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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大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13095169丛书名: 叶永烈看世界
美国是个充满活力、开放多样并富有创造力和冒险精神的国家。作者曾经先后七次前往美国。在美国，作者既是旅游者、采访者，又是居民，在星条旗下生活。《我在美国的生活》作者以流畅的文笔记叙他在美国的衣食住行，以独到的眼光观察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写下他的亲历、亲见、亲闻。作者通过对小事、“花絮”的捕捉，折射美国普通百姓的鲜活生活，并且通过对文化名人在美国生活的描写带出文化的味道和历史的思量。
在写作之余，我有两大爱好：一是旅游，二是摄影。
小时候，我很羡慕父亲常常拎着个皮箱从温州乘船出差到上海。我也很希望有机会到温州以外的地方旅行。父亲说，那很简单，在你的额头贴张邮票，把你从邮局寄出去就行了。
可惜，我直到高中毕业，还没有从邮局寄出去，没有离开过小小的温州。直至考上北京大学，这才终于远涉千里，来到首都北京，大开眼界。
大学毕业之后，我在电影制片厂工作，出差成了家常便饭。我几乎走遍中国大陆。
随着国门的开放，我有机会走出去，周游世界。
光是美国，我就去了七趟，每一回住一、两个月，从夏威夷直至纽约，都留下我的足迹。我也七次来到祖国宝岛台湾，走遍台、澎、金、马，走遍台湾22个县市。
我的旅行，常常是“自由行”。比如我应邀到澳大利亚悉尼、墨尔本讲学，就顺便在澳大利亚自由行，走了很多地方。美国爆发“911事件”，我特地从上海赶往纽约进行采访，写作50万字的纪实长篇《受伤的美国》。我也参加各种各样的旅行团，到各国旅行。通常，我总是选择那种旅程较长的旅游团，以求深入了解那个国家。
记得，在朝鲜旅行的时候，我问导游，明天——7月27日，你们国家会有什么样的庆祝活动？那位导游马上很“警觉”地反问我：“叶先生，你以前是否来过朝鲜？”此后好几次，当我跟他交谈时，他又这么问我。
我确实是次去朝鲜。但是我在去每一个国家之前，都事先充分“备课”。去朝鲜之前，我曾经十分详细研究过朝鲜的历史和文化，知道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订，朝鲜把这一天定为“祖国解放战争胜利日”，年年庆祝。然而，在朝鲜导游看来，一个对朝鲜情况如此熟知的游客，势必是此前来过朝鲜。
很多人问我，在上海住了将近半个世纪，为什么只写过几篇关于上海的散文，却没有写过一本关于上海风土人情的书。
我的回答是：“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总在一个地方居住，我的目光被“钝化”了，往往“视而不见”。当我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陌生的城市，往往会有一种新鲜感。这种新鲜感是非常可贵的，使我的目光变得异常敏锐。出于职业习惯，我每到一个国家，都会以我的特有的目光进行观察，“捕捉”各种各样的细节。在东京，我注意到在空中盘旋着成群的乌鸦，肆无忌惮地在漂亮的轿车上丢下“粪弹”，东京人居然熟视无睹。
我写了《东京的乌鸦》，写出中日两国不同的“乌鸦观”，乌鸦的习性，为什么乌鸦在东京喜欢“住”郊区，乌鸦如何到东京“上班”，日本人如何对乌鸦奉若神明。我的这篇阐述日本“乌鸦文化”的散文发表之后，被众多的报刊转载，原因在于我写出了“人人眼中有，个个笔下无”。
漫步在海角天边，把沉思写在白云之上，写在浮萍之上。至今我仍是不倦的“驴友”。我的双肩包里装着手提电脑和照相机，我的足迹遍及亚、欧、美、澳、非五大洲近40个国家和地区。
我注重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去观察每一个国家和地区。在我看来，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历史是人类的脚印。正因为这样，只有以文化和历史这“双筒望远镜”观察世界，才能撩开瑰丽多彩的表象轻纱，深层次地揭示丰富深邃的内涵。我把我的所见、所闻、所记、所思凝聚笔端，写出一部又一部“行走文学”作品。
