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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9863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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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怀印、张志强、吴重庆、臧峰宇、章永乐等学者联合推荐。
- 助力深刻领会“两个结合”，阐述中国道路的革命现实性和文明主体性。作者以丰富的引证和严密的逻辑推理，论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内在的融通契合，助力读者深刻领会“两个结合”。
- 将文明、革命、道路三个词有机结合，深刻阐述中国革命与道路能够成功的关键。从历史中提炼中华文明的革命传统，从现实中总结中国革命的文明自觉，从中国道路中体悟中华文明的深刻底蕴。
- 主旨在于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伟大文明精神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文明成为现代的，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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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从历史中提炼中华文明的革命传统，从现实中总结中国革命的文明自觉，从中国道路中体悟中华文明的深刻底蕴。将文明、革命与道路三个关键词有机结合，深刻阐述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柳岸花明又一村”，中国道路之所以能够“踏平坎坷成大道”，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的内在原因，其关键在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两个结合”，赋予中国道路以革命之现实性和文明之主体性。
本书主要是围绕中华文明、中国革命与中国道路问题的思考，将文明、革命与道路三个关键词有机结合，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深刻阐述中国革命与道路能够成功的关键，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两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文明成为现代的，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
在中国近代以来独特的社会政治语境中，文明、革命与道路有—种内生性的逻辑关系，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读懂中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明内涵与独特优势。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早期会通的思想史考察
第二章 “六经皆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第三章 中国语境的社会主义启蒙叙事
第四章 重审现代政治思想史中的梁漱溟
第五章 中国道路的方法论
后 记
序 言
1944年7月14日，在延安访问的英国记者斯坦因向中共领袖提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至上”还是“共产党至上”？对此，毛泽东毫不隐讳地答道：“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你还不如这样提问题，是先有孩子还是先有父母？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我们像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一样，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当人们问我们是‘共产党至上’还是‘中国至上’时，可能指的就是这一点。可是，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记者的提问可谓别有用心，认为共产党员既然自称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那基于原则立场自然既不会重视本民族自身利益，更不会尊重文明固有原理，把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截然对立起来，似乎二者不可得兼。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当然是马克思主义，但共产党前面的“中国”二字却是其植根之母体，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是其力量之源。毛泽东的回答确是掷地有声，以父子关系之形象譬喻和实际先于理论之鲜明论断，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渊源与民族根性，深刻阐释了革命与文明的内生性逻辑关系。
