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女性

　　《话女性》中，作者从母爱、情爱、友爱、奉献精神、才华、勇气、气质等方面，映现出从古至今的女性的种种美质。文章有着撼人心弦的力量和真切感人的情味，读来颇有韵味。

 

　　王充闾，当代著名散文作家，诗人。辽宁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兼任南开大学、沈阳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华诗词学会顾问。长期从事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在国内外十几家出版社出版散文随笔集《淡写流年》《何处是归程》《一夜芳邻》《成功者的劫难》《历史上的三种人》《沧桑无语》《龙墩上的悖论》《张学良：人格图谱》等近三十种，诗词集《鸿爪春泥》《蘧庐吟草》等；另有“王充闾作品系列”七种、“王充闾文化散文丛书”三种。散文集《春宽梦窄》获中国作家协会首届“鲁迅文学奖”，并连续两届（2004、2007）被聘任为“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评奖委员会主任。作品被译成英文、阿拉伯文。

我一向认为，女性是一个优秀的性别群体，起码是丝毫也不比男性逊色。尊重女性，善待女性，这是一个社会健全、进步、成熟的标志。
支撑着我这个观点的，有三块牢固的基石——
一曰母爱、母性，也涵盖了母教。这是从女性作为人母的角度来谈的。本书中的开宗明义篇《贤母颂》，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女性颂》。母亲是人生的位也是终生的教师。母教、母爱，至高无上。德国教育家福禄培尔说得为深刻：“国民的命运，与其说是操在掌权者手中，倒不如说是握在母亲手中。”

二曰爱情，这是从女性作为人妻、作为人生伴侣的角度来谈的。女性视爱情如生命，对爱情一生一世地忠诚不渝。爱情，如同看不见的强劲电流和巨大磁场，在爱侣之间以倾慕之情相互吸引着。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人生事业的起点，是夫妻百年好合、子女抚育与健康成长的“爱巢”。在维系家庭，百般地呵护“爱巢”方面，女性是擎天一柱，起着关键作用。

三曰奉献，这是从女性作为社会成员的角度来谈的。献身精神是女性生命中所固有的一种品格。无论是繁衍、抚育后代，还是操持家务、奉养双亲，女性的奉献精神，都是无与伦比的。女性从事本职工作耐心细致，脚踏实地，对事业一丝不苟、尽职尽责。不是说，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必定少不了一个忠诚支持、默默关注的优秀女人吗？优秀女人往往是成功男人的欣赏者与造就者。

三个基点之外，还有一系列的气质。且以本书中的古今人物来述说：李清照、管道升、萧红的才气，卓文君、朱淑真的勇气，香妃的正气，文成公主、秦良玉的豪气，……哪一点不是顶儿尖儿？“谁说女子不如男？”

当然，正如社会的人群有男有女一样，女性中也有伟人、常人之分，名人、普通人之别。应该说，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场所，都是平常人、普通人占居绝大多数，伟人、奇人少而又少，名人的比例也并不很大。因此，书中也选取了一些反映普通人情感世界、日常生活、人际交往、心理活动的篇章。不如此，不足以代表整个女性人群；不如此，不足以映现五彩斑斓的大千世界。

本书一个散文作家在严格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借助有关人物言行、修为，书写感悟、陈述观感、揭橥规律的文学札记。说的是史实，是事件，而彰显的却是思想，是人性、人生、性格、命运。写法上，往往是抓住一个侧面，或者截取一个断面，凸显特点，“画龙点睛”，而并不刻意求全、求备。正由于它带有鲜明的的主观成分，而不单纯是客观的，所以说，它是文学，而并非标准的历史。

以开头的三篇散文为例。它们分别描绘了中国古代女性的母亲形象、女政治家形象和闺中少女形象。《贤母颂》中，叙写四位母亲的感人事迹，作为表述观点、烘托形象的铺垫，工程只完成一半，重心在第四部分——弘扬“母德在教”的优良传统，呼吁现代女性在重视事业角色的同时，莫忘母亲角色；在关注子女智能发展的同时，应该崇德尚贤，培养其树立高尚的品格、良好的德性。有的读者可能会问：既然如此，那又何必铺展大量史实，索性直说不好吗？不好。“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学不是论文，要凭借形象、张扬文采，要“直话曲说”，不能徒托空言。《母后临朝人》，不是泛泛地叙述一个古代皇后从生到死的整个生命历程；而是学习太史公的手法，勾勒几个画面，描绘出一个生性毒狠、充满霸气的女政治家形象。《卓文君的勇气》，刻画一个有胆有识、有独立自我、敢于自由选择情侣的古代女性先驱。

也算是“卒章显其志”吧，后，我想交换一下关于女性现状的看法。
说来遗憾，至今社会上还存在着歧视女性、存在着男尊女卑的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
由于受生理特点、家庭负担和社会偏见等因素的影响，女性比较容易产生自卑感。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传统社会已经为女性划了圈，定了位，只能这样，不能那样。今天，经济上独立了，事业上并驾齐驱，而观念上许多女性仍然困于轭下，未能越出雷池。为此，广大女性必须提振精神，勇于实现对观念、积习、心理的超越，充分发挥优胜于男性的诸多优势，展示自己的气质、风采、魅力。

     
当今社会的价值判断，误导女性对于美的追求日益趋向表面化，从美容到整容再到人造美女，把一个个灵光四射、气血丰盈的活人视同花瓶、玩具，造成了一种新的女性歧视与不平等。扫除这一积弊，女性的自重自强，至关重要；整个社会舆论亦应作正确的引导，抵制所谓“美女经济”的消极影响，把拥有丰富的内涵作为人格美、人性美的重要标志。特别是男性，更要远离庸俗、浅薄、轻浮，超越生物性的追求，应该像尊重与关怀自己的母亲、姐妹一样，尊重女性，关怀女性。

但愿本书于此能有所裨益。
是为序。

                                                     
王充闾
                                                                                                                     
2012年4月

读《碗花糕》，读《母亲：望》，读《绿窗人去远》，我的眼泪纷纷飘落。太真的情感，太善的情操，太美的文字，好啊！我还能说什么？

——俞晓群（出版人，海豚出版社社长）

 

王充闾对高贵文化更倾心和意属。他写李清照时所倾注的情感，真是感人至深。他与易安居士在遥想中的有幸遭逢，是一次向一代词人致敬的肃穆仪式，是一次现实与历史的悄然对话。

