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30677827
- 全新修订插图版
《李白传》在原来基础上全新修订插图。全书十余幅明、清罕见刻本插图，二十余幅关于李白的经典字画，包括颜真卿的字，梁楷、杜大绶、杜堇、苏六朋、王蒙等历代名家画作，其中不少画作因被藏于海外十分少见。
- 近百条注释
李长之治学严谨，观察敏锐，刻画了生动的有血有肉的李白形象，对李白的研究，下笔皆有出处，仅注释就近百条。
- 20世纪著名文史学家、“清华四剑客”之一李长之经典之作
李长之先生研究中国古典文化，注目于那些“文化托命之人”：孔子、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李商隐、韩愈等，并卓有成果。其关于孔子、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等人的研究，至今是研究孔子、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等的书目。早在20世纪30年代，李长之即与季羡林、吴组缃、林庚齐名，并称“清华四剑客”。
- 《李白》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
《李白传》是著名文学史家李长之先生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和《李白》两书的合集，其中《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是以德国古典文艺美学为利器对李白的分析， 其中不乏尼采超人哲学的影响，所以重李白精神人格的分析。而《李白》是从一个更为开阔的视野去勾画李白的画像。从某种意义上，两本书互为补充、相为表里，从不同的方面更准确丰富地勾画出李白面影的作用。
《李白传》是著名文学史家李长之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和《李白》两书的合集，是李长之在不同时期写的关于李白生平的两本书。前者是以德国古典文艺美学为利器对李白的分析，其中不乏尼采超人哲学的影响，所以重李白精神人格的分析。后者从一个更为开阔的视野去勾画李白的画像。从总体上说，李长之以李白的游历生活为经，以李白试图摆脱凡俗羁绊的精神为纬，深入体察诗仙李白的充溢的生命力以及内心之痛苦，解析其有道教气质的诗句和语言风格的形成。李长之用锐利的观察，设身处地的理解，刻画出了鲜活灵动的李白形象。从某种意义上，两本书互为补充、相为表里，从不同的方面更准确丰富地勾画出李白面影的作用。
李白
003 题记
005 楔子
006 一、中国人民热爱的诗人
008 二、先给李白画一个素描
013 壹 李白的故乡和他的少年生活
021 贰 壮年的漫游——学道和从政的矛盾
039 叁 李白在长安——李白对盛唐的政治之认识
053 肆 漫游生活的第二期——更多的暴露和批判
071 伍 天宝之乱和永王璘的一幕——李白的爱国思想
087 陆 李白的诗——和民歌的关系，和魏晋六朝诗的关系，文学史上的地位
101 柒 简单的结论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
107 序
111 导论
113 一、疯狂，梦境和艺术世界的相通与相异
116 二、李白的本质：生命和生活
119 三、异国的精神教养
126 四、游侠
133 五、所谓豪气
139 壹 李白求仙学道的生活之轮廓
157 贰 道教思想之体系与李白
177 叁 失败了的鲁仲连——李白的从政
213 肆 李白的文艺造诣与谢朓
225 伍 李白：寂寞的超人
226 一、李白的情感生活
230 二、李白的友谊
232 三、了解李白之杜甫
236 四、李白之身后
238 五、李白和山东
243 六、李白的风度和勤学
245 七、李白与一般诗人之共同点
246 八、李白之痛苦
251 附：李白研究中的常青树——谈李长之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
导读
《李白传》是著名文学史家李长之先生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和《李白》两书的合集。合为《李白传》，是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的建议。起初我们有点犹豫，认为这不太符合长之先生的初衷，斟酌再三，还是同意了。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是长之先生在1937年撰写的。当时他从清华大学哲学系刚毕业，他的师长张荫麟先生受国民政府*委托（一说受托于国防设计委员会），主编高中及小学历史教科书，也就是后来成就了他的代表作《中国史纲》一书。张荫麟先生编撰该书的步骤是先拟定纲目，然后由他组织专家共同编写。汉以前，他亲自执笔；唐以后，准备由吴晗先生负责；鸦片战争后的社会变化，由千家驹先生负责，而王芸生则负责写中日战争部分。但这一计划后并未完全实现，至1940年2月，张荫麟先生只完成了他自己执笔的东汉以前的部分。写作过程中，张荫麟先生曾经征询长之先生的意见， 希望长之先生能撰写杜甫的一章。
