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8688732
新材料，新成果，新写法
讲给普通大众的130堂中国历史课，寻找被忽略的历史逻辑
1.这套中国历史，作者已经在台北完整讲过两次，分别用了5年，影响了两代学子和上班族；作者又用了5年时间整理成文字，讲透几千年中国历史的演进。
这是一套专注“讲透中国历史”的中国通史。寻找被忽略的历史逻辑，拨开层层迷雾，回归中国历史的常识，历史不只是帝王将相和英雄人物，也不只是刀光剑影和王朝更替，还有更多令人惊叹的历史运作逻辑和丰富的细节。
2.这是一套与众不同的中国通史。
我们现在读的中国史，其实多半是50年前的老书，50年来，有无数新的考古发现、新的研究成果，却被束之高阁，我们一点都不知道。
关于中国历史，我们永远缺一套新的通史，把学术界的新成果、新发现，用平易近人的方式讲给大家。活在今天，我们要读今天的人，用今天的新视角写的中国历史。
3.一套当代学者讲给今天普通读者的中国历史。
这是一套从史前时代讲到清代结束的通史,它没有吕思勉、翦伯赞、范文澜的中国史那么学术，也没有《明朝那些事儿》《半小时漫画中国史》那么戏说；这套中国史用既正儿八经、又简洁愉悦地方式，讲出了干货满满的新知识、新见解，就像《秦谜》《历史的温度》那样讲述有情感、有思想的历史。
4.这套中国历史*的特点就是“新”。
作者说，“我会比较强调跟传统说法不一样的部分，而如果传统说法在这一百年中没有被挑战或被推翻，我就不讲了”。它吸收了专家学者的严肃认真，却没有学院的刻板僵硬;它采用了轻松幽默的讲解方法，却不是没有节操的搞笑和插科打诨;它主要不是讲哪一年发生了哪件事，也不是繁琐考证一个新历史知识，而是告诉我们历史演进的脉络，寻找历史运作的逻辑，启发我们新的认知。
*使用新材料，让我们比司马迁更懂先秦，比司马光更懂唐宋。
因为我们看到了连那个时代的人都没看到过的新材料，就像甲骨文、敦煌文献、居延汉简，还有马王堆的帛书。
*广泛吸收新成果，我们发现原来学术的东西还可以这么好玩！
从一百年前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开启的新史学革命，到今天中国大陆、台湾、日本、欧美汉学界的新成果。
*采用新写法，思维清奇、平易近人，从零开始，重新认识。
从头讲述，从零开始，重新认识，思想的厚重感、讲述的故事感，兼容并蓄；不偏不倚，不薄不厚，不深不浅，历史的现场感、破案的畅快感，应有尽有。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系列（全13册）考察了中国从新石器时代到清王朝结束数千年的历史轨迹，充分运用近百年历史学和考古学的丰硕成果，以广泛的社会结构、社会思潮、文学艺术、百姓生活为切入点，将那些被搁置在学术象牙塔的新知识、新方法一一呈现给普通读者。
在系列第2册《文明的基因》中，你会看到：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一个重要的要素就是文字；
周朝的王官学成了后世儒家、道家、阴阳家的思想源头；
天命观念、封建宗法制度、稳定的文字系统和天下观念，这都是周朝为中国留下的丰富遗产；
司马迁对老子这个人的记录是一笔糊涂账，有至少三个版本的“老子”在历史上流传下来，让人分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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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系列（全13册），中信出版集团·见识城邦陆续推出——
*辑“先秦”，中国文明的奠基，2018年10—12月上市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01：中国是怎么出现的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02：文明的基因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03：从列国到帝国
