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读大家系列（共七册）

《小说课》

本书辑录了作家毕飞宇在南京大学等高校课堂上与学生谈小说的讲稿，所谈论的小说皆为古今中外名著经典，既有《聊斋志异》《水浒传》《红楼梦》，也有哈代、海明威、奈保尔、乃至霍金等人的作品，讲稿曾发表于《钟山》杂志，广为流传，特结集以飨读者。

《从热烈到温煦》

本书是张炜近年阅读笔记的精选，是他阅读外国经典作家作品的心得笔记。辑入的文章各有角度和特点，展示出一位文学创作者对历史与现实、对文学与人生的独特领悟与见地。文笔简约洗练，极具洞见，融入了他对经典作家与作品的分析及思考。

《站在金字塔尖上的人物》

本书为作家叶兆言解读国外经典作家作品的随笔散文集，所谈论的作家既有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也有略萨、奈保尔。本文集兼具小说家的敏锐与批评家的执着，从另外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了解到一位文学大家的私人阅读史。

《 模仿上帝的小说家》

本书辑录了作家马原在同济大学等高校课堂上与学生谈小说的讲稿，所谈小说多为西方经典，如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哈谢克的《好兵帅克》、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霍桑的《红字》、加缪的《局外人》、马尔克斯的《六点钟来的女人》、纳博科夫的《黑暗中的笑声》等。马原通过自己的阅读版图向大家展现出优秀文学作品的诱惑力，同时也散发出马原式的独特解读魅力。这些文章为首次结集，与读者共享阅读之美。

《小说是灵魂的逆光》

苏童的阅读笔记如同他的作品，非常感性又非常复杂，非常细腻又非常宽广。在苏童的阅读地形图中，有对卡尔维诺、纳博科夫、菲茨杰拉德、辛格、米兰·昆德拉等西方作家的作品阐释，也有对周作人、聂华苓、王安忆、迟子建等本土优秀作家的解读，还有对费里尼的经典电影《八又二分之一》《甜蜜的生活》等的点评，更有对短篇小说的独到见解。这些文章为首次结集，与读者共享阅读之美。

 

马原的阅读笔记

 苏童的阅读笔记

 

一、 我的“后启蒙”书写

我写这本书，有一个潜在的目的，姑且称之为“后启蒙”：经由现今来重新认识过去，也经过电影来重新认识文学，特别是中外文学的经典。我“启蒙”别人，也启蒙自己——温故而知新，自我增值。

这个后启蒙的“后”字，也至少有两个涵义：一个指的当然是现今的所谓“后现代”社会，特别是在我书写的场地——市场和商品挂钩的香港；另一个“后”字则指的是“后”来居上的学问——电影，我认为现今我们已经由电影来重新认识文学经典的时候了。电影非但“后来居上”，早已成了大众消费的媒体（也逐渐不分雅俗），而且在这个后现代社会中，这个媒体和与之相关的新科技媒体（如影碟图片、电视、网络等）也早已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缺的部分，它虽没有取代文字，却逐渐有凌驾以文字为主的文学的趋势。

然而“后来居上”并不表示新的比旧的更好，而是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习惯改了，必会影响到所谓“品味”问题。平日浸淫在各种大众媒体的人，已经不能辨别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往往以价钱的贵贱为准则，当然“名牌效应”更不在话下，这个现象众所周知。而后现代的文化理论也并不能帮助我们培养识辨的能力，它把重点放在消费，而不在生产；重“工业”而不重“创意”，把整个全球社会“物质化”和商品化的景观视为理所当然，连带也影响到对于电影的研究。据我所知，目前在西方学界，研究电影和文学关系的学者并不多，其中只有极少数人是对于文学有极深修养的，纽约大学的罗拔史谭（Robert Stam）教授是其中的佼佼者，所以我当然要参阅他的几本著作，作为我个人“理论”的出发点。

