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05273681
本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对马克思和19世纪英国社会主义关系问题的一次成功解答。通过思想史的系统梳理，成功地将19世纪英国社会主义思潮的演替同马克思思想的形成、传播和发展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层面紧密联系起来，进而从整体上把握住了两者在思想史结构中的逻辑关系及其变迁形态。用事实和科学的价值判断还原并确证了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英国社会主义思潮更新、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历史地位。
马克思与19世纪英国社会主义思潮之间的关系不是某种意识形态的虚构，而是一种内嵌于思想史发展过程的有机的现实的理论结构。本书认为，搞清楚马克思与19世纪英国社会主义思潮之间的纷繁关系，不能仅仅从某个现成的结论或预设出发，而应将其置于一个动态的意识形态祛魅后的结构中予以把握。由此出发，本书将思想史的梳理作为完整、准确、全面把握两者关系的一个重要前提，然后通过比较、鉴别和再批判等方式，赋予“科学社会主义的介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内涵，进而找到全景式再现两者关系的恰切路径。书中使用的“扬弃”与“反哺”的概念，力图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唯物辩证法层面给出作者关于变化中的两者关系的审慎回答。
导言 001
上篇 19世纪英国社会主义思潮史
第一章 作为共有物的诸时空政治 043
第一节 工业革命的时空政治 044
一、资产阶级的工业革命观 044
二、19世纪英国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 046
三、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 049
第二节 法国大革命的时空政治 055
一、一种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新范式 05
二、19世纪英国社会主义观念图景中的“法国革命” 057
三、马克思解放政治框架中的法国大革命 061
四、正确认识“社会革命”的两种形式 066
第三节 思想文化传统的时空政治 068
一、自然法的奴隶与主人 069
二、理性主义的放逐与拯救 079
三、清教精神的遮蔽与解蔽 089
第二章 19世纪英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嬗变 093
第一节 关于“起源”的历史唯物主义考察 093
一、反对一般的剥削和贫富对立的“起源” 096
二、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和贫富对立的“起源” 097
第二节 19世纪英国社会主义的演替 099
第三节 19世纪英国社会主义的价值祛魅 105
中篇 马克思与1848年前的英国社会主义思潮
第三章 扬弃Ⅰ：马克思与罗伯特·欧文的学说 109
第一节 欧文其人 109
一、社会主义者欧文的历史形成 110
二、“面向实际”的思维方式 113
三、“英国共产主义的代表” 116
第二节 欧文学说的“三个论题” 121
一、“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 122
二、劳动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原则 126
三、理性社会制度的构想 134
第三节 马克思超越欧文共产主义学说的三重逻辑 136
一、从直观（经验）唯物主义到实践唯物主义 136
二、从“交换”的自然价值标准到物质生产的劳动力原理 137
三、从“理性的社会制度”到共产主义的制度安排 138
第四章 扬弃Ⅱ：马克思与“早期英国社会主义思潮” 144
第一节 李嘉图式社会主义及其思想史意义 145
一、从“贫穷和财富”到社会主义观的建构 146
二、“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及其依据 151
三、李嘉图式社会主义的思想史意义 159
第二节 1848年前的宪章派社会主义及其思想史地位 163
一、“社会主义和宪章主义的融合” 163
二、从“革命前”到“革命时期” 166
三、1848年前的宪章派社会主义的核心要义及思想史地位 169
第三节 “早期英国社会主义思潮”的扬弃 170
一、从劳动价值论的形式批判到剩余价值论的实质批判 170
二、夺取政权：从话语逻辑到实践逻辑 176
下篇 马克思与1848年后的英国社会主义思潮
第五章 反哺Ⅰ：马克思与1848年后的宪章派社会主义 185
第一节 1848年后的宪章派社会主义 185
第二节 宪章派左翼的崛起 187
一、从觉醒到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 187
二、从纯政治要求到政治与经济要求并举 189
三、从“左翼革命叙事”到工人运动的国际联合 191
第三节 正确认识宪章派社会主义传统的“复活” 193
第六章 反哺Ⅱ：海德门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 196
第一节 海德门其人 197
第二节 “最终走向社会主义” 204
一、劳工马克思主义的胜利 205
二、通往社会主义的“两个阶段” 206
三、“在英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209
第三节 经验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211
一、激进主义与“革命”马克思主义 211
二、实证主义与“科学”马克思主义 215
三、精英主义与“政治”马克思主义 220
第七章 反哺Ⅲ：威廉·莫里斯与马克思主义 225
第一节 莫里斯其人 226
第二节 “成为”社会主义者 233
一、社会主义转向：从言说的事实到“事实”的言说 234
二、“革命的国际社会主义”和“莫里斯传统” 239
三、“第一个英国马克思主义者” 254
第三节 “感情用事的社会主义” 260
一、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出离 261
二、从“革命社会主义”走向“民主”共产主义 265
三、共产主义叙事的乌托邦特征 268
结论 273
主要参考文献 282
后记 299
试读：摘自 上篇 19世纪英国社会主义思潮史
第一章 作为共有物的诸时空政治
