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黛丽·赫本：甜蜜的日常，美好的记忆

她是《罗马假日》的公主，也曾饱尝战争之苦，也喜欢看《安妮日记》。
她的影响力遍布全球，在中国也广受喜爱，影响深远。
资深译者、赫本研究者庄靖倾情翻译，帮读者更好地理解关于赫本的方方面面。
双封裸脊锁线，全彩印刷，打造值得珍藏的赫本传记。

《奥黛丽·赫本：甜蜜的日常，美好的记忆》展现了美国电影学会“百年来伟大演员”奥黛丽·赫本真实而又传奇的一生，也是赫本小儿子卢卡•多蒂对母亲赫本的爱与怀念。
在多蒂的笔下，藏着这位传奇巨星从未展现给公众的一面。透过赫本的日常生活，我们能够看到她是如何从二战受害者成长为好莱坞明星，又是如何在演艺事业的巅峰摇身一变，在罗马为人妻、为人母。这里面究竟藏着赫本怎样的心路历程？到底哪一个才是真实的赫本？她又对自己的人生有着哪些遗憾？关于这些，本书试着为我们做了回答。
除此之外，全书还收录了赫本250张私人家庭相片和50道赫本私房美食，带你走进一个真实、细腻的赫本。

序  言 3
1荷兰：战争和失去家园 7
荷式蔬菜土豆泥：打起精神，怀抱希望 9
茶外婆的咖哩：男爵母亲，她的母亲 15
巧克力蛋糕：象征自由的甜点 21
2好莱坞：发现新天地 25
在家吃早餐：老派作风 26
红鸡：比弗利山庄奇幻乐园 30
伏特加番茄酱意大利面：出门在外的家 34
神圣的马苏里拉奶酪……以及剩下该怎么处理 38
西班牙西番茄冷汤和蛋饼：第一次跟妈妈去片场 43
3罗马：贤妻良母 48
土耳其式烤海鲈：与父亲坠入情网 49
罗马式面疙瘩：奥黛丽·多蒂太太 53
威尼斯小牛肝：期待我出生 58
炖小牛膝配藏红花圣玛丽亚面：萨丁尼亚守护人 62
保拉奶奶的金枪鱼小牛肉：婆媳之间 67
烟花女意大利面：意大利风情 71
番茄酿饭：一别两宽 74
哈利酒吧：回到威尼斯 78
4瑞士：她的避风港 84
中国火锅（瑞士版）：冬日暖意 85
和平之邸：鲜花、水果和生命的承诺 91
三文鱼烤土豆：除夕夜飨宴 107
格施塔德青酱意大利扁面：在阿尔卑斯山百折不挠 110
汤匙牛肉：大费周章的生日惊喜 114
双色宽扁面：美食不用翻译 118
烤小牛肉配蘑菇酱：奥黛丽·赫本赶大集 122
5返璞归真：快乐的真谛 125
番茄酱意大利面：家，就在这道食谱里 126
奶酪通心粉：窈窕淑女奥黛丽 130
酥炸肉排：回家的诱惑 134
香草冰激凌：让她“大快朵颐”之物 139
番茄酱斜管面：我们的垃圾食品 143
蒜香辣椒意大利面：意大利的安慰 147
爱犬的食物：妈妈和她的爱宠们 149
6真正重要的意义：她的传承 153
巧克力慕斯：白宫晚宴 153
世界上最珍贵的食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口服脱水补充液 157
奥黛丽·赫本生平年表 160
参考文献 169
图片来源 174