史谭有一个观点，我十分同意：二三十年前（或更早）研究此类问题时，学者往往把文学视为首位，先入为主，因此改编文学经典注定不成功；所谓忠实于原著（fidelity）的问题，成了传统理论家常用的尺度，所以史谭要反对，我也赞成他的反对意见。〔注一〕史谭把文学和电影放在平等的地位，甚至更偏向电影，认为它是一种较文学更“多声”体的艺术。史谭借用了一个名词来形容“改编”关系：palimpsest，字典上的定义指“古代将原有的文字刮去重写新字的羊皮纸或其他书写材料”，换言之，如果羊皮纸上原有的文字可以喻作文学原著的话，改编就是刮去重写。而原有的文字，他又用另外两个更抽象的理论文字（抄自法国理论家Gérard Genette)来表述：文学原典是一种hypotext，改编后的影片则是一种hypertext，我暂且把这两个名词译作“前潜本”和“后现本”；“潜”指的是潜存或残存、甚至只剩下躯壳或痕迹的原本，在时间上它必产生于前，而改后显现出来的文本，则是在上面加上去的东西，所以是“后设”，然而与“前文”仍然产生某种辩证关系。

这种理论游戏非我所长。然而即便是史谭也不会完全料到目前香港的现象——“原本”或“前本”根本没有人理会了，在大众的集体意识中根本不存在，换言之，在一切皆是媒体复制的过程中，班雅明所说的“灵光”（aura）早已失明了。

我们只能从这些复制品——如电影——去重寻一些文学经典的灵光，甚至还不一定捉摸得到。在视觉媒体凌驾文字媒体的香港，年轻人已不知经典为何物，甚至连书店以廉价出售的文学经典平装本也无人问津。

作为一个受过文学训练的影迷或影痴，我不能自僭为电影学者，但近年来不知不觉地却写了不少关于老电影（内中不少是改编自文学经典的电影）的文章，想引导有心读者在重温旧片之际回归文学，但这种“回归”并非肯定所有原著的文学价值，有的原著（如“007”铁金刚的小说系列）并不见得好，甚至改编后的影片——如《铁金刚勇破间谍网》（From Russia with Love, 1963）反而成为电影中的经典（见后文），所以我绝非厚此薄彼，只不过觉得有一种“动力”在驱使我作这种回溯式的研究，也许免不了有点老年怀旧的情绪吧（我也曾为此写过一本书：《自己的空间——我的观影自传》），但也不尽然，从学术的立场而言，或可勉称是一种跨学科的尝试。

写完这一段转弯抹角的前言，似乎可以言归正传了。但仍须稍稍交代一下我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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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我灵魂歌唱的大师》 

叶芝是一位深刻影响了数代中国诗人的诗人，在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进程中，我们都可以感到他或隐或显的“在场”。

对于我们这一代在“文革”之后上大学的文学青年来说，袁可嘉等人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所产生的影响，怎么说也不过分。我就是从那上面次读到瓦雷里、里尔克、叶芝、艾略特、奥登等诗人的。初的相遇往往珍贵，我不仅从中经历了一场现代主义艺术洗礼，对于刚刚走上诗歌之路的我，无疑是一种照亮和提升——尤其是袁先生所译的叶芝，让我看到了那颗照耀着我的星。

在袁先生所译的叶芝诗中，深深影响了我的是《当你老了》、《柯尔庄园的野天鹅》这两首。读《当你老了》，一读就意识到它已“提前写出了”我自己的一生！尤其是“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这两句使我深受震动，仿佛就是在那一瞬，有某种痛苦而明亮的东西为我出现了，而它的出现提升了我，也照亮了我。

至于《柯尔庄园的野天鹅》所体现的高贵、明澈和精英的气质，还有那种挽歌的调子，也深深打动了我，“我见过这群光辉的天鹅，/如今却叫我真疼心”，真可谓一字千钧！在诗的第三节，一个步履蹒跚的诗人在回想遥远的过去，而那也是个美丽的黄昏，“我听见头上翅膀拍打声，/我那时脚步还轻盈”！还有什么比这更动情的译文吗？我甚至感到，在袁先生翻译叶芝这首诗时，他把他自己的一生都放进去了。

如果说叶芝早期带有一种感伤、朦胧的诗风，他后来的诗不仅闪现着“随时间而来的智慧”，也变得更坚实，更有个性了。到了现代主义兴起的时候，叶芝说他在庞德的帮助下“从现代的抽象回到明确而具体的所在”。《柯尔庄园的野天鹅》就印证这一点。诗中那种历历在目的刻划，那种语言的清澈和透亮（“盈盈的流水间隔着石头，／五十九只天鹅浮游”），对我们告别青春期写作以及此后的艺术转变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正因为读了这样的诗，我们必须像叶芝说的那样“在生命之树上为凤凰找寻栖所”。也正因为这种相遇，一个伟大的诗人从此永远进入到我的生活中。1992年我初到伦敦，一去我就寻访叶芝当年的踪迹，并买来了叶芝的诗集及回忆录阅读。也正是在伦敦那些艰难而孤独的日子里，我写下了这样一首诗《叶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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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课》