第二辑“汉唐”，两大帝国的运作，2019年1—4月上市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04：帝国的昂扬精神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05：危机与考验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06：大分裂时代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07：新帝国的试验
第三辑“宋元”，中国文化的新活力，2019年5—7月上市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08：新时代的开端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09：分裂与互动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10：世界性帝国
第四辑“明清”，帝国的挑战和变革，2019年8—10月上市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11：光明与黑暗并存的时代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12：帝国的千年变局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13：希望与绝望交杂的时代
总序
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讲
中国古地理的基础
01 百年来中国历史研究的硕果- 002
02 百年来对中国历史的认识超过以往两千年-
005
03 百年来中国古代史的关键点- 009
04 中国文明的主流来自周文化- 012
05 周人的遗产之一—— 世界观- 015
06 周人的遗产之二—— 宗法封建制- 021
07 周人的遗产之三—— 非表音文字- 025
08 周人的遗产之四—— 中国文明核心地理区域- 029
09 古代中国的人文地理- 033
10 古代中国自然环境与人文生活的互动- 037
11 一位被忽视的地理学天才- 039
第二讲
中国古文法的基础
01 与时间对抗的不朽文字- 044
02 生生不息的中国文字系统- 046
03 中国文字的造字原则- 049
04 中国文字分成三类- 052
05 沿用至今的汉字文法- 055
06 文法没变，为什么我们还是看不懂古书？ –
059
07 中国语文独特之处—— 数词和量词- 063
08 中文文法的内在简约性- 067
09 中文文法没有明确的时态变化- 070
10 中文文法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073
第三讲
中国文字与中国语言
01 从海伦·凯勒学习语言说起- 078
02 文字创造新世界- 082
03 语言和文字决定思考- 085
04 语言和文字，哪个更重要？ – 088
05 文字在中国拥有更高的权威- 092
06 “文献中心主义”- 095
07 历史记录的“大传统”和“小传统”- 098
08 “文”与“言”的巨大差距- 102
09 何炳棣从“小传统”着手研究历史- 105
10 何炳棣的另一项研究- 109
11 古老的中国典籍——《尚书》与《周易》-
112
12 克服语言与文字之间的巨大落差——《诗经》-
116
13 维系宗法制度——《周礼》- 119
第四讲
古代城市与城邦
01 拦在我们与历史之间的透镜- 124
02 透镜的例子—— 美国议会制与中国郡县制- 127
03 另一个透镜—— 系统化整理- 131
04 正确理解先秦时代的“国”- 134
05 古史中的“国”与今天的“国”迥异- 138
06 中国古代的城从何而来？ – 140
07 谁是“国人”？ – 143
08 “国人”从何而来？ – 147
09 周朝的城与周朝政治运作- 149
10 爵制与西周向东周的转变- 153
第五讲
从封建到诸国
01 不要把历史人物看得太重要了- 160
02 寻找历史发展的其他因素- 162
03 周公是位真正的历史人物- 166
04 周公的伟大功绩- 169
05 封建的本质就是武装殖民- 173