中国共产党是近代以来历次中国革命斗争的忠实继承者和五四以来中国革命的坚强领导者，其血脉中流淌着鲜明的革命基因，革命党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身份意识。中国革命虽然深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但外因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中国革命的发生发展有其民族内部的历史脉动和规律性。正如中共中央决议所指出的那样：“革命不能输出，亦不能输入，而只能由每个民族内部的发展所引起。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所阐发的真理，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完全把这个真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共产党员是从中国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亦与民族文化传统血肉相连，伟大的中华文明滋养沁润着生于斯长于斯的每一位共产党员。1943年7月1日《解放日报》社论特别指出：“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顺天应人产生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既非‘外来的’，也不是几个人凭空制造出来的。它的所以发生，所以发展，所以没有人能把它取消得掉，那是因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要求有这样一个政党。”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华大地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的时也势也，顺天应人，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天命之“担道者”，是中华文明五千年悠久传统内生性演化之结晶，承继了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生俱来有着鲜明的中华文明特质。其领导之下的中国革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依托于中华大地与中国人民，是为彻底解决近代以来文明蒙尘、国家蒙辱、人民蒙难之中国问题而生。胡乔木晚年在总结党史研究基本问题时，曾言及中国革命与中国文化之关系：“中国是东方大国，有自己本民族的悠久的文化。要不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怎样在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怎样在发展中把中国的历史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增加新的内容，使之发展，做出贡献，确实是个问题。……中国文化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虽未能对此作出系统回答，但从延安时期起就长期担任毛泽东秘书的他更能敏锐觉察到此问题之重要性。在中国近代以来独特的社会政治语境中，中国革命虽是世界革命的重要一环，但首先是因文明蒙尘、国家蒙辱、人民蒙难问题而生，中国革命的目标必须先有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中国人民的自由解放，以及中华文明的重焕荣光，“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唯有在此基础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才能真正有机统一，进而达到世界大同，实现共产主义。由此可见，革命与文明并非水火不容彼此对立，而是有着深切的内生性逻辑关系，中国革命激活了中华文明并使其焕发出强大生命力，中华文明给予中国革命以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并使其牢牢扎根于中国大地之上。中国革命是中华文明再造之前提，中华文明是中国革命成功之母体。
一、中华文明的革命传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首段开宗明义：“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宪法》乃国家根本大法，开篇序言的历史叙事即把新中国置身于伟大的中华文明历史传统之中，阐述了文明与革命的内在逻辑：中国历史悠久，文明灿烂光辉，革命传统内蕴其中、源远流长，历史—文明—革命的叙事逻辑由此清晰呈现出来，贯穿其中的历史主体则是中国人民。这段序言是1982年修改宪法时重新写入的，自然有其深思熟虑，但亦并非横空出世，而是有其经典出处，即源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所言：“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这篇雄文力图阐述的核心主旨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正当性亦即领导权问题，作者把中国革命的正当性与领导权问题置于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文明脉络之中，让中国革命有了更加深远的历史纵深和更为深厚的文明底蕴，这深刻反映了毛泽东思考中国革命问题的政治远见和宏大气象。
近代中国从太平天国运动始，直至义和团运动，各种运动风起云涌，但一般都是以“造反”“起义”或“光复”等相号召，很少以“革命”为旗帜。自孙中山沿用日人革命党之说以自喻起，革命二字从此不胫而走，风靡华夏。之所以如此快速地为国人所接受，其因在于革命一词实属古已有之，于中华文明经史典籍中渊源有自。《易经·革卦·彖辞》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命之古典本义即是天命转移，王朝更化。正如有学者所言：从词源上考察，“革命”由“革”和“命”两个汉字组成，依据许慎的解释，古文“革”字上为“廿”，下为“十”，其含义是“三十年为一世而道更”，即“革”是指某种周期性更替。“命”的意思为君主下令，以形成某种秩序。又据《礼记·祭法》云：“大凡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曰命”，这样“命”亦用于表示某种上天给予的秩序。所谓天命和性命都从天所赋予的这一层含义中引出。故“命”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和英文“order”相当。“革”与“命”两个字的连用，是表达某种秩序或天命的周期性变化。就一般意义而言，尤其诸如法国大革命之类暴力革命给人造成的固有印象，似乎革命与恐怖的暴力活动密不可分。中国古典的这种天命转移之革命似乎同样意味着暴力，但中华文明从不推崇暴力，更不主张以暴制暴。“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在孔子看来，尧舜以禅让实现权力之和平交替实属尽美尽善，是三代之理想，而武王征伐以实现天命转移虽是时势使然，然毕竟有暴力之面相，夫子未许之尽善。“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上》），孟子亦认为施行仁政比之于暴力嗜杀更能征服民心而王天下。