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3352109
- 鬼作为人性的另一面，补充了生者的世界；对鬼的研究，可以为我们理解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历史特性和洞察人性幽微提供一个特殊的窗口。
- 作者蒲慕州，是少数于古代埃及、古代中国社会与宗教、比较古代史研究三方面均有建树的学者；本书亦采用跨文化比较研究，将中国的鬼与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鬼进行比较，揭示每种文化的个体特征。
- 蒲慕州将之前自己关于鬼的诸多研究成果融入一书，内容上化繁为简，叙述上简约流畅，更适合大众阅读。
中国古代有一个鬼的世界，它在广被接受的文化话语体系或宏大叙事中并不明显。然而，这个阴暗的鬼世界一直是中国过往的一部分。想要完整认识中国，洞察历史与人心，就不能不了解鬼。
在早期中国，人们认为鬼是从哪里来的？它们长什么样？人们如何认知和对待鬼，如何想象它们与生人的关系？鬼在信仰体系中的作用是什么？它们如何影响文学、艺术，并改变人们的世界观？是什么让鬼变得可怕？是什么让它们充满恶意？又是什么让它们也很脆弱？人们从什么时候开始以温和的方式谈论鬼，以及为什么？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蒲慕州，采用跨学科的方法，从宗教、历史、社会理论、心理认知等多角度，追溯了从远古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所存在的鬼观念；并将中国的鬼与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鬼进行比较，揭示每种文化的个体特征。
章 鬼：人性的另一面 1
论鬼 3
鬼的跨文化类型 10
探索早期中国的鬼 16
本书章节说明 20
第二章 早期中国鬼的初迹 25
“鬼”的含义与起源 29
鬼的形象 38
鬼与人的关联 44
仪轨与驱鬼 48
鬼概念的宗教与社会背景 57
第三章 帝国规制与在地变化 65
秦汉官方宗教的本质 70
秦汉时期的鬼信仰 74
傩：驱鬼之术 85
鬼与阴间 90
鬼形象的变化 95
第四章 启明幽暗的鬼故事 103
追寻志怪中的鬼 105
鬼的类型 109
志怪文学的创作理念 118
志怪故事的宗教意涵 137
第五章 早期道教文化中的鬼 143
道教信仰中鬼的起源 147
鬼的形象 152
驱鬼仪式 155
新鬼，抑或旧鬼？ 166
第六章 早期中国佛教对鬼的降伏 169
早期佛教文本中的“鬼” 175
早期佛教对鬼的降伏 182
与在地信仰系统的竞争 186
比较佛教中鬼的起源 191
第七章 比较研究视野下的中国鬼现象 193
参考文献 217
蒲慕州在处理史料方面的卓越能力使得这本书不仅非常有启发性，而且读起来也轻松愉悦。
——《宗教研究评论》
第三章 帝国规制与在地变化
秦汉官方宗教的本质
重要的官方宗教活动，至少在司马迁看来，是在泰山（太山）举行的祭天地仪式。他在《史记》的《封禅书》开篇评论如下：
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
这段话指明，在他看来，国家认可的宗教活动与政治权威的建立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权威是由上天赐予吉兆的方式背书认可的。从司马迁的描述来看，秦汉政府在构建官方宗教仪式体系方面是一致的，旨在确保国家的强盛和皇帝个人的福祉。这种官方宗教仪式包括对天神和自然力量的崇拜。我们固然不能说在司马迁的时候，官方宗教活动的思想和制度就已经有了一套官方宣导的学说，但《礼记》中的一段话似乎可以作为官方宗教仪式的通则：
有天下者，祭百神；诸侯，在其地则祭之，亡其地则不祭。
总之，统治机构中的每个成员都按照自己的政治地位，按照等级秩序履行自己应尽的宗教职责。然而这种看似有序的制度却不能说是完全合理的设计，因为皇帝和朝廷上一些有影响力官员的个人利益和偏好往往可以而且确实对官方宗教仪式进行调整和改革。改革或调整的理由因情况而异。因此，在某个时候是“官祠”，即得到政府承认和财政支持的祠祀，在情况改变后也可能成为“yin祠”，即非法崇拜。可以肯定的是，大多数变化都与地方阶层所建立起来的那些宗教仪式有关。这并不排除这样一个事实，即使是在国都举行的那些宗教仪式活动，也经常面临改革和重组。
从司马迁所描述的自秦始皇到汉武帝时代，在泰山的封禅活动是如何夹在士大夫与方士——那些声称掌握了各种占卜术甚至是神通，意欲争夺皇帝注意力和资源的专家——之间的各种宫廷斗争中进行，我们可以看出一种对各种宗教活动背后原理的怀疑态度。司马迁自己所说的“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实际上有效地削弱了所谓天命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封禅书》的整体语气虽然直截了当，以泰山祭天为中心罗列了各种宗教仪式活动的历史，但却暗中嘲讽、挖苦秦始皇和汉武帝在位期间祈天降福和求仙的各种追求的徒劳无功。这样的观察可以从以下事实归纳出来：司马迁从不证实各种所谓吉兆的功效，却毫不犹豫地记载了那些无效的宗教仪式活动和对皇帝投其所好、阿谀奉承的江湖骗子。他写下的从秦朝到汉初建立官方宗教仪式的编年记述清楚地表明，这基本上是一个没有严密体系的过程。从《史记》和《汉书》中的证据可以清楚地看出，皇帝及其顾问在建立和废除各种宗教仪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每个皇帝都可以根据他从他的顾问——包括在朝文人官员和方士——那里得到的说法来增加或取消任何数量的宗教仪式。建立宗教仪式的理由很简单：确保国家和平昌盛、统治者长寿和皇室合法性。任何声称能够满足这些功能的宗教仪式都可能有机会获得皇室的支持。另一方面，那些被怀疑无效或不规范的宗教仪式则有必要废除。因此，官方的宗教仪式除了符合敬畏天地万物的基本原则外，并不能真正被认为是建立在一个连贯、稳定而又清晰的理论基础之上，更不用说一整套能自圆其说的系统化神学。
从管理的角度看，汉政府采取了逐步控制全国众多宗教仪式的政策。首先，从汉高祖开始，以巫为代表的各种地方宗教仪式被带往首都长安。因此，首都借由展示各种地方宗教仪式来作为一统国家的象征，虽然这也并不完整。当然，这并不代表地方性的宗教仪式在原本根据地就完全消失。其次，通过支持特定宗教仪式，在汉高祖（前202—前195在位）和汉文帝（前180—前157在位）的统治下，政府试图控制地方性的宗教活动，这是将国土整合为一个大一统国家的总体计划的一部分。汉武帝（前141—前87在位）即位后，更多的宗教仪式被添加入官方的名单。其三，政府通过认可“官祠”来区分“yin祠”，试图强化一套与官方意识形态相一致的价值体系，即天人感应宇宙框架下的儒家社会伦理，尽管儒家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晚至东汉时期才发展起来。
可以肯定的是，所有这些努力所创造出来的帝国秩序，只不过是地方性差异继续发展和调适的大背景。而对鬼的信仰和崇拜，是足以反映中央秩序与地方性差异之间相互关系的元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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