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特兰蒂斯的水手：从柏拉图到德鲁克

★ 十篇精彩的读书札记致敬十位经典作家

他因为爱读柏拉图而遇见德鲁克。
他希望他的读者因信任德鲁克而结识柏拉图。

在过去，人们把伟大的技艺封存在伟大的故事之中。
在今天，我们需要对伟大故事多一点耐心，厚道，和勇气。

★ 一位让人猛然锐痛的作家，让我们从单向度的生活中苏醒

作者杨无锐四十岁前后那几年，特别喜欢结交能够一起晾晒困惑的朋友。

他不再带着答案读书，而是带着中年困惑走进那些困惑之书。一旦从往昔自以为不惑的固陋中解放出来，早年读过的很多书就变得陌生，且有趣。这些书，在书架上等了他很多年。它们不愿和审判者相遇，它们只和困惑者交谈。

所有作者里，他热爱那些把写作当成自我教育的人。读他们的书，是对自己的自我教育。专业、文体越来越不重要。不太在意区分哲人、小说家、诗人、神学家。“现实主义”“感伤主义”“魔幻主义”之类的标签更变成无聊且无用的废话。他只是读，像观察朋友那样观察这些作者，看他们如何带着盼望困惑，看他们讲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融化、瓦解，乃至崩溃，看他们在异象面前的恐惧和惊赞。

★ 一本“四十而惑”之书，让人在绝望中看见希望

十位顶尖作家的困惑之书，十个看见绝望景象的故事，十位在绝望中看见希望的水手，在灯火将尽时看见十束光。其光微末，足以照彻人间。

这十位作家，是柏拉图、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罗森茨维格、托马斯·曼、卡内蒂、米沃什、迪伦马特、德鲁克。

这本《亚特兰蒂斯的水手》，就是无锐对十位“带着盼望困惑”的作家的私人阅读札记——

古代那些无甚野心的读书人，青灯黄卷，随手在页眉、碎纸上写几句体己话。那就是札记。

★ 我们都需要“见世面”：比答案更重要的是视野

作者认为，没有视野的扩展，以及为了扩展而付出的共同努力，人与人之间根本不可能产生团结。不是用一个答案反驳另一个答案，而是要用新的视野覆盖旧的视野。

这是专业读书人写给普通读者的经典阅读通识读物。书中收录的十篇文章，为作者数年来苦心孤诣写就的读书札记。其阅读和评论的对象，从柏拉图、莎士比亚，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托马斯·曼、米沃什等；其写作旁征博引，让大量经典文学著作散落其中，给读者带来不一样的震撼领悟。对于读者来说，它是一部难得的、诚恳实用的阅读指南，读者可以跟随作者的阅读路径，构建拓展自己的阅读谱系。

杨无锐，1978年生，南开大学文学博士。著有《复古思潮与中唐士人心态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林泉高致评注》（中华书局）、《佛教与中国传统文人生活》（物资出版社）、《解读旧制度与大革命》（花山文艺出版社）、《其实不识字》（天津人民出版社）、《十九日谈》（天津人民出版社）。

目 录

• 序

• 辑一：灵魂现象学

在旅途中兄弟相认：读《理想国》

教育家伊阿古：读《奥赛罗》

从洞穴到地下室：读陀思妥耶夫斯基

• 辑二：生活的技艺

生活有个“契诃夫结”：读契诃夫

守住日子：读罗森茨维格

• 辑三：不合时宜的人

曼的病人：读托马斯·曼

可燃的世界：读卡内蒂

逃离乌尔罗：读米沃什

帝国及其叛徒：读迪伦马特

亚特兰蒂斯的水手：读德鲁克

序

一

      这本小册子，包含了关于十位作家的十篇札记。十位作家是：

•  柏拉图，古希腊，前427—前347
•  莎士比亚，英国，1564—1616
•  陀思妥耶夫斯基，俄罗斯，1821—1881
•  契诃夫，俄罗斯，1860—1904
•  罗森茨维格，德国，1886—1929
•  托马斯·曼，德国，1875—1955
•  卡内蒂，英国，1905—1994
•  德鲁克，美国，1909—2005
•  米沃什，波兰，1911—2004
• 迪伦马特，瑞士，1921—1990

