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爱红装爱武装：新中国女民兵宣传画与政治认同

本书论及的政治宣传画所处的时代里，中国女性在国家的支持下走出家庭，以女民兵的身份进入公共领域，打入“主角团”，直接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在这种现实主义表达方式中，我们不仅可以窥见女民兵的实际组织架构、丰富的日常活动与不输男子的气概，也能在作者的带领下对其映射出的政治社会的结构、功能和关系进行一般性了解。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三十年间，无以计数的宣传画穿越千山万水，布满千家万户，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最为主流的社会化方式之一。本书运用一种新颖的图像政治学方法，对中央美院宣传画特藏中两百余幅塑造了女民兵形象的宣传画进行描述、分析和阐释，讲述一则新中国女性如何通过构建其全新的性别认同和国家认同，变成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半边天”的故事。

王海洲，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主任；国家重大人才工程青年项目入选者，江苏“紫金文化人才培养工程”社科英才，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兼任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江苏省重点智库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等学术机构研究员；曾任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驻院学者，美国布朗大学人类学系和沃森国际问题研究所访问学者，布朗大学彭布鲁克女性问题教学与研究中心客座副教授等；在政治学理论、政治社会学、政治现象学和中国政治等领域内，出版《合法性的争夺：政治记忆的多重刻写》《政治仪式：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政治文化分析》等专著，主编“政治现象学丛书”，在权威期刊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曾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和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等。

绪论  革命时代的”半边天”