——孟繁华（文学评论家，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王充闾写女性的文章有一种大视野。他写文成公主时，借助文成公主的史实，从容走进了藏族的历史，开掘和展示着汉文化同少数民族文化交流、互补与融合的生动场景。

——古耜（文学评论家，原《都市美文》主编）

 

孟母：贤母颂

德国教育家福禄培尔说过：“国民的命运，与其说是操在掌权者手中，倒不如说是握在母亲手中。”母教一事，真可以说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了。古代这些贤母的懿言嘉行，对当代女性和母教事业的现状，有着直接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

   山东友人发来邮件，邀我著文支持其以孟母诞辰为“中华母亲节”的提案。提案略云：

我们理应有自己的充溢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内涵和民族精神的中华母亲节，而
不是外来的母亲节，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回眸中华民族的历史，孟子
母亲仉[zhang]氏是突出的中华贤母形象，……从孩子成长的外部环境到学习
的内部规律，她都注意到了，终于使孩子成了大器，她自己成为教育子女的贤母
典范，被誉为“母教一人”，至今仍传为懿范，孟母堪可作为中华母亲节的形象代
表，用以彰显母亲的伟大和伟大的母爱，激励一代代母亲，激发作为人子的爱心、
孝德。
 
提案所述，实获我心。从小读《三字经》，就记诵了“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的词句。后来，读西汉两位学者所写的《烈女传》和《韩诗外传》，细致地了解到这位古代贤母“三迁择邻”“断织励学”和“买肉立信”等故事内容——

孟子名轲，字子舆，是战国中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父亲早丧，母亲仉氏守节。童年时期的小孟轲，跟随母亲，先是住在一处墓地旁边。孟轲就和邻居的孩子一起学着大人的样子，办理丧事，做跪拜、哭嚎的游戏。孟母看到了，皱起了眉头，心想：“这怎么行呢！看来，孩子住在这里不合适！”于是，就带着孟轲搬到一处市集旁边。小孩善于模仿大人的行为，由于靠近市集，旁边又有杀猪宰羊的屠户，这样，小孟轲便又和邻居的小孩一道，学起做生意和杀猪宰羊的事。孟母发现后，又犯了核计：“这个地方也不适合我的孩子居住！”于是，便再次搬家。新居紧邻一所教育场所，也就是文庙。每到初一这天，官员们都到文庙行礼跪拜，互相揖让，彬彬有礼。小孟轲看在眼里，一一都记在心里。这次，孟母很满意，点点头说：“这才是我儿子应该住的地方呢！”

孟轲放学回家，母亲正在织布，关心地问：“学习怎么样了？”孟轲说：“跟过去一样，没什么好学的。”母亲见他那份无所用心的样子，十分恼火，便用剪刀剪断了织好的布。孟轲大为惊讶，忙着问母亲为什么要断织，孟母说：“你荒废学业，如同我剪断这丝缕一样。女人如果荒废了家务劳动，不去生产全家需要的生活必需品，男人如果放松了自己的修养和德行，那么，一家人纵使不做强盗、小偷，也就只能从事奴隶劳役了！”孟子听了，悚然惊悟，自此，从早到晚，勤奋学习不辍，拜孔子的嫡孙子思的门人为老师，终于成了有大学问的圣贤。

一次，小孟轲碰上了东邻杀猪,他便问母亲：“邻居为什么杀猪?”孟母逗他说：“为了给你吃肉。”话说过之后，她就后悔了,心想：“为了进行胎教，我在怀着这个孩子时,席不正不坐;肉割得不正不吃。现在他刚刚懂事，而我却欺哄他，这不是教他不讲信用吗？”当即，拿出钱来，买了东邻的猪肉给儿子吃，用以证明她没有说假话。

三则教子故事，内容并不复杂，里面却饱含着深刻的哲思理蕴。
首先，它阐明了主观与客观、内因与外因、环境与主体的辩证关系。作为伟大的母亲，孟母不仅富有深厚的责任感、使命感，而且，深谙教子成才的规律和方法。按照一般的认识，往往只是把注意力放在孩子自身的管教上，而忽视环境、条件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而她却敏锐地发现了客观环境对于人的影响，一而再、再而三地调整环境，为孩子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条件。不仅此也，尤其可贵的是，她并没有满足于获得理想的环境，认为从此万事大吉；而是，特别重视主观的努力。在她看来，即使环境再好，如果主观努力跟不上去，仍然是无法成才的。为此，她借助“断机杼”来给予儿子以极大的刺激，使他刻苦努力，勤奋向学。

其次，孟母用织布来比喻学习，用断织来比喻废学，说明学习必须全神贯注，专心致志，决不能半途而废。形象生动，比喻恰当，即事喻理，极富说服力与感染力。

第三，以身作则，诚信不欺；从小就教育孩子立诚重信，不搞欺诈、哄骗。
第四，孟母教子，方法得当。言传身教，循循善诱，而不是采取粗鲁、野蛮的方式，痛快一时，乱打一顿。
作为子思学派的传人，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素有“亚圣”之称。在这方面，这位两千多年前的伟大母亲是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不愧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

                                         
二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母教优良传统，历朝历代都流传着许许多多贤母教子的动人故事，载录史籍的数不胜数。其中有名的是“四大贤母”：除了战国时期孟子的母亲仉氏，还有晋代名将陶侃的母亲湛氏，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的母亲郑氏，宋代著名军事家、抗金名将、民族英雄岳飞的母亲姚氏。她们以其高超的识见、卓越的品格和动人心弦的事迹，垂范百世，光照千古。

陶侃生当两晋之交，遭逢乱世，而他能以优异的战功和政绩博得世人称颂。史载，“自南陵迄于白帝数千里中”，在他的治理下，“百姓勤于农殖，家给人足”，“路不拾遗”。他具有高尚的品格，《晋书》本传中，说他“性聪敏，勤于吏职，恭而近礼，爱好人伦”。平时凡有馈赠，他必定问明来源，如果是通过自己劳作所得，他收下之后，要加倍地补偿、回赠；如果是贪污官家所得，则立即退还，而且还要给予严厉批评。终日危襟正坐，办事极度认真。当时正在造船，他以高度的责任心，管理公共财物，竹头、碎屑、断木等，他都收拢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大雪过后，天晴溶解，官府厅前道路泥泞，便把木屑铺上，方便大家进出。他分外珍惜光阴，对部下饮酒赌博严加管束，参佐僚属有以谈戏荒废职事者，严加训斥之外，还“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于江”。东晋时期吏治腐败，不可收拾。陶侃这种严谨、清肃的作风，实属少见。

