事件、所处的生活环境和性格特质，留存到今天的信息大多破碎不全、模糊不清。只有残存至今的建筑、工艺品、丝织品、家具的细小碎片，能供我们一窥爱德华时期宫廷的空间环境、仪式装饰及舒适家居。幸存下来的主要是文字，包括编年史、著作及由当时僧侣、牧师和少数世俗贵族创作的诗歌，还有教堂及重要城镇的档案，以及王室官员记载的重要卷宗，特别是王室秘书处（文秘署、掌玺处）和财政部门（财政署、锦衣库或国王内府金库、宫室）的卷宗。由于英格兰缺少真正的官方史学或书面论证的传统，且大部分作者未曾亲身经历过笔下的事件，这些文本资料所展示的爱德华三世，与真实的爱德华三世之间存在不小差距。在众多关于爱德华三世的记载之中，仅有以下两个例外，一是亚当·穆里马思和托马斯·盖瑞关于其前半生的记载，二是让·傅华萨和托马斯·沃尔辛厄姆关于其后半生的记载。这些编年史家有权使用各种资料，从而保证了记载的真实性。大部分资料记载由中央政府的重要部门保管，更重要的是，这些记载高度公式化，多以学术用的拉丁文写就，编者的自我意识和个人加工十分明显。宫廷演讲和上流社会常用盎格鲁-诺曼法语，仅在以这种语言写成的书信、请愿书及诗歌中，我们才能捕捉真实的叙述。即便是到了爱德华三世统治后期，英语也仅限英格兰普通民众使用，尚未被用于诗歌以外的书面表达或交流。
这一切为理解爱德华三世带来了诸多艰巨挑战。我们虽然可以知道他的长相穿着，了解他曾踏足的土地、战场上的表现，领会他在国家重要仪式上的演讲，我们或许还能很快觉察出他对某些家庭成员的偏爱，对行政官员偶尔的不耐烦，与朋友之间的游乐，以及赐给亲近侍从的富有感情的昵称，但是，想要完成重建他的性格、理清他的动机这一艰巨任务，却需要我们不断涉及那许许多多的未知与不可知。写这本书是为了尽可能地复原爱德华三世的人生经历、事迹、言语、行为举止，并据此评估他的性格和抱负在多大程度上决定、塑造、超越了当时的制度结构及政治惯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全面地理解既是国王也是普通人的爱德华三世。读者也能以此自行判断，穿越多个世纪的历史迷雾，中世纪君主与他的当代传记作者之间是否还能够建立有意义的联系。
1312年11月13日，爱德华三世出生于温莎城堡。之后，他的生活与温莎联系紧密，他甚至将温莎城堡变成了纪念其统治的伟大丰碑。然而，14世纪早期，英格兰的王室住宅还相当简单。尽管在13世纪中期，亨利三世曾新修扩建城堡，但后继者爱德华一世热衷于狩猎，宁愿居住在大公园的王室庄园里。爱德华二世光顾温莎城堡的次数较多，以纪念曾在此抚养过孩子的母亲和祖母，因此，1312年他便特意选择此地作为自己第一个孩子的降生之地。尽管他没有守护在王后身边，把大量的时间消耗在庄园里的狩猎活动上，但在9月中旬之后，他还是或长或短地留驻温莎。10月15日至18日之间，由于担心其妻——法兰西的伊莎贝拉可能提前分娩，他曾短暂地造访了温莎。不过，在伊莎贝拉的情况稳定后，他在该月月底便前往威斯敏斯特。11月12日，他回到温莎，正赶上了次日儿子的出生。
王子的出生日期正好是圣布莱斯节（Feast of St Brice），当王子登上王位之后，这一天就成了他施赈庆祝的日子，有时他也阐述、记录这一节日对王室的重要性。
王子出生时，王后的叔叔——埃夫勒的路易正好在英格兰宫廷里，传言说他曾与伊莎贝拉决定选择一个法兰西国王的名字来命名新生的王子。考虑到腓力四世1308年将女儿伊莎贝拉嫁给爱德华二世是希望对英格兰王室施加影响，这则流言似乎有些根据。但更可能是埃夫勒的路易希望行使王子教父的特权，为其取名路易，而非腓力。这从现代民族主义者的感情上来说可能不现实，但在当时却可以理解。这个名字，也容易让人回想起13世纪伟大的法兰西模范君主——路易九世。后来，当爱德华三世明确继承圣路易的王位、自称法兰西国王时，一个欧洲大陆讽刺作家称他为“爱德华·路易”。不过，事实证明，选择“爱德华”这一英格兰特色鲜明并与前两任英格兰国王相同的名字，作为小王子的名字更加合适。选择“爱德华”，是把新诞生的王子放在王位继承序列上，表明了他对英格兰王位拥有继承权。而且，“爱德华”不但是其祖父、父亲的名字，还是英格兰历史上最伟大的圣王即忏悔者爱德华的名字。未来，王子注定成为“征服者威廉之后的爱德华三世”，这也正是他后来的正式的官方头衔。