在我看来，小说想写什么其实是不着数的，对一个作家来说，关键是怎么写。作为一个伟大的小说家，蒲松龄在极其有限的1700个字里铸就了《红楼梦》一般的史诗品格。读《促织》，犹如看苍山绵延，犹如听波涛汹涌。这是一句套话，说的人多了。我们今天要解决的问题是，苍山是如何绵延的，波涛是如何汹涌的。

——《看苍山绵延，听波涛汹涌——读蒲松龄〈促织〉》

 

施耐庵的小说很实，他依仗的是逻辑。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小说比逻辑要广阔得多，小说可以是逻辑的，可以是不逻辑的，甚至于，可以是反逻辑的。曹雪芹就是这样，在许多地方，《红楼梦》就非常反逻辑。因为反逻辑，曹雪芹的描写往往很虚。有时候，你从具体的描写对象上反而看不到作者想表达的真实内容，你要从“飞白”——也就是没有写到的地方去看。所谓“真事隐去、假语存焉”就是这个道理。好，我们还是来谈“走”路，看看曹雪芹老先生在描写“走”的时候是如何反逻辑的。

——《“走”与“走”——小说内部的逻辑与反逻辑》

 

我真正想说的是另一件事，一个真实的小故事。就在前几天，一位朋友看了我在《钟山》上的专栏，特地给我打来了一个电话。他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你把别人的小说分析得那么仔细，虽然听上去蛮有道理，但是，你怎么知道作者是怎么想的？你确定作者这样写就一定是这样想的么？

我不确定。作者是怎么想的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不关心作者，我只是阅读文本。

为了证明我的观点，我补充说，——我也是写小说的，每年都有许多论文在研究我的作品，如果那些论文只是证明“毕飞宇这么写是因为毕飞宇确实就是这么想的”，那么，文学研究这件事就该移交到刑警大队，警察可以通过审讯作者来替代文学批评。常识是，没有一个警察会这么干；没有一个作家会在文学审讯的记录上签字。

小说是公器。阅读小说和研究小说从来就不是为了印证作者，相反，好作品的价值在激励想象，在激励认知。仅仅从这个意义上说，杰出的文本是大于作家的。读者的阅读超越了作家，是读者的福，更是作者的福。只有少数的读者和更加少数的作者可以享受这样的福。

所以，关于《项链》，我依然有话要说。我所说的这些莫泊桑也许想过，也许从来就没有想过。

——《两条项链——小说内部的制衡和反制衡》

 

《从热烈到温煦》

1．一个作家能够写出那样的一本书，也就应当没有愧疚了。对于土地的真切感悟、对于母亲的一片忠诚，让我久久难忘。人的顽强、人性的美好与残酷、大自然的绚丽与酷烈，都表达得淋漓尽致。我因为这部书而记住了一位苏联作家的名字，认为他是能够举起一部巨著的人。

 

 

2．这是在地球的某个角落里寂寞着、激动着、热爱着的一个人。一个比他更年轻的诗人收到他那著名的十封信之后写到：“一个伟大的人、旷百世而一遇的人说话的地方，小人物必须沉默。”是的，我们都是一些应该沉默的人。可是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偶尔也像里尔克一样寂寞。冬天里的寂寞，春天里的惆怅和秋天里的伤感，就像当年加在里尔克身上一样，也会加在我们身上。

《站在金字塔尖上的人物》

艺术就是追求那些不可能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艺术家都是堂吉诃德，我们的写作都是在和风车决斗，都是在和魔鬼较量。

——《塞万提斯先生或堂吉诃德骑士》

 

一个好作家如果还有些特别，就是应该有一双与别人不太一样的眼睛，他能看到别人容易忽视，或者别人从来就没看到的东西。有时候，重要的不止是真相，而是你究竟想让别人看到什么。

——《契诃夫的夹鼻镜》

 

我们喋喋不休叽里呱啦，不是因为知道的多，是因为知道的不多。

——《永远的阿赫玛托娃》

 