他以身作则，终日勤于吏职，常对人讲：“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
他曾在边远的广州任职十年，这里受战乱影响较小，境内较为安定，衙署闲居，他便早早起来，把一百块砖从室内搬到院中，晚上再把这些砖一一搬回屋里。对他的做法，多人不解，他说：“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原来，他怕生活过于安逸，养成怠惰习惯，从而丧失斗志，难以担承重任。人们听了，无不感佩。

陶侃之所以能够达到这种精神境界，完全得力于优良的母教。他家境贫寒，父亲早世，母亲湛氏悉心教导他。史书上记载了她的三个动人故事：

一是“截发筵宾”，事见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贤媛》。同郡好友范逵等数人，途经陶侃的家乡新淦，正赶上冰雪封道，而且天色将晚，便到陶侃家里来投宿。可是，家中贫困至极，空空如也，着实没有招待客人的条件。正在陶侃为难之际，母亲过来说：“你且出外留客，由我来想办法。家中虽然贫寒，但做人不可失礼。”无钱买米，母亲便趁客人们闲坐交谈之际，毫不犹豫地拿出剪刀将长发剪下，出门卖与邻人，换回了粮米酒菜；没有烧柴，劈了屋角的边柱，聊供薪火；又把垫在床上的草席扯出、切碎，权作客人的马草。整个接待非常周到。范逵等一行感其厚意，至洛阳，相与传为美谈。人们都说：“没有这样的好母亲，不可能教育出来陶侃这样的优秀人材！”陶侃为官以后，始终保持着“恭而好礼”，热诚待客的优良作风。

　　二是用三件土物饯行。陶侃博览群书，精通兵法，后来由太守范逵举荐当了县令。赴任之际，母亲把儿子叫到跟前，语重心长地说：“为娘拿不出什么东西为你饯行，就送你三件土物吧。”到了官府之后，陶侃打开包袱一看，里面包着一块坯土，一只土碗和一方白色土布。他先是一怔，过了一会儿，才慢慢领悟到母亲的用意。原来一块坯土是教导儿子永记家乡故土；一只土碗，是教导儿子不要贪恋荣华富贵，要保持自家本色；一方白色土布，则是教导儿子为官要尽心恤民，廉洁自奉，清清白白，永不变色。母亲的箴告，深深打动了陶侃的心。后来，陶侃在仕途上果如母亲所望，正直为人，清白做官。

　　三是退回腌鱼。陶侃在海阳做县吏的时候，恰好监管渔业。生性孝顺的他，念及一生贫居乡间的慈母，心中总觉歉然不安。有一次，趁下属出差顺路之便，嘱托他带了一坛腌鱼送交母亲。谁知几天过后，母亲却将这一坛鱼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并在信中写道：“尔为吏，以官物遗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忧矣。”陶侃收到母亲退回的鱼和回信，大为震动，愧疚万分。他决心遵循母亲的教导，清贞自守，廉洁为官。

　　后人赞曰：“世之为母者，如湛氏之能教其子，则国何患无人材之用?而天下之用恶有不理哉?”

                                             
三

古代“四大贤母”中，宋代占了两位：著名文学家欧阳修的母亲郑氏和著名军事家岳飞的母亲姚氏。两位贤母为中华民族培养出一文一武盖世英才，功莫大焉。

欧母的事迹见于欧阳修写的《泷岗阡表》，里面说（大意）：

我（欧阳修）四岁就失去父亲，母亲立誓守节，家境贫苦，在生活上自食其
力；边抚养边教育，使我能健康成长。母亲经常告诫我说：“汝父为官清廉，而
且爱好施舍，喜欢结交朋友。他的俸禄虽少，但常不使有余，说，不要因此成为
我的牵累！所以到他死时，没有留下一间屋、一垅地，供我们赖以为生。那么，
我凭恃什么能够苦守呢？……汝父岁时祭祀，必定流泪，说，‘死后祭祀再丰厚，
也不及生前菲薄的奉养。’有时喝点酒，吃点肉，也要落泪，说，‘从前生活困
苦，现在多有赢余，可惜来不及奉养双亲了。’你父亲做官时，夜里披阅公文，
一再停笔叹气。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这是一桩死刑案件，我想为他寻找一线
生机，可是没找到。’他进一步解释：‘经过找，没找到，这样，被判死刑的人
和我就都没有遗憾了。即使是这么找，有时还会出现错判呢！’你父亲还嘱咐我，
要把这番话告诉你。他真是心地仁厚之人。这就是我确信汝父必有好的后代的依
据。你好好努力吧！奉养父母不一定要丰厚，主要在于孝顺；做好事虽然不能及
于万物，但只要能够心存仁道就行了。”
母亲为人，恭敬、节俭、仁慈，而且，坚守礼法。从家庭贫穷的时候起，她
就以俭约治家，以后家境丰裕了，也总是不让开支超过原先的用度。她说：“我
儿子不能苟合于世，不可能大富大贵，这样做，是为了他日后能够度过患难啊！”
后来，我曾被降职到夷陵县，她老人家照例有说有笑，像往常一样，还对我
说：“你家本来就穷苦，我处在这种环境已经习以为常了。你能够安于这种处境，
我也就放心了。”

史载，欧阳修的母亲病逝，清江知县李观曾写祭文一篇，全文仅二十字，堪称古代祭文简短之：“昔孟轲亚圣，母之教也。今有子如轲，虽死何憾。尚飨！”祭文指出，欧阳修一生的成就，得自母教，并把欧阳修比作孟子，而把欧母比作孟母，这真是美的赞誉。

岳母的事迹传播极广，她的声望等同于孟母。其中著名的就是在儿子背部剌上“精忠报国”四字”，在国家危亡之际，励子从戎，尽忠报国。故事始见于清乾隆年间《说岳全传》；此前，岳飞背上刺字一事，在元人所编的《宋史》本传中也有记述，但未载明究是何人所剌：“初命何铸鞠之，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字深入肤理。”
明成化年间成书的《精忠记》，嘉靖年间的《武穆精忠传》，明朝末年的《精忠旗传奇》，也都有关于岳飞背部刺字的记载。
岳母姚太夫人出身乡野，识字不多，但为人刚直，极有主见。她对岳飞自小就施以严格的家教，教育儿子要刚直不阿，勇于任事，克服各种苦难，做一个忠心报国的男子汉。故乡汤阴沦陷后，岳母跟随着儿子，颠沛流离，辗转南北，后病逝于湖北鄂州。高宗赐葬于江州（今九江县）株岭山。出于对岳母的敬爱，其墓地，历经八百七十余年，至今保存完好。现为江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岳母祠上方横匾为“一代贤母”，两边对联是：