06 周人的统治策略—— 分封- 176
07 周人的政治制度—— 昭穆制- 179
08 昭穆制的深远影响- 183
09 周人的政治制度—— 宗法制- 186
10 周人的政治制度—— 嫡长子继承制- 189
11 “氏”与“姓”的建立- 191
12 在上述内容基础上解读考古资料- 194
13 宗法制度中的父子关系- 198
14 总结：周朝的教化根基- 200
第六讲
王官学与诸子学
01 我们所知道的历史经历过层层筛选- 204
02 有效的历史知识需要历史学家的呈现- 207
03 历史学家必须不停追问- 210
04 为什么诸子百家出现于东周而非西周？ –
213
05 诸子的源头—— 周人的知识创新- 216
06 西周到东周宗法关系的松动- 219
07 周幽王时期为何“诸侯不至”？ – 222
08 封建宗法制的衰落与诸子的兴起- 226
09 儒家源于周人的王官学- 231
10 道家和阴阳家的王官学源头- 234
11 总结：从西周王官学到东周诸子学- 237
第七讲
重新认识孔子（一）
01 孔子与我的电影梦- 242
02 子路与我的电影剧本- 244
03 “君子死，冠不免”- 246
04 孔子及其弟子的性格（一）- 249
05 孔子及其弟子的性格（二）- 253
06 孔子及其弟子的性格（三）- 257
07 孔子的家世背景- 260
08 “三十而立”- 264
09 孔子的开创性—— 大胆的教育- 267
10 孔子的开创性—— 对学习的推崇- 270
11 孔子的开创性—— 对礼的全新阐释- 274
12 小结：孔子是一位了不起的开创者- 277
第八讲
重新认识孔子（二）
01 孔子的时代—— 诸侯坐大- 282
02 孔子在鲁国的理想- 286
03 孔子的生平（一）—— 鲁国大乱- 289
04 孔子的生平（二）——大夫专权- 292
05 孔子的生平（三）——夹谷之会- 295
06 孔子的生平（四）——去鲁至卫- 299
07 孔子的生平（五）—— 困于陈蔡- 302
08 孔子的生平（六）—— 周游列国- 305
09 孔子的生平（七）——卫国内乱- 309
10 孔子的生平（八）—— 晚年归鲁- 312
11 孔子的快乐- 315
12 孔子的教导- 320
13 礼教的真义- 323
第九讲
重读《老子》
01 三支道家对“道”的不同理解- 328
02 老庄有别- 332
03 《史记》关于老子记录的糊涂账- 335
04 《史记》中的好几位“老子”- 338
05 老子年代的错置与楚文化- 341
06 考证《老子》年代的五种方法- 344
07 老子论“道”- 348
08 老子论“自然”- 351
09 老子的生存之道- 354
10 老子的处世法则- 357
11 老子论“圣人”- 361
12 老庄结合- 365
13 《老子》是不折不扣的“乱世之书”- 367
14 老在庄前还是庄在老前？ – 371
第十讲
重读《庄子》
01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376
02 先理解庄子的时代背景，再读《庄子》-
379
03 《庄子》的风格- 382
04 《庄子·天下篇》的惠施十条（一）- 385
05 《庄子·天下篇》的惠施十条（二）- 389
06 理解名家，更能理解《庄子》- 392
07 庄子的名实之辨（一）- 394
08 庄子的名实之辨（二）- 398
09 庄子的名实之辨（三）- 401
10 回头再问庄子是谁- 403
11 庄子哲学的重点- 407
总序 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杨照）
01
钱穆（宾四）先生自学出身，没有学历，没有师承，很长一段时间在小学教书，然而他认真阅读并整理了古书中几乎所有春秋、战国相关史料，写成了《先秦诸子系年》一书。之所以写这样一本考据大书，很重要的刺激来自名噪一时的《古史辨》，钱穆认为以顾颉刚为首的这群学者，“疑古太过”，带着先入为主的有色眼光看中国古代史料，处处寻觅伪造作假的痕迹，没有平心静气尽量客观做好查考比对文献的基本工夫。工夫中的工夫，基本中的基本，是弄清楚这些被他们拿来“疑古辨伪”的材料究竟形成于什么时代。他们不愿做不能做，以至于许多推论必定流于意气、草率，于是钱穆便以一己之力从根做起，竟然将大部分史料精确排比到可以“编年”的成就。