写作行为永远是孤独的，永远被人误解。稿费制度对文学繁荣是刺激，同时也是场灾难。写作行为应该是人生的一种需要，是人的生命的一部分。小说家必须“天天面对永恒的东西，或面对缺乏永恒的状况”。

——《关于海明威的问答》

 

《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中的“先生”两个字可以产生距离，不同的“先生”将产生不同的间离效果，现代小说中，距离产生的审美效果非同寻常。我想强调的一点，在毕斯沃斯后面加上“先生”绝不是可有可无，它的意义是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叙述角度，这仿佛莫言小说《红高粱》中“我爷爷我奶奶”，是为一种叙述语气定调。有了基本音调，宏大的叙事才可能产生，才可能滔滔不绝。

——《横看成岭侧成峰》

 

回忆阅读历史，回想那些看过的外国小说，不同的文学时代，注定会有不同的文学阅读，而不同的文学阅读，又注定会造成不同的文学时代。

——《外国文学这个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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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仿上帝的小说家》

一、雨果：《九三年》 

雨果写《九三年》，他一开始在设置这三个人物时，特别注意利用人类经验中直接可感的情感来做文章。他先划分革命者与叛乱者水火不容的阵营。朗德纳克是敌视革命的叛乱者。这时作家又设置了一个很“巧”的情节，在一次较量中，朗德纳克及其部下被革命军包围在一个塔楼里，戈万带领革命军步步逼近，要活捉朗德纳克，在后的危急关头，朗德纳克居然侥幸逃脱，这就又埋下了巨大隐患，下次他还将卷土重来，对抗革命军。这时，在朗德纳克逃离塔楼、逃离戈万围捕之后，他突然发现塔楼上着起火来，而在火光中竟然有三个孩子的身影；远处又传来一个女人声嘶力竭的哭喊声，在呼喊人们、呼喊上帝去救她的三个孩子。于是朗德纳克返回塔楼，从塔楼中救出三个孩子。正是由于他的返回，他被革命军抓获，成为戈万的俘虏。

西穆尔登和朗德纳克从来都是死敌(他们是同一代人)。朗德纳克被捕后，西穆尔登坚决主张处决这个革命的敌人。但是戈万不同，一方面他和朗德纳克是亲叔侄，有血缘关系。如果处决他，那么革命者是不是就不要亲情了呢?这是戈万面临的个问题。另一方面，戈万的信念是革命是为人民，事实上朗德纳克不是作为革命的敌人在战斗中被俘虏，而是作为一个拯救三个孩子的老人走回来的。这样朗德纳克的被俘，就带上了自愿牺牲的崇高的悲壮色彩。于是戈万面临两难选择：革命和人道主义的两难。朗德纳克在返回塔楼过程中同样也陷入两难：他完全可以不去救那三个孩子，他很清楚，如果他去救，他肯定会被捕，那么他的军队、他的政治理想也将随之被消灭。与三个孩子、他个人的生命及整个阵营相比，朗德纳克确实很难选择。可以这么说，朗德纳克虽然是一个反动派，但他首先是一个人，终他选择了作为一个人应该选择的方向。他出于人道主义拯救了三个孩子，同时他明确意识到他这样做的后果，是他个人的生命和他整个的阵营都将因此而终结。相比之下，西穆尔登把戈万视作自己全部的希望，他自己是革命者，如果戈万是一个基督徒，那么西穆尔登就是他的牧师。现在戈万已经是一个成年人，当西穆尔登在继续扮演家长和精神导师的角色时，他不得不考虑到这一点，并且还要考虑到戈万已经是革命军的领袖，是人民的精神支柱。在朗德纳克问题上，西穆尔登仍然力主处决这个共和国的敌人，并希望以他坚决的态度来影响显得为难和犹豫的戈万。

