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特种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21754292
- 牛津大学自然史博物馆官方授权，“镇馆之宝”历时百年初次复刻，国内初次出版，可以带回家的传世珍宝。
- 国内少有的高品质蝴蝶手绘图谱。尘封近300年蝴蝶手绘宝藏，重现博物时代的美好自然。
- 覆盖地域广、收录物种数多。1600幅画作呈现六大洲856个绝美物种，更包含诸多珍稀濒危物种。
- 全书配有近30万的科普文字，不仅有基本的物种信息，还有当今的研究进展和点评。英国昆虫学家悉心整理并撰文，跟随两位跨时空对话的作者，看遍世界蝴蝶之美。
- 博士后实力翻译 蝴蝶学者细心审校。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博士后罗心宇倾心翻译，特约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学燕审订全书，为全书的科学性保驾护航。
- 高度还原原作，蝴蝶绘画史上的艺术高峰再现光彩。高科技的数字化处理，当代高水平的色彩管理和印刷技术，高质量还原每幅手绘的细节与颜色，比科学手绘更具艺术美感，自然艺术更具科学价值。
- 不仅可以收获传世蝴蝶图谱，还能从翩翩之美中，感受生命舒展的乐趣，唤醒人类内心深处的自然主义精神。
《蝴蝶圣经》是对18世纪著名自然历史学家威廉·琼斯绘制的《琼斯图谱》的科学解读与还原，这是这部图谱近300年来的首次出版，由牛津大学自然史博物馆倾力打造并授权。《琼斯图谱》由威廉·琼斯用30年的时间绘制而成，包括6个大洲约800种蝴蝶的约1600幅画作，广受赞誉，是牛津大学自然史博物馆的珍宝之一，也是迄今为止覆盖地域最广、收录物种数最多的蝴蝶手绘记录。由于其中一些物种如今已经灭绝，它更显珍贵。
文字部分由牛津大学权威昆虫学家理查德·I·文-赖特完成，保留并梳理了琼斯的原始记录，增加了对原书资料的考证和鳞翅目研究进展，根据最新的分类系统定名和信息考证，提供了现代分类学名称以及物种注释，方便读者阅读。此外，本书还间隔地散布着6张分布信息图，显示每个物种的位置，方便直观了解蝴蝶的世界分布。
《蝴蝶圣经》是迄今为止覆盖地域最广、收录物种数最多、最具科学价值和视觉震撼力的蝴蝶画册，不同年龄、不同专业基础的读者都能从这本书中收获满满。
序言 —— Ⅷ
前言 威廉 · 琼斯与《琼斯图谱》的诞生 ―— XI
第 I 卷
“骑兵类”蝴蝶：“特洛伊骑兵”和“希腊骑兵”
Papiliones Equites: Troes & Achivi —— 1
物种分布图：欧洲――94 鳞翅目的早期研究――97
第 II 卷
Papiliones Heliconii “赫利孔类”蝴蝶 —— 105
物种分布图：北美洲和中美洲――144
第 III 卷
“丹尼亚斯类”蝴蝶：“纯色类”和“彩色类”
Papiliones Danai: Candidi & Festivi—— 147
物种分布图：南美洲――226 鳞翅目研究活动的盛行――229
第 IV 卷
“仙女类”蝴蝶：“有眼斑类”和“无眼斑类”
Papiliones Nymphales: Gemmati & Phalerati—— 241
物种分布图：亚洲――318 18―19 世纪的鳞翅目收藏活动――321
第 V 卷
“仙女类”蝴蝶
Papiliones Nymphales—— 329
物种分布图：非洲――424 描绘蝴蝶的艺术――427
第 VI 卷
Papiliones Plebeji “平民类”蝴蝶 —— 439
物种分布图：大洋洲――540 全球鳞翅目昆虫的衰退――543
第 VII 卷
Papiliones 各类蝴蝶 —— 555
结语 威廉 · 琼斯的遗产…629 译后记 认识蝴蝶…636 琼斯模式标本图像完整清单…644 物种索引…648 内容索引…653 注释…657
参考文献…658 图片版权说明…663 致谢…663 编创团队简介…663
《琼斯图谱》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启蒙时代的珍奇发现……同样承载着保护生物学方面的重要信息。
——保罗·史密斯教授（Professor Paul Smith） 牛津大学自然史博物馆馆长
《琼斯图谱》在昆虫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毋庸置疑，它标志着蝴蝶绘画史上的艺术高峰。