很明显地，《先秦诸子系年》的成就直接打击《古史辨》的可信度。当时任职燕京大学，在中国学术界意气风发引领风骚的顾颉刚读了《先秦诸子系年》，也立刻理解体会了钱穆的用意，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立刻推荐钱穆到广州中山大学教书，也邀请钱穆为《燕京学报》写稿。中山大学钱穆没有去，倒是替《燕京学报》写了《刘向歆父子年谱》，钱穆自己说：“此文不啻特与颉刚诤议，颉刚不介意，既刊余文，又特推荐余在燕京任教。”
这是个“民国传奇”。里面牵涉到那个时代学者对于知识学问的热情执着，也牵涉到那个时代学者的真诚风范，还牵涉到那个时代学院重视学识高于重视学历的开放气氛。没有学历的钱穆在那样的环境中，单纯靠学问折服了潜在的论敌，因而得以进入当时的学府任教。
这传奇还有后续。钱穆后来从燕京大学转往北大，“中国通史”是当时政府规定的大学历史系必修课，北大历史系惯常的做法，是让系里每个老师轮流排课，将自己所擅长的时代或领域，浓缩在几堂课中教授，用这种方式来构成“中国通史”课程。换句话说，大家理所当然认为“中国通史”就是由古至今不同断代的中国历史接续起来，顶多再加上一些跨时代的专史。
可是被派去“中国通史”课堂负责秦汉一段历史的钱穆，不同意这项作法。他公开地对学生表达了质疑：不知道前面的老师说了什么，也不知道后面的老师要说什么，每个老师来给学生片片断断的知识，怎么可能让学生获得贯通的中国史理解？学生被钱穆的质疑说服了，也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学生认为既然不合理就该要求改，系里也同意既然批评反对得有道理就该改。
怎么改？那就将“中国通史”整合起来，上学期由钱穆教，下学期则由系里的中古史大学者陈寅恪教。这样很好吧？问了钱穆，钱穆却说不好，而且明白表示，他希望自己一个人教，而且有把握可以自己一个人教！
这是何等狂傲的态度？本来只是个小学教员，靠顾颉刚提拔才破格进到北大历史系任职的钱穆，竟然敢要排挤数不清精通多少种语言，已经是中古史权威的大学者陈寅恪，自己一个人独揽教“中国通史”的工作？他凭什么？他有资格吗？
至少那个年代的北大历史系觉得他有资格，依从他的意思，让钱穆自己一个人教“中国通史”。他累积了在北大教“中国通史”的经验，后来抗战中，就在随西南联大避居昆明时，埋首写出了经典史著《国史大纲》。
02
由《国史大纲》的内容及写法回推，我们可以明白钱穆坚持一个人教“中国通史”，以及北大历史系接受让他教的理由。那不是他的狂傲，毋宁是他对于什么是“通史”提出了当时系里其他人没想到的深刻认识。
用原来的方式教的，是“简化版中国史”，不是“中国通史”。“中国通史”的关键，当然是在“通”字，而这个“通”字显然来自太史公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司马迁的《史记》包纳了上下两千年的时代，如此漫长的时间中发生过那么多的事，对于一个史家的挑战，不在如何收集两千年来留下来的种种数据，而在如何从庞大的数据中进行有意义的选择，从中间选择什么、又放弃什么。
关键在于“有意义”。只是将所有材料排比出来，呈现的势必是偶然的混乱。许多发生过的事，不巧没有留下记录数据；留下记录数据可供后世考索了解的，往往琐碎零散。更重要的，这些偶然记录下来的人与事，彼此之间有什么关联呢？如果记录是偶然的，人与人、事与事之间也没有什么关联，那么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要做什么？
史家的根本职责就在有意识地进行选择，并且排比、串联所选择的史料。简单、基本的串联是因果解释，从过去发生的事情中去挖掘、去探索“因为／所以”，前面有了这样的现象，以致后来有了那样的发展；前面做了这样的决定，导致后来有了那样的结果。排出“因为／所以”来，历史就不再是一堆混乱的现象与事件，人们阅读历史也就能够藉此理解时间变化的法则，学习自然或人事因果的规律。
“通古今之变”，也就是要从规模上将历史的因果解释，放到。之所以需要像《史记》那样从文明初始写到当今现实，正因为这是人类经验的值，也就提供了从过往经验中寻索出意义与智慧的可能性。我们能从古往今来的漫长时间中找出什么样贯通原则或普遍主题呢？还是从消化漫长时间中的种种记录，我们得以回答什么只有放进历史中才能回答的关键大问题呢？