尽管西方右翼学者、政党不自觉地将注意力放在撇清19世纪英国社会主义思潮与马克思的关系问题上，但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和19世纪英国社会主义思潮皆因受到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和思想文化传统等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联系在一起。当然，在这里，这种联系并不是直接的，而是中介化的、理论上的。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应否认这个事实。客观地讲，它对于我们解读两者的关系具有本体论的意义，是我们深刻认识两者之间理论关系的思想 前提。基于此，本章从历史发生学的视角，重点探讨了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和思想文化传统（包括自然法学说、理性主义和清教精神等）作为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意义上的共有物在决定两者据有不同的理论面貌、思维形态和实践取向上发挥的作用。
第一节 工业革命的时空政治
工业革命不仅仅是一个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世界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而且还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要概念。进一步说，对工业革命的理解不能停留于事实性的描述层面，还应深入批判性的反思领域。再进一步说，工业革命既理所应当催生了19世纪英国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还不可避免孕育了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这集中反映在两者对资产阶级工业革命观的不同理解和改造上。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在对经济社会形态的科学思考中阐释了蕴含于工业革命理性深处的人类解放原则，完成了工业革命“颠倒”的颠倒的任务。
一、资产阶级的工业革命观
所谓资产阶级的工业革命观，是指在历史上形成的资产阶级看待工业革命及其后果的总的态度。它根源于现代性意义上新技术或机器的发明，并以大工业为前提。“大工业——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在此基础上，资本主义得到普遍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发展起来，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最后，资产阶级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改变，“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这为资产阶级工业革命观的确立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资产阶级工业革命观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工业革命初期，“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不能够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停留在了消除其“一般利益”的幻想阶段。在大工业时期，资产阶级越来越认识到“特殊利益”的幻想上升为意识形态对于巩固和加强现存统治秩序的重要性。最后，对工业革命的认知在资产阶级那里“愈发下降为唯心的词句、有意识的幻想和有目的的虚伪”，直至堕落为狭隘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进一步说，工业革命的“普照的光”被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所束缚，进而被唯心地解释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原教旨”，用来滋养某种与“卡桑德拉式的文化悲观主义”传统相抗衡的阶级繁荣的盲目乐观主义（如“关于被机器排挤的工人会得到补偿”的经济学理论、约翰·克拉潘及其学派的史学观点）。这种消极的“乐观主义”假设眼前的工业文明是发展和进步的全部真理，同时宣布对工业革命及其后果的有效评估只能在资产阶级的价值观框架内才能做出。发展和进步被限制在了意识的领域。工业革命的“普遍主义”异化为“普适的奢望”。由此可见，沃勒斯坦关于资产阶级的工业革命观本质上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权力修辞”的论断并非妄言。这种像资本一样具有无限扩张功能的霸权逻辑，犹如丹尼尔·贝尔眼中的“工具力量”，编织起维护资本主义的种种谎言。它们起初以一种较高级的结构形式隐匿在安德鲁·尤尔的《工厂哲学》之中，后来作为显白的教诲遍布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世界。
二、19世纪英国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
对资产阶级工业革命观最原始也是最直接的反动，在资本主义内部建构起一种激进的对抗形式——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由于工业革命发生、发展的时空特点，19世纪的欧洲成了它的主战场。在英国，第一个批评作家是查尔斯·霍尔，接着便有罗伯特·欧文和他的学派，反资本主义的批评家莱文斯顿、霍吉斯金及其他几位匿名的作家，最后一位则是19世纪80年代英国“社会主义同盟”的创始人、艺术家威廉·莫里斯。在这里面，莫里斯的批判是最深刻的。
在莫里斯看来，资产阶级工业革命观集中体现在资产阶级关于劳动者离不开机器的谎言之中。莫里斯倒不是痛恨机器本身，而是痛恨机器会使劳动产品非人格化这一点。也就是说，莫里斯相信“机器本身对于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是没有责任的”。但是，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的确使劳动者的劳动发生了异化。进一步说，人们不再能从“制作物品的多样化，对创造的渴望，由于感到自己有用而产生的自尊心以及灵巧地运用身体的各种能力”中获得劳动的愉快感了，因而劳动失去了艺术存在的价值。莫里斯预言，在未来社会，机器或新技术的发明也许是多余的，因为“机器不能产生艺术品”。莫里斯对资产阶级工业革命观的美学批判，无疑是睿智和富有启发意义的。但需要指出的是，与19世纪其他英国社会主义者一样，莫里斯的批判，在实践层面也存在致命的弱点。用尼古拉斯·佩夫斯纳的话来说，“他的社会主义观点，离托马斯·莫尔更近一些而不是卡尔·马克思。在他的观念中，主要考虑的是如何让现存社会中的劳动恢复到快乐的状态”。
