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108078308
深入探索新民主主义时期，这一在中国历史上掀起翻天覆地变革的伟大时代，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坚韧成长历程、中华民族的辉煌独立解放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实基石，具有无可估量的历史意义。李东朗教授倾心撰写，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敏锐的洞察力，为我们揭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关键事件和深刻内涵。
本书全面深入探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问题。遵义会议如何改变了党的政治路线？九一八事变为何不抵抗？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的地位是如何变化的？通过深入剖析长征、延安时期、抗日战争等中共党史上的重大事件，李东朗教授深入细致地审视了以往研究中的不足和遗漏，并在此基础上，以独特的视角和深思熟虑的思考，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本书不仅展现了新颖的观点和丰富的史料，而且严格以历史文献和事实为依据，经过缜密的考量和深入的分析，形成了严谨而有力的论述。
对于渴望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抗日战争历史的读者来说，本书无疑是一部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它适合广大党史爱好者、学者以及对中国革命史怀有兴趣的读者阅读，共同探索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岁月。
本书为党史专家李东朗教授多年来研究若干党史问题的心得，由“延安时期研究”“长征研究”“抗日战争研究”“辑外”四部分组成。全书共15篇文章，深度论述了遵义会议，长征，毛泽东与延安时期的学习哲学运动，中共七大，延安整风，张学良、蒋介石与九一八事变，抗日战争中的国共两党地位变化，第四次反“围剿”，毛泽东利用资本主义思想的演变等中共党史上的重大问题。
作者梳理与挖掘了这些问题以往研究之不足或忽略之处，一一提出自己的观点见解。本书以新观点、新材料为主，以史料、史实为依据，审慎考辨，深刻辨析，严谨立论，行文生动而有说服力，体现了中共党史研究方面的颇多新意和成果。
长征研究
遵义会议与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
长征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体制的确立
延安时期研究
毛泽东与延安时期的学习哲学运动
中共中央领导人年谱中几则史实表述之辨思
试析1936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关于党的组织问题的规定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与中共七大
延安整风三题
抗日战争研究
张学良、蒋介石与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主义
——基于张学良回忆的讨论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地位的变化
抗日战争与中国国际地位的大幅度提升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辑 外
古田会议与人民军队建军纲领的确立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绩考
国共两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及其对局势的影响
毛泽东利用资本主义思想的演变
张学良、蒋介石与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主义
——基于张学良回忆的讨论
不抵抗主义使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阴谋轻易得逞，造成东北沦陷、日本疯狂向关内侵略的非常严重的后果，因此受到普遍的批判和谴责。不抵抗主义谁之过？成为颇受关注和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20世纪90年代，张学良“开口说话”，述及其生平重大经历，其中对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问题多有阐述。张学良的回忆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意思。一是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命令是他下的；二是他之所以下达不抵抗的命令，是没有想到日本会大规模地进攻，是对日本侵略形势的判断错误，“我情报不够，我判断错误！”；三是不抵抗命令与国民党中央，具体讲与蒋介石无关，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没有下达过这样的命令。张学良的回忆，引发研究不抵抗主义的热潮，中国知网1990年至2015年间，以“不抵抗主义”为主题词的文章达467篇之多。关于不抵抗主义的责任的讨论，有人认为不抵抗命令出自张学良，张学良应对此负责；有人认为“不抵抗主义”源自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力避冲突”的共识，二人均应负责；有人认为张学良应对狭义的九一八事变的处理负直接责任，蒋介石应对广义的九一八事变的处理负主要责任；有人认为不抵抗是蒋介石和张学良在权衡利弊得失后做出的主动选择；有人认为张学良和蒋介石在不抵抗问题上的基本态度是大体相同的；等等，众说纷纭，认识分歧。通览各种研究成果，张学良的回忆是重要的论据。有鉴于此，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主要围绕张学良的回忆做些讨论，就不抵抗主义的形成提出自己的一孔之见。
一
