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札记（历史学如何介入现实？如何面对板荡的时代和危机？与葛兆光教授一起读日本史论著，想中国史问题）

• 历史学之外对世事和人情的洞察。本书是历史学者、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葛兆光先生2020年在日本的读书随笔和日常生活中行旅、访友间的记录。不仅有对自己专业领域的反思，中日历史研究的比较，全球史视角对现在中国历史研究的影响等等，也有在疫情期间读史对现实和历史对照之后的思考和对于日本访学行旅中的困惑。思考历史学如何成为一门介入现实的学科

• 深入浅出，举重若轻，一位知识人面对时代变局的记录和思考。作者既有对日本东洋学传统、全球史和区域史研究在今天中国史研究的延伸和借鉴，也有对东方主义、民族主义等经典命题的反思和批判。

• 借助他者视角，重新观察今天中国历史学研究的范式和问题意识。书中记录了作者与许多日本当代历史学者的交往，以及自己对日本汉学著作的阅读和思考过程。比如网野善彦的日本中世史研究，丸山真男的思想史研究，这些长期对中国学界来说既熟悉又陌生。本书中对这些学者的引介和对比。

本书是葛兆光先生在日本访学时的读书随笔和日常生活中行旅、访友间的记录。不仅有对自己专业领域的反思，对历史研究方面的新感悟，也思考了全球史视角对当前历史学研究的影响，等等。此外，书中也有葛兆光先生读史时产生的对历史与现实之间比较的思考，以及对若干重要学术问题的新见解和新启发。

葛兆光，现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毕业。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日本京都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台湾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等校客座教授。2009 年获选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普林斯顿全球学人”。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宗教史、思想史和文化史。主要著作有《中国思想史》《宅兹中国》《声回响转》《到后台看历史卸妆》等。

2020.1.9

与渡边浩教授对谈

老朋友渡边浩来，在住所聊了一会儿闲天。

他真是一个心无旁骛的学者。刚开始闲聊，他就谈到他最近在学士院的演讲，内容是“江户时代的游艺”。他说，江户时代中期以后（十七八世纪）的日本社会流行“游艺”，内容包括茶道、花道、儒学、俳句等，不同身份的人都去参加，形成一个一个的“社”。更重要的是，这种

“社”后来在明治维新的时代，转化为思想性与政治性的社团，比如明六社等，同时也形成各种会社。由此他联想到哈贝马斯所谓的“公共领域”问题。他说，虽然江户时代的“社”并不是哈贝马斯所讨论的议论政治问题的空间，也不一定受到法律和政治的庇护，但这种结社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我向他提了几个问题：第一，这种社团，既然并不像欧洲的咖啡馆等讨论政治问题，那么在当时能否起到公共领域的作用？第二，中国虽然在晚明也有东林党、复社那样的结社，但在明代前期和清代，大多数时间里并没有这种思想上的自由结社之风，那些书院和诗社也不像日本那样，可以有不同身份、不同阶层、不同性别的人共同参加，而是往往根据身份与性别分得很开，所以不一定能起到近代社会公共领域的作用。我认为，中国近代公共舆论生成的组织基础，不在这些社团，而在新式学校、近代报社、各种帮派（如青洪帮）以及地方性组织（如北京的湖广会馆）。第三，他说日本江户时代，大名、游女、商贩、儒生可以一同学习俳句，仿效松尾芭蕉，收集俳句的集子也会把他们的作品统统收入，不分彼此上下。但中国的情况却不太一样，我特别向他解释，中国的阶层与身份的界限很清楚，比如“戏子”就不能上殿堂，“妓女”就不能公然登堂入室，女性可以写诗作画，却只能入“闺阁”一类。第四，从这种所谓公共领域的状况看，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阶层、性别、学术的分别很清楚，另一方面，在中国构成彼此认同的纽带是“同”，比如同宗、同乡、同年、同榜、同学、同好等，这种社会关系使得他们有了阶层利益的考虑，而不容易打破阶层身份进行彻底改良，瓦解传统的社会关系。

我们一道去不忍池旁的东天红中餐厅吃自助餐，其间夹杂着用中文、日语和英文谈话，居然也能够谈得很深入。也许是因为有共同关注的学术问题和共同信仰的自由思想吧。他说，他和我交流不多，专业也不一样，语言也没有那么通，但我们共同点非常多—比如，都不喜欢福山、柄谷行人、酒井直树的那些新潮说法，也非常警惕新左派、新儒家和看似后现代的那些理论。他送给我一篇内容很有意思的文章，指出近代社会转型，按照托克维尔的观察，往往会朝着一个方向走，即取消地方势力，加强国家集权，出现专制强人。法国（建立法兰西民族国家，强化皇帝的权威）如此，日本（尊王攘夷，撤藩置县）也如此。然而他认为，中国在宋代已经如此（我认为应当是秦汉），所以这并不一定是“近代转型的必然途径”。他说，去年他在法国作这一主题的演讲，法国人相当不满，他们尤其不满的是，怎么可能中国出现这一趋向会比法国更早！

我哈哈大笑，说也许法国人混淆了“早”和“好”，是不是早就一定好？国家转型的先一步，未必就是好事，法国人不必如此介意。他同意我的看法，并且指出，法国学者仍然有“早”即“好”的进化论习惯，更有欧洲优越的自尊心。我们两人都强调历史研究中各国背景差异的重要性，所以喝咖啡的时候，我给他讲“山中人”和“山外人”的差别，以及中国国内学者与国外学者在有关中国崛起、现代性批判、国家主义和世界主义等各种论述方面的不同，他相当赞同我的看法。

通达的学者一样通达。简单的午餐后，他执意要带我去江户日本的中心日本桥。他说，日本桥那一片地方，既是传统江户日本的中心，也是摩登东京的中心。那里有种种和传统结合的非常时尚的东西。我们先到台湾人开的诚品书店，渡边浩说，日本影响台湾很厉害，而这是台湾唯一影响到日本的象征；然后又到 17世纪就开始经营的三越百货，在那里我才搞清楚，原来三越与三井是一家。 20世纪前叶修成的西洋式楼宇，现在看上去还是相当壮观，三越里面高大的“天女”塑像，是艺术家佐藤玄玄（ 1888— 1963）用十年时间创作并在 1960年完成的，矗立在一楼大厅，极为高大，看上去就像佛寺里面的观音，只是装饰过于华丽且色彩缤纷，现在已被列为日本重要的文化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