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谦慎书法论文选（增订版）

★  全新增订，精选22篇深度之作，内容涵盖广泛，多点呈现书法历史

本书汇集并精选了白谦慎教授发表于不同时期的22篇文章，内容丰富多元。从挖掘傅山作品中“疾病”的政治寓意，到探讨吴大澂和艺术家幕僚的互动，从考察私人信札在书法史上的意义，到关注书法在西方的传播状况，全书涉及书法美学、书法史、书家研究、研究方法、海外书法研究，多点呈现出博大精深的书法世界。

增订版重新梳理内容结构，修订校正，新增收入8篇文章，占全书三分之一篇幅。

★  书家 学者，中外双重视野，探寻个体书法活动背后的社会史意义

白谦慎教授曾在美国大学任教多年，拥有跨越中西的人生经历。他吸纳海外书法研究资料，凭借中外双重学术视野，自成一家之言。同时他兼具书家和学者的双重身份，在书中常常直击问题，娓娓道来对书法、学术研究的见解与心得；不仅分析个体书法活动，而且关注外部文化环境对艺术家的审美倾向、创作过程的影响，将个体与整个时代勾连起来，探寻其背后的社会史意义。

★  全彩精装 近250幅彩插 内文80克涂布纸印刷 封面古朴云萱纸 烫白漆工艺

由“中国最美的书”获奖设计师周伟伟倾心打磨设计。裱封选用淡灰色云萱“拂烟”特种纸，独特肌理，触感古朴；烫印白漆工艺，搭配薄荷色奉书纸宽幅折叠腰封，雅致清新，极具古典韵味；内文四色全彩印刷，收录近250幅文物和艺术作品彩色配图，采用带涂层的80克雅质纸印刷，更细腻地呈现书法艺术之美。

书法是抽象的艺术吗？

书信的收藏与传播，在中国艺术史上具有怎样的独特意义？

生活在以硬笔字和美术字为主体的文字环境中，频繁地受到这些视觉刺激，我们的视觉系统中是否会留下记忆的痕迹？这种痕迹是否会影响我们的审美趣味？

本书精选了书法史学者白谦慎教授发表于不同时期的论文22篇。其中收录了他40多年前发表且不时被援引的处女作《也论中国书法艺术的性质》，以及考察仔细、探讨深入的《1886年吴大澂在吉林的文化艺术活动》等。增订版重新梳理内容体例，修订讹误，删去5篇文章，新增收入8篇文章，占全书近三分之一篇幅。

从中国现存蕞古老的书信简牍到王羲之的《行穰帖》，从对联到篆刻，从八大山人、傅山到吴大澂，本书既涉及明末清初、晚清、20世纪书法研究，还探讨了书法研究方法与海外书法研究情况；既关注个体书法作品与书家活动，更透过现象表层，将个体放置在整个时代语境中，寻找其背后的社会机制与社会史意义。

全书内容丰富，四色全彩印刷，包含近250幅文物和艺术作品彩插，以及许多珍贵的史实资料和稿本等。论述简洁，有启发性，较为全面地展示了白谦慎的学术研究特点和理论视野，呈现出书法跨越时空的文化力量和独特魅力。

白谦慎，1982年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1990年获罗格斯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1996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美国西密歇根大学艺术系和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现任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主要中英文著作有《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天倪：王方宇、沈慧藏八大山人书画》（与张子宁等合作）、《傅山的交往和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关于书法经典问题的思考》、《白谦慎书法论文选》、《晚清官员收藏活动研究：以吴大澂及其友人为中心》、《吴大澂和他的拓工》等。

【通论】

也论中国书法艺术的性质

中国书信：私语的公众化

【明末清初书法研究】

17世纪中国艺术中的疾病、残疾与畸形

清初金石学的复兴对八大山人晚年书风的影响

八大山人花押“十有三月”考释

对联杂议

顺治年间景德镇瓷器上的题跋、书法与印章

陶瓷与书籍：观鹭园藏康熙青花“昌江聚咏”观音尊研究

【晚清书法研究】

晚清官员日常生活中的书法

吴大澂的篆书

吴大澂和他的艺术家幕僚

1886年吴大澂在吉林的文化艺术活动

【20世纪书法研究】

20世纪的考古发现与书法创作

20世纪文字山水画刍议

沈尹默与张充和

丁衍庸先生篆刻刍议

险峭而婉秀：欧体楷书与江兆申先生书法参照系的关系刍议

【研究方法】

关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陆书法研究的一些思考

书法研究方法刍议

关于当代书法史写作的札记

信札和艺术史研究

【中国书法在西方】

美国的中国书法收藏和研究

★  你（班宗华）的学生都是研究绘画的，我给你推荐一个研究书法的。——张充和

★  曾经听到一种说法，做考证文章的人没有思想，没有理论。我想，持有这种看法的人不妨读一读白谦慎的文章，了解一下理论的命题是如何产生的，反省一下自己曾经“理论”的那些“问题”是真问题还是假问题，是概念游戏还是学术研究。——刘涛（中央美术学院书法教授）

★  白先生治学之严谨笃实，术业之专攻，在同辈学人中，堪称翘楚。——朱万章（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

★  艺术史研究做得好，与历史学也能形成对话。——薛龙春（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

★  白谦慎的研究在某些方面化用了西方新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如在其关于傅山研究的很多成果中，读者常常被巧妙地引向某个未被正视的方面，却能借此更易进入古人的思想和生活世界。——吴鹏（第四届中国书法“兰亭奖”得主）