我一直不知道奥黛丽·赫本是谁。小时候经常有记者纠缠不休，总问我关于她的事情，我有时会恼怒地回答：“你们搞错了，我妈妈是多蒂太太。”他们哄堂大笑。在六岁小孩的眼中，不管他母亲是芭蕾名伶、科学家、女演员，抑或就只是单纯的母亲，都没什么不同。他只要知道父母能发挥所长，各尽本分，那就够了。何况我的精神科医生父亲有趣得多。爸爸在家时总是众人注意力的中心，尤其是妈妈放下她的电影生涯，专心相夫教子之后。
当然，我们依旧会到洛杉矶旅行，但对我来说，迪士尼乐园的灯光比好莱坞的灿烂得多。在瑞士度过的一个重要新年，我学会了跟着玛丽·波平斯（《欢乐满人间》女主角，朱莉·安德鲁斯饰）吹口哨。1976年，妈妈出演《罗宾汉与玛丽安》一片，这是我出生后她首度复出，我在拍片现场玩得很开心，但完全是因为“詹姆斯·邦德”（即007男主角，初代由肖恩·康纳利饰）就在她身旁。
妈妈依旧是我的平凡母亲，当然，她很可爱，但我一点都不觉得她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这是年龄的问题，也和时代有关。那时大家并不常谈起她──妈妈已经息影多年，而大家对她的个人崇拜尚未开始。我的朋友头一次到我们家来玩，总是很好奇，因为他们的脑袋里塞满了他们的父母对赫本的印象──透过她拍的电影和他们所读的杂志。然而只要朋友们认识她之后，所有的尴尬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我成长期间，一切大概是这个情况。她演《罗马假日》（1953）获得的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奖座，就放在我们在瑞士小村庄特洛什纳的家“和平之邸”游戏房的书架上，和其他纪念品一起塞在书堆里。这些纪念品包括好几只色彩缤纷的瑞典小马，迄今我还十分珍惜地保存着。母亲选了表彰她人道贡献的奖座放在客厅，因为最终她发现它们对她的意义更重大。她这辈子一直未能如愿好好读书上学，所以我记得当布朗大学在1992年颁发荣誉学位给她时，她非常自豪地对我说：“你敢相信吗，他们颁发学位给我，给像我这样没有好好受教育的人？”
她这种对自己身为“明星”的态度，也来自于她对电影的态度，以及对银幕上自己的看法。她自幼梦想成为古典芭蕾舞星，为了接受这方面的训练，遵循了这种艺术所要求的严格纪律。她参加知名的玛丽·兰伯特芭蕾舞校招生试镜并被录取之后，由荷兰赴伦敦。但她很快就发现自己不可能成功，对她来说，这一刻十分痛苦。第二次世界大战耽误了她的舞蹈训练，这一缺失永难弥补。其他舞者在技术上至少领先她五年。“她们有比较好的食物和住所，”她曾难过地说。妈妈认命地接受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为古典芭蕾明星的事实，但在身为演员的生涯中，她以同样艰苦卓绝的精神，遵循她认为在任何领域成功唯一的途径：早点起床准备当天的工作。
她这辈子一直维持这样的习惯，即使息影之后，先当全职妈妈，接着又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依然一以贯之。
妈妈从不认为自己是伟大的明星。她对我说过的唯一和工作有关的八卦是，有些演员同事可以彻夜狂欢，次日早晨只要化点妆，再来一杯提神饮料，就能表演得无懈可击。她说她有时甚至得把他们拖下床，就像对我爸爸那样，爸爸曾承认：“要不是你妈妈逼我淋浴，灌我喝咖啡，我可能永远当不上教授。”
我不会明指她说的那些狂欢的明星是谁，但她调皮的描述包含了诚挚的赞赏：“我永远不敢像他们那样做。”这并非惺惺作态，我记得她接到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来信那天的激动。多年前，我们在罗马的电影院观赏《E.T.外星人》，妈妈感动极了，她捏着我的手对我轻声说：“卢卡，这人是个天才。”如今那位天才请她在戏中轧一个角色。我问她要演哪个角色，她答道：“那不是重点！重点是他真的想要我参演吗？”
她飞到蒙大拿州，在《直到永远》（1989）一片中饰演天使哈普──这是她最后一次演电影。或许我该让她多跟我谈谈那次经历。那时我十九岁，也是斯皮尔伯格迷，但妈妈和我谈的多半是我的考试、我头一次和心仪的女生坐过山车，以及其他日常琐事。我们经常谈到她的过去，但主要并不是关于她的电影。在谈话中，她经常回忆她儿时，关于她所经历的战争和我们家的历史故事。她去世前最后几年──通常是早餐时分──会吐露真情，这对她并不容易。我该多和她聊聊，但青少年很难想象母亲会在短短四年间就离你而去，也不了解这世上会有这么多她永远不能告诉你的事。
