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守则与现实世界：一种规则后果主义的道德理论

评价一种道德理论的适当标准是什么？布拉德·胡克在本书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总结了五个标准来判断一种道德理论是否恰当，这种做法等同于为各种道德理论提供了一个同等条件的竞技平台。胡克运用反思平衡方法，通过比较行为后果主义、两种契约论以及美德伦理学等理论，论证了他重新表述后的规则后果主义理论。根据规则后果主义，行为道德与否应该根据能够得到不偏不倚地证成的规则来评价，而一个规则仅当其一般内化所产生的预期总价值至少与任何可替代的规则一样大时，才能得到不偏不倚的证成。在阐发其规则后果主义的过程中，胡克讨论了要如何根据规则后果主义来解释不偏不倚性、福祉、公平、平等、规则的一般内化等问题，处理了以往对规则后果主义的主要反驳，并尽可能地将规则后果主义理论付诸实践。
自莱昂斯（Lyons）之后，规则后果主义遭受重创并趋于式微。本书复兴了规则后果主义理论，使其重新成为一种值得认真对待的道德理论。胡克的这一代表作为当代规则后果主义的复兴做出了巨大的哲学贡献。

布拉德·胡克，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师从德里克·帕菲特、詹姆斯·格里芬、理查德·黑尔等著名学者。曾在牛津大学圣安妮学院任教，其后一直任英国雷丁大学哲学系教授。胡克是雷丁大学伦理学与政治哲学中心的创建人，曾任英国哲学学会主席与多所著名大学的咨询委员，亦曾任《效用主义》（Utilitas）杂志的编辑，同时还是多家著名学术刊物的编委会成员。出版专著《理性、规则和效用：理查德·布兰特道德哲学新说》（1994）、《理想守则与现实世界：一种规则后果主义的道德理论》（2000）、《义务论的拓展：伦理理论新说》（2012）等。其中《理想守则与现实世界》一书，得到许多西方著名学者的高度评价，在当代西方伦理学界极具影响，为规则后果主义的经典之作，而布拉德·胡克教授也因此成为规则后果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在西方哲学中，规则后果主义是300多年前由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提出的，而东方哲学中据说早在多个世纪前就有了。从1936年到20世纪80年代初，罗伊·哈罗德(Roy Harrod)、詹姆斯·厄姆森(James Urmson)、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理查德·布兰特(Richard Brandt)和约翰·海萨尼(John Harsanyi)对于发展该理论做出了极有影响力的贡献。斯马特(JJCSmart)声称，该理论既犯了崇拜规则之错，又犯了不融贯或蜕化为行为后果主义之错。戴维·莱昂斯(David Lyons)说，规则后果主义不仅无效，而且不公平地要求人们在其他人都不遵守的情况下仍然遵守理想规则。到20世纪80年代初，规则后果主义惯常被认为是一种最多只值得用一页来讨论的理论。
20世纪80年代末，艾伦·富克斯(Alan Fuchs)建议我重读布兰特的作品。我听从了他的建议，读后给我留下更深刻印象的是布兰特的规则后果主义理论，而不是对这种理论的常见反驳。这促使我在20世纪90年代把自己的研究时间用于回应对规则后果主义的常见反驳，并提出了对该理论的论证(我认为这是该理论的主要论证)。整个20世纪90年代，在会议上和大学里我都向听众展示我经过努力得出的成果。与热心参与这些报告之人的讨论极大地改进了我的论证和想法，我想抓住这个机会再次向这些人表达我最深切的感谢。
到2000年《理想守则与现实世界》出版时，我自信该理论对斯马特的反驳已经有了非常令人信服的回答，对不公平性的反驳也有了合宜的答案。我的印象是，《理想守则与现实世界》的大多数读者都已经信服那些经过限制的结论。这并不是说，本书的大多数读者都得出“规则后果主义终究是最好的道德理论”这一结论。事实上，本书的结论没有那么大胆，仅仅是认为规则后果主义值得进一步检验与审查。
自《理想守则与现实世界》出版以来，规则后果主义受到的关注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许多作者抨击或发展了《理想守则与现实世界》中的一些论点或观念。在过去20年里，我花费了大量时间对这些抨击和发展进行思考并撰写了不少著述。我在下面列出了讨论《理想守则与现实世界》的出版物，我从这些出版物中获益良多。我也列出了自己回应他人讨论的出版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