鞠育劬劳  励子从戎  尊懿范；
躬行慈教  尽忠报国  仰干城。

祠门两边的楹联：

精忠报国惊寰宇  点点背花  依稀宋史纵横  斑斑犹渍英雄血；
贤母义方树懿模  煌煌彤管  弈叶江州形胜  赫赫长留姓氏香。

                                
四
    
在满怀敬意地叙述了古代贤母的感人事迹之后，我们可以从中领悟到许多带有规律性的认识：
首要一点，“母德在教”是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极为珍贵的优良传统。叩其源流，可以追溯到太古时期的母系氏族社会。当时儿女出生后，只知有母，教养责任自然也就落到母亲头上；加之母氏当政，较之其他任务，教育后代必然被列为头等重要地位，而且，母亲不会把这一重任委之他人，肯定要亲自承担。即使后来转入父族当权，出于母爱的天性，母亲作为人生的位教师，仍然会把教育子女一事主动担承起来；特别是父亲或做工，或入仕，或从军，或经商，长年在外，家教重担不能不落在守护着子女的母亲肩上。

其次，这几位贤母，都是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她们的出身与个人境况惊人地相似——都是丈夫早丧，家境贫寒，艰苦持家，抚孤自立。她们并非出身名门望族，也没有受过特殊的培养教育，不过是普通的女性，而其远大的眼光、超人的识见、坚强的意志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又远远超出一般的女性。

第三，在母教内容上，四位贤母也是大体上一致的，体现了一定的规律性。她们教育儿子，有两个共同的重点：一是，都强调敦品励行，以德为先，着重于砥砺品格、立身做人；二是，读书向上，通经达史，增长才干。其实，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后者为前者打下良好的基础；前者又为后者提供了思想保证、精神支持。

第四，在教育方式方法上，为后世提供了成熟、有效的经验。一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把孩子的品格修养、智能成长、行为模式纳入真正的关切、深厚的情感之中，使之入脑入心，乐于接受；二是以身作则，垂范立式，给孩子做出榜样，增强说服力、信仰力；三是摆事实讲道理，看得见，摸得着，力戒空泛说教。

第五、母教带有终身性质。在中国古代，有所谓“胎教”的说法。古人认为，胎儿在母体中能够感受孕妇情绪、言行的感化，所以孕妇必须谨守礼仪，遵循道德行为规范，给胎儿以良好的影响。子女出生以后至十岁之前，从吃饭的基本仪节，男女相处之道，都由母亲亲自训诲；并在读书向学的基础上，母教配合进行忠、孝、信、义、廉、勤等品性方面的培养；待到子女长大成人，为人父母、为民官长之后，母亲也往往长相伴随，教子为善，诫子勤俭，终生不放弃言传身教的责任。

尽管“往事越千年”了，但这些贤母的懿言嘉行，至今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无论从青少年教育角度讲，还是从弘扬母教文化、优化母亲意识的角度讲，都有其直接的现实意义。特别是面对当代女性和母教事业的现状，这个问题尤其不容忽视。概括来说，当前面临着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从事各项建设事业、参与社会生活同担负教育子女重任的矛盾。现代女性走向社会，走出家庭，有的还是高学历、高职位、高收入，都有很强的追求实现个人价值的愿望，压力大，负担重，任务多，逼使她们更多地关注职业角色，而忽视甚至放弃母亲角色，这和古代的母亲有很大的差异。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听听一些专家、学者的意见。苏联时期有一位名叫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家，他的话发人深省：“无论您在工作岗位的责任多么重大，无论您的工作多么复杂，多么富于创造性，您都要记住：在您家里，还有更重要、更复杂、更细致的工作在等着您，这就是教育孩子。”

二是即使担负起母亲角色，投入很大精力于子女的抚养，但往往更多地关注身体发育成长、生活照料，满足子女的物质需求，而在培养教育方面下功夫不够。

三是关注智能发展，应对考试、进级，而对教育子女崇德尚贤，培养他们树立高尚的人格、良好的德性，缺乏足够的重视。
这使我们想到高尔基的一段话。他说：“爱孩子是老母鸡都会做的事情，可是要善于教育他们，这是国家的一桩大事了，需要才能和全部的生活知识。”

于今，左个系列，右个丛书，上自皇帝、名臣、奸相，下至阉宦、军阀、妓女，充斥于影视片、出版物，唯独没有一部关于中华贤母的书画、影视作品。真是令人感慨无限。难道是那些贤母不重要吗？当然不是。德国教育家福禄培尔说得深刻不过了：“国民的命运，与其说是操在掌权者手中，倒不如说是握在母亲手中。”母教一事，真可以说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了。 

为此，我已经致信山东友人，表示愿以此文支持他们关于以孟母诞辰为“中华母亲节”的倡议。

 

 

                      

                         
吕雉：母后临朝人
                              

吕后佐高祖定天下，久历锋镝，素为诸将所畏服。在主少国危的情势下，某些人即使图萌不轨，只要有吕后在，还足以镇伏、控制。这样，高祖在考虑“身后事”时，便面临着两难抉择：客观上确实存在着诸吕兴风作浪的险情；而迫于形势，又不能断然剪除吕后。怎么办？他采取了“削其党以损其权，使虽有变，而天下不摇”的限制策略。对此，文学家苏洵有一个非常精辟的比喻：“夫高帝之视吕后也，犹医者之视堇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无至于杀人而已矣。”

《周易?序卦》指出：“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看得出来，人伦关系当以夫妇为先。“夫妇，人伦之至亲至密者也。”（朱熹语）作为爱情的实现目标，作为一场历经情爱考验而获得的胜利果实，那种完全剔除功利考量的两情相悦、两性结合，确乎令人神往。可是，这甜蜜蜜的人伦关系，一当困缚于权力争夺的轭下，遭到政治斗争的无情绑架，沦为一种政治行为、商品交易，便会出现异化而腐蚀变质。

