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敦煌：常书鸿、常沙娜敦煌艺术珍藏集

1.【敦煌文脉薪火相传】敦煌父女，以岁月谱写敦煌之美。父亲常书鸿是我国敦煌保护事业的开创者，作为留法青年艺术家毅然回到祖国，自20世纪40年代来到大漠敦煌，为保护弘扬敦煌文化艺术付出毕生精力。女儿常沙娜从小随父练就敦煌艺术“童子功”，亲身见证了保护莫高窟、研究敦煌艺术的艰辛波折，一辈子为传承与发展敦煌文化而努力。如今常书鸿已离开近30年，豆蔻少女常沙娜已到耋耄之年，而两代人对敦煌艺术的热爱薪火相传。

2.【艺术珍品跃然纸上】特殊的历史时代成就父女俩不可复制的敦煌艺术创作。1946年，时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为保护推广敦煌筹集经费，带着年仅15岁的沙娜在兰州举办父女联展。70余年后，父女作品纸上相逢——本书收录各个时期敦煌主题艺术创作百余幅：翩跹的飞天、宝相的庄严、灵动的纹饰、恢宏的气度、“舍身饲虎”的勇气……一一跃然纸上。

3.【文化瑰宝再认识】敦煌艺术以生动的形式反映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留下各时期风貌和历代民众的生活轨迹，其特有的艺术形式和取之不尽的艺术元素，更是学习研究当代艺术与生活应用的源泉。常沙娜解读敦煌独特的艺术语言，带领读者认识传统艺术的永恒魅力与当代价值。

4.【珍藏】收藏级装帧设计。大开本精装，便于欣赏作品细节；封面、函套、内页均选用特种纸。全彩印刷，庄重雅致。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承印。

敦煌父女，薪火相传。常书鸿、常沙娜敦煌主题艺术珍藏集，致敬永远的敦煌。
1935年，留法学生常书鸿在巴黎塞纳河畔的书摊上，偶然发现考古学家伯希和编撰的《敦煌石窟图录》，看后激动不已。从此以后，他心心念念要回到中国，重新认识祖国的文化历史。40年代，常书鸿带着全家人在只有零零落落的骆驼刺和芨芨草的沙漠里艰难行进，终于来到鸣沙山下，组织筹建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展开持续一生的敦煌石窟研究保护工作。在父亲的影响下，少女常沙娜结缘敦煌，践行父亲的艺术生命，后又在林徽因等前辈的指导下，通过工艺美术设计与教育的方式，将敦煌艺术之美传递给世界。
本书收录“敦煌守护神”常书鸿、“永远的敦煌少女”常沙娜横跨80余年、各个时期的敦煌主题艺术创作。题材多样，涵纳各朝代敦煌壁画复原临摹、整理、再创作作品百余幅，部分为此前未公开作品。常沙娜用生动鲜活的文字解读敦煌艺术特色，追忆两代人的敦煌情缘，带领读者感受艺术瑰宝盛世流光。
得千年艺术熏陶，尽一生传敦煌文脉。穿越时光，回溯两代敦煌人的坚守与传承。匠心不改，此心不移系敦煌。

常书鸿（1904—1994）
画家，敦煌艺术研究学者，我国敦煌学的奠基者和敦煌文化事业的开创者，被誉为“敦煌守护神”。
1927年赴法留学学习油画，成为誉满中外的画家。1942年毅然举家奔赴莫高窟，投身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参与筹备敦煌艺术研究所，并任首任所长，主持、参加临摹，对壁画色彩和装饰造型理解深刻，其作品代表了敦煌研究院早期临摹工作的成就。
1949年后历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国家文物局顾问、甘肃省文联名誉主席。

常沙娜（1931—   ）
艺术设计教育家和艺术设计家。1931年生于法国里昂，其后随父母到了敦煌，跟随父亲常书鸿学习、临摹敦煌壁画。
她在千年艺术的熏陶下度过了动荡的少年时代，此后投身工艺美术设计与教育事业，将毕生精力用在敦煌艺术的整理、传承和发扬上。
先后在清华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任教，曾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先后参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徽、人民大会堂外立面等国家重点工程建筑装饰设计和壁画创作。中国文联“终身成就美术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前言 