我把旅游视为特殊的考察，特殊的采访。我在台湾日月潭旅行时，住在涵碧楼。我在事先做“功课”时知道，涵碧楼原本是蒋介石父子在台湾的行宫。我特地跑到当地旅游局，希望查阅两蒋在涵碧楼的历史资料。
他们告诉我，在涵碧楼里，就有一个专门的展览馆。
于是，我到涵碧楼总台，打听展览馆在哪里。总台小姐很惊讶地说：“那个展览馆已经关闭多年，因为几乎没有什么客人前去参观，难得有叶先生这样喜欢研究历史的人。”她打开尘封已久的展览馆的大门，我在那里“泡”了两小时，有了重大发现，因为那里的展品记载了蒋介石父子在涵碧楼接见曹聚仁。曹聚仁乃是奔走于海峡两岸的“密使”，但是台湾方面从未提及此事。我把这一发现写进发表于上海《文汇报》的文章里，引起海峡两岸的关注……我爱好摄影，则是因为在电影制片厂做了18年编导，整天跟摄影打交道，所以很注重“画面感”。我在旅行时，边游边摄，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在我的电脑里，如今保存了十几万张照片。除了拍摄各种各样的景点照片之外，我也很注意拍摄“特殊”的照片。比如，我在迪拜看见封闭式的公共汽车站，立即“咔嚓”一声拍了下来，因为这是世界上的公共汽车站，内中安装了冷气机。这一细节，充分反映了迪拜人观念的领先以及迪拜的富有和豪华。在韩国一家餐馆的外墙，我看见把一个个泡菜坛嵌进墙里，也拍了下来，因为这充分体现韩国人浓浓的泡菜情结。在马来西亚一家宾馆里，我看见办公室内挂着总理与汶川地震灾区的孩子在一起的大幅照片，很受感动，表明马来西亚人对中国的关注。只是已经到了下班时间，办公室的门锁上了，我只能从透过玻璃窗拍摄。门卫见了，打开办公室的门，让我入内拍摄，终于拍到满意的照片……照片是形象的视觉艺术。一张精彩照片所包含的信息量是很丰富的，是文字所无法替代的。
每一次出国归来，我要进行“总结”。这时候，我的本职——作家，与我的两大爱好旅行与摄影，“三合一”——我把我的观察写成文字，配上所拍摄的图片，写成一本又一本图文并茂的书。日积月累，我竟然出版了20多本这样的“行走文学”图书。
我的“行走文学”，着重于从历史、从文化的视角深度解读一个个国家和地区，不同于那些停留于景点介绍的浅层次的旅游图书。其实，出国旅游是打开一扇观察世界的窗口，而只有善于学习各地的长处，自己才能进步。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旅游是开阔眼界之旅，解放思想之旅，长知识，广见闻，旅游是学习之旅。从这个意义上讲，旅游者不仅仅是观光客。
承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美意，在副总编刘佩英小姐的鼓励下，计划出版一套《叶永烈看世界》丛书，随着我一边“漫游”一边再继续出下去。我期望在继续完成一系列当代重大政治题材纪实文学的同时，能够不断向广大读者奉献轻松活泼的“行走文学”新作。
叶永烈2010年6月28日初稿2013年2月6日修改于上海“沉思斋”
我和妻七次飞往美国，前五次都是在冬天去美国，为的是能够在美国过圣诞节。我并非基督教教徒，作为一个中国人，为什么如此看重“洋节”，总要一次次远涉重洋，到太平洋彼岸去过圣诞节？团聚，是人生的幸事、家庭的节日。我一家八口，除了我和妻之外，有两个儿子、两个儿媳、一个孙子、一个孙女，以“二、二、四”的“比例”分住在上海、旧金山、台北，是“两制三地之家”，难得一聚。圣诞节是美国的“春节”。孩子们在圣诞节放长假，因此圣诞节也就成了全家的团聚之日。正因为这样，我总是选择在圣诞节前夕飞往美国。
我家成为“两制三地之家”，这“三地”包括海峡两岸。在中国大陆，由于子女出国，出现许多“一家两制”家庭，而像我家这样的包括海峡两岸在内的“两制三地之家”并不多见。
我的家，原本是千千万万中国普通家庭中的一个。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变成如今的“两制三地之家”，那是随着时代而变，随着中国的进步而变。套用一句时髦的话，那就是“与时俱进”。
我的家庭的演变史是中国改革开放之路的缩影：1963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上海工作。那一年我结婚了，小家庭就安在上海。
1967年，长子在上海出生。三年之后，次子在上海出生。从此，我的小家庭成了四口之家。