      十篇札记，都是在过去的五年里写成的。最早的一篇写于2017年，最晚的一篇写于2020年。这些札记会谈论小说、戏剧、诗，但这不是一本文学史论著。札记也会谈到哲学和宗教，乃至管理学，但这不是一本思想史论著。

        如果说十篇札记之间有什么贯穿的主题，那就是我在四十岁时问自己的问题：“如何过好这一生？”

        四十岁才提出这个问题，是不是太晚了？我不知道。人在什么时候最适合提出这个问题？我不知道。

        年轻人煞有介事地思索人生，大多急着找到一个确定的答案，然后急着为之粉身碎骨。年轻人不缺勇气，年轻人唯一害怕的是，不知哪一天，勇气消失不见。那一天，他们称之为中年。等到中年真正来临，我才知道还有比粉身碎骨更需要勇气的事，那就是在无数青春亢奋里发现可笑，在无数血色浪漫里发现荒唐，笑过之后，又发现这笑的可笑。四十岁前后，我就忽然陷入了笑的恶性循环。这比随时准备为什么事粉身碎骨的青春期难熬多了。随时准备粉身碎骨，那意味着要用脆弱的生命去奔赴去顶撞某种坚牢的东西。笑的恶性循环却意味着，一边奔赴、顶撞，一边看着迎面而来的虚无，深不可测的虚无。

        古人说“四十不惑”。至今参不透这话。身边的确有不少刚过四十就不惑起来的朋友。不惑也是千姿百态。有人紧紧抓住一个答案。有人看穿所有答案。我喜欢这些笃定的朋友。一有机会，就观察他们。我也喜欢观察另一类朋友。他们越活越不笃定。每次相聚，我都发现他们身上某些东西在融化，在瓦解。但他们不慌张。他们像个旁观者那样，看着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融化、瓦解。他们甚至有所期待，静静等着融化、瓦解之后将会发生的事情。他们不急着宣布消除困惑，也不遮盖困惑带来的笨拙、迟疑。他们从不假装笃定，他们笃定地放下所有假装。他们越来越不坚硬，却越来越透明。他们愿意让变化发生，带着失望，也带着盼望。

       四十岁前后那几年，我特别喜欢结交能够一起晾晒困惑的朋友。晾晒困惑的意思是，不必带着答案来，不必带着答案去，不慌不忙地在困惑里挥霍一宿闲话。那几年，我也特别喜欢读那些困惑之书。或者说，那些不屑于掩饰困惑的作者写的书。年轻时赖以意气风发横冲直撞的答案都失效了，甚至全都变得可笑。这时我才发现，忍耐困惑才是治疗困惑的良药。

       于是就有了这本小册子：十篇关于困惑之书的札记。这组札记本身，也是一本困惑之书，关于“如何过好这一生”的困惑。

二

        我的职业，是在大学里讲授汉语古代文学。这本书与职业无关。与职业无关，有两个意思：一、我读这些作家，不是为了在课堂上讲他们；二、我写这些札记，不是为了炮制论文和讲义。这本书的唯一目的，是一个普通读者的自我教育。一个教师和一名工人、一位老农没什么两样。劳作一天之后，他需要休息。他得想办法找到一些消遣之道，否则他无法化解生存重压之下的怨气、戾气。吼一段秦腔、读一本托马斯·曼是相似的消遣。它们都能让人意识到天底下除了眼前的故事，还有很多别的故事。单单意识到这一点，人就能从怨气、戾气里舒展开来。怨气、戾气，往往滋生于过分狭隘的生命故事。