张学良所谓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的命令，是他下达的，蒋介石未曾有过此类指令的回忆，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1990年，张学良在接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时，针对不抵抗主义的责任问题说：“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确实，当时中央给过我一个指示，但内容不是不抵抗。当时的中央政府行政院长是孙科，他下达的指示是‘相应处理’。‘相应处理’意思就是根据状况做适当处理，换一句话说就是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国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我反复说过，当时没想到日本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如果当时知道日本的真正意图，事态很可能是另一种结局。”同年，在与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的谈话中，张学良说：关于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我要郑重地声明……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他解释说：“当时，因为奉天与日本的关系很紧张，发生了中村事件等好几个事情。那么我就有了关于日本方面的情报，说日本要来挑衅，想借着挑衅来扩大双方的矛盾。明白吗？我已经有了这样的情报。所以，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并解释说：“日本人在东北同我们捣蛋不是第一次了，他捣了许多年了，捣了许多次了，每次都是这样处理的嘛。”唐德刚询问蒋介石是否给他下达过不抵抗指示，社会传言张学良把蒋介石给他的不抵抗命令的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时，张学良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并且说：“那个时候，蒋公根本就不负责任，他不负这责任，我也根本没有向他请示的必要。我要请示也是向南京政府请示，没有必要打电报给他，你说是不是？”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与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等人的谈话中，再次说明：“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张学良的上述回忆，反复说明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命令，是他下达的，与蒋介石无关。语意明确，斩钉截铁，毫不含糊。
揆诸事实，张学良的这个回忆是成立的。一是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和参与处理九一八事变的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辽宁省主席臧式毅都明确说明不抵抗之令出自张学良。九一八事变后，当时的媒体在采访荣臻的报道中说：九一八事变发生之时，荣臻“当即叫北平长途电话，向张副总司令报告，并请示应付方法”。其时北大营驻军长官由电话中向荣请示，荣命令“全取不抵抗主义，缴械则任其缴械，入占营内即听其侵入，并告以虽口头命令亦须绝对服从”。在获悉日军进攻迫击炮厂和火药及兵工两厂后，荣臻再次用长途电话向张学良报告，“副总司令谕仍取不抵抗主义”。臧式毅1951年7月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写的交代材料中，在谈及九一八事变的应变时，写道：“会同总司令部留守参谋长荣臻急电北京，向张学良总司令报告并请示应付方策。奉命是采取不抵抗主义。”
事变后，张学良公开宣示他下令不抵抗。9月19日（即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张学良在接受天津《大公报》记者采访中说：“实告君，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即日军犯我北大营时，亦毫无抵抗。”当日下午，他在向外报记者讲述九一八事变时说：对于“中日冲突事件，惟东北军既无抵抗之力量，亦无开战之理由，已经电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9月20日晚，张学良在与外报记者谈九一八事变时，再次说：“余窥透日军拟在满洲有某种行动后，即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抗拒，须将军械子弹存入库房。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立时又下令收缴军械，不得作报复行动，故当日军开枪与机关枪并用炮轰击北大营与其他各处时，中国军队并无有组织之报复行为。”
张学良、荣臻、臧式毅俱为九一八事变的当事人，他们在当时的叙述，应该有非常大的可信度。
二是有关蒋介石下达不抵抗指示的记述存在漏洞。以往关于不抵抗指令来自蒋介石的主要依据是曾经担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的回忆。郭维城回忆说：“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而蒋介石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这些电文一直到现在还保存着，蒋介石是无法抵赖的。”但是，现有研究表明，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不在南京。蒋介石1931年9月18日晚9时半（即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乘永绥舰前往南昌督师“剿共”，9月19日晚抵达南昌。这可从9月19日晚蒋介石致张学良的电报和日记得到证实。蒋介石在致张学良的这封电报中说：“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蒋中正叩。皓戌。”“皓”，19日，“戌”，约19时至21时之间。当晚，他在日记中写道：“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刻接报，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并有占领牛庄消息。”如此，证明郭维城的回忆有误。既然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不在南京，并且不知道九一八事变发生，因此也就不可能发出不抵抗事件之指示。
上述材料证实，张学良关于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命令出自他手、蒋介石未有此令的回忆，是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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