刘邦与吕后的婚姻便属于这种人伦异化的类型。
   
吕后名雉，秦时单父县(今山东单县)人。作为刘邦的结发妻子与“忠诚战友”，丈夫死后，她继续执掌权衡长达十六年之久。她是中国历史上母后临朝称制的人，她的后面还有唐代的武则天，晚清的慈禧太后。

同刘邦一样，吕后也是一个虑远谋深、机敏善断的政治家，她协助丈夫平定天下、赚杀诸侯王，对维护刘汉统一政权起了重要作用，也为自己日后总揽朝纲作了充分准备。

史载，有人告发梁王彭越谋反，高祖抓获后，念其昔日战功，予以从轻发落，免治死罪，罚为庶民，送到蜀地青衣县安置。途经郑县，碰上吕后从长安过来，彭越像见到亲人一样，流着眼泪，口称“冤枉”，请求吕后帮他说情，能够换到一个较近的地方——比如在故乡昌邑当个平民。吕后满口答应，当即把他带回了洛阳。面见高祖之后，吕后说：“彭越是个壮士。你把他送到蜀地，必遗后患。要办就得办个透底，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杀掉算了！”于是，吕后指令告状者再度加以控告。结局是，彭越被剁成肉酱遍赐诸侯，并且夷灭了三族。

你看，她就是这样的狠毒！
吕雉和刘邦的联姻，一开始就是维系于政治。当年，吕雉的父亲因为见到刘邦状貌奇伟、高贵，有王者之相，才把女儿嫁给他。刘邦出生于公元前256年，吕雉则是公元前241年，两者年龄相差为十五岁。吕雉在未掌握国家大权之前，确有她善良温顺的一面。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吕雉有了儿子、女儿之后，还要在田中干活。吕雉婚后还得亲自下田种地，显示了吕雉勤劳持家的一面。

婚后，据说吕雉发现，凡是丈夫栖身之地，上方必有云气缭绕，她可以根据云气所在，寻觅丈夫的踪迹。几十年间，由于缺乏牢固的情感基础，两人一直是同床异梦，关系比较疏远。而吕雉却为不长进的丈夫遭透了苦、受尽了罪。

刘邦身为亭长，押送骊山劳工，竟然放走劳工、自己逃亡，一走了之，而妻子吕雉却为此下了狱，遭受了狱卒的欺侮。出狱之后，又赶上楚汉相争，吕雉和公爹原本要去刘邦那里，中途却正好遇上项羽的军队，被俘成为人质，长达两年零四个月。前后两度囚禁，长期遭受折磨、凌辱，使她的心理饱遭伤害，强化了猜忌多疑、阴险毒辣、刚毅倔强的个性，夫妻间根本谈不上推心置腹，相互信任。

而刘邦的移情夺爱已经很久了。就在太公、吕后被掳的同时，刘邦也受到了楚军包围，趁着一场卷地狂风，尘土高扬，天昏地暗，他才得以乱中逃脱。在一个村落里，巧遇戚家父女，刘邦为美色所动，当即解下佩玉作为聘礼。这样，十八岁的戚氏女便被纳为夫人，一年后生下了赵王如意，宠幸与日俱增。刘邦曾多次想要废掉太子刘盈，直接危及到生母吕后的地位。虽然限于客观条件，太子没有换成，但夫妻间的感情纽带已经彻底断裂了。

淮南王鲸布反，高祖指令太子带兵讨伐，由于吕后力阻，只好御驾亲征，以致胸部中箭。每当箭伤作痛，他都怨恨吕后母子，甚至她们前来问病，也会被骂出去。高祖早已觉察到，吕后经常自作主张，不成体统，这次又听到有人密报：樊哙“党于吕氏”，筹划一旦皇上晏驾，便杀害戚夫人与赵王如意。这恰好触发了他的心病，于是，立刻召来谋士陈平和大将周勃，命令他们立即赶往燕国，将樊哙斩首。为了防范日后吕氏兄弟作乱，高祖还特意召集众大臣歃血盟誓：“此后，非刘氏不得封王，非功臣不得封侯。如违此约，天下共击之。”这一切都充分表明，对于吕后，他一直是心存戒虑的。

既然早有所料，为什么高祖不在去世前先把吕后除掉？宋代文学家苏洵在文章中作了回答：“不去吕后，为惠帝计也。”吕后佐高祖定天下，久历锋镝，素为诸将所畏服。在主少国危的情势下，某些人即使图萌不轨，只要有吕后在，还足以镇伏、控制。这样，高祖便面临着两难抉择：客观上确实存在着诸吕兴风作浪的险情；而迫于形势，又不能断然剪除吕后。怎么办？他采取了“削其党以损其权，使虽有变，而天下不摇”的限制策略。对此，苏老先生有一个非常精辟的比喻：“夫高帝之视吕后也，犹医者之视堇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无至于杀人而已矣。”

堇是一种草药，俗称乌头，有毒，而它又可以用来治病，收以毒攻毒之效。据说，三国时神医华陀为关公“刮骨疗毒”，用的就是这种乌头。在汉高祖眼中，吕后有如毒堇，既可利用其威慑作用，又必须控制在不致动摇国本的限度内。一纵一收，具见其权术的高明，也显现出他实际上的无奈。

《史记》记载：“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其中著名的事件，就是在刘邦去世的前一年，主谋诛杀了韩信、彭越，逼反英布并终灭而杀之，他们都是为汉家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开国功臣。刘邦称帝八年间，吕后协助刘邦，镇压叛逆、打击割据势力，对巩固汉朝统一政权起了重要作用，并为她日后掌权作了充分准备。

而为人所诟病的，是汉高祖驾崩之后，她身为皇太后，操纵大权，为剪除异己，实施报复，毒杀赵王如意，砍断戚夫人手足，挖眼烧耳，给她吃哑药使她变哑，并置之厕中，任其哀号，名为“人彘”。吕后的亲生儿子、皇帝刘盈当时年仅十七岁，看不惯母亲的残忍，公开表示不满，从而弃理朝政，直至忧郁病逝。