但长之先生此时正沉浸于浪漫主义精神中， 便对张荫麟先生说，为什么不写李白呢？ 张荫麟先生表示李白是浪漫派，在中国文化和诗歌史上并非主流，不能单独立章。长之先生生性倔强，写作也浪漫而自由，他拒绝了写杜甫。为了与张荫麟先生较劲，他偏偏要写李白。1937年春夏之际，长之先生写成了充满着青春和浪漫气息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抗战期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及海外都有版本。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是长之先生以德国古典文艺美学为利器对于李白的分析， 其中不乏尼采超人哲学的影响，所以尤重李白精神人格的分析，比如他说“李白的价值是在给人以解放，这是因为他所爱、所憎、所求、所弃、所喜、所愁，皆趋于故”。“他要求得太强烈了，幻灭、失败得也太厉害了，于是各方面都像黄河的泛滥似的，冲决了堤岸，超越了常轨。”再版本更引了尼采的《大树之语》，把李白的浪漫精神与尼采的超人精神作了联系：“越乎人与兽之上，我生长；我要说，———可是没人说给我。 我长，我长得寂寞了，我长这么高———我等待，———可是我什么也等待不着。是这么近了，我离云端———我静候着那次的雷，闪！”由于长之先生在此书创作的时候，本是“要合并起来写的关于中国古代五个大诗人（屈原、陶潜、李白、杜甫、李商隐）的一部大书的一部分”，故在《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评论李白的时候，处处以这五个大诗人交相映照。抛开《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在理论上次系统地采用德国文艺美学的观念，在观点上又多所发明，抛开文笔上浪漫热情并富于诗意不论，大概以五个诗人的坐标渲染界定李白的艺术特征，较之过去在传统上只是李、杜相比较，大概是李白评论大的突破了。
《李白》是长之先生在1951年春节期间所写， 是年11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这是长之先生1949年后出版的部学术专著，也是他经历了抗战的洗礼，学术和思想走向成熟的学术成果。有趣的是，它的创作初衷同《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一样，也缘于史学的动机，出版后被收入“中国历史小丛书”中，具有传记的性质。在此期间的长之先生对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充满了热望和理想，此期间还没有发生后来高校的“三反”“五反”运动。他参加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到四川参加土地改革，同时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文艺理论，译有《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在学术研究上满怀憧憬，是年除撰写了《李白》外，他还写了童话《龙伯国》《大理石的小菩萨》，同年由文化供应社出版。《李白》可以说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次尝试，同时也是在生活安定、心情愉快的情况下创作的。
较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李白》显而易见是从一个更为开阔的视野去勾画李白的画像的：其中也谈李白的道教立场，却着重讲了“学道和从政的矛盾”；也谈李白的从政经历，却更多地讲了“李白对盛唐的政治之认识”，“天宝之乱和永王璘的一幕———李白的爱国思想”；也谈了李白的诗与谢朓的关系，却把重心放在了“和民歌的关系，和魏晋六朝诗的关系，文学史上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与其说《李白》是《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的补充，不如说它扬弃了过去更多从个人性情的立场谈李白，而是试图从政治、国家、人民的立场谈李白，表现了一种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李白》虽然只是一个小册子，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却也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李白的研究乃至古典文学界的应用提供了范例。单纯从李白传记的立场来看，《李白》起到了与《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互为补充、相为表里，从不同的方面更准确丰富地勾画出李白面影的作用， 作为姊妹篇，确实可以构成李白传记的整体的一部分。
