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集体例笺证

唐代别集文献，向来为治文史者所重，然唐集之编纂，尤其是与六朝别集之关系以及与后来宋明别集编纂的源流，向来无正面的研究。本书秉承前贤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高义，大胆提出唐代别集的义例问题，事属草创而成效已见。立意之高，颇有欲出侪辈之概；成功之难，尚有待于继续努力。本书达到的学术成就值得高度评价，一是对存世唐人文集作了非常充分的阅读，并结合唐前后各代存世别集之实例，总结唐集编撰的内在义例；二是通过唐集之多种形貌，考察其背后所体现的文化追求；三是拓宽了集部之学的途径。本书举证丰赡，义例严谨，发明颇多。

唐集体例研究，是作家、作品之外的第三路径。古人之所以关注别集体例，不但志在辨章考镜，也有着切实的编集体验与著书关切。近代以来文字、文体、文献制度发生了前所未有之变，传统模式别集的编纂已渐渐零落，故而别集编例问题也淡出于近现代学术的视野。然而，随着敦煌、日本所出古抄本文集的影印刊布，加之近年“集部之学”的重审，别集源流及体例问题已经越来越受学界关注。 本书以唐集为中心，就“集部之学”、篇序及并载、叙录、压卷、经史子部对唐集编例的影响、“家集讳其名”、李杜元白集之“例校”、词题之文本形态及通例等问题进行了考论。辨明唐集体例，不但能作为当前历代别集整理的参考，也可在中古文献还原等领域起到观风察势、观澜索源的作用。

李成晴，1987年生，山东淄川人，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与文献、古典文献学，著有《集部文献丛考》（中华书局，2020）。

凡例

引言回向“集部之学”
一、 “集部之学”的回望与省思
二、 体例之学在别集研究中的学术意义
三、 唐人编唐集： 观察唐代文集生成的本初视角
四、 余论

第一章 篇序与并载例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文帝集序”
三、 被歧解遮蔽的别集古例
四、 “文帝集序”与曹丕、曹植诗赋篇序的文本同构规律
五、 中古别集篇序、并载体例的“纸上考古”
六、 篇序、并载的“副文本”功能
七、 余论

第二章叙录例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中古之“录”的文本构成
三、 “序传”从合到分的文本衍变
四、 余论

第三章压卷例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古书压卷之传统
三、 压卷之文本呈现
四、 压卷体例的文本功能
五、 余论

第四章《诗经》例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三百首菁英”
三、 源自《诗经》的编集体例
四、 余论

第五章《太史公自序》例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载系世次
三、 小序明篇目之旨
四、 唐人集序“每篇各为之序”的体例传统
五、 余论

第六章《庄子》内外篇例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内外集本初功能及衍化
三、 内外篇与内外集
四、 儒释道本位与内外集的分帙
五、 余论

第七章“家集讳其名”例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任昉“家集讳其名”
三、 中古写本家集之“讳其名”
四、 从家集“题其字”“题其官”推及写本时代文集之命名
五、 宋人文集之“家集讳其名”问题释证
六、 余论

第八章李白集诗题、题注之“例校”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太白诗集“紊杂亦实出于宋”
三、 副文本的变貌： 李白集小字题注羼入大字诗题考
四、 李白集“合题”之文本原貌
五、 余论

第九章杜甫集诗题、题注之“例校”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杜甫诗题、题注文本体例考
三、 余论

第十章刘禹锡集诗题、题注之“例校”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刘禹锡诗题、题注体例考
三、 余论

第十一章元白集诗题、题注之“应然”与“例校”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变貌的“手集”
三、 元白诗题结穴之文本体制
四、 元白诗题下子注之文本体制
五、 人物名物类诗题、题注之厘分
六、 余论

第十二章词题之通例与变例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敦煌写卷、唐五代词集所见词题最初之文本体制
三、 纪事需求动因下宋元词纪事题的“大字化”与“独立化”
四、 词牌“告退”与明词之“缘事立题”
五、 清代词题文本体制的经典化本位
六、 余论