        四十岁前后那几年，我在课堂上讲《论语》、《史记》、杜甫，回到家就翻开柏拉图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许是因为缺乏专业意识和学术敏感，我一点也不觉得这样的生活撕裂。我也不觉得孔夫子和柏拉图有什么了不得的区别。读大学的时候，认真研究过几本揭示“中西之别”的大著作。据说，直至今日类似的著作还在批量生产。但这些话题早就与我无关了。有几次，一边在灯下读柏拉图，一边想象他和孔夫子的聚会。他俩大概会争吵吧？他俩大概会不停争吵吧？可是，争吵恰恰是人们相聚的方式。柏拉图说，文明意味着说服取代征服。而说服首先意味着，要忍耐争吵，要学着把争吵变为团结的艺术，而不是分裂的借口。某个晚上，我纵容自己沉浸在孔子舌战柏拉图的幻想里。忽然，我意识到读了那么多年的《理想国》，完全读错了。这本书根本不像波普尔所说，是为某种严苛的统治提供蓝图。这只是深刻的曲解。《理想国》讲了一个精彩的故事：几个朋友相遇，为了达成团结，他们自愿在一场并不轻松的心灵游戏中扩展视野。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告诉读者，没有视野的扩展，以及为了扩展而付出的共同努力，人与人之间根本不可能产生团结。严厉的国王可以把全体公民绑在一起，却没能力命令人们团结。争吵、说服、团结，永远只能是心灵的伟业。

       好书都有一种说服的力量。《论语》《史记》是这样的书，《理想国》《群魔》《魔山》也是这样的书。这里所谓的“说服”，不是那种手持标准答案的耳提面命喋喋不休。柏拉图最精彩的段落，都不是这样。他不是用一个答案反驳另一个答案，而是用新的视野覆盖旧的视野。没有任何手持正确答案的人接受反驳。但他的答案或许会在视野更新中悄然失效。

       《理想国》向读者展示了视野扩展所需的勇气、忍耐、友爱、想象力。陀思妥耶夫斯基、托马斯·曼、米沃什则向读者展示了视野扩展是一件何其痛苦的事情。这些现代作者都是受难者。为了获得对生活的理解，他们自愿从笃定走进困惑，一层一层撕开身上的鳞甲。对大多数人而言，这个世界太过庸常，以至于无需惊赞，无需恐惧，只需忍耐。受难者却从庸常的生死川流中看见比死更恐怖、比生更奥妙的事情：异象。他们是看得见异象、讲述异象的人。异象，不会让人逃离世界，却可以让人用别种眼光打量曾经熟悉的世界。有些人把异象视为折磨。另一些人则能从异象获得教育。或者说，有些人愿意接受异象的教育，有些人则拒绝。

        四十岁前后，我花了几年时间重读旧书。因为曾经接受算得上正规的文学教育，所以我养成一身卑鄙的读书习惯。比如，我习惯于依赖教科书上的文学史框架。一套文学史无非是一系列审判案卷，和一串审判语汇。一个过早掌握审判语汇的学生，会在学会阅读之前终结阅读生涯。因为阅读总是比审判难，欣赏总是比解释难。曾经，我是一个被审判语汇武装到牙齿的伪读者。翻开一本书，我心心念念的是施展审判的技艺与权柄。四十岁前后，过去赖以自信的专业、学问开始松动。所有用以审判的答案都显得卑鄙可笑。我不再带着答案读书，而是带着中年困惑走进那些困惑之书。新的阅读方式让我觉得自己被解放了。我从往昔自以为不惑的固陋中解放了出来。于是，早年读过的很多书变得陌生，且有趣。这些书，在书架上等了我很多年。它们不愿和审判者相遇，它们只和困惑者交谈。