刘邦去世时，吕后曾封锁消息，四天密不发丧，与幸臣审食其合谋诛杀大臣，对刘邦的子孙们痛下毒手。当时，惠帝身体多病，不理朝政；而相国曹参又天天喝酒，也无心过问政事。这就恰恰给了野心勃勃又颇有胆气与干才的皇太后以可乘之机。在打击诸侯王和政治上的反对派的同时，为了强化自己的统治，布置党羽，大封诸吕。在这方面，她是经过周密策划的，有计划地分步进行，先是追封已故的父亲和大哥吕泽为王，众大臣见她追封的都是死人，也就没有吭气。既然开了吕姓封王的头，下面她就按计划实施。八年间，先后分封了吕氏家族十几人为王为侯。这样一来，刘家子弟和朝中群臣就产生了不满情绪。太后便也封了几个刘姓子弟。但是，其间有很大的不同：刘姓的王侯都是少不更事的；而吕姓的王侯尽是带兵的将军。

《史记?吕太后本纪》记载，太后病危之时，下令任命侄子吕禄为上将军，统领北军；吕产统领南军。并且告诫他们：“高帝早有指令，不准异姓封王。今吕氏封王，大臣们心中不平。我很快就要死了，皇帝年少，大臣们很可能发动政变。必须聚集兵力守卫皇宫，千万不要急于发丧，免得为人所制。”从这番话也能看出，她确实具有政治家的谋略。

后来果然未出所料，她一死，就爆发了刘氏皇族集团与吕氏外戚集团的流血斗争，后以皇族集团的胜利而告终。
平心而论，吕后当政期间，她把刘邦所开创的休养生息的方针政策进一步推行下去；同时，也遵守了刘邦临终前所作的重要人士安排的遗嘱，相继重用了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等开国功臣。而这些大臣都坚持无为而治，从民之欲，不劳民伤财。在经济上，减轻赋税，发展生产，给予工商户以贸易自由。《史记》评说：“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稀，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在吕后临朝称制时期，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诸多领域，都有所建树，为接下来的“文景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吕后颇有政治家的风度。史载，刘邦死后，匈奴冒顿单于下书羞辱吕后，说：“你死了丈夫，我死了妻子，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吕后览表，勃然大怒，打算杀掉来使、出兵匈奴。中郎将季布劝阻说，应该接受高祖轻易出兵，导致“白登之围”的历史教训。后，吕后听信了季布的劝告，忍辱制怒，平心静气地予以回复：我已“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婉言加以谢绝。匈奴自愧失礼，遣使向大汉朝廷表达歉意。

从这也可以看出，吕后确实不愧是一位出色的女政治家。当然，如果说到她的婚姻，无疑，属于权势捆绑情爱的人伦异化的典型，这不能不说是女性政治角色的一个悲剧。

　
　　

                              
卓文君：勇气

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私奔，一向被视为奇耻大辱甚至大逆不道。而卓文君居然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跟着心爱的人毅然逃出家门，大胆冲破封建礼教的约束，勇敢地追求婚姻自由，追求爱情的幸福，不惜抛弃优裕的家庭环境，去过当垆卖酒的贫贱生活。做到这一点十分不易，那要终生承受着周围舆论的巨大压力，不具备足够的勇气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

                                    
一

古代说到男性中的勇士，总忘不了战国时的孟贲和夏育，还有剌虎的卞庄子。那么，女性中有没有勇士呢？当然也有，而且很多，就中我佩服的是汉代的卓文君。如果说，贲育之勇在于膂力，“力拔山兮气盖世”；那么，文君之勇则在于心志，对于她所深爱的人，不顾封建礼教的束缚，勇闯世俗藩篱，夤夜私奔，成为女性中我国早的自由恋爱的先驱。

史载，蜀郡临邛县有一户开发铁矿致富的大财主，名叫卓王孙，家里有奴仆八百名。他有一个千娇百媚的女儿，叫做文君。古书上形容她：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特别是才气纵横，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尤善鼓琴，通音律。可惜，年轻轻地就守了寡，住在娘家。当地许多门当户对的官宦人家、豪富子弟纷纷向她求婚，她却不肯俯就，一一予以拒绝。

这天，卓翁请客，宴请名士司马相如，县令王吉要亲自出面作陪。只见屋内院外，宾客云集，车马喧阗。上百名陪客者已经到齐，酒席也都摆好了，唯独要请的主客司马相如还没有到场。过了一会儿，捎来信息，说是“身子不太舒服，只好心领了”。这下可急坏了卓大富豪，觉得没有面子。于是，王县令忙着带领几个随从，亲自登门去劝驾。在这种情况下，司马先生也不便继续矜持，便整妆出场了。

人们也许要问：这个司马公究竟是个什么角色，架子有这么大？
据林汉达先生《前后汉故事新编》中记载，司马相如原是成都人士，字长卿，从小极爱读书，也学过剑，并精通音律。他小时颇受父母疼爱，昵称他为“狗儿”，长大起名时，由于深慕战国时代蔺相如之为人，便也名为“相如”。当时正赶上蜀郡太守文翁大兴文教，设立学校，招收民间子弟，司马先生就在这里做了教师。不久，文太守死了，他也无心在这里住下去，决意去京城长安，做大官，任大事。他的心志很高，在离开成都路过升仙桥时，曾在桥柱上题写了十个字：“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此桥。”由此，这座桥便有了新的名字：“驷马桥”。到了长安，开始时并不得志，后来遇到了梁王刘武，被收为门客。这期间，他撰写了一篇长长的文赋，叫《子虚赋》，颇受一辈文士热捧，从此，便名动京师，声闻遐迩。后来，梁王死了，他也无心长住下去，便回到了故里成都。这里交代的是个因素，司马相如确实文才出众，而且名动京城。

下面再说第二个因素。临邛县令王吉是他的好朋友。因为当初王县令对他说过，如果在外面混得不如意，就到他那里去。这样，司马相如便投靠到这里来。王吉为了帮他抬高身价，就请他住进都亭一间公房里，自己每天都毕恭毕敬地去拜访他。全城人一看，这人来头可真不小，便也都另眼相待。包括卓家这场宴请，也是王县令一手策划的。

还有第三个因素：司马相如确实是一表人才，长得很帅（《史记》说是“甚都”）。这天一出场，他那潇洒的仪容便立刻引起在座的人一阵惊讶。待到酒酣耳热之际，

王县令谦恭地捧琴至前，对司马相如说：“闻君雅擅琴操，请弹一曲，如何？”司马相如略作推辞，尔后，便弹了一支曲子，边弹边唱，声动四座。这就是著名的琴曲《凤求凰》：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皇。
时未遇兮无所将，何悟今兮升斯堂！
有艳淑女在闺房，室迩人遐毒我肠。
何缘交颈为鸳鸯，胡颉颃兮共翱翔！
皇兮皇兮从我栖，得托孳尾永为妃。
交情通意心和谐，中夜相从知者谁？
双翼俱起翻高飞，无感我思使余悲。
 