——斯蒂芬妮 · 约万诺维奇–克鲁斯佩尔（Stefanie Jovanovic-Kruspel） 维也纳自然史博物馆艺术史学家、科学史档案部副主任
“一本未出版的启蒙运动杰作光荣问世……一本和它所描绘的生物一样可爱的书。鳞翅目专家、艺术史学家可以从中收获良多，但外行读者也可以细细品味一个惊人美丽的‘前工业时期蝴蝶世界’。”
——《图书馆学报》
“它的影响就像一个聪明的孩子的填色书……绘制如此宏大的图谱知识体系不仅需要殚智竭力，它的协作性质也不可低估，因为每个条目背后其实都蕴藏着探险家和收藏家的共同努力。”
——《先驱报》
“艺术与科学的完美结合。”
——国际著名生态学期刊Community Ecology
序言
牛津大学自然史博物馆馆长
保罗·史密斯教授
作为启蒙时代的一部分，18世纪后半叶见证了科学的重大发展。和青铜时代以降的诸多知识和文化运动一样，启蒙运动在英伦诸岛发展缓慢，却在18世纪70-80年代达到了顶峰，有几个各具特点的活动中心——爱丁堡、曼彻斯特、伯明翰和伦敦。对于大自然，林奈用一套双名法系统来进行了分类的尝试，先是为植物，再是为动物，这给人们带来了动力，去将自然神学的秩序带给丰富多彩的生命世界。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是这个世界不可或缺的一员，尤其在伦敦，虽然他同样从不断增长的殖民活动和全球贸易所带来的源源不断的标本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博物学在这一时期的关键时刻，是1788年伦敦林奈学会的成立。牛津大学博物馆是威廉·琼斯和詹姆斯·史密斯爵士（Sir James Smith）之间的联络纽带，他们在1786年9月到1787年7月之间讨论了建立一个致力于博物学研究的学会的相关事宜，这就是后来的林奈学会。琼斯本人于1791年11月15日被选为了会员，而博物馆里还保存着他在当年12月7日缴纳10.50英镑（相当于今天的1600英镑）终身会费的收据。
博物馆里还有一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琼斯档案馆，让人可以兴味盎然地了解他的博物学家生涯和工作方式。比如，在琼斯关于建立林奈学会的往来信件和《琼斯图谱》本身之外，这里还有13幅彩画和素描，以及他艺术创作所用的颜料盒。《琼斯图谱》原书分为七册，总共包含1300幅蝴蝶和蛾的插画，笔法皆是异乎寻常之精细，接近真实大小。尽管作品产出的具体日期并不明确，但人们还是认为琼斯的工作是18世纪80年代，从他退休前往切尔西开始的，到90年代，画作已大部完成，虽然最后的一些图直到19世纪初才画完。
威廉·琼斯把他的科学资料和标本留给了表弟约翰·道特里（John Dawtrey），之后又从道特里的儿子罗伯特（Robert）传到了孙子弗雷德里克（Frederick）手上。恰好，弗雷德里克·道特里·德鲁伊特（Frederick Dawtrey Drewitt）有着科学家和艺术家的双重身份——凭借后面这项本领，他曾在皇家学院两度举办画展，而《自然》杂志为他刊登的讣告表明，他还是约翰·拉斯金的朋友。弗雷德里克的本职是伦敦医院的医生，但他的第一个学位是自然科学方面，于1871年，从牛津基督教堂学院获得的。牛津期间，他本可以参与一个新学位的攻读。自然科学的学位设立于1850年，授课地点是1860年开放的一座新兴科学楼，也就是校立博物馆。他的导师包括医学钦定教授亨利·阿克兰（Henry Acland），此人同在基督教堂学院，并且是创建校立博物馆（就是现在的牛津大学自然史博物馆）的主要推动力量，而拉斯金和前拉斐尔派又为弗雷德里克指定了发展方向。弗雷德里克还接受过昆虫学家约翰·韦斯特伍德（John Westwood）的教导，后者是在1857年被指派到博物馆工作，并从1861年开始担任动物学希望教授（Hope Professor）。韦斯特伍德和德鲁伊特甚至在弗雷德里克读本科的时候就有书信往来和社交会面，这位长者向他传授了平板印刷术。一个多方关联的博物学圈子开始形成了，时机刚刚好，当时“希望先生昆虫博物馆”正在新博物馆的内部开始建成，昆虫学正在牛津大行其道。