        所有作者里，我热爱那些把写作当成自我教育的人。读他们的书，是我对自己的自我教育。专业、文体越来越不重要。我不太在意区分哲人、小说家、诗人、神学家。“现实主义”“感伤主义”“魔幻主义”之类的标签更变成无聊且无用的废话。我只是读。像观察朋友那样观察这些作者。看他们如何带着盼望困惑。看他们讲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融化、瓦解，乃至崩溃。看他们在异象面前的恐惧和惊赞。他们的问题也无非是“如何过好这一生”。他们是在不同时代不同语言里遭遇同样困惑的人。或者说，他们是愿意承认遭遇困惑的人。

        从这些困惑之人的困惑之书里，我学到很多，唯独没有找到答案。我把阅读的过程记下来，就有了一组困惑札记。这本小册子，收录了其中的十篇。我不知道这些文字算是什么文体。它们肯定不是文学评论，肯定不是文学史研究，因为它们不配。它们也肯定不配充当任何专业的研究成果。我很高兴它们不配。我只能把它们称为札记。古代那些无甚野心的读书人，青灯黄卷，随手在页眉、碎纸上写几句体己话。那就是札记。

三

        十篇札记，大体按作者年代排序。我又把它们分成三组。

       “灵魂现象学”包括三篇：读《理想国》、读《奥赛罗》、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从柏拉图、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读到的，是对人之可能性的勇猛探究。依照现在流行的标准答案，“人”是某种事先规定了的东西，是被某种必然规律预定了的结论。而在他们那里，人是在“神性”“魔性”之间的中间状态。这个中间地带无比广阔，无比暧昧。人的不确定性，是世间一切绝望的根源，也是世间仅存的希望。柏拉图、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伟大的人性观察家。我不知道是否能说他们写尽了人的可能性。但他们至少把人性的暧昧、流动展现出来。他们的工作从不解除困惑，只会制造困惑。困惑的好处是，治愈那些廉价的绝望、廉价的希望。

        “生活的技艺”包括两篇：读契诃夫、读罗森茨维格。契诃夫的作品总是带着一丝忧郁，不浓重，却化不开。契诃夫的忧郁，是一个保护层，让他免于直面虚无。信仰缺席留下的虚无，折磨着契诃夫，也折磨着托尔斯泰。他们的解决之道各不相同。托尔斯泰有些莽撞地编织自己的“主义”，就像砌了一面墙，把虚无挡在墙外。契诃夫则在忧郁的薄雾里忍耐着，守着易碎、已碎的樱桃园。谁更勇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们的全部努力只是让生活得以继续。这不是小事，而是伟业。为了捍卫生活，罗森茨维格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他是最该忧郁的人，也是最有能力砌墙的人。他却用自己的活法推倒了墙，驱散了忧郁。

       “不合时宜的人”包括五篇：读托马斯·曼、读卡内蒂、读米沃什、读迪伦马特、读德鲁克。这是几位不合时宜的现代人。20世纪的典型特征是，人们一方面饱受灾难，一方面热衷于颂歌。20世纪的人们大多是进化论教徒。他们不假思索地认定自己站在人类进化的顶峰，不论智慧，还是道德。得到证实的却是，他们自行制造自行承受的苦难达到了人类进化的顶峰。20世纪人类有资格歌颂自己。他们的确站在知识和力量的顶峰。他们的知识和力量足以摧毁他们自己。他们却找不到什么知识和力量去约束那种兴高采烈的自我毁灭。托马斯·曼他们，是对人类的自我歌颂保持警惕的人。在颂歌流行的世纪，不唱颂歌就是不合时宜。他们不唱颂歌，不是因为不爱。恰恰相反，正是出于巨大的爱，他们才拒绝成为颂歌时代的土著居民。他们担心，狂热的颂歌可能会摧毁一切爱的能力。在处处人群涌动的世纪，他们不断追问：人在哪里？毕竟，“如何过好这一生”是人的问题，不是人群的问题。习惯于躲进人群的人，快要配不上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