暴力本身并没有正当性，如果说暴力革命是历史进步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必要之恶，那其背后必须有指向顺天意应人心之德性目的，这样革命才具有正当性。自殷周之变以来，在上之统治者逐渐有了人文主义之觉醒，深刻意识到“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天子受之于天命而居天子之位的正当性，必须“以德配天”“敬德保民”，“德”与“民”是天命所归之核心指向，而天命转移之革命则是失德于天、失信于民。昏暴之君虽窃居天子之位而无应有之德，“德不配位”，民心尽失，由此天命转移之革命才并非一般意义上易姓改号的政权更迭，而是具有了古典德性之正当性。《孟子·梁惠王下》曾载：“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朱熹对此作了如下注解：“《书》曰：‘独夫纣。’盖四海归之则为天子，天下叛之则为独夫。”桀纣虽窃居天子之位，而德不配位天命已失，实属独夫民贼，汤武放伐则是替天行道，回归天命之常道，而非以暴易暴、犯上作乱之弑君篡夺。管仲曾对齐桓公言道：“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乱之。汤放桀，以定禹功也。汤平治天下，及纣而乱之。武王伐纣，以定汤功也。且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管子·中匡》）汤武革命是替天行道顺应民心，重定禹汤之功，回归三代之道。由此可见，革命所带来之天命转移，不是简单的异姓改号、王朝更迭，而是有着强烈的古典政治之德性目的，是复归三代以来天地之常道，各正性命，各归其位，重塑天下之秩序。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孟子·离娄上》）三代之所以成为士人君子的“理想国”，就在于树立了一个古典政治的德性正义秩序，而革命之功用则是时常能对现实政治保持巨大之威慑，如在上者荒淫无道失德失民，天命就会转移，革命则可随时随地而起，纠偏校正使其复归常道。革命看似王朝颠覆造成历史断裂，实则有其德性仁义之指引，是对常道之坚守。“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孔子并非预言家，而是深知历史损益之常道，历史进程虽变化无穷，但又万变不离其宗，损益之中有常道，所以百世可知者常道也，而非具体实际的历史细节。革命即蕴含于历史损益之中，体现了继承与变革的有机统一。“三代之所以为三代的道理，正是革命原理的体现，或者说，三代之所以成为理想，正是为了确立革命的原理……‘革命’是经由损益而实现的主体的历史贯通，而不是另一种历史的开端。”因此，无论孙中山起初以经史典籍为人心基础相袭沿用革命一词，还是毛泽东把中国革命置于伟大的民族历史文明传统之中，皆有其深谋远虑远见卓识，力图贯通革命与文明，赋予中国革命以历史纵深与文明底蕴，让革命具有古典之常道、德性之正义。
二、中国革命的文明自觉
新中国建政前夕，毛泽东曾有自信豪迈之言：“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伟大的中国革命不仅没有中断伟大的中华文明，反而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激活其伟大的生命力，使中华文明得以复兴再造，并焕发出更为强大的精神力量。中国革命植根于中华大地，吸吮着五千年文明之养分，有一种深刻的文明自觉。
早在清末民初之际，为了寻求反清革命之正当性，早期革命者试图从历史传统中找寻思想资源。章太炎即直言不讳：“辛亥革命排满，就是由历史来的，不是由学理来的。”认为革命自有渊源于悠久历史文明之传统。“吾所谓革命者，非革命也，曰光复也，光复中国之种族也，光复中国之州郡也，光复中国之政权也。以此光复之实而被以革命之名。”这种光复，即是以革命方式获取政权，回归天地之常道，恢复天下本有之秩序。1929年周予同在《康有为与章太炎》一文中深刻指出了中华文明与中国革命的这种内生性逻辑关系：“中国革命思想的萌芽，不出于全部民众之事实的需求，而由于少数青年之情感的冒险；而指导这少数青年从事革命之学术思想，则又不是出发于美国独立与法国革命的理论，而是出发于中国固有的常州今文经学派与浙东史学派的学术。”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在《革命军》中更是直接区分了“文明之革命”与“野蛮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肆，适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之加波拿里，为国民增祸乱。文明之革命，有破坏有建设，为建设而破坏，为国民讲自由、平等、独立、自主之一切权利，为国民增幸福。”野蛮革命破旧而不立新，纯粹的暴力缺乏正当性，而文明之革命则是破旧立新，暴力背后有其革命正义之指向，这是文明革命的初步自觉。十月革命后面对苏俄革命之胜利，李大钊把社会主义革命视为一种新文明：“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伴随对世界各国革命之观察与对中国革命之深入思考，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与国情相结合的命题：“社会主义的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在此基础上李大钊把文明与革命深相结合起来，充分运用历史文化资源构建革命理论，明确提出构建“第三新文明”，由此中国革命的文明意蕴已彰明较著。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虽属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空范畴，但有其自身鲜明的民族特点和文化传统。中国历史深远悠久，的确是精华与糟粕并存，现代中国革命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际，以反对旧传统旧道德旧伦理相号召，陈独秀即把伦理觉悟视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亦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在其领导之下的中国革命从不主张割断历史，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文明自觉，十分注意汲取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伟大历史传统中的积极养分，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进中华文明现代化。