这很有趣，弗雷德里克·道特里·德鲁伊特与自己的祖先成了同道中人。1902年，54岁的他从医学领域退休，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了大自然。他是英国鸟类学家联合会的成员，并且在动物学会、国家风景名胜信托基金会和自然保护区促进协会担任委员。他还深深地喜欢上了离庄园街上的琼斯故居很近的切尔西药用植物园，将关于它的引人入胜的历史写成书出版，题为《切尔西药用植物园罗曼史》（The Romance of the Apothecaries’ Garden at Chelsea，1923）。德鲁伊特还在读本科的时候，就开始与韦斯特伍德合作，尝试将《琼斯图谱》的至少一部分出版，但他们的努力失败了。1925到1933年，德鲁伊特转而与接任了韦斯特伍德希望教授位置的爱德华·巴格诺尔·波尔顿（Edward Bagnall Poulton）联络，并接连将《琼斯图谱》和琼斯资料库作为礼物送给了博物馆。1931年，在接受了德鲁伊特1925-1929年捐赠的包括鳞翅目在内的其他昆虫标本之后，博物馆又以20英镑的价格从德鲁伊特手中买下了琼斯的英国鳞翅目昆虫标本柜，总共有44盒。
琼斯的《琼斯图谱》之意义远远不止于启蒙时代的珍奇发现。1787年造访伦敦期间，丹麦昆虫学家约翰·C·法布里修斯（Johan C. Fabricius）抓住机会，检视了琼斯存世的大部分蝶蛾标本画，并基于它们在自己1793年的专著《系统昆虫学》（Entomologia Systematica）第三卷中描述了231个新物种。法布里修斯是林奈的弟子中研究昆虫学的头牌，这本专著极大地拓展了林奈早前在1758和1767的两版《自然系统》（Systema naturae）中对鳞翅目物种的记载。由此，《琼斯图谱》成为了蝴蝶分类学和系统学（阐释演化关系的学科）的奠基之一。不断进行的研究表明，全球的昆虫丰富度已经在半个世纪之间下降了45%之多，在这样一个时代，这份对于全球蝴蝶区系的早期记录同样承载着保护生物学方面的重要信息。仅仅在欧洲，草原上的蝴蝶就在过去30年间经历了40%的衰减，这主要是由于栖息地的丧失和化学污染。《琼斯图谱》以彪炳史册的方式记录了工业时代以前的蝴蝶世界，其中所画的好几种蝴蝶如今都是彻底灭绝、区域性灭绝或者数量正在下降的。
在琼斯于1818年去世之后，人们曾几次试图将这份科学上至关重要，艺术上美轮美奂的作品予以出版。在韦斯特伍德和德鲁伊特失败的举措之后，黑尔·卡朋特（Hale Carpenter，第三任希望教授）又和其他人一起尝试将《琼斯图谱》出版，但他们也没有成功。直到近期，《琼斯图谱》都只能在牛津实体阅览，或者以20世纪70年代末出品的一套非常稀有的35mm胶片来传播。自从2015年，人们就可以在博物馆的网站上浏览它的数码图片了，但在人们努力推广威廉·琼斯的杰作的漫长历史中，本书还是象征着我们迈出了令人振奋的一步。
前言
威廉·琼斯与《琼斯图谱》的诞生
——理查德·I·文-赖特（Richard I. Vane-Wright）
威廉·琼斯（1745-1818）是一位富有的伦敦酒商、自然历史学家、学者，据说他“退休后去了切尔西”，居住在庄园街10号。根据托马斯·福克纳（Thomas Faulkner）1829年出版的关于切尔西的记载，琼斯的“学识和技艺是最卓越的那一档；他精通希伯来语和希腊语，还拥有创作诗歌的俊逸文采。但原则上，他还是应当被视为一名博物学家，而上述这些也正属于博物学家的特点。”虽然涉猎了很多领域的学问，但他最关注的还是昆虫学，尤其是蝴蝶，而在伦敦林奈学会成立仅仅三年后的1791年11月15日，他就被推选为了一名会员。1818年7月8日，琼斯被葬于切尔西的圣卢克公墓。
威廉·琼斯的遗嘱写于1816年6月24日，公证于1818年6月21日，上面显示他已婚，但他未被提及名字的“爱妻”当时已经去世了。遗嘱的第一顺位受益人是表亲约翰·德鲁伊特，看来琼斯夫妇并没有子女。遗嘱还表明，约翰是威廉的外祖父，苏塞克斯郡佩特沃斯的约翰·道特里（John Dawtrey of Petworth, Sussex）的兄弟约翰·道特里（John Dawtrey）的后代。遗嘱中的此类等等线索足以使我们确定，威廉的父母是（老）威廉·琼斯和玛丽·道特里（Mary Dawtrey），两人于1734年5月，在佩特沃斯郊外的一座小村庄蒂灵顿（Tillington）结婚。他们的长子威廉于次年4月在佩特沃斯受洗。这些信息证实了威廉·琼斯终年83岁，正如福克纳1829年的记述，以及他在同时期的伦敦报纸中同样提及的。遗嘱还显示，琼斯身后有超过5, 000英镑（相当于今天的500, 000英镑）的遗产和南安伯夏（South Ambersham，今天属于西苏塞克斯郡）的田亩作为遗赠，这些都表明，琼斯一直到生命最后都很富有。
威廉于1779年7月14日在多塞特郡的费夫海德马格达伦（Fifehead Magdalen）与莎拉·奥尔德顿（Sarah Alderton）成婚。几乎可以确定的是，莎拉与威廉自幼相识——她同样来自佩特沃斯地区，1734年12月30日在蒂灵顿受洗。上有两人签名的手写结婚记录表明，琼斯当时是伦敦市的居民。这说明琼斯“退休后去了切尔西”的时间最早可能是1780年左右——当时他大约45岁。
