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园林的理念：西方记述 1300–1860

本书收集了近六个世纪近三十位研究中国园林的西方人的大量文本，并附有大量注释。这些文本包括日记、信件、散文、旅行记事等，体裁、风格、篇幅及所提供的信息都有所不同，这些文本共同构成了重要的文献资料，为研究中国园林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

中国造园艺术对西方的影响，时间之久，范围之广，程度之深，都是少有的。欧洲人第一次知道中国园林可追溯至马可·波罗蒙古帝国的游记。他所描述的园林类似于欧洲人想像中的伊甸园。从16世纪开始，欧洲和中国之间的永久性交流形成，耶稣会传教士和旅行者用信件和回忆录记载了他们对中国园林的赞赏。18世纪时，欧洲人对中国风格的推崇达到了*，中国园林艺术观念已实实在在地渗入西方文化品位的核心。由于贸易不平衡等实际问题引起的紧张局势，18世纪对中国园林普遍的欣赏在19世纪终结了，但影响并不会消失。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说,“但其后在西方文化中已不可避免地留下了中国文化的烙印或者说中国文化参与了西方文化传统本身的形成”。本书收集了近6个世纪研究中国园林的西方人的大量文本，并附有大量注释。其中涵盖了各种各样的材料和文学类型，为我们呈现了西方对中国园林的观察与看法。

比安卡·玛丽亚·里纳尔迪（Bianca Maria Rinaldi），都灵理工大学景观建筑学教授，研究方向为东西方园林文化及景观建筑的跨文化关系，出版著作有《中国园林：当代景观建筑的园林类型》（The Chinese Garden: Garden Types for Contemporary Landscape Architecture），《风雅中国园林：17—18世纪耶稣会士与欧洲对中国植物和园艺的认识》（The “Chinese Garden in Good Taste”: Jesuits and Europe’s Knowledge of Chinese Flora and Art of the Garden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等。