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文件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子孙……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并且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欧洲模式与苏俄模式不同，中国共产党虽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的阶级先进性，如“最有觉悟”“最有预见”“能够看清前途”等，但同时亦十分自觉地认为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共产党员与中华民族血肉相连，是民族文化思想道德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具有道德先进性，如注重党员修养，提倡自我批评，提倡艰苦奋斗，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强调“全心全意”，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等等，这些都具有非常鲜明的中华文明特质。中国共产党非常注重从中华文明中汲取思想资源涵养道德先进性，延安时期毛泽东的“老三篇”（《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就是这方面的杰作。由此可见，中国革命有一种深刻的文明自觉，中国共产党这种深刻的文明主体性与文明自觉意识，可以说把中国革命从严重脱离中国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教条主义危机中拯救了出来，使革命深深扎根于中华文明沃土之中，具有了内生性的中国文明特质，才能把真理真正本土化，进而深入人心，“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实现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超大规模的民族革命动员。
1944年美国记者福尔曼赴延安等地进行采访，通过5个月深入的观察思考，他得出一个鲜明结论：“共产党员极端注重他们的文化。”认为这或许就是中国共产党能把自己的根深植于中国最广大民众之中的谜底之一。与毛泽东有过多次深入思想交锋的梁漱溟，其一生始终以“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为宗旨，在面对中共革命取得巨大成功之际，心中百思而不得其解，力图从中国历史文化视角理解中共革命成功之道。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其“有形的好条件”即其阶级基础—中国产业工人力量甚为薄弱，这对于中共革命十分不利，却通过革命斗争锻造了十分重要的“无形的好条件”，即舍生忘死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无产阶级精神视我传统习俗为高，学他则精神向上提振，同时它又和我固有精神初不相远，中国人很容易学得来，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之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实与此有莫大关系。”这种无产阶级精神“却正是中国人所早成为好尚的东西—仁与义”。中国共产党以无产阶级精神名义相号召，“对于中国人确还是投其所好”。“世界唯独中国有些大量非无产阶级的人被改造得无产阶级化，则是有老中国社会为其根柢，并非一时间偶然奇遇。”在梁漱溟看来，中共革命是以人的无产阶级化为基础，把中国文化中的仁义传统与无产阶级精神进行了互融，由此从学理上贯通了革命与文明的内生性关系。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对中共革命亦有深入的观察与思考，深刻阐述了中国革命与中华文明的这种内生性关系：“现在的中国虽然初看上去是全新的和革命性的，但实际上与一个漫长而荣耀的传统联系在一起，这种传统在共产主义实验开始之前那一让人悲哀的世纪（1840—1949年）受到了重创。”在他看来，一方面中国革命激活了伟大的中华文明，“中国决心成为一个大国……通过这场震惊世界的革命，她重新发现了其原有的作为一个伟大文明的荣誉和尊严”。“在非常短的时间里，这一活着的最古老的文明就变成了所有欠发达国家中最年轻、最活跃的力量。”与此同时，另一方面中华文明又给予中国革命以丰厚营养，中国革命“所有这些仰赖的都是中国生活和中国文明的某些基本特征，没有这些东西，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她能够依赖其历史悠久文明的最长久、最坚固的特征。”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指明了奋斗前进之方向：“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政治革命、经济革命之后还有一个鲜明的文化革命，革命之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有一个文明中国之理想。在新中国诞生之际的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作了令人心潮澎湃之憧憬：“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中华民族是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创造了绵延五千多年的灿烂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可谓同位语，只有中华文明得以复兴，中华民族才能由此获得文明主体性、精神独立性，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之东方。在毛泽东看来，那些一向以文明自诩的帝国主义者，却是横行霸道，肆意欺压剥削侵占他国，他们不但配不上文明的称号，而且简直就与野蛮无异。与此截然不同，中国革命始终秉持古典文明的道义性，有强烈的文明自觉意识，主张不能随意欺压侵占他国。“帝国主义占领我们中国，这就很野蛮。我们中国过去、现在都没有占领别的国家，将来也不会去占领美国、英国作殖民地，所以我们始终是文明国家。”文明中国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历史使命，继承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中国共产党可谓文明型政党，其领导之中国革命则是文明型革命，中国革命具有高度的文明自觉，始终致力于贯通文明与革命，致力于文明国家的奋斗目标，致力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文明与革命》一书以其新颖的视角和敏锐的思辨，重新诠释了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变革的关系问题。作者透过对中国学术传统中的经史关系的分析，对五四以来启蒙叙事的梳理，以及对知识精英内心世界的洞察，令人信服地证明，20世纪中国的伟大变革植根于数千年来的文明底蕴，中国革命有其独特的文化基因和民族根性，中国的现代变革同时也是文明再造和文化复兴的过程。
