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的奠基：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1661—1684）（海外中国研究文库·一力馆）

1661年顺治去世，康熙继位，清朝面临国家统一、统治巩固等诸多问题。康熙亲政后，在政治和军事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改变了鳌拜专擅的局面，向汉人精英让步，拉拢汉人才俊，消弭明遗民的反清情绪。同时，取得了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等一系列战争的胜利。到1684年，清朝统治已合法化，战胜了意识形态与军事上的对手。康熙控制满汉官员，中学、西学均为己所用，成就非凡。这一切都为18世纪中国的繁荣与稳定奠定了基础。

劳伦斯·凯斯勒（1936—2020），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历史学教授，芝加哥大学博士，师从何炳棣教授。著作有《盛世的奠基：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1661—1684）》（K’ang-hsi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Ch’ing Rule, 1661-1684. 1976年）、《北卡罗来纳的“中国关系”（1840—1949）》（North Carolina’s “China Connection”, 1840-1949. 合著，1981年）、《江阴布道站：一个在华的美国传教团（1895—1951）》（The Jiangyin Mission Station: An American Missionary Community in China, 1895-1951. 2006年）。

译者简介
董建中，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译著有《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2005年）、《自贡商人：近代早期中国的企业家》（2014年）、《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2018年）、《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2019年）。

巧合的是，康熙在1684年刚好30岁，就已完成了巩固清朝统治的事业。1684年是干支纪年一周甲的第一年——甲子年，甲子年历来都被认为是吉利的。 执念于治乱循环的中国人，可以信心满满地等待新的和平与秩序时代的到来。康熙在他统治初期 （1661—1684） 的成就，更让人值得有此等期待。这位年轻的皇帝改变了政府政策的大方向，击退了对清朝新政权的军事挑战，进而确保了帝国北部边疆的安全（不过，这很快就再次遭到蒙古首领噶尔丹的威胁），吸纳满汉人才为政府服务，中国也得以向西方科学技术开放，消解了大批汉人士绅的反满敌对情绪。清朝的统治得到有效的巩固，为亚洲的中国和平时期奠定了基础。
康熙初年的统治，与之前的辅政大臣时期可谓泾渭分明。鳌拜及同僚执着于传统的满洲习俗和态度，无法成功地完成从野蛮的征服者到汉化皇帝的必要过渡，而这对于满人想要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王朝来说是必要的。满族政权的中央集权以及汉化，始于努尔哈赤，在皇太极与多尔衮时期得到极大推进，但在鳌拜辅政时期受挫。辅政大臣追求的是满洲本土主义政策——情愿将满人眼前的利益置于长期的帝国目标之上。他们用满人熟悉的做法——内三院和包衣体制，取代了汉式制度；他们利用一系列文字和逃税的案件迫害东南士绅；1666年，鳌拜已成了事实上的专权者，强迫圈换旗地并进行新的圈地，给有关满人和普通民众都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很显然，辅臣将满族领袖建成一个获得汉人承认的、稳定的、异族统治的合法性政权的努力带向了危险境地。在1660年代，清朝的未来茫然不定。巩固的进程，已经在进行中，若不让它萎缩、死亡，就要求精心培育。只有考虑这种背景，才能够对康熙及其谋臣的贡献做出评价。他们不能接受鳌拜的统治或政策，这对无上的皇权，对缔造一种可行的满汉工作关系来说都是挑战。这不仅关乎提升汉人制度凌驾于满人之上——事实上有一些辅臣心仪的制度（例如内务府）被皇帝保留，但是用来为他的利益服务，反对满族王公的权势，它更是价值观念与思想观念的问题。康熙实现了辅臣显然没有做到的，能够向汉人精英让步，同时，满人又没有失去控御权力的缰绳，作为明朝的合法继承者，必须要赢得汉人的认可与支持。可以说，是1684年，而不是1661年，清朝的统治得以巩固。随着天命所归，反对满人只剩下一种途径（在传统儒家的政治行为框架内）：进入地下，进行低层次的半合法的行动，直到这一新王朝再次受到公开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