毋庸置疑，19世纪英国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有其历史进步意义。但从总体上看，这种批判是一种不接地气的“空想主义”。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是因为其“包办社会进步”的历史唯心主义解释原则：工业革命将带来前工业社会的“普遍和谐”（霍吉斯金），后工业社会的“普遍合作”“普遍福利”（欧文派）或未来社会的“普遍民主”（莫里斯），而“这些概念的内容在它们所处的社会中是永远实现不了的，因为在现行社会秩序的限制下，人们不可能用它们来规范自己的生活和行动”。也就是说，19世纪英国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服膺一种工业革命和人与社会利害关系的想象逻辑（这一点与保守主义极其相似），以至于这种体制内部“沉默的生产力”（借用卡尔·冯·萨维尼的说法）在追求自身“潜能”的过程中被扼杀在纯粹我思的境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不妨说，19世纪英国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本质上是一种超越历史情境或脱离实践的理想主义，一种列宁眼中的“政治上的乌托邦”。
三、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
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马克思将19世纪英国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推进到了拜物教批判的层面。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从分析资产阶级工业革命观的物质技术基础——“机器和大工业”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之间的关系入手，深刻揭示了资产阶级工业革命观的拜物教特征，指出“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进而在对社会经济形态的科学思考中阐释了蕴含于工业革命理性深处的人类解放原则，完成了工业革命“颠倒”的颠倒的任务。
- 资产阶级的工业革命观：一种机器拜物教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的工业革命观在本质上是一种机器拜物教。这在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尤其是在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那里暴露得十分明显。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对他们说来，机器除了资本主义的利用以外不可能有别的利用。因此，在他们看来，机器使用工人和工人使用机器是一回事。所以，谁要是揭露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真相，谁就是根本不愿意有机器的应用，就是社会进步的敌人”。也就是说，在这里，为“作为工业革命起点的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作机械辩护是资产阶级工业革命观的核心。然而归根结底，这是因为“詹姆斯·穆勒、麦克库洛赫、托伦斯、西尼耳、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一整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断言，所有排挤工人的机器，总是同时地而且必然地游离出相应的资本，去如数雇用这些被排挤的工人”。这显然是一种“厚颜无耻”的辩护士行为。事实上，“机器的这种作用，在这里被说成是对工人阶级的补偿，其实正相反，是对工人的极端可怕的鞭笞”。具体来说，
由于采用新机器或扩大旧机器，一部分可变资本转化为不变资本，这是“束缚”资本并从而“游离”工人的活动。……现在他们全被“游离”出来，并且每一笔希望执行职能的新资本都能支配他们。不管这种资本吸引的是这些工人，还是另一些工人，只要这笔资本刚好足以从市场上雇走被机器抛到市场上的那么多工人，那么对劳动的总需求的影响就等于零。……可见，寻求投资场所的追加资本本来会激起的劳动总需求的增加，在以上每一种场合都会按照工人被机器抛向街头的程度而抵消。因此，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的机制安排好，不让资本的绝对增长伴有劳动总需求的相应增加。而辩护士就把这叫作对于被排挤的工人在被抛入产业后备军的过渡时期中遭受贫困、痛苦和可能死亡的一种补偿！
资产阶级经济学上的这种乐观主义同样也说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是一种与并不狭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机器拜物教。它的产生并非偶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进一步说，当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成为主导性的社会关系形式时，资本主义生产的当事人，特别是“被机器使用的工人”在观念上也会因为受到资产阶级的蒙骗而认同了这一现实。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不仅要揭露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背后的真相，还要让工人挣脱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的拜物教观念的束缚，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担负起革命主体的历史使命。
- “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
在马克思看来，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真相存在于相对剩余价值的各种特殊的生产方法之中。这要从分析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目的谈起。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没有也不可能说到点子上。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看不到机器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内在冲突和矛盾。马克思通过考察机器生产对工人的直接影响后指出：