——李怀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博士，美国徳克萨斯大学奧斯汀分校历史系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2015—2021]）
文明与革命的问题，是一个关乎中华文明特性理解的大问题，也是一个关乎中国革命的文明史意义与文明动力的大问题。张城先生的著作《文明与革命》集中探讨了这一大问题，不仅是对习近平总书记“第二个结合”论述的学理性阐释，也是运用“第二个结合”的思想激活学术研究的典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学术意义。
——张志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革命与文明相互蕴藉，中国革命内生于中华文明，中华文明也在中国革命中获得新生。在此意义上，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文明传统的伟大继承者和创造者。这是张城《文明与革命》一书带给人的新认识。
——吴重庆（中山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开放时代》特约主编）
中国革命是中华文明实现现代重塑之前提，中华文明是中国革命植根之沃土。在近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语境中，只有掌握“两个结合”的科学方法，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机理，不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才能深刻理解文明、革命、道路的内在关联，才能更好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张城的《文明与革命：中国道路的内生性逻辑》一书在这方面作了有意义的探索。
——臧峰宇（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教授）
张城博士的《文明与革命：中国道路的内生性逻辑》直面既有研究文献之中“文明”与“革命”两个关键词之间的张力，以革命史与文明史相互观照，力证“中国革命是中华文明再造之前提，中华文明是中国革命成功之母体”，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理论方向上作出了扎实的学术思想推进，其对于毛泽东思想的文明史内涵的探讨，尤见研究功力，发人深省。
——章永乐（北京大学国家法治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
后 记
最近几年比较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主要是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研究视角进入，中国革命和中国道路自然就是其中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柳岸花明又一村”，中国道路之所以能够“踏平坎坷成大道”，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其中之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两个结合”，赋予中国道路以革命之现实性和文明之主体性。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所开辟的中国道路，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与中国文化密不可分，中华文明就是其内在的基因密码。这即决定了不能把中国视为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而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读懂中国，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明内涵与独特优势。在中国近代以来独特的社会政治语境中，文明与革命、道路有一种内生性的逻辑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其深刻的内在道理。
本书内容主要就是围绕文明、革命与道路问题的思考，主要是从早期思想格义、经史关系、社会主义启蒙叙事、梁漱溟的中国道路探索，以及中国道路的方法论等方面系统展开。其中部分章节已公开发表在《开放时代》《文史哲》等刊物上。刊发时文章的篇幅都较长，如《“六经皆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史观及其方法论启示》就有4万字之多，《中国语境的社会主义启蒙叙事》亦有3万余字，在版面如此紧张的年代，这些在学术界有重要思想引领力的刊物能拿出如此众多版面刊发拙文，实属是对一位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的提携眷顾，这是我时常感念于心的。在书稿相关章节写作过程中，亦得到众多前辈师友的悉心指教提携，这亦是学术之路上的幸运。同时，也要感谢学校和文史部提供了一个让人安心读书思考写作的办公环境，顿觉是对青年教师的特殊关照。最后，衷心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社科分社刘隆进社长和责任编辑梁嗣辰先生为本书出版所付出的辛勤工作。
一切的感谢，都发自肺腑。唯有常怀一颗向上向善的初心，在学术之路上继续砥砺前行，以此回报师友的眷顾与提携。
二○二三年七月十二日
浙江嘉兴南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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