这是司马迁早提出的“通古今之变”理想，这应该也是钱穆先生坚持一个人从头到尾教“中国通史”的根本精神价值来源。“通史”之“通”在于建立起一个有意义的观点，帮助学生、读者从中国历史中看出一些特殊的贯通变化。这是众多可能观点的其中一个，藉由历史的叙述与分析能够尽量表达清楚，因而也必然是“一家之言”。不一样的人研究历史会看到、凸显不同的重点，提出不同的解释，如果是按着不同时代、不同主题就换不同人从不同观点来讲，那么追求一贯“通古今之变”的理想与精神就无处着落了。
03
这也是我明显自不量力一个人讲述、写作一部中国历史的勇气来源。我要说的，是我所见到的中国历史，从接近无穷多的历史材料中，有意识有原则地选择出其中的一部份，讲述如何认识中国历史的一个故事。我说的，只是众多中国历史可能说法中的一个，有我如此述说、如此建立“通古今之变”因果模式的道理。
这道理一言以蔽之，是“重新认识”。意思是我自觉针对已经有过中国历史一定认识的读者，透过学校教育、普遍阅读甚至大众传媒有了对中国历史的一些基本常识、一些刻板印象。我试图要做的，是邀请这样的读者来“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来检验一下你以为的中国历史，和事实史料及史学研究所呈现的，中间有多大的差距。
也就是在选择我的中国史叙述重点时，我会优先考虑那些史料或史学研究上相当扎实可信，却和一般常识、刻板印象不相合、甚至相违背的部分。这个立场所根据的，是过去百年来，“新史学”、西方史学诸方法被引进运用在研究中国历史所累积的丰富成果。但很奇怪的，也很不幸的，这些精彩、有趣、突破性的历史知识与看法，却迟迟没有进入教育体系、没有进入一般人的历史常识中，以至于活在21世纪的大部分人对中国历史的认识，竟然都还依循一百多年前流通的传统说法。“重新认识”的一个目的，就是用这些新发现、新研究成果修正、挑战、取代传统旧说法。
“重新认识”的另一个目的，是回到“为什么学历史”的态度问题上，提供不同的思考。学历史到底在学什么？是学一大堆人名、地名、年代，背诵下来考试时答题？这样的历史知识一来是根本随时在互联网上都能查得到，二来是和我们的现实生活有什么关联？不然是学用现代想法改编的古装历史故事、历史戏剧吗？这样的历史，固然有现实连结，方便我们投射感情入戏，然而对于我们了解过去、体会不同时代的特殊性，有什么帮助呢？
在这套书中，我的一贯信念是学历史重要的不是学What──历史上发生了什么，而是更要探究How and Why──去了解这些事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没有What当然无从解释How and Why，历史不可能离开事实叙述只存在理论；然而历史也不可以、不应该只停留在事实叙述上。只叙述事实不解释如何与为什么，无论将事实说得再怎么生动，毕竟无助于我们从历史而认识人的行为多样性以及个体或集体行为逻辑。
借由述说漫长的中国历史，藉由同时探究历史中的如何与为什么，我希望一方面能帮助读者梳理、思考今日当下这个文明、这个社会是如何形成的；二方面能让读者确切感受到中国文明内在的多元样貌。在时间之流里，中国不是单一不变的一块，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国文明曾经有过太多不一样的变化。这些历史上曾经存在的种种变貌，总和加起来才是中国。在没有如实认识中国历史的丰富变化之前，让我们先别将任何关于中国的看法说法视为理所当然。
04
这是一套一边说中国历史，一边解释历史知识如何可能的书。我的用心是希望读者不要只是被动地接受这些信息当作是斩金截铁的事实，而能够在阅读中部份地主动参与去好奇、去思考：我们怎么能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又如何去评断该相信什么怀疑什么？历史知识的来历常常和历史本身同样曲折复杂，甚至更加曲折复杂。
这套书一共分成13册，能够成书主要是有台湾的“敏隆讲堂”和“趋势讲堂”让我能够两度完整地讲授中国通史课程，每一次的课程都前后横跨五个年头，换句话说，从2007年讲开讲算起，花了超过十年。十年备课授课过程中，大部分时间用于消化各式各样的论文、专书，也就是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并努力吸收这些研究的发现与论点，尽量有机地编组进我的历史叙述与讨论中。明白地说，我将自己的角色设定为一个勤劳、忠实、不轻信不妥协的二手研究整合者，而不是进入原始一手材料提出独特成果的人。也只有放弃自己的原创研究冲动，虚心地站在前辈同辈学者的庞大学术基础上，才有可能处理中国通史题材，也才能找出一点点“通”的心得。