一  “我是谁”： 武装的娜拉和解甲的木兰

二  读图时代的女民兵宣传画

三  图像政治学的方法论

四  革命大家庭中的好姐妹

五  国家人的革命生理学

六  站位的性别政治学

七  国家空间形态的多元认同

八  国家时间的新标准

九  “我们是谁”：国家的朋友和敌人

余论  从鹅步到猫步

参考文献

后记

“我是谁”： 武装的娜拉和解甲的木兰

清末女性自主和独立意识的广泛觉醒，开启了百多年来中国女性解放的征途。之所以用“征途”一词，一则因为这无疑是一条异常崎岖的道路，浸透无数的汗水、泪水甚至鲜血，并且由于政治体制更迭和治国理念移变而常生分岔；二则因为这是一条仍然没有终结的道路，其目标设定殊为遥远，或者说相当模糊，充斥着从未停歇的怀疑和争论。在这条征途中，1949年到1976年是一个既相对封闭、又承前启后的阶段。我们能够轻易地辨识出此阶段的特殊性，即政治上的高度意识形态化和经济上的强烈计划色彩，对女性的政治社会身份和地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我们也不能将这一现象放置在一个密闭的容器之中予以理解。在此阶段之前，晚清以降的妇女运动思潮和实践并没有随着新政权的建立而彻底地改旗易帜；在此阶段之后，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发展和市场化进程也未完全忽视女性身上所带有的革命烙印。忽视历史的连贯性即便不是完全错误的，也至少是有失公允的。所以，毛泽东时代的女性究竟是何种形象，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需要不断重新审视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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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从事军事活动并取得斐然成就的女性并不罕见，不过她们大多是文学作品中的虚构形象或不见于正史立传的边缘角色，如千百年来国人耳熟能详的花木兰、穆桂英和梁红玉等。在较为可信的历史记叙中，女性介入战争通常发生在特殊的时期，并且是作为战备劳力参与守城诸事，被纳入正规军队建制的情况极为罕见。太平天国时期曾短暂施行过“女营”制度，一些女性承担着日常公共劳动和战备工作。清末民初的妇女解放思潮开始鼓励妇女介入军事领域，从军也更多的是被视作未来女性的发展方向。各种女性军事团体极少直接参与大规模战事，主要是在地方事务中发挥作用。虽然在民国初年设立“女子军队”的呼声一度鼎沸，但诚如辛亥女杰张竹君（1876—1964）所言，“女子军队……就生理上切实言之，比较男子，相差终远”，并未真正建成，在战场上女性主要从事救护等辅助性工作。在殷海光看来，五四运动以来的女权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但这种“改善”“并非一实质的进步，而是出于男性的客气”。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很快开始在城市和农村分别组建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部分地区尝试吸纳女性加入，她们是新中国女民兵的真正起源。自那时起，女民兵一直活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和战争中。战争活动需要调配大量的人力物力，必须动员妇女从单纯的户内劳作转向户外战斗和生产。中共中央认识到，”妇女参加劳动，不仅是妇女解放的基本关键”，而且对于”支援战争”来说也是”极端需要而不能缺少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数量庞大的女性被动员进民兵和人民自卫军（队）等各种形式的群众武装中。到1945年底，民兵达220万，人民自卫军（队）达1200多万；到1949年底，民兵则扩展至550万，其他形式的群众武装约在3000万—4000万左右。其中女性占据着非常高的比例，例如在1941年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人民武装（民兵、自卫团）应包括人民群众的大多数，其中民兵数量应超过主力军、地方军的总数”的指示，在此指示下，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自卫团中女性占比达到52%左右。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特别是在解放战争后期随着三大战役的开展，后勤保障方面的巨大压力使得女性成为群众武装中的重要力量。在战争条件下，大多数与妇女工作相关的重要文件都在逻辑上为战争、生产和妇女解放设置了一个先后顺序。因为无论是战争动员还是组织生产都是自上而下的，因此由战争和生产的双重需要所引导出的“妇女解放”，应该被理解为“解放妇女”。也就是说，“妇女”是“解放”的客体而不是主体。但中国共产党强调的正是这种“反客为主”的辩证过程： 先通过政治手段将妇女从传统家庭结构中剥离出来，然后鼓励她们在放弃小我、融入大我的过程中逐渐自觉，从而最终主动地解放自身。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大规模战争的非常态化，以及民兵组织主要征召18岁至40岁的男性公民，女民兵的数量急剧下降。在新中国建立后的30余年间，女民兵的数量起伏极大，最低时只有100万左右，而最高时则接近1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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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民兵宣传画绘制出了她们在诸多场景中的不同面孔，新中国女性的复杂形象就潜藏其中，主要可以从历时性路径和共时性路径两个角度予以观察。在历时性路径上，现代意义上的女民兵与传统的女性角色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从女性隐于深闺被视作传统伦理的重要基石，到女性参加户外生产和战斗被视作其对国家的天然义务，成建制的女民兵组织的成立，显然是在动员了巨大的能量击破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壁垒后才得以实现的。换而言之，从闺房向国家的转移，实际上是由近现代公共生活的展开和现代民族国家的生成这两者的合力所致。从缺乏独立地位和生存能力的柔弱“民女”，到通过直接的生产劳动和军事行为介入国家生活的“女民兵”，这堪称是一部“武装的娜拉”的奋斗史。在共时性路径上，女性在自上而下的国家动员和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的双重刺激之下，成为（兼具被动性和主动性）社会生产和国防领域中的重要人力资源。但是，即便通过承担户外生产和军事活动等职能尽到了对国家的义务，她们还必须回到家庭之中，承担起份额上普遍高于男性的沉重家务劳动。与“武装的娜拉”的由家而国的道路不同，这是一条由国而家的道路，走在这条道路上的女民兵，显示出的形象可以被称作“解甲的木兰”。

“武装的娜拉”和“解甲的木兰”并不是分裂的女性意象，她们由不能割裂的历史和现实共同编织在一起。这两者诉说着同一种紧张，即家与国之间的紧张。“武装的娜拉”弃家救国，“解甲的木兰”去国还家，两者实际上都有着对家和国的牵挂：对于娜拉而言，终究希望拥有一个能够让她获得自由、受到尊重的家；对于花木兰而言，即便能够重新日日理红妆，但已获得和展现出的军事地位和能力令她不可能拒斥国家在需要时的召唤，遑论或许还会有“铁马冰河入梦来”的回忆和向往。因此，对于新中国的女民兵或新中国的女性而言，家与国的二元对立和统一是我们省察其性别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