卷一 从巴黎到九层楼
卷二 永远的敦煌
卷三 大漠明珠，艺术宝藏

附录1：老照片
附录2：作品一览

时光流逝，岁月不再，能传播祖先们遗存的文化艺术，我感到特别兴奋和骄傲。弘扬千年敦煌艺术，也是我父亲一生的意愿。 
敦煌艺术以生动的形式反映世代民众的生活轨迹，留下了各种人物形象、生活习俗、自然生态及时代风貌，值得专题研究和整理开发。其特有的艺术形式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敦煌艺术元素，更是我们学习研究当代艺术与生活应用的源泉。例如，历代壁画、彩塑上的装饰图案把整个石窟的佛传艺术装点得精彩绝伦，形成了不同时代的特色，也具象地记载了中国传统装饰艺术的形成、变化和发展历程。 
20世纪40年代，我们全家去了敦煌，在父亲的安排下，我在莫高窟临摹壁画、学习、生活，打开了对古代艺术理解的思路，练就了我创作的“童子功”。50年代在北京又受到梁思成、林徽因的指导，我开始将敦煌图案融入我的创作、设计及教学工作，并且把莫高窟历代装饰纹样分类，归纳出图案设计应用的规律及特色系统。在参加各类装饰设计和教学时，我继承上一代人对敦煌艺术保护传承的使命，一天都不敢懈怠！
我父亲那一辈人，用青春岁月守护着敦煌，我尽我的能力将他们保护、研究的珍贵传统遗产，以实践应用、教学等方式承前启后地传播下去。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历史，是我们今天开展文化传播的重要材料，我希望在新时代能有更多年轻人重新去认识世界重要的文明资产，了解自己国家珍贵文化的历史，并且用当代方式继承发展下去。文明的交流互鉴可以使国家之间更加和谐与亲密。而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认识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与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历史，会使得我们的后代更有智慧，能为全人类的文明幸福做出应有的贡献。 
提到敦煌艺术的历史文脉，我便不由得缅怀起父亲常书鸿。20世纪30年代，他与祖国西部的敦煌千佛洞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我年岁渐长，更加了解父亲的不易，就更加敬重并深刻理解我的父亲：他有知的眼光，有超越常人的毅力，为国家、为文化的发展贡献了终身。父亲于1927年至1936年留学法国，学西洋绘画，先后在里昂美术专科学校、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学习油画，成绩非常优秀。他以中国留学生身份在巴黎获得多个第一名奖项，短短时间就在法国取得了不凡的艺术地位，是当时中国留法艺术家中受人羡慕的一位。我还记得，“中国留法艺术家协会”就是在我家客厅成立的。当时在巴黎的留学生，成家的很少，不少活动就在我的家中举行，我还很小，就坐在这些已经一一离去的“中国近现代著名艺术家”叔叔伯伯们的腿上，听着他们慷慨激昂地说着要用文化艺术复兴中国的话，场面热烈，至今历历在目。这些画面对我而言就像是昨天的事。
我父亲当时沉醉在西洋绘画世界中，有一年偶然在巴黎塞纳河畔的书摊上惊奇地发现了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编撰的《敦煌石窟图录》。父亲看后激动不已，亲自去了吉美博物馆，详细看了在那里展示的敦煌莫高窟文物，包括藏经洞中发现的绢画、经卷等文物原作，涵盖了从4世纪至14世纪前后一千多年的佛教文化艺术。从此以后，他心心念念要回到中国。
1936年，父亲先受聘回到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但是回国不久，抗日战争越发激烈。1937年母亲又带我回国，我们全家一路跟随艺专迁校，逃难到重庆。在逃难期间，父亲还念念不忘敦煌，计划要到敦煌去认识祖国的文化历史。梁思成、徐悲鸿、吕斯百等老友都鼓励他去。在父辈的努力申请和当年国民政府于右任的支持下，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我父亲成为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从此我的家庭——父母、我和弟弟，我们一家人都与敦煌结下了不解之缘，发生了讲不完的人生故事！
因为生活太艰苦，母亲后来离开了敦煌。我与弟弟失去了母亲，中国失去了一位女雕塑家。父亲被称为敦煌守护神，开创了在敦煌代代相传保护、研究、发展、坚守终生的宗旨。如今父亲已经离开快三十年了，敦煌研究院也有近八十年历史了。 
回顾这一生，我忘不了父亲与林徽因先生对我的教导。莫高窟练就了我画画的“童子功”，林徽因先生鼓励我以敦煌图案走向设计之路，父亲与林徽因先生是我在艺术、设计、教育事业上重要的引路人。父亲在临终前给我一张手记，他写道：“沙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也应该（是）把敦煌的东西渗透一下的时候了。”我自始至终都以敦煌历代装饰图案元素结合各类设计的功能、材质，渗透、研发、传播敦煌存在于生活的艺术。不管是在任职的时候，还是退休以后，我只要一有机会，就用敦煌、说敦煌，处处要把敦煌艺术的脉络不断地渗透、发展，从不敢忘记自己是“敦煌人”。同时不忘记林徽因先生说的：“沙娜，要把敦煌图案用在我们的生活上，让传统手工活起来。”
我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只要活在敦煌艺术的氛围中，心里永远有个老父亲，我觉得自己一点儿也不老。我更希望可以把握住时间，带领年轻人一起发展弘扬敦煌艺术。我深信敦煌文化艺术的文脉将世代相传，老一代艺术家们一定可以看见敦煌艺术后继有人。愿敦煌文化艺术花开遍地！