导 论
第 1 章 马可·波罗（Marco Polo，约1254—1324年） 
摘自《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传：关于东方国家和奇迹》
第 2 章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年）
摘自《利玛窦中国札记》
第 3 章 曾德昭（álvaro Semedo，1585/1586—1658年）
摘自《大中国志》
第 4 章 约翰·尼霍夫（Johannes Nieuhof，1618—1672年）
摘自《荷使初访中国记》
第 5 章 张诚（Jean-Fran ois Gerbillon，1654—1707年）（一）
摘自“1689年第二次在鞑靼的旅行”
第 6 章 李明（Louis Le Comte，1655—1728年）
摘自“第六封信，致布永公爵夫人，关于中国人的经济和辉煌”
第 7 章 张诚（Jean-Fran ois Gerbillon，1654—1707年）（二）
摘自“1705年来自北京张诚的一封信”
第 8 章 马国贤（Matteo Ripa，1682—1746年）
摘自《中国圣会和中国学院创办记事》
第 9 章 王致诚 （Jean-Denis Attiret，1702—1768年）
摘自《北京皇家园林概览》
第 10 章 威廉·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1723—1796年）
摘自《中国园林布局的艺术》
第 11 章 钱德明（Jean Joseph Marie Amiot，1718—1793年）
摘自《记在北京举行的皇太后六十寿辰的庆典仪式》
第 12 章 约翰·贝尔（John Bell，1691—1763年）
摘自《从俄国圣彼得堡到亚洲各处游记》
第 13 章 蒋友仁（Michel Benoist，1715—1774年）
摘自“蒋友仁神父写给帕特龙·德奥特罗切先生的信” 
第 14 章 晁俊秀（Fran ois Bourgeois，1723—1792年）
摘自“一位传教士写给威尔士神父的信”
摘自“晁俊秀描述扬州皇家宫苑的一封信”
第 15 章 卡尔·古斯塔夫·埃克伯格（Carl Gustav Ekeberg，1716—1784年）
摘自《中国畜牧业简论》
第 16 章 韩国英（Pierre-Martial Cibot，1727—1780年）（一）
摘自《司马光的独乐园记》
第 17 章 钱德明（Jean Joseph Marie Amiot，1718—1793年）和韩国英（Pierre-Martial Cibot，1727—1780年） 
摘自《评波尔先生的一文》
第 18 章 韩国英（Pierre-Martial Cibot，1727—1780年）（二）
摘自《论中国园林》
第 19 章 韩国英（Pierre-Martial Cibot，1727—1780年）（三）
摘自《对中国植物、花卉与树木的观察（及其在法国应用的可能）》
第 20 章 乔治·伦纳德·斯当东（George Leonard Staunton，1737—1801年）
摘自《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第 21 章 范罢览（André Everard Van Braam Houckgeest，1739—1801年）
摘自《1794至179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使节谒见中国皇帝纪实》
第 22 章 约翰·巴罗（John Barrow，1764—1848年）
摘自《中国游记》
第 23 章 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1737—1806年）
摘自《记马戛尔尼勋爵的公共生活及他的未发表作品选集》
第 24 章 小德金（Chrétien-Louis-Joseph de Guignes，1759—1845年）
摘自《北京、马尼拉、毛里求斯岛游记》
第 25 章 费利克斯·雷诺阿德·德·圣克鲁斯（Félix Renouard de Sainte-Croix，1767—1840年）
摘自《东印度群岛的商业与政治之旅: 菲律宾、中国》
第 26 章 彼得·多贝尔（Peter Dobell，1772—1852年）
摘自《堪察加半岛与西伯利亚的游记以及旅居中国的记述》
第 27 章 詹姆斯·梅因（James Main，约1765—1846年）
摘自《1792—1794年往返中国回忆录》
第 28 章 约翰·弗朗西斯·戴维斯（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年）
摘自《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述》
第 29 章 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1813—1880年）（一）
摘自《中国北方的三年之旅》
第 30 章 小奥斯蒙德·蒂法尼（Osmond Tiffany, Jr.，1823—1895年）
摘自《广州的中国人，或旅居中国的美国人》
第 31 章 亨利·查理·瑟尔（Henry Charles Sirr，1807—1872年）
摘自《中国和中国人》
第 32 章 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1813—1880年）（二）
摘自《居住在华人之间》
第 33 章 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1819—1897年）
摘自《在中国的五年》
附 录 威廉·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1723—1796年）
摘自《东方造园论》

对于17、18世纪的欧洲人来说，中国既代表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参考范本，又代表了一种具有异国风情的复杂形式。由于中国出版物在欧洲的广泛传播，中国文化得以闻名。这些出版物同进口到欧洲的中国精制产品一起，对西方人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同时也对西方的文化和审美趣味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体现这种影响的一个典型案例是，西方园林美学经历了园林形态从受几何形态启发到受自然启发的演变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园林在西方园林的学术争论中不断被提及。始于17世纪末，英国*早引用了谈及中国园林中显著自然属性的相关文献，其被用于反对法国园林中的几何形状，以及支持英国风景园林的自身发展。中国园林作为西方园林典范的重要性，在18世纪下半叶英国园林被移植到法国土地上时，被英国园林的名称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称这种园林为英中式园林（jardin anglo-chinois）。在欧洲园林的不同发展阶段，欧洲对中国园林或是中国造园理念的相关了解，都来自西方旅行者的叙述。耶稣会传教士和其他传教士、商人、外交官、游客和植物收集者通过日记、书信、游记、传教士报告和对中国及其文化的一般描述，向欧洲人提供了他们对中国园林的理解。这些记述揭示了中国园林主要由不规则的自然性构成的特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涵盖的细节越来越丰富，多关于中国园林的多样性，以及园林中令人惊讶的空间序列。由于这些记述是以西方旅行者在中国的亲身经历为基础的，因此它们被认为是中国园林设计的权威来源，同时它们也为西方园林艺术演变中的理论争辩提供了相应的文字支持。