1949年后，长之先生曾经多次表示要对他以前写的《鲁迅批判》《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韩愈》《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等著作重写的愿望，也就是说希望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来重新撰写它们。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长之先生的愿望，只在李白的传记上得到了实现。
有的评论者认为，1949年后， 长之先生抛弃了原有的文艺理论立场， 采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是个人的屈辱、倒退、失节。我们不同意这种简单的说法。实际上长之先生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是从抗战后期就开始了，是一个逐渐吸收并扬弃的过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高等学校“三反”“五反”运动后，伴随着《武训传》及其电影的批判，伴随着批判胡适，批判胡适对于《红楼梦》的研究，乃至“反右派”，后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实政治介入了文化，知识分子（包括长之先生）在政治的压力下，或屈服于淫威，或谄媚于权势，失去了学术尊严，但这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应用不是同一个概念。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好， 西方的其他学派文艺理论也好，在学术上是平等的，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别，也不应该有正统非正统之分。任何一种文艺理论都是工具，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都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有益探索，不能简单地加以臧否。庖丁解牛一定是尝试了多种工具、多种刀法后的结果。世界是多元的，解读世界的方法和理论也一定是多元的。假如世界上不是存有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多种宗教，我们对于宗教的认识一定不会像现在这样深刻。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不同的研究方法、立场、多维的角度，我们对李白才有了更加准确丰富的认识。
当然，《李白传》同时收有两个版本（《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是作为附录收存的）毕竟有点特殊。虽然是同一个作者，写同一个传主，毕竟是在不同的时间段落，用不同的文艺理论撰写的，两者之间很难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但站在另一立场上看，又未尝不弥足珍贵：艺术家的创作有发展的轨迹，学者的研究难道没有一个演变的轨迹吗？假如我们从学术史的立场来审视，那么，《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李白》不仅提供了一个学者从青年到壮年在风格、思想上演变的范例，也提供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古典文学领域中以德国古典文艺美学为利器向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利器的研究转变的范例。假如李白有知，没准也会为一个才华横溢的学者为其同时提供了不同版本的精彩写照而感到由衷地高兴呢。
于天池 李书
经验告诉我们，大凡初读诗的人，没有不喜欢李白的，一接触就喜欢；对杜甫，就必须阅历深了，读书多了，年纪大些了，才能爱好。原因就在李白除了那样磅礴的气魄，创造的诗境之外，又用了这样明白如话的句子，读起来，就像我们自己嘴里哼出来似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古人就已经用李白自己的诗句来称道李白了。
——李长之
先给李白画一个素描
李白到底什么样儿呢？ 一般人却只是凭想象去猜想。也有些画家去画李白的， 但也只是从李白的作品里去揣摩李白的性情、精神、爱好，而想着画罢了。李白真正什么样儿？ 我们试从李白自己以及他同时的人的记载里去找找看。