将近两百万字的篇幅，涵盖从新石器时代到辛亥革命的时间范围，这样一套书，一定不可避免含夹了许多错误。我只能期望能够将单纯知识事实上的“硬伤”失误降到，至于论理与解释带有疑义的部分就当作是“抛砖引玉”，请专家读者不吝提出指正意见，得以将中国历史的认识推到更广且更深的境界。
正确理解先秦时代的“国”
由重重透镜看过去，长期被扭曲，很不容易看清楚的历史现象之一，是周朝的“国”。古史上的关键事件，是秦始皇统一六国，而这一事件又是从春秋就开始的国与国争斗兼并的峰。东周开端时，封建制的体系里有几百个“国”，然后“国”的数字一路减少，到公元221 年，只剩下后一个，也是一个，那就是“秦”。
但“国”是什么？“国”长什么样子，我们真的知道吗？想到“国”，讲到“国”的时候，我们心中很自然地浮现的图像，是疆域国家，也就是可以在地图上画出每个“国”的领域，“国”与“国”之间有疆界，从这里到那里属于这“国”，过了这条线，则属于那“国”。
关于战国时期，大家都知道“战国七雄”，也几乎都知道这“七雄”是秦、齐、楚、燕、韩、赵、魏，还知道这“七雄”的地理分布，秦在西边，齐在东边，楚在南边，燕在东北，韩、赵、魏则是从原来的晋分出来的，处于中间偏北的区域。
但往前推，推到春秋时期，有一个相应的代表性名称，是“春秋五霸”。“春秋五霸”的概念，其实和“战国七雄”决然不同。
“七雄”指的是当时仅存的几个主要的国家，“五霸”说的却是五个人——
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和楚庄王。“七雄”可以用地图概念标示出来，这七个“国”差不多就覆盖了当时的中国。但“五霸”不是，“五霸”的政治势力，不是疆域式的。
这中间牵涉了从春秋到战国，很不一样的“国”的形态。那个时代，有很多“国”错落分布在这块地方，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国”的所在，但“国”与“国”之间没有明确的国界。
过去一百多年间，有过几位真正下苦功的学者，如顾栋高和陈槃，他们将先秦史料彻查过，一条一条比对，想办法还原画出古地图来。他们找到了许多春秋时期有记录的“国”，在地图上把它们标记出来，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修正观念，那就是春秋的“国”数量惊人，在数百之谱。
然后到了1943 年，侯外庐先生首先提出了一个关于“国”的新理解——
城市国家说（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这是什么？侯外庐主张从西周到春秋，文献上所提到的“国”，其实就是一个“城”，是一个“城”的体制，而不是常识中有领土，领土中有村镇分布的形态。
侯外庐提出的意见，在中国撼动不了根深蒂固的传统看法，没有得到太多的重视。反而是在日本，有两位研究“东洋史”（日本人对中国历史的称呼）的学者，受到了启发，并借鉴西方古希腊的历史，差不多同时进一步发展了“城邦国家说”。
这两位学者，一位是贝冢茂树，另一位是宫崎市定。他们从中国古代史中划分出一段特殊的“城邦时代”。从西周到春秋中期，中国分成许多单位，每一个单位，诸侯之“国”和大夫之“家”，是一个个独立的城，借由封建制让这些独立的城联结起来，构成了周朝的政治系统。
《战国策·赵策》中记录了一句话：“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这句话显示到战国时代，人们仍然留有对于之前“城邦时代”的记忆，而且清楚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环境，与之前时代的差异。
我们当然不必认真相信古代有“万国”，“万”只是用来形容数量众多的概数。和战国时相比，原来的“国”数量一定是极多的。《逸周书·世俘解》中记录武王伐纣，一共灭了99 个“国”，自动臣服的有652 个“国”。古文献里也多次提到，武王次发兵翦商时，大会孟津，来了“八百诸侯”。这些数字，都显示了那个时代的“国”一定不大。对应《战国策·赵策》中的说法，那么一个“国”的规模，是每一边几百米的墙围出来的城，城里住着顶多万人左右的居民。