世上知音者稀，但不能说没有。这天，司马相如终于遇到了知音，那就是卓王孙之女文君。原来，她早已听说司马相如的文名，今天父亲请客，恰恰请的是这位文豪，心中早已抑制不住欢愉之情，便躲在屏风后面，偷偷观看。这种情事，早被玲珑剔透的司马相如发现了。于是，他便有意地作了“琴挑”，把那含蕴着满腔柔情蜜意的琴曲，声声都弹在文君的心弦上。而在文君那里，早已芳心暗许，她被司马相如高华的气度、出色的才情和隽美的丰姿所深深打动；这一曲《凤求凰》求爱的情歌，更令她心旌摇荡，如醉如痴。后世的女诗人潘素心有句云：“一曲琴声两意投”，说的正是这种情景。

宴会结束之后，相如又在王县令的帮助下，通过文君的侍婢向她转达了“心焉慕之，愿结百年之好”的意愿。卓文君知道父亲不会同意这桩婚事，就痛下决心，私自跑到司马相如的都亭，决心跟他患难与共，生死相依。这样，两人便连夜逃回成都。待到老父发觉，他们已经“生米做成熟饭”了。直气得卓翁三阳起火，七窍生烟，暴跳如雷，却又不便公开声张出去，因为“家丑不能外扬”。一口气出不去，狠了狠心，就跟女儿断绝了父女关系。

古人说，读古人之书，说古人之事，须通古人之心。那么，我们不妨设身处地，站在卓文君的位置上想一想：一个不足二十岁的小女子，生于豪富之家，长在闺阁之内，未曾经过人世间的种种历练，竟然敢于同世俗挑战，向封建礼教冲杀，该有多么浩大的勇气、坚强的意志呀！这种敢作敢为、拿得起放得下的女性，实在是令人佩服。好在武帝时“独尊儒术”还只限于上层，纲常伦理的枷锁尚未普遍捆缚民间阵地，市民心理也还没有被“男女之大防”所占领，因而文君所受到的社会舆论压力还不那么强烈。

卓文君对于封建礼教的大胆挑战，对自己婚恋的勇敢抉择，不仅为两千年来无数华夏情侣提供了榜样的力量，而且在后代文学艺术天地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世一些话本、小说、戏曲，有的就是以它为题材，踵事增华，宣扬颂赞，如戏曲作家、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的《卓文君私奔相如》、明人孙梅锡的《琴心记》、清人舒位的《卓女当垆》，都是直接把卓文君的故事搬上舞台；有的在演绎爱情故事过程中引述了文君的事迹。元人杂剧《墙头马上》中的李千金，把婚姻自主看作是人生的应有权益，认为像卓文君那样私奔是合情合理的事。因此，当她爱上了裴少俊，便学着卓文君的榜样，义无反顾地离家出走，并且在公爹面前，摆出文君私奔相如的“千秋义举”，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西厢记》中的张生，隔墙弹唱《凤求凰》，说：“昔日司马相如得此曲成事，我虽不及相如，愿小姐有文君之意。”

                               
二

且说文君跟着相如来到成都家里，发现家徒四壁，空空如也；而她出走时慌张，更没带上金银财物，眼下衣食无着，困难丛集。但她丝毫没有翻悔之意，当即把随身的首饰变卖了，勉强对付着过上一两个月。这样，他们又返回临邛，再谋生计。终于想出了办法，卖掉了代表身份的车马、宝剑，在临邛街头租了一间房子，开设个小酒店，卖酒为生。

相如穿上一条短裤，洗涤杯盘瓦器；文君则站在柜台前，招呼主顾，掌管酒店业务。一个风流倜傥的文人，相如能够这样做，亦自不易；而文君，作为当日的富家小姐，如今沦落到这种仆役生涯，抛头露面不说，还要充当贱役，不怕人讥笑，不为世俗偏见所拘缚，更是需要有足够的勇气。

文君、相如在临邛当垆卖酒、抚琴自娱，留下了许多遗迹。杜甫有咏《琴台》诗：

茂陵多病后，尚爱卓文君。
酒肆人间世，琴台日暮云。
野花留宝靥，蔓草见罗裙。
归凤求皇意，寥寥不复闻。

首联说，司马相如闲居茂陵后，患有消渴症（糖尿病），但夫妻尚恩爱如初。颔联写历史，“酒肆”“琴台”都是当年遗迹。原诗有注：“司马相如宅在州西笮桥，北有琴台。”

颈联写诗人所见，野花艳丽、蔓草缤纷，令人想象文君的俊美的脸庞和铺展的罗裙。尾联是怀古——于今，物是人非，斯人已杳，诗人寄慨遥深。

陆游《文君井》诗云：

落魄西州泥酒杯，酒酣几度上琴台，
青鞋自笑无羁束，又向文君井畔来。

这些都是后话。单说当日夫妻二人来到临邛，过起了艰难日子。无论多么苦累，一对美满夫妻为了实现爱情的理想，总还安之若素；真正难堪的倒是文君的老爸。他觉得这两个冤家，是有意让他在人前丢人现眼、抬不起头来，多少天藏在屋里，不好意思露面。朋友、兄弟们都劝他：“长卿毕竟做过官，虽然贫困一些，他的人材还是靠得住的，将来总有出头之日。女儿既然愿意嫁给他，也就算了吧。与其这么僵持下去，莫如分给他们一份财产，让他们出去好好过日子。”卓翁心想，这样做虽非所愿，但事出无奈，也只好走这一步了。于是，就分给了女儿、女婿一百个奴仆，一百万钱财，又把女儿穿的用的衣物用车送了过去。这样，小两口也就关闭了酒铺，心满意足地回到成都，买房屋、置田产，开始过上富裕的生活。

俗话说：“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司马相如当日困穷至极，走投无路，“一个大钱也能够彆倒英雄汉”；而在成了富翁之后，立刻运转时来，官运亨通。不久，即由同乡杨得意介绍，前往京城做了大官。