当然，这些记载是不完全的，因而我们也不能构成一幅完整的李白的肖像。然而有几点，却是可以肯定的：李白特别的是两只眼睛，这一点给人印象很深。对李白很崇拜的诗人魏万，曾经跑了三千多里，就为的去找李白。据他的记载是“眸子炯然，哆如饿虎”（眼珠剔亮，大得像饿虎的眼似的）。李白另一位朋友崔宗之也有诗道：“双眸光照人。”可见这一点是公认的了。
李白喜欢谈。在崔宗之的同一诗里就说：“清论既抵掌，玄谈又绝倒。分明楚汉事，历历王霸道。”这是说他爱发议论，能谈哲学，熟悉汉高祖楚霸王那样的历史故事，又能谈一套政治理论。据李白自己的记载，他一个本家弟弟李令问曾经醉中问他：“哥哥的五脏都是绣花缎么？要不，为什么开口就说得那样漂亮，下笔就那样哗哗不止呢？ ”他也大笑，自己承认了。
李白喜欢穿紫袍子。他曾在金陵（现在的南京），把自己的紫皮袍拿去换酒，“解我紫绮裘， 且换金陵酒， 酒来笑复歌， 兴酣乐事多”。他也曾穿着这紫皮袍去看朋友，“草裹乌纱巾，倒披紫绮裘，两岸拍手笑， 疑是王子猷”。这是说他潦潦草草地把黑纱在头上一缠，紫皮袍随便一穿，人们见了，是一阵哄笑，竟以为是晋朝那位爱看雪景又有豪兴去访友的王子猷呢。这两处都是他自己的记载。
李白还常带着刀子。这是因为他会武术，也杀过人，恐怕还在过下层社会组织。崔宗之的诗里就说他“袖有匕首剑”。
又因为李白曾经长期间学过“道”——中国道士那一套的“道”，所以他有一套道士的制服，魏万曾这样记载。他经常带着道书，以及道士炼丹用的药等，他同时的一个诗人独孤及就这样记载着他的行装。他自己的《夏日山中》诗说：
懒摇白羽扇，裸袒青林中。
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
他的《山中问答》诗说：
问余何意栖碧山？ 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这就更给人一个印象，真是飘飘欲仙了。李白是不是真是一个不关心人民的“神仙”人物呢？不是的，如果那样，他就不配称为中国一个大诗人了，而且，如果那样，他也就不会为人民这样热爱了。
但这样的误会，是容易发生的。关于这，以后要详细谈到。这就是我们对他的几个可靠的具体的印象：大眼睛，挺精神，喜欢穿紫，带着短刀，有道士服装，也有道士的书和药，各地游荡，爱好谈论，人们看去，仿佛是仙人。
疯狂，梦境，和艺术世界的相通与相异
我有许多时候想到李白。当我一苦闷了，当我一觉得四周围的空气太窒塞了，当我觉得处处不得伸展，焦灼与渺茫，悲愤与惶惑，向我杂然并投地袭击起来了，我就尤其想到李白了。
游过泰山的人一定可以明白，一见那像牛马样大的石子，就觉得不知道痛快了多少，解放了多少。诗人李白的作品对我们何尝不是这样？说真的，他的人生和我们一般人的人生并没有太大的悬殊，他有悲，我们也有悲；他有喜，我们也有喜。并且他所悲的，所喜的，也正是我们所悲的，所喜的，然而有一个不同，这就是他比我们喜、喜得厉害，悲、悲得厉害，于是我们就不能不在他那里得到一种扩展和解放了，而这种扩展和解放却又是在我们心灵的深处，于种种压迫之余，所时时刻刻地在期待着，在寻求着的。
像李白这样的诗人，早经有人说是疯子，或狂人了，我也不反对这句话。不但我，就是李白自己也不反对。你看他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这是他自己承认的；还有，在他作过“捶碎黄鹤楼”的句子之后，因为有人讥讽他，他便又有诗道：“黄鹤高楼已捶碎，黄鹤仙人无所依。黄鹤上天诉玉帝，却放黄鹤仙人归。神明太守再雕饰，新图粉壁还芳菲。一州笑我为狂客，少年往往来相识。”看他一写到“一州笑我为狂客”的时候，多么得意，多么眉飞色舞，就因为这在他是过瘾的事呵！不过，疯人和狂人有没有价值呢？这在普通人偶尔一想，好像是没有的，其实，太不然了，我敢说任何人需要着疯子、狂人。我只揭穿一句话就够了，就是，疯子和狂人的要求乃是人人所有的要求，不过不肯说出来，不敢说出来，天天压抑着，委屈着罢了。却逢巧有人能替我们冲口说出来了，难道这不是人类的功臣吗？倘若更进一步，不但能替我们说出来，而且能将那要紧、根本、普遍的给道出来，而且再进一步，乃是把这要紧、根本、普遍的要求，置之于美妙的艺术形式之中，那么，怎么样呢？这只能说是功臣了！我们的大诗人李白，却正恰恰是其中之一，而且属于煊赫的之一！
我们知道一般的疯子、狂人的价值，就更该知道一般的艺术作品的价值，就尤其该知道诗人李白的价值了。
我们在通常生活里，被压抑、被幽闭的已经太多。我们的生命力，我们的生命上之根本的机能和要求，本来是像汩汩的泉水似的，便也终不能一涌而出，却是日渐减削地为我们的理智、知识、机械生活、人事周旋所毫无价值地雕琢殆尽了。可有一个地方能够为我们稍为慰藉的吗？也许有。这就是梦境了，在梦境里，我们或者可以有真情的笑，或者可以有感激的哭。——在那一刹那，那算是活的自我！
疯子，狂人，有价值；梦也有价值。不过疯子和狂人，那表现是粗糙的，是没有分别、没有轻重、没有选择的。梦的表现又是支离的、破碎的、偶然的，太飘忽而不能把握的，况且苦的尤其在它是不能客观化，成为第二人同样可以用作解救的凭藉的。然而满足了这所有缺憾的，却有伟大的艺术品，担承了这种工作的，便是伟大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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