几年前，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古典园林研究中心策划了一个“海外中国园林研究”译丛，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而搁置，只能零星出版。《中国园林的理念：西方记述 1300—1860》（以下简称《中国园林的理念》）算是这一松散系列的第二部。上一部《中国对欧洲园林建筑的影响》已于2022年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园林的理念》收录了近6个世纪间西方人士对中国园林的观察及看法。该书编者比安卡·玛丽亚·里纳尔迪现为意大利都灵理工大学景观建筑学教授。关于中国园林西传，里纳尔迪写有专著 The “Chinese Garden in Good Taste”: Jesuits and Europe’s Knowledge of Chinese Flora and Art of the Garden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这本文集中的作者有外交官、商人、植物猎人、军官和游客，但主体是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会的传教士。这些西方人士虽然身份各异，但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18世纪欧洲对中国园林的认知，早期以建构为主，后期观察占了上风。从学理上看，《中国园林的理念》与《中国对欧洲园林建筑的影响》可以构成某种连续性。在后者中，作者埃德伯格将欧洲对中国园林的接受分为三个阶段，由此而形成三种认知：异国风格、怪诞风格及模仿风格。前者则正对应于“模仿风格”。这一阶段的特征，正如埃德伯格所总结：“传教士对中国园林实物及文化背景的了解，基本上能够给出一些真实的、准确的中国园林描述。据此，可在欧洲进行程度不一的模仿。”中国园林在欧洲的传播，学界的基本共识是，其始于13世纪的《马可·波罗游记》，终于1860年的火烧圆明园。18世纪是中国园林向欧洲传播的密集阶段。大航海是中国园林西传的地理条件，启蒙运动是中国园林被接纳的思想背景。在这段园林传播历史中，我们不难看出以下几种共识。第一，早期传播的主要媒介是明清时期的外销瓷，尤其是外销瓷器上的图案。这些图像由画工完成，它们的来源、选择的标准及表现形式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园林的形象。埃德伯格认为，在中国园林西传的早期，欧洲人甚至连一幅真正的中国山水画都没见过。后期传播的主体是传教士。传教士阶层大多活动在北京及广州，他们所亲历的园林大多数是皇家的三山五园及广州的商人园林；只有少数人如利玛窦和福琼参观过南京、扬州及宁波的江南地区的官僚园林。换言之，江南文人园林，作为中国园林的精华，并未被充分了解。第二，对中国园林的评价，大体上经历了由早期的赞美转变为后期的贬损与拒斥。在西方观察者中，传教士因其使命使然，大多对中国园林持欣赏态度，而商人、植物猎人及外交官，因其在中国的限制而大多持否定看法。第三，18世纪中国园林西传，留下了诸多学术问题，有些至今没有答案，有些悬而未决。这些相关问题包括：中国风（Chinoiserie）与中国园林的关系；英中式园林中18世纪中国园林与英国园林的较量；中国园林与中国形象；中国园林与洛可可园林以及困扰几代学者的“Sharawaggi”之谜。《中国园林的理念》的文本体裁庞杂，跨越时间漫长，作者身份迥异。这些因素赋予文本极强的可读性与开放性。本书编者在研读文本的基础上认为，中国园林形象有四个特征，这些特征同时暗示了时间的递进。首先，中国园林以假山作为核心：假山作为景观的背景，正如欧洲园林中的假山一样；假山还被用来分隔空间；中国园林中的假山还能营造恐怖的场景。其次，中国园林总体上是对自然的模仿，呈现出不同风格的乡村景观。再次，中国园林以序列化的形式展现不同的景色（步移景异），有戏剧化效果。*后，中国园林矫柔造作，是对自然的扭曲，具有十足的人工性。对同样的文本，本人反复解读后形成如下结论：第一，在西人看来，中国园林的空间结构是迷宫，无论山洞、道路还是建筑与水系，单项是迷宫，综合更是复杂的迷宫。第二，假山是中国园林的核心，但假山的恐怖、怪诞主要来自太湖石。湖石自白乐天始，就成了中国士人的自我象征。绵延千年的湖石史，基本上覆盖了中国文人造园史。第三，小尺度。本书的作者们认为，小尺度既可以以局部表示整体，也可以等比例缩小，他们多次提到中国园林中的矮化树种，这应该和中国的盆栽相关。第四，不规则（反几何）。对那些饱读《几何原本》的传教士来说，中国园林中几乎找不到一条直线。有人认为，中国园林中几乎找不到一棵正常的树；有人认为，如果欧洲人是竭尽全力去将水池做平，中国人则是竭尽全力将水池做成凸凹不平。用编者和我本人的读解做个例子，无非是提醒读者，这本书没有一个标准的理解。是为序。