机器怎样通过占有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增加资本剥削的人身材料，机器怎样通过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侵吞工人的全部生活时间，最后，机器的发展虽然使人们能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内提供惊人地增长的产品，但又怎样作为系统的手段，用来在每一时刻内榨取更多的劳动或不断地加强对劳动力的剥削。
当然，如果在资本主义工厂的有组织的机器体系中，这种冲突和矛盾将更加凸出。相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
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不可分离的矛盾和对抗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如此等等。
也即是说，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来，这不是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过错，恰恰是机器寻求自身存在感的目的。很显然，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真相正是被上述“经济学辩护论的主要点”遮蔽了。正因如此，马克思通过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谓的补偿理论，揭露了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真相。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机器和大工业”章中，马克思开宗明义地指出，“像其他一切发展劳动生产力的方法一样，机器是要使商品便宜，是要缩短工人为自己花费的工作日部分，以便延长他无偿地给予资本家的工作日部分。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
- 工业革命“颠倒”的颠倒
马克思并没有停留于指出资产阶级工业革命观的拜物教特征，而是进一步从唯物史观的立场出发，通过对经济社会形态的科学思考，阐释了蕴含于工业革命理性深处的人类解放原则，揭示了让工人挣脱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的拜物教观念束缚的道路，完成了工业革命“颠倒”的颠倒的任务。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尽管充分认可机器拜物教的客观存在，但他并没有像后来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样，陷入对机器的现实统治及观念霸权的无可奈何之中，而是继续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进一步发展所凸显出来的内在矛盾中，找到了解构机器拜物教统治的现实路径。在马克思看来，“要有充分发达的商品生产，才能从经验本身得出科学的认识”。资产阶级偏见以及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资产阶级利益决不会看到这一点，因为资产阶级的利己观念使他们“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19世纪英国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以及这种批判背后的软弱性和不独立性决不能实现这一点，因为这是“一种不以社会力量为依托，也不以阶级政治力量的成长和发展为支撑的愿望”。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发展尚不充分，其内在矛盾尚未充分暴露的时候，要想找到让工人挣脱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的拜物教观念束缚的道路，是很困难的。而一旦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内在矛盾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那么，不仅会出现客体维度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且在主体维度上，工人也有可能挣脱机器拜物教的观念束缚，在科学的工业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寻找到实现自身解放的道路。进一步说，只有当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转变为机器的社会主义运用时，工人才能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明确了工业革命理性深处蕴含的人类解放原则。
“人类解放”的原则，即通过对工业革命与人和社会间相互作用的一般规律及其演变发展的趋势和导向问题的考察，来昭示“人类解放”的道路。“人类解放”的原则既是马克思考察工业革命与人和社会间相互作用的一般规律及其演变发展的趋势和导向问题的方法论原则，又是马克思建构科学的工业革命理论的主旨，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把工业革命与人和社会解放间关系发展的一般规律及趋势，作为工业革命理论基本问题的核心。
进一步说，人类解放的原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一方面，强调工业革命之于人类的普遍利益，否定任何不依赖于客观规律的“自我意识”及其与之相联系着的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另一方面，强调人类解放的客观物质条件和历史过程性，正所谓“‘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具体说来，在机器拜物教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是需要时间和经验的”。当然，工业无产阶级作为“大工业本身的产物”，它的普遍联合直至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一行动将为这种解放提供主体维度上的坚实保障。如此一来，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将被资产阶级颠倒了的工业革命和人与社会的关系重又置于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和逻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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