琼斯作为博物学家的活跃时期，正是人类迅速扩大探索世界的范围的一个非凡时期。他的朋友之一是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后来被称为约瑟夫爵士）。关于他们何时相识并无记载，但琼斯第一次与他接触几乎确定是在1768年——班克斯乘坐“尼格尔号”（HMS Niger）远赴纽芬兰和拉布拉多归来后的翌年，这场航行确立了他科考界头排人物的地位，而仅仅几个月后，他与库克船长的那场史诗般的“奋进号”之旅就要开始了。
18世纪中叶，随着全球贸易的步伐加快，博物学标本如雪崩般涌入了欧洲。这促进了有组织的科学探索活动快速增长。人们追逐植物的热情尤为高涨，因为新作物和其他自然产品能够产生巨大的利润——这同时也造成了殖民主义国家间的经济对抗。人们在这一时期意识到，绝大多数生命体都是地球特定区域所特有的，因此，在对未知物种的探索中，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都吸引着人们的兴趣。其所造成的影响，就是将富裕阶层喜爱的“珍奇柜”，升级成了一些更符合科学时代需要的东西，用于系统性研究的专项收藏。博物学的各个分支中，符合这一要求的莫过于昆虫学。因此，尽管班克斯等探索者的声名愈发显赫，但琼斯的蝴蝶事业中那些最重要的人脉，大多数都是通过其他人从世界各地带回来的标本建立私人的专项收藏的收藏家。标本成为了商品，被交易、被买卖，价格往往很高昂。这一时期鲜少有此类私人收藏被遗赠给公共博物馆：一位收藏者死后，越来越常见的做法是将他们的财产分成无数小份，拿去拍卖，这些东西又被其他收藏者抢购一空。
琼斯与伦敦的顶尖收藏家们关系紧密，包括德鲁·德鲁里（Dru Drury, 1724-1803）、詹姆斯·爱德华·史密斯（James Edward Smith, 1759-1828）、约翰·莱瑟姆（John Latham, 1740-1837）、约翰·弗朗西伦（John Francillon, 1744-1816）和威廉·亨特（William Hunter, 1718-1783）。其中一些同时也是标本经纪人，比如德鲁里，其闻名的事迹是经手并分散出售了亨利·“捕蝇手”·斯米思曼（Henry ‘Flycatcher’ Smeathman, 1742-1786）对于西非植物和昆虫的庞大收藏。当时普遍认为的收藏最丰富的收藏家是玛格丽特·卡文迪许·本廷克（Margaret Cavendish Bentinck, 1715-1785），波特兰女公爵，她住在距离伦敦市中心大约20英里的布斯特罗德庄园（Bulstrode Hall）。1786年，她那些以博物学藏品为主的收藏，被分成4000小份，拍卖了38天，据说加起来卖了10, 965英镑10先令6便士——相当于今天的150多万英镑。
很多收藏者并不仅仅是囤积者。德鲁里基于自己的收藏，加上摩西·哈里斯（Moses Harris, 1730-约1787）手工上色的图版，出版了一系列共三本关于昆虫的书，题为《博物学绘画》（Illustrations of Natural History, 1770-82）。史密斯与美国画家兼博物学家约翰·艾伯特（John Abbot）紧密合作，出品了《乔治亚州珍稀鳞翅目昆虫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Rarer Lepidopterous Insects of Georgia，1797），这本书曾受益于琼斯给出的专业意见，并被认为是18世纪昆虫学的一部代表作品。
虽然琼斯的海外鳞翅目标本肯定是购买、赠送或者交换得来的，但他的英国本土收藏，尤其是他那本关于英国鳞翅目昆虫的笔记，却显示出一些很不一样的东西。只要加以出版，他很可能就会成为生态学的先驱，与吉尔伯特·怀特（Gilbert White, 1720-1793）比肩。尤其是笔记本中大量的“生物学特性表”，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的学识，其中很多都汲取自他个人对于英国鳞翅目昆虫生命周期的观察。笔记所总结的信息涉及幼虫和它们专一的食源植物的自然特性、它们在一年中取食的时间、化蛹的时间和位置、每年的世代数，以及它们越冬时的虫态。直到几十年后，这种关于蝶蛾的信息才广泛地以可比较的列表形式出现在昆虫学文献中。
评论
还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