卷一   从巴黎到九层楼
 
20世纪初，一大批中国画家到法国巴黎学习西方绘画，父亲是其中之一。我就是在巴黎出生的。那时我家是留法艺术生的聚会场所，画油画的、做雕塑的、搞建筑的，到访巴黎的很多中国留学生都是我家的客人。 
父亲23岁时初到法国，原本是去学习染织的，后来阴错阳差地以油画成名。他的油画作品中融入了中国绘画的民族特点，鲜明的艺术风格受到西方人的认可，在欧洲屡屡获奖。父亲以家庭成员为模特儿创作的《画家家庭》在巴黎的“春季沙龙”获得银质奖章，他为我创作的《沙娜像》由当时的现代美术馆馆长窦沙罗阿代表法国购去，现收藏在法国吉美博物馆。那时法国的艺术评论家称他为“最重要的明日之星”，还预言，这位中华学子只要在巴黎住下去、画下去，世界艺术大师的名单里便会多一个中国人的名字。
然而，1935年秋，塞纳河畔的偶遇，改变了父亲的人生走向。那天傍晚，父亲在塞纳河边散步，路过一排专售美术图书的书摊，一部由六本小册子装订成的《敦煌石窟图录》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套画册展示了三百余幅壁画和塑像，这些图像是1907年伯希和从中国甘肃的敦煌石窟拍摄来的。父亲为书中的图像深深吸引，如同发现了新大陆。第二天一早，他就到附近展出敦煌文物的吉美博物馆，要亲眼看看那些伟大的艺术创作。父亲心想：“我是一个倾倒在西洋文化，而且曾非常自豪地以蒙巴拿斯的画家自居，言必称希腊、罗马的人，现在面对祖国如此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自责、数典忘祖，真是惭愧之极，不知如何忏悔才是！”父亲决心要回到祖国，去敦煌看一看。（2018年我到法国举办“花开敦煌”展览，团队特意带我走访了小时候的住所以及巴黎塞纳河畔书报摊，去追忆父母的足迹。让我惊讶的是书报摊的主人们遇到会讲法语的中国老太太，特有兴致地与我交流，许多书报摊的主人都说知道我父亲常书鸿以及他与敦煌的因缘。我十分高兴，没想到多年过去，在巴黎仍有人记得父亲以及他与敦煌的故事！）
1936年，父亲接受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教授聘约，独身奔赴北平。1937年，母亲带着我在抗日战争的炮火中回国。随后一家人在战乱中辗转各地，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但父亲是那种有想法就一定要实现的人，敦煌始终是他魂牵梦萦的圣地。
1942 年秋天，梁思成先生问父亲，愿不愿意去拟议中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父亲高兴地跳了起来，欣然接受筹委会副主任的职务。虽然母亲不赞同，但父亲还是毅然决然地要奔赴敦煌，还决定把全家都带过去。他认定了的事，非要做到不可。
不久，关于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提案获得通过，父亲被正式任命为所长。父亲先是从重庆出发，乘敞篷大卡车抵达兰州，好不容易才招揽到一队人马。1943年初春，一行六人，身穿老羊皮袄，戴着老毡帽，坐在一辆破旧的敞篷卡车里一路向西，向敦煌而去。从兰州到敦煌，整整走了一个月零四天。到达安西（现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后，剩下的路都只能靠徒步或者骆驼了。他们雇来十多头骆驼，在只有零零落落的骆驼刺和芨芨草的沙漠里艰难行进，最后终于来到了鸣沙山下。
面对梦中的圣地，面对高大的标志性建筑九层楼，父亲又一次震惊了：美丽的敦煌艺术，在岁月和风沙的摧残下，在经年人为的破坏下，已然衰败不堪，令人痛惜。父亲在回忆录中写道：“宝藏被劫掠已经过去三四十年了，而这样一个伟大的艺术宝库却仍然得不到最低限度的保护和珍视。就在我们初到这里时，窟前还放牧着牛羊，洞窟被当作淘金人夜宿的地方……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断垣残壁中，随处皆是……我不胜感慨，负在我们肩上的工作将是多么艰巨沉重啊！”
正是这样深切的感触，让父亲把根扎在了敦煌，再也没有离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