结语承守“集部之学”的故有传统
一、 重视大经大典
二、 稔知集部文献的文本原貌
三、 辨体例，明流别
四、 激活传统的集部之学著述体式
五、 提笔能写

后记

成晴在攻读硕士期间提出了一个“书体学”的研究计划，集体讨论时大家一向有话直说，我就给他泼了一些冷水，具体内容记不清了，大概是说这种题目太大，无从下手。话说完就过去了。其实细想起来，就像文有文体，书(著作)当然也有编纂之体； 既然研究文体可成文体学，书体学的成立也就有一定的学理依据。早在古人采用七分或四分法编录图书时，除了着眼于内容的不同外，很可能就已注意到各类图书编纂形式上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书体学大概就是研究各类书的编纂形式特点(不是指印制特点)。是否采用这一名称并不重要(也许可以分属于文献学各部类)，对各类文献的编纂形式进行专门深入的研究无疑是很有必要的。经、史、子部文献的编纂体例等问题，也已经有一些具有相当深度的研究。成晴的硕士论文后来可能换了其他题目，但他的思考并没有停止。进入博士阶段学习后，他的这个想法与学者曾经提出的“集部之学”接上榫，于是有了有关唐集体例的这一系列讨论。

正像各种文体随着内容、功用、时代习尚等的变化，乃至由于某些纯技术原因，而有一个演进发展过程，书体尤其是文集之体，也有一个明显的演变过程。唐代在这个过程中无疑是一个关键阶段。前代文集编纂中呈现的一些要求和体例规定，大概到唐代得以定形，有些文集则直接由唐人编定。尤其重要的是，唐代出现了一批诗文写作大家，其作品成为后人仿效的经典，各家文集也广泛传写，后又经多次翻刻，成为后人从事写作和编集的范本。不过，这些文献历经时代变化，也不可避免地发生很多变异。除了文字的缺失变异外，更多由人为因素造成的体例改动，同样会使文献面目失真，而且更不容易觉察。再加上由兵燹造成的文献大量毁损，以及由手写到刊刻给文献传播形式带来的革命性变动，更使后人难睹唐集真貌。对唐集及唐以前文集的调查，因此具有了某种“文献考古”的意义。学者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尽量恢复文集的早期面貌，如果不是原貌的话。

从事这项工作的意义，一是通过了解、复原唐集编纂的既有体例，帮助我们正确解读与文本文字相关的其他信息(讨论中所使用的“副文本”概念)。此前人们在文本阐释中出现的某些误解，往往与体例变动造成的副文本信息的丢失有关。再有就是比较清晰地梳理出由唐到宋文集编纂的历史演变过程，弄清演变中与体例本身相关的各种细节问题。可以这样说，对编纂体例的考察，既是唐集复原工作的重要部分，也是使复原得以实现的手段之一。本书的讨论对这项工作的意义有着清楚的意识，同时也通过一系列例证演示了如何进行这项工作，依赖哪些具体途径和手段。其中有不少地方对学界已有成说提出修正或补充，某些具体结论容或再商，但全书无疑对相关问题的讨论乃至在总体上对唐集阅读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帮助。

阅读成晴和其他几位同学的研究使我感到，他们这一代学人接受了更好更完整的教育和学术训练，有相对更完整的知识储备和更开阔的文化视野、学术视野(更不用说在信息采集、掌握新技术手段等方面远胜于我辈)，在进入某一学术领域时也显得更有自信，因此能够比较敏锐地发现一些可能被前人忽略的有意义的问题，或者对前人提出的问题做出新的思考，并进而采用合适的理论框架和方法，提出新的解决方案或导出更为合理的解释。比起其他任何事情，学术事业都更像是积薪，真正是后来者居上。你可以谩言后来者资历尚浅，也可以指责他们积累不足、学问还有欠缺，却不能否认他们做的工作正在超越你我。与本书讨论相关，成晴正在进行下一步的计划，我也期待他能照此方向稳步向前，持续努力，毋急毋躁，取得更多更优异的成绩。

谢思炜
公元二○一九年清明前序于京西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