国王及民众有充分的理由庆祝王子的诞生。1307年即位后，爱德华二世便迫切需要一位王储。有人担心爱德华二世如果突然驾崩，便会引发王位继承危机。这种担心并非空穴来风。爱德华二世的兄长，约翰、亨利及阿方索都英年早逝。爱德华一世的第二任王后——法兰西的玛格丽特生下两个男孩，即布拉泽顿的托马斯及伍德斯托克的埃德蒙，王位传承虽然得以巩固，但是当他们的侄子温莎爱德华于1312年出生时，这两兄弟也还依然年幼。其他可作为王位继承人候选者的王室支脉，原有约翰王小儿子——康沃尔的理查德的传人。然而，自从康沃尔伯爵阿尔曼尼的埃德蒙于1300年死后，这一支已经后继无人。因此，仅剩下兰开斯特家族亨利三世幼子、死于1296年的埃德蒙·克劳奇贝克的后代——埃德蒙之子兰开斯特的托马斯，在14世纪早期数十年间，虽然从未觊觎王位，但他富可敌国的财富及显赫的政治履历，难免让一些人将他视为潜在的王位继承人。1290年苏格兰及之后1328年法兰西的局势均表明，王位继承出现争议会严重威胁一个王国的政治及道德秩序。因此，1312年爱德华二世法定王位继承人的诞生，既让英格兰大松了口气，也让这个国家备感骄傲
据说，新生的王子身体非常健康。我们可以找到大量爱德华二世及王后伊莎贝拉接受诊疗的资料，却不曾在现存记载中发现婴儿时期的爱德华王子有任何服药或就医的记录。牛津的著名医生约翰·加德斯登在他的论著《英格兰玫瑰》（Rosa Anglica）中提到，他曾用不一定有效却历史悠久的诊治办法，把王子裹在一块红毯子里，避免“伟大的英格兰王之子”感染天花。尽管这个被救治的孩子经常被认为是未来的爱德华三世，但根据其他标明年代的证据推测，这个孩子更可能是爱德华一世的幼子，托马斯或者埃德蒙。
对爱德华二世而言，若非王位继承人的出生，这一年他都会沉浸在困顿及悲伤之中，因此这实在是一个甚好的庆祝理由。讲究排场而又令人难以捉摸的爱德华二世公然蔑视政治传统与社会公约，毫无顾忌地提拔他的密友——皮尔斯·加韦斯顿。他与皮尔斯之间到底是何种关系，被人广为议论。1307年，新即位的爱德华二世不顾父亲将康沃尔伯爵称号赐予自己同父异母之弟的计划，将这一爵位授予新移民皮尔斯，这表明他给予他心爱的皮尔斯领养兄弟的特殊身份。在自由而开放的21世纪，人们可以更公开地怀疑，爱德华二世与皮尔斯是否为同性恋人？但是，即便假设这两人之间维持的是柏拉图式关系，也不难理解为何当时上层集团的其他成员强烈地仇恨加韦斯顿。皮尔斯是一个来自法国加斯科涅（Gascony）的外来者与暴发户。也许他爱权力给他带来的荣耀胜过权力本身，但他对爱德华二世所产生的非凡影响，极有可能切断了爱德华二世与其血亲参谋及高级贵族之间的沟通渠道，打破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平衡与团结。
1310年，在林肯伯爵及兰开斯特的托马斯的相继领导下，贵族们破天荒地联合起来，强迫国王接受《新法令》（New Ordinances），其核心内容便是要求国王爱德华二世将皮尔斯·加韦斯顿“流放出境，永不召回”。尽管爱德华二世一开始被迫接受了这一要求，但很快他便寻找机会推翻这一法令，并把不思悔改的皮尔斯召回身边。1312年1月，他又下令赦免皮尔斯并恢复了他的领地。这一公然违背众意的做法激化了贵族们的反对情绪，结果，被置于彭布罗克伯爵保护下的加韦斯顿在当年6月被沃里克伯爵逮捕，并被处死在介于沃里克（Warwick）及凯尼尔沃思（Kenilworth）之间的布莱克洛山（Blacklow Hill）。不少当代编年史家认为，11月王子的诞生，缓解了爱德华二世失去皮尔斯的悲痛，哪怕效果相对短暂。王子的诞生给他带来的欣喜程度，从以下这件事情可见一斑。约翰·朗奇是王后的侍卫，其妻琼则是王后的侍女，他们仅仅是因为向爱德华二世汇报了王后顺利分娩的消息，便获得了可观的八十镑年金。