我的小家庭在艰难中度过了十年“文革”。在“文革”初期，我家也曾分为三地：我在杭州湾畔的“上海电影五七干校”，妻带着长子在上海，而次子则暂时寄住温州老家。
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改变了我的命运，也改变了我的家庭的命运。我从“臭老九”变为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而我的两个儿子也相继从上海的重点中学进入大学。
开放的国策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出国潮”在中国澎湃。1990年，长子个迈出国门。那是他在上海念完大学之后，通过GR。E考试(研究生英语考试)，获得美国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到美国攻读研究生。他在美国宾州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然后在美国工作。
1992年，次子也通过GRE考试，获得美国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到美国攻读研究生。他在美国特拉华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然后在美国工作。
1993年圣诞节前，我和妻来到美国，先是住在洛杉矶内兄家，然后飞往美国东部，和两个尚在求学的儿子在特拉华大学团聚。那天，正好是圣诞节。
两个儿子先后被美国公司聘用：长子在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任职，而次子则成为美国“AT＆T”公司的白领。
那时候，我曾经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我的家一半在美国》。确实，一家四口，我和妻在中国，两个儿子在美国，怎么不是“我的家一半在美国”？两个儿子在美国相继跳槽。从1996年起，他们先后被美国新公司派回中国工作。这样，我们全家总是在春节的时候，团聚在上海。
两个儿子在中国工作了几年，在1999年又先后被美国公司调回美国本部工作。两个儿子相继结婚，从此，我的家从一家四口增加到六口。
小儿子在美国硅谷工作，定居在旧金山东湾。他先是在那里租公寓，后来在那里买了房子。长子在美国东部工作。不久，他被美国公司派往中国台湾台北市，在那里他筹建了中国台湾分公司，担任副总裁兼总经理。后来，在中国台北又开始新的工作。
我的长媳出生于中国台北，上小学时随父母到了美国，从此在旧金山长大，后来毕业于旧金山的柏克利大学。她原本在美国工作多年。长子调往中国台北，她也一起回到台北。如今，长子在中国台湾已经工作十几年，买了房子，从此定居在那里。
于是，“我的家一半在美国”变成了“两制三地之家”。
2000年、2001年、2002年，我和妻三度在圣诞节的时候前往美国，全家在那里聚会。即便是2001年美国爆发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事件，我仍坚持去美国，还特地赶往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厦废墟现场采访，写出《受伤的美国》。
2003年，我和妻前往中国台北看望长子、长媳，也就没有去美国。
2004年的圣诞节，全家又在美国团聚。这一回的团聚，我的家增添了一个小成员——2004年7月，小孙女在中国台北降生，成为一位“小台胞”。由于长媳是美国籍，按照美国的规定，我的小孙女也是美国籍，出生之后拿到了美国护照。我的次子、次媳也成为美国公民。
2007~5月，小孙子在中国台北出生，他同样在出生之后拿到了美国护照。
长媳的父母、哥哥也在旧金山。这样，我们每一次去美国，也与亲家团聚。
平常，只有我和妻在上海，是一个“空巢家庭”。我们总是企盼着热热闹闹、充满亲情的大团圆之日。
每一次去美国，除了团聚，除了到美国各地旅行，我也过着美国居民的生活。我把我在美国旅行的见闻写成了《美国！美国！》一书，而把在美国的生活写成这本《我在美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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