所以我对当时那位前“多蒂太太”的印象，在她走了之后没有多大改变。当母亲的癌症病情显然已无法控制之时，我们家人聚在瑞士，在她挚爱的和平之邸过圣诞节。妈妈和她的伴侣罗伯特·沃德斯以及我哥哥肖恩·费勒从洛杉矶回家，我从米兰过去，而不久后成为我第一任妻子的阿斯特丽德则自巴黎赶来。母亲的挚友多丽丝就住在附近。一连几周，我们的生活都围绕着母亲打转，希望以药物缓减她的疼痛。然后有一天下午，我去看了电影，因为肖恩劝我：“你该放松几小时。要是发生什么事，我们会打电话联系你的。”
我在洛桑黑暗的戏院里接到了那通电话。妈妈走了。我一直很不理性地相信，他们让我去看电影是为了保护我，让我在她最艰难的那一刻走远一点，就像大人有事要谈时，打发孩子去花园里玩一样。
接下来一切都变了。她不在人世了。摄影记者包围了和平之邸，等他们终于消失之后，我的母亲才终于和众人眼里的奥黛丽·赫本合而为一。等我回到当时的工作地点米兰时，她的脸孔在每一个报摊朝外看着我。我只能在摆脱“赫本之子”这沉重的身份时，才能悼念我心里那个平凡的母亲。
我逐渐明白，我得和那除了我之外人人皆知的偶像妥协，因为尽管在成长的岁月中，我知道母亲很有名气，但其实并不清楚她的受欢迎程度。同样地，常有人问我有没有时间了解奥黛丽，他们以为我是以和他们一样远的距离认识她，仿佛我母亲一直远远地定格在一连串黑白影片的剧照里。
其实，我最早的记忆渲染着1970年代柯达或宝丽来照片的色彩，就像老旧的家庭相册。当时母亲的照片几乎已经完全从杂志封面消失了。1967年，《丽人行》和《盲女惊魂记》上映后，她宣告息影。自拍《罗马假日》以来已近十五年，若从她开始芭蕾舞者的训练来算，更已将近三十年，此时她将近四十岁，在这之前从未休息过。记者对她这么早就息影大为惊讶，而她对他们解释说：“有些人认为我放弃事业是为家庭所做的重大牺牲，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是我最想做的事。”接着她又描述自己作“家庭主妇”的新生活：“如果有人认为这生活枯燥乏味，那很可悲。但你不能光是买下公寓，摆设家具，然后置之不理。重要的是你挑选的花朵，你播放的音乐，你等待的笑容。我希望它欢欣愉快，是这混沌世界的避风港。我不希望我的丈夫和孩子回到家来，看到的是一个烦躁的女人。我们的时代已经够让人心烦了，不是吗？”
她的话就说到这里，其他的我要用我自己的话来讲。这只是我对这个故事的版本，是我与母亲在一起体验的回忆，以及这些年来我对她的所有了解。她拒绝了传奇文学经纪人欧文·保罗·“快手”·拉扎尔的提案，并决定永远不写回忆录。妈妈告诉我不会读到她的亲笔传记那天，我问她为什么。她含蓄地答道：“卢基诺，这样我就得把全部事实讲出来，不能只说美好的事，可是我不想说别人的坏话。”
这本我构思为“厨房餐桌上的传记”的书，起源于一个破旧的笔记本。我的朋友艾莉希亚在我家厨房瞥见一本尘封的活页夹。她把它从架上取下来时，一些页面散落出来，有些写得密密麻麻，附了剪贴和笔记。其中许多记述的是令人印象深刻、雄心勃勃的美食，步骤复杂，却从没有在我们的餐桌上出现过。因为在厨房，就像在人生中一样，我母亲逐渐解放自己，摆脱一切不必要的累赘，只留下对她真正重要的东西。而那些就是你会在接下来的篇章里看到的食谱──以及它们所蕴含的故事。
本书描绘的不是水晶蛋之类的菜色──传记作家告诉我们──她在少女时代可以精心做出这道经典法式开胃菜，这里更忠实地刻画她家常的一面：她旅行时带在行李箱里的意大利面，和好友共度下午时光时大吃的冰激凌，以及她从自己深爱的花园中变出的各种可食之物。而在本书中，也记录了她于星海熠熠发光前的人生轨迹，以及我所知的塑造她之成为她的人格和个性的事件。
她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失去了一个小女孩所重视的一切。她失去了家，父亲失踪，亲戚遭枪杀或被驱逐出境，而且她时时冒着风险，因为她在鞋子里藏着的要传递给反抗军的信息，很可能会让某人消失。除了青草和白煮郁金香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吃，她苟延残喘，瘦得只剩皮包骨，要不是盟军带来的几条巧克力棒，差点撑不过去。
本书有一张她在荷兰解放后几个月拍摄的照片捕捉到了那个时刻，照片只有一行简单说明：“战后第一次填饱肚子”。接着她就生了病，因为她的肠胃已经不习惯食物了。
我母亲撑过了那些时日，她认为自己能生存下来是上天的恩赐，不能浪费。她勤奋工作，要夺回她所失去的：家庭、家人，以及厨房的温暖所包含的安全感。她的一生中，努力工作的本能不断地鞭策她，在她作为明星的那段令人眼花缭乱的岁月之外，她开启通往新快乐的门：她的家。如果说她有什么秘密，那就在家里。一切相互呼应。