★  白先生曾在美国高校里教书法课，外国人写汉字完全不懂间架结构，但白先生却能在那些古怪的撇捺中发现书写者的性情。他回国旅行，偶遇一块破烂标识——“公厕”，便走近揣摩那油漆下注的速度和飞白的关系。在乡下见到“娟娟发屋”，他也从那“简单又土气”的逆锋运笔中观察出作者想写好的努力。他不用头脑中的规矩锁住自己，又不端专家架子，不拿章法压制异见，真是了不起的“无分别心”。——杨素秋（《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作者）

★  关于当代文字环境及其相关的艺术史写作的思考

十余年来，我一直利用暑假回国在各地演讲和作研究的机会，收集当代的日常书写资料（部分资料已经发表在我的《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一书中）。作为研究书法史的学者，收集这些资料和以下的几个关怀有关：为什么古代没有受过书法训练的“素人之书”在碑学兴起后可以进入中国书法的经典体系，而今天的“素人之书”却不能？这个问题我在《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中有详细的讨论，此处不赘述。此外还有两个问题在《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中没有展开。第一个问题是：文字书写环境和书法究竟有何种关系？第二个问题是：书法史的写作是否还要沿袭以往惯例设定的范围？

先谈第一个问题。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字环境。比如说，汉代的瓦当上有文字，砖上有文字，铜器（镜背、灯座上）有铭文，这些都是汉代文字环境的构成部分。这些文字今天都被当作书法处理了，所以，有人说汉代到处是书法。这种看法是今天的人们对古代书法的认识，历史上的汉代人是不是把这些文字都当作书法值得再思考。此外，汉砖上的文字，瓦当上的文字，是不是当时的美术字？汉碑额，鸟虫篆，六朝杂体书中的一些部分，唐代墓志盖上的文字，是不是就是古代的美术字？如果是的话，就会引发一系列问题。今天，美术字是不包括在书法艺术中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以后的人们就一定不会把它们作为书法来看待。如果后代把今天的美术字也视为书法的话，那么，20世纪以来的中国不也到处是书法吗？商店的招牌，街上的广告，日常生活中包装纸上的文字，报纸上的标题，不也都是书法吗？这就是我在《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中指出的那样，当我们把古代的书迹都当作书法的时候，我们给自己制造了许多“麻烦”。

由于书法是建筑在汉字基础上的艺术，当代的书写环境对我们视觉系统的刺激，是否会直接地对狭义的书法产生影响？对这个问题的关心缘于我在耶鲁大学读研究生时受到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视觉文化（visual culture）研究方法的启发。提出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20世纪以来，中国人所处的文字环境有了极大的变化。从小的范围说，我们个人的日常书写早已经以硬笔字为主。从大的环境看，那些装饰性很强、被我们称为美术字的文字在文字环境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成分。虽然早有人说过，由于毛笔书写的实用性的消失，书法变得更独立了。但是，这并没有回答我在上面提出的问题：当代的书写环境对我们视觉系统的刺激，是否会直接地对狭义的书法产生影响？也就是说，生活在以硬笔字和美术字为主体的文字环境中，频繁地受到这些视觉刺激，我们的视觉系统中是否会留下记忆的痕迹？这种痕迹是否会影响我们对狭义书法的认知？是否会影响我们的审美趣味？我们的书法学习和创作活动会不会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可以不受大的文字环境的影响？如果影响可能产生的话，今天那种变形夸张的字，和我们日常经常见到的美术字有没有关系？在探讨大的视觉环境的变化和我们视觉参照系统形成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初步印象和观察，提出一些理论性的思考。但是，这样的思考很可能相当粗疏，难以提供令人信服的细节。实验心理学的介入或许可以把研究引向深入。

现在谈第二个问题。我收集当代日常书迹，作艺术史的关怀，必然要遇到艺术史写作范围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书法史的写作在过去基本上是历代名家的书法史。这种书法史的写作方法，和帖学传统以及现代主义的美学观念没有重大的冲突，因为，帖学本来就是名家的谱系，现代主义的美学也崇尚艺术家的个人才情。但是，自从碑学出现以来，不但古代非名家的书迹被纳入了学习的范围，当代更有人提出所谓具有“平民思想”的“民间书法”的理论。但是，这一理论还是把古代的一些非名家的书写当作猎奇、寻找生疏感的资源，在猎奇的过程中，这一理论强调的是当代艺术家的天才，艺术家依然是点石成金的魔术师，是文化英雄。

但在后现代的观念中，艺术家已经不是伟大的天才。即使一些艺术家或策展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让他们放弃艺术家是文化英雄的观念几乎不可能。货币经济在本质上要求对商品品牌的认同，在艺术领域，名气的大小和艺术家的实际利益紧紧地绑在一起。种种现实和理念之间的不协调，显示了某些理论修辞的尴尬甚或虚伪。

那么，书法史的写作究竟是对历史现象作力求接近准确的描述，还是为某种艺术理念服务的修辞？当我们选择某个人的作品、某种书法现象、某类文字来讨论，让它们进入我们撰写的书法史的时候，我们是根据以往形成的惯例来从事这些工作，还是首先对我们已有的惯例进行批判性的反思？我们是否还要把书法史作为风格的衍变史，对那些被认为有创新能力的书家予以特别的关注？这是历史的真实吗？虽然我们并没有做过比较准确的计量分析，但我们的基本估测告诉我们，今天不创新的人比创新的人多。那么，这些人的书法实践是否也应该进入书法史？可以提出但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很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撰写当代书法史时，将当代的文字环境纳入我们的视野，将促使我们开拓新的书法史研究方法和写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