原来，汉武帝看到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便对身旁随侍的杨得意说：“这篇东西写得真好。不知道写赋的是哪朝哪代的人。如果和我们生在同时代，我真想见一见他。”杨得意听了，万分得意地说：“陛下，他是我的同乡啊！现在正在家里闲居哩。”于是，司马相如被召到朝廷，汉武帝接见了他，问他道：“《子虚赋》是你写的吗?”
司马相如回答说：“是的，陛下，《子虚赋》正是为臣的笔墨。不过，那是写诸侯的事，没有什么可看的。听说陛下喜欢游猎，那么，为臣可以随侍，然后写出一篇天子游猎赋，献给陛下。”

汉武帝听了，喜之不尽，很快就对这个才华横溢的文士做出了妥善安排，不仅给予优厚的待遇，还带着他到上林苑参加游猎。几天过去，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就脱稿了，当即呈献给汉武帝。武帝看了，非常满意，于是，封司马相如为皇帝的侍从官，那时称作“郎”。

作为《子虚赋》的姊妹篇，《上林赋》“以玮奇之意，饰以绮丽之辞”（鲁迅语），描写了上林苑的恢宏壮丽和天子游猎的盛大规模，歌颂了统一王朝的声威和气势，堪称是司马相如的代表作，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篇全面体现汉赋特色的大赋。

后来，司马相如还曾作为皇帝的专使，招抚夜郎归顺了汉朝。当时，对于“沟通西南夷”是否必要，朝中一班人的看法并不一致，武帝首先征询了司马相如的意见。相如胸有成竹地回答：邛、笮等地和蜀郡相去不远，道路也不难打通。那里，秦代曾置为郡县，到本朝建国时才罢除。现在，若能再度与之沟通，进而设郡置县，其价值是远胜其他“南夷”诸国的。武帝听了，深以为然，便拜封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委之以全权处理有关“西南夷”事务的使节重任。后来，有人上书汉武帝，告发司马相如出使时曾接受过很多金钱贿赂，武帝信以为真，就罢免了司马相如的官职。

                                
三
 
　　司马相如家中富有，也乐得清闲自在，就把家搬到茂陵，与卓文君过着悠闲舒适的生活。不过，后来也出现了一些波折：据汉晋之际的《西京杂记》记载：“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

《白头吟》共十六句，四句为一节，层层递进，展示女主人公思想、性格以及感情变化的过程：

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
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
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
躞蹀御沟止，沟水东西流。
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
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
竹竿何袅袅，鱼尾何簁簁。
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
 
开头四句，以比兴起，先用高山积雪、云间皓月之洁白，象征爱情的纯洁无瑕，烘托出自己当日对理想爱情的追求；可是，结局却是男人的移情别恋，这该是何等意外，何等痛苦，何等沉重打击，何等无法接受！于是，采取断然决绝的态度。真是力重千钧，咄咄逼人。

第二段四句，写分手的场景：今日斗酒相会，实际是告别的宴饮，明日将各奔东西，像御沟里的水东西分流一样。
第三段四句，通过反思昔日爱恋的过程，发出震撼心弦的呼喊：“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
后一段，揭示文君的爱情观与深刻领悟。簁簁（shāi
shāi），形容鱼尾像沾湿的羽毛，鱼儿欢快地跃动，形象地描写爱情的欢悦。那么，这种爱情必须建立在情志相通、意气相重的基础之上，而不能受金钱势利所左右。

传说，在《白头吟》诗后面，卓文君还附有一封信：

春华竞芳，五色凌素，琴尚在御，而新声代故！锦水有鸳，汉宫有水，
彼物而新，嗟世之人兮，瞀于淫而不悟！朱弦断，明镜缺，朝露晞，芳时
歇，白头吟，伤离别。努力加餐勿念妾。锦水汤汤，与君长诀！
　　
“琴尚在御”，说明时间并没有过去多久；可是，已经“彼物而新”，喜新厌旧了。朱弦、明镜，朝露、芳时，全都成了过眼烟云，只剩下“白头吟，伤离别”了。锦江水长流，与君永决绝。

既有缠绵悱恻的感伤，又有断然决绝的警戒。
相如览后，愧悔交加，纳妾之意遂绝。一场险些断裂的恋情，就这样在文君的凛然正气感召下，获得了成功的挽救。
说来，司马相如也真是太令人失望，太辜负卓文君的万种真情、一片芳心了。好在“知迷途之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也算是善于改过者。
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卓文君的应对举措和坚决态度，是值得赞佩的。面对丈夫的“移情别恋”，一般的女性有三种选择：一是泼妇似的狂吼乱叫，直闹得“天地为之动容，风云为之变色”；二是隐忍不发，逆来顺受，屈辱地当代罪的绵羊；三是为了勉强维持虚假的爱情，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负心人的“偶发善心”上，一味地哀哀求告，乞怜丈夫回心转意，不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结果是，或者造成一个烂摊子，局面终无法收拾；或者助长负心人的“无行”，等于“与虎谋皮”，于事无补。卓文君不是这样，面对深重的精神创伤和被抛弃的悲惨命运，她既不是悲悲切切、懦怯无力，也不是张牙舞爪，仓皇失措；而是以理智、镇静的态度，痛苦中追思昔日的温馨与情分，冷峻中显现出果断与决绝。这里有一个大前提，就是司马相如毕竟走得还不算太远，存在着挽救的可能。为此，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申之以义，断绝其幻想，后终于收到理想的效果。

卓文君堪兹赞颂之处多多，而为后人所佩服与欣赏的，还是她的惊人的勇气和超凡的胆识。为了争取婚姻自由，她勇于做挑战封建礼教的闯关猛士、开路先锋。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私奔，一向被视为奇耻大辱甚至大逆不道。而她居然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跟着心爱的人毅然逃出家门，大胆冲破封建礼教的藩篱，不惜抛弃优裕的家庭环境，去过当垆卖酒的贫贱生活。做到这一点十分不易，那要终生承受着周围舆论的巨大压力，不具备足够的勇气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

当然，由于汉初的社会人文环境比较宽松；不像后世礼教网罗的森严密布，她所遭遇的压力并不算大，吐在身上的唾骂、谣诼的口水也不太多；再者，旧时代的女性，原本属于压在社会的底层，无法得见天日，而她，不仅没有遭到鞭笞，反而留下一段流传千古的风流佳话。就这一点来说，较之她的同类，卓文君还算是幸运之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