戈万更是特别为难。他想了一整夜，在黎明时分，天将亮未亮，戈万披了一件大氅，戴了大帽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来到押解朗德纳克的地方。因为戈万是司令官，看守卫兵当然就放他进了牢房。戈万见到被关的朗德纳克，两人有一场关于革命、立场、信仰等主题的热烈争论。这里暂且不去说了。我们知道事情的结果是一个穿着大氅、戴着帽子的人走出了关押地，过了好一会儿，当看守卫兵再进牢房的时候，发现里面留下的已不是朗德纳克，而是戈万。终是亲情至上的人道主义战胜了戈万的革命立场，使戈万放走了革命的敌人。他自己则留在监牢中，等候处决。他放走朗德纳克这个事实足以导致他自己被处决。因为在放走敌人的瞬间，他自己就成了革命的叛徒。戈万终确实被处决，执行处决的是有着坚定原则和坚定立场的西穆尔登，也就是由戈万的精神导师亲自来处决戈万。在处决瞬间，西穆尔登开枪自尽。

《小说是灵魂的逆光》

 

一、我的读书生涯

 

很早以前，我读书几乎是不加选择的，或者是一部名著，或者是一部书的书名优美生动吸引我，随手拈来，放在床边，以备夜读所用。用这种方式我读到了许多文学精品，也读了一些三四流甚至不入流的作品。也有一些特殊情况，对某几部名著我无法进入真正的阅读状态。比如麦尔维尔的巨作《白鲸》，几乎所有欧美作家都倍加推崇，认为是习作者所的，但我把《白鲸》啃了两个月，终因其枯燥乏味，而半途而废，怅怅然地还给了图书馆。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我以后再也没有重读《白鲸》。如果现在重读此书，不知我是否会喜欢。但不管怎样，我不敢否认《白鲸》和麦尔维尔的伟大价值。

令人愉悦的阅读每年都会出现几次。给我印象深的一次是读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那时我在北师大求学，一位好友向我推荐并把《守望者》借给我，我只花了一天工夫就把书看完了。我记得看完后一页的时候教室里已经空空荡荡，校工在走廊里经过，把灯一盏盏地拉灭。我走出教室，内心也是一片忧伤的黑暗。我想象那个美国男孩在城市里的游历，我想象我也有个“老菲芯”一样的小妹妹，我可以跟她开玩笑，也可以向她倾诉我的烦恼。

那段时间，塞林格是我痴迷的作家。我把能觅到的他的所有作品都读了。我无法解释我对他的这一份钟爱，也许是那种青春启迪和自由舒畅的语感深深地感染了我。我因此把《守望者》作为一种文学精品的模式，这种模式有悖于学院式的模式类型，它对我的影响也区别于我当时阅读的《静静的顿河》，它直接渗入我的心灵和精神，而不是被经典所熏陶。

直到现在我还无法完全摆脱塞林格的阴影，我的一些短篇小说中可以看见这种柔弱得像水一样的风格和语言。今天的文坛是争相破坏偶像的时代，人们普遍认为塞林格是浅薄的误人子弟的二流作家，这使我辛酸。我希望别人不要当着我的面鄙视他，我珍惜塞林格给我的线光辉。这是人之常情。谁也不应该把一张用破了的钱币撕碎，至少我不这么干。

现在说一说博尔赫斯。大概是1984年，我在北师大图书馆的新书卡片盒里翻到那部书的书名，我借到了博尔赫斯的小说集，从而深深陷入博尔赫斯的迷宫和陷阱里。一种特殊的立体几何般的小说思维，一种简单而优雅的叙述语言，一种黑洞式的深邃无际的艺术魅力。坦率地说，我不能理解博尔赫斯，但我感觉到了博尔赫斯。

我为此迷惑。我无法忘记博尔赫斯对我的冲击。几年以后我在编辑部收到一位陌生的四川诗人开愚的一篇散文，题目叫《博尔赫斯的光明》。散文记叙了一个博尔赫斯迷为他的朋友买书寄书的小故事，并描述了博尔赫斯的死给他们带来的哀伤。我非常喜欢那篇散文，也许它替我寄托了对博尔赫斯的一片深情。虽然我没能够把那篇文章发表出来，但我同开愚一样相信博尔赫斯给我们带来了光明，它照亮了一片幽暗的未曾开拓的文学空间，启发了一批心有灵犀的青年作家，使他们得以一显身手。

阅读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在阅读中你的兴奋点往往会被触发，那就给你带来了愉悦。那种进入作品的感觉是令人心旷神怡的。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形，对于一部你喜欢的书，你会记得某些极琐碎的细节，拗口的人名、地名，一个小小的场景，几句人物的对话，甚至书中写到的花与植物的名称，女孩裙子的颜色，房间里的摆设和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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