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大征（全两册）

他亲手缔造了堪称整个明代最为富庶强盛的万历王朝，又亲手加以毁坏。他临朝以来，对边事最为关注，所创造的政绩也最引人注目，却酿成了最为严重的辽东边事，终于导致大明覆亡。

在临朝初期，他对张居正信赖备至，两人配合默契，联手推行新政，成绩斐然。为了报复张居正的威权震主，他竟不择手段，不计后果，使新政逐渐化为乌有。

他担忧大权旁落，更加容不得谏诤，晚年的朝政几乎趋于半瘫痪状态。他的贪财秉性，驱使他醉心于聚敛财富，把有明一代最为富庶的一段大好时光，搞得民穷财尽，元气大伤。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封建皇朝，大明皇朝覆灭的历史至今读来仍不免令人唏嘘。其中关于明神宗朱翊钧执政的万历年间更被视为其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各类相关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但此前的学者多以政治、经济领域入手，鲜有完整总结万历中后期几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外联系的著作。

本书从万历二十年（公元 1592 年）入手，以西方年鉴学派的理论，完整展现所谓“万历四大征”：宁夏、援朝、播州、萨尔浒战役的前因后果。为读者揭秘明帝国走向全面衰败之前的军事巅峰，以及内外战争对国家政治、经济的深刻影响。

赵恺，江苏苏州人、中国共产党党员、经济学学士，苏州作家协会、网络作家协会成员。民俗、文史研究者，畅销历史作家、编剧。秉承着对历史的爱好和自身专业所学，开创了试以经济学理念解释霸权兴衰、帝国成败的全新史学观点。著有出版物：《嗜血玫瑰：一口气读完的英国战史》、《苍狼逐鹿——蒙宋百年战争史》、《纵横塞北–元末乱世和明帝国的崛起》、《东海博弈——明帝国与日本的三百年战史》《太平洋战争全史》系列等。

上  部

楔子：万历 002

第一章：北虏与南倭——嘉靖年间的大明国防态势 005

第二章：和议与开关——隆庆年间的大明对外政策的转变与成效 035

第三章：天子与内阁——隆庆末年至万历初年的大明中枢及边境风云 066

第四章：九边与六部——张居正的军事和政治改革 100

第五章：权相与枭将——张居正的黯然落幕与边军的蜕变 128

第六章：巡抚与总兵——宁夏兵变的深层次诱因及其最终爆发 163

第七章：叛军与“虏骑”——哱拜叛乱引发的西北边防恶化 201

第八章：信长与秀吉——日本战国的风云激荡与两代霸主的别样人生 222

第九章：太阁与国王——丰臣秀吉的人生巅峰及日本与朝鲜的历史纠葛 256

第十章：铁骑与火铳——朝鲜王国军队的全面溃败及明军首次援朝的失利 288

下  部

楔子：神宗 322

第一章：和议与破城——沈惟敬其人与中、日平壤之战 331

第二章：碧血与铁蹄——碧蹄馆血战的台前幕后 357

第三章：碧血与铁蹄——惊心动魄的碧蹄馆血战 381

第四章：博弈与亮牌——日军全线后撤与明、日的全面议和 409

第五章：封贡与屠戮——明、日正式停战和随即而来的内部调整 433

第六章：再征与再援——明、日在朝鲜半岛的第二轮较量 464

第七章：野战与围困——大明援军的力挽狂澜及对日军据点的围攻 494

第八章：露梁和关原——万历援朝的结束和德川幕府的开始 518

第九章：布局与绝杀——明帝国对播州杨氏叛军的全面围剿 559

第十章：天恩与大恨——建州女真的叛乱和抚清之战 589

第十一章：合剿和破围——功亏一篑的萨尔浒之战与明帝国的衰弱 616

楔子：万历

年号，作为记录东亚古代君主统治周期的纪元。自它诞生之日起，历代封建王朝的大儒重臣都要为那区区两字费尽心思，力求赋予其祥瑞寓意，来讨取上位者的欢心。这样的局面一直延续到了明代才略有好转。一方面，除了二度登基的明英宗朱祁镇，先后使用过正统、天顺两个年号之外，其余的十几位皇帝均为一帝一（年）号。极大减少了如汉、唐般频繁改元而造成词汇枯竭的现象。其次，或许是受明太祖朱元璋文化程度不高的影响，明代的年号大多通俗浅显，自然也就省去了一番搜索枯肠、引经据典的手脚。

作为大明皇朝的第十三任统治者，明神宗朱翊钧登基之时年仅十岁，在选定年号的问题自然更没有什么发言权。于是最终经群臣商定，草拟了一个不见于任何典籍之上、喻指大明与世长存，皇帝万寿无疆的新生词组——万历，作为这个新时代的编年。单纯从时间上来看，长达四十八年的万历朝的确在大明皇朝的历史中最为绵长。但也正是在这段近半个世纪的光阴中，大明皇朝经历了一段犹如“过山车”般的急速兴衰，并最终未能触底反弹，明神宗朱翊钧驾崩后短短二十四年，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便攻入北京，逼迫明思宗朱由检煤山自缢。此后又过了十八年，随着明昭宗朱由榔在昆明篦子坡被吴三桂命亲信用弓弦勒死，大明皇朝终告覆灭。

万历年间大明国力的急转直下，自然令人对明神宗朱翊钧的执政能力产生了严重的质疑。是以清高宗弘历、清仁宗颙琰父子，曾先后发表过：“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明之亡，不亡于崇祯之失德，而亡于万历之怠惰”这般的高论，以张廷玉为首的清朝学者在编撰《明史》之时自然也秉承上意，将“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这样的话语写入了《明史·神宗本纪》。有趣的是，口口声声批评明神宗朱翊钧荒唐的清高宗弘历，其统治的乾隆年间在后世眼中也同样是清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至于清仁宗颙琰虽自诩勤政，却也未能扭转其统治时期吏治腐败、国力衰退的局面。可见一国之兴亡，并不单纯以统治者的能力和意愿为转移。而近代学者之中亦有不少人延续这两位清朝皇帝的思路，进一步提出了所谓“明之亡，

非亡于崇祯，而亡于天启，实亡于万历，始亡于嘉靖”的说法，此后更不断有人将大明皇朝的灭亡线索前推，出现了“明亡于正德”、“明亡于成化”、“明亡于土木堡”、“明亡于永乐迁都”、“明亡于朱元璋废相”等诸多见解。皇朝兴亡本是历史规律，上述这些说法看似颇有道理，但仔细分析却都不过是倒果为因的哗众取宠而已。鲁迅先生在短文《立论》曾说：“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而同样事情放到分析历史之中却大体要反其道而行之了。如若不能从蛛丝马迹中看出一个已经灭亡的皇朝存在的隐忧，似乎便不能称之为高屋建瓴、鞭辟入里了。先贤有云：“失败者做的任何事都可以是他失败的缘由，而成功者的每一个举动都让他更接近成功”。而本书便尝试着跳出那些带有主观色彩的固有认定，通过最原始的史料，尝试着为读者还原了一个真实的万历皇朝、还原那改变一个皇朝命运的“四大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