这样的主张，在后来出土的周朝考古遗址中，进一步得到了证实。例如1998—2000 年在河南焦作挖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北边的城墙长295 米，另外三边都是270 米长。城墙的高度约9米，城基宽的地方有5 米，城上方则大约3 米。
综合文献和考古资料，我们能够重新整理这一段古史。之前提过，新石器晚期，可能在夏人手中，有了夯土技术的突破，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城墙工程。夯土需要动员大量人力，也就同时促成了中国国家组织的步关键扩张。早期的夯土城墙规模较大，周朝以后的，反而变小了。如何解释这样的现象？
早期只有少数掌握特殊动员能力的部族，才有办法筑城。筑城是一件少有的大事。能组织、安排筑城的部族，拥有高阶的统治地位。然而随着夯土技术的普及，再加上统治形态的改变，到了周朝，筑城已经不再是多么稀奇、多么了不起的事了。较边缘的地方、较少的人，都知道如何筑城，都有能力为自己筑一座城。这种条件下筑起的城，规模就不会那么庞大惊人了。于是，有一个时期，在中国这个地域范围内，大家竞相筑城，两三百年间，绝大部分聚落都重新规划了自己的居住区，改造为以“城”为中心的居住形态。
周公是位真正的历史人物
从人物的角度看中国上古史，会有特殊的困扰。中国古代史中的许多人物，明显介于神话与事实之间。关于他们的种种描述，一来出现得很晚，二来和更实证的考古资料对不上。三皇五帝，尧舜禹汤，关于他们的故事，有太多不可信的部分，还有更多根本无从验证的部分。将来还会仔细说明，这些上古人物，大部分都出现于战国时代，来自战国特殊思想环境中的想象，我们没有道理把他们直接视为古代史实。
用钱穆先生的话说，到周公之前，中国历史的主要动力是群体性的，那样的环境还没有足够的条件让个人能够发挥较大的力量与关键的影响。因而在周公之前，我们对于中国历史的探究理解，也就应该相应地以集体、群体的眼光，看部族之间的互动，看集体文化的成就与突破。自新石器时代之后，我们看一个个“文化”，无法更细致地去看一个个人。我们无法认识个人，只能认识他们群体生活所留下来的遗迹。
钱穆的看法，写在《周公与中国文化》这篇文章里。对于他的看法，我们可以有一些补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我们能够理解，要让个人发挥作用，需要一定的政治体系。在原始氏族环境中，政治权力的安排方式基本是集体共权式的，部族内部成员的权力分配相对平均，没有高度的层级划分，在大家权力都差不多的情况下，不会有后世认定的“人物”，也就不会有“人物史”。缺乏权力机制与结构，让一个人能够做出改变众人的事。不能影响众人、改变集体，也就算不上是“人物”。
依照钱穆的说法，中国历史发展到了周公的时代，才有了让“人物”崛起的成熟条件，所以可以把周公视为位“历史人物”。除此之外，以周公作为位“历史人物”还有另一个理由，那就是我们对于周公的史料掌握，远超过在他之前的任何人。换句话说，我们相对比较有把握能将周公视为一个真实的“人”，而不是一组后世拼凑起来的“神话”。
《史记·殷本纪》中罗列了商朝诸王的名字，其中大部分名字又在甲骨文中出现，证实了他们的存在。然而从《史记》到甲骨文资料，我们能得到的，毕竟只有名字，顶多加上一些零星的事件，不足以勾勒出一个“人物”。没有足够资料让我们理解这个人一生中究竟做了哪些事，发挥过怎样的影响力。
周公不一样。文献史料上留下来的记载，比商王要多得多。例如从《尚书·金匮》中，我们能够看到他在哥哥武王重病时的反应——向天祝祷，愿意用自己的性命来换哥哥的性命，那是一种“人”的反应，留下了从“人”的角度来认识、理解的空间。
更重要的，还有庞大的周朝金文材料。这些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是坚实、可信的周朝记录，经过几百年金石学到古文字学再到考古学的多方考证研究，可理解的周朝金文到今天已经非常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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