她把女皇的高尚和活泼淘气完美地糅合在一起，像一颗精美切割的钻石一样闪闪发光。

——《时代周刊》

用镜头讲述了奥黛丽·赫本的迷人生活。

——《时尚芭莎》

荷式蔬菜土豆泥：
打起精神，怀抱希望

你是好莱坞明星?那你一定是美国人。这样的想法似乎理 所当然，不容例外。因此我母亲总是被当成美国人，其实她是 百分之百的欧洲人。
妈妈出生于布鲁塞尔，她母亲是荷兰人，父亲是英国人，所以她在荷兰和英国长大。我一直认为她属于荷兰的部分更多一些，尽管她的母语依旧神秘难懂，是完全属于她自己的语言。 我们在家总是用法意夹杂的方言，但她只用自己儿时的语言和罗伯特·沃德斯交谈。自她与我父亲离婚直到辞世，罗伯特一直是她的灵魂伴侣，他和她一样，在遍地烽火的荷兰成长。我父亲总爱在母亲说荷兰语时开她的玩笑，说要模仿她，非得在 嘴里含一个热土豆才行。不过罗伯特向我们保证，她的荷兰语“宛如天籁”,那是她从挚爱的外公那里学来的古老语言，如今已经失传。
在1944年至1945年荷兰的“饥饿之冬”时，纳粹占领军为了报复荷兰民众对盟军的支持，让400余万荷兰人民挨饿。只有运气最好的日子，餐桌上才能看到他们称之为汤的脏水， 还有一些用芜菁和豌豆粉做成的奇怪的绿面包。
母亲回忆说：“我们吃荨麻，吃郁金香，此外大家还吃白煮青草——但我真的受不了那味道。”她不喜欢苦苣，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除了这些东西之外什么都没有。她常说： “感  谢上帝至少还有这些东西可吃。”不过接着她又会学《乱世佳人》里的郝思嘉说：“我向自己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吃它们，永不。”
当时还有许多其他要担心的事，那些事并不会随着荷兰解放而消失。战争这辈子一直压在母亲的心头，她对它的恐惧虽然不常浮现，一旦浮现往往是在最意想不到之际。我9到10岁时，曾用自己的储蓄买了个小闹钟，得意扬扬地拿给母亲看，不知道为什么她勃然大怒。原来制作那个钟的德国公司战时曾强迫工人劳役。母亲对我买钟的反应并不理性，不过后来我明白了背后的原因。
母亲曾谈到她们家藏匿一名英国士兵的事，还说到万一事迹败露的后果，描述自己既恐惧又兴奋的情绪。她是个勇敢的小女孩，而且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协助反抗军，在家里偷偷举行的活动和芭蕾中演出，以便募款支持反抗军。但后来没有食物可吃，她饿得没有力气跳舞，她母亲要她多喝水，至少可以让肚子感觉饱胀。当她没有力气，站不起来时，就拿本书，整天躺在床上，希望能借此驱散脑海中萦绕不去的饥饿念头。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个月，荷兰共有2.2万人饿死。我母亲侥幸于生死关头逃过一劫。当时16岁的她近168厘米高，体重只有40公斤。她患了气喘、黄疸和其他因营养不良引发的疾病，包括急性贫血和严重水肿，母亲描述过水肿的情况：“它从你的脚开始，等到达心脏时，你就会死。幸运的是，到足踝上方时，我们获得了解放。”
战争结束后两年，她收到一份文稿，标题为“Het  Achterhuis”  (秘密日记)。
那是一个和我母亲同样出生于1929年的小女孩的日记，她在阿姆斯特丹一间公寓的书架背后藏匿了两年，名叫安妮·弗兰克。这本日记于我母亲心有戚戚，因为如她所说：“那孩子完全写出了我的经历和感受。”在日记里，母亲还找到了她姨夫奥托等首批公民在1942年8月15日遭德军枪决的段落。
“我们之间的差别只在于她在屋里，而我可以去屋外。”
母亲说。这是天壤之别，而她明白这点。“我要去车站时，会看到载满犹太家庭的牛车， 一家老小。那时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去送死，大家说他们要‘下乡’。那时我还是小孩，所以不懂。那些影像在我这一辈子的梦魇中反复出现。”
日记中有几段，她可以倒背如流，但她多次拒绝请她饰演安妮一角的邀约，因为她觉得自己不忍心回顾那段极其痛苦的过去，一直到她的朋友作曲家兼指挥迈克尔·蒂尔森·托马斯 劝说才改变，他说服她为他写的乐曲朗诵几段文字。1990年3月，他们在美国巡回公演《来自安妮日记》,接着1991年5月于伦敦演出。演奏会的全部所得都捐给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所援助的儿童。
托马斯回忆，1992年春，他们在我们家位于瑞士格施塔德的小木屋的最后一次会面。母亲准备了意大利面，托马斯努力想说服她多参加几场演奏会，最后一场定于1995年5月， 让她回到荷兰演出。她的人生就像转了一个圈，回到了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