王子的诞生，也让爱德华二世变得乐观，他开始寻求与王后和好。1308年，伊莎贝拉嫁给爱德华二世时，不过十二岁。由于爱德华二世对皮尔斯怀有特殊情感，伊莎贝拉的处境极为艰难。传言称皮尔斯曾身着代表王室的紫色盛装，取代王后陪伴爱德华二世出席了国王夫妇加冕礼后的晚宴。尽管这一传言的可信度存疑，但伊莎贝拉之父——公正王腓力，确实非常担心其女在英格兰宫廷的遭遇。很可能婚后几年内，法国王室一直阻挠二人圆房，直至1312年春，王后在约克怀上爱德华王子。婚后至怀上王子的几年里，王后饱尝孤独之苦，这从她1311年收养苏格兰孤儿托马林便可知一二。1312年初，王后秘密联系兰开斯特伯爵，让后者保证他会彻底将加韦斯顿从爱德华二世身边赶走。随着分娩时刻的临近，伊拉贝莎的父亲越来越关心她的安危。尽管她拥有自己的专职医生西奥博尔德，腓力四世还是将自己的御医亨利·德孟德维尔派来监管其女的分娩过程。
由于加韦斯顿的去世与王子的降生，年轻的伊莎贝拉王后的政治及个人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当年11月14日即王子诞生的次日，成为公共假日，圣保罗大教堂也举行了盛大的感恩活动。一周后，又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办了类似的活动。伦敦人则享受到了更多的庆祝活动，连奇普赛德街的水道里，也欢快地流淌着美酒。《爱德华二世的一生》（Vita Edwardi Secundi）一书如此总结爱德华二世即位至1313年的成就：“我们的国王爱德华已经在位整整六年了，但到今天，除了缔结了一段美好的婚姻并生下了一个英俊的儿子作为王位继承人，他没有取得任何值得颂扬或纪念的成就。”
与此同时，新王子的受洗礼于1312年11月16日圣埃德蒙·里奇节（Feast of St Edmund Rich）在温莎圣爱德华小教堂举办。圣洗池的一块珍贵碎片保留至今。与教皇及法兰西商议后，爱德华二世任命圣普丽斯卡枢机司铎阿诺德主持受洗仪式，并选择普瓦捷枢机主教理查德、巴斯及韦尔斯教区主教约翰·德罗克斯福德、伍斯特教区主教沃尔特·雷诺兹、埃夫勒伯爵路易、里士满伯爵、彭布罗克伯爵及老休·德斯潘塞作为王子的教父。这一事件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也有很多人因缺席此次洗礼而引人注目。坎特伯雷大主教罗伯特·温切尔西，可能因为是《法令》的支持者，因而不在受邀之列，爱德华二世以此来表明自己对他的冷落之意。次年5月，在温切尔西死后，坎特伯雷大主教的继任者，便是王子的教父之一，忠诚的沃尔特·雷诺兹。当然，也没有任何与加韦斯顿谋杀案有关的人在场。心怀不满的兰开斯特伯爵及其同党，事实上依然对国王存有反抗之意。
洗礼之后的庆祝活动必不可少。国王大厅的花费通常为三十镑，王子洗礼当天的花费不算太高，为五十七镑。一个多月之后，由彭布罗克伯爵和老德斯潘塞代表爱德华二世参加、枢机主教主持的特别法庭提议，让爱德华二世与那些犯有错误的贵族达成和解。编年史家通常认为，加韦斯顿之死引发了国王与兰开斯特伯爵之间的私仇。但是，对于政治人物而言，不存在永恒的敌人。1312年末至1313年初的这个冬天，王室家庭在温莎度过了大部分的时间，并隆重庆祝了圣诞节。在这段相对宁静的日子里，爱德华二世和王后伊莎贝拉出于公众利益的考量，传达出来的是洋溢在他们新建立的核心家庭里的天伦之乐。温莎爱德华出生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王室家庭的情绪总体处于欣喜与和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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