在13世纪末，马可·波罗在关于忽必烈汗园林的叙述中描述了一座 “用湖中挖出的泥土加工堆叠成的山丘”，并且山丘上“覆满从遥远的地方运来的树木”。20 差不多在四个世纪之后的17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年）、曾德昭（álvaro Semedo，1585/1586—1658年）、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年）、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 es，1610—1677年）和荷兰特使约翰·尼霍夫（Johannes Nieuhof，1618—1672年）等人延续了这一观点，在他们的简短叙述中，都强调中国园林的自然风貌。他们还强调中国人塑造园林地形的能力，通过塑造人工地形再现自然景观的元素，例如山丘、湖泊和树林。在中国园林中重建的一系列自然形态中，假山是一个特殊的要素，旅行者认为这是中国园林具备自然特性的一个重要元素（图1）。西方观察者赞赏建造它们所需要的技能，以及创造这些地形所需要的创造性和独创性。在1655年出版的《中国新图志》（Novus atlas sinensis）一书中，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卫匡国写道，在皇帝的花园中有 “许多用精湛的技艺堆叠起来的假山，这些假山的工艺之精妙甚至胜于真山 ”。同样，当尼霍夫在1665年描述同样的园林时，他赞赏“奇石或假山的加工奇妙之极，以至于艺术似乎超越了自然”。
假山对西方园林传统来说并不完全陌生。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园林中，它们是作为神话背景的象征而被建造的，例如帕纳索斯山（Mount Parnassus）在神话中是缪斯和太阳神阿波罗的故乡，在罗马美第奇别墅（Villa Medici）的园林中就仿造了帕纳索斯山的景观；同样，在中国的园林中，假山、假山群及石头的组合，让人想起了自然景观的原始形式，它们的营造暗示了一种与自然的理想联系。因此，他们通过巧妙地模仿景观元素，创造了可以引起参与者精神共鸣的园林：假山使人联想起连绵起伏的山脉。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安文思在其1688年的出版物关于中国的概述中描述了北京皇城内的一座园林，该园林以一座“人工堆叠的假山为主，其如同一个由岩石环绕的锥形丘……如此布置，以仿造高大的山体和陡峭崎岖的悬崖峭壁；因此，在适度的距离上，整个假山仿佛代表了荒野中的崇山峻岭，如同大自然的天然杰作”。
在中国的园林中，西方旅行者所面对的山体显然没有被赋予任何暗示性的意义，而是纯粹地作为地质构造被展示出来，且它们为自然地貌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借鉴。如同在自然中一般，中国园林中的假山组织了其周围的空间，它为风景场所提供了背景，所有与自然景观相关的园林构成元素都被固定在这一背景下：溪流、池塘、平原和树林。正如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张诚（Jean-Fran ois Gerbillon，1654—1707年）所解释的那样，假山在康熙皇帝园林中起到了划分空间的作用，在其园林中有两个大池塘，“池塘周围几乎都是用挖水池时清出来的泥土堆成的小山 ”。
因此，假山的存在揭示了园林的人工性，并表明了园林构成背后的策略：它们证明了中国园林是经过精心设计和巧妙构思的，其试图再现一个清晰的自然景观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