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学概论

★★由近代史专家、方志学名家领衔编纂的一部逻辑严密、行文晓畅的方志学通俗读本。
★★完整呈现方志学的发展历史，并给修志工作者的修志事业给出具体而可参考的方法与路径。
★★一部影响广泛的方志学理论教材

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掀起了普修地方志的热潮，方志学研究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各种方志学论著纷纷问世，大大地丰富了方志学的学科内涵。本书为首轮修志时期第一部方志学领域中的通用教材。全书从方志与方学史的概念、历代方志介绍与评价、新中国成立后的方志整理与编纂情况、方志编纂的原则与体例、方法与步骤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是一部体例严明、逻辑清晰、可读性强的方志理论参考书。在梁启超提出“方志学”这一学科名词100周年之际，我们选取了一些方志学理论发展史上学术价值高、影响广泛的方志学名家名著，并整理、修订呈现给广大读者，本书即为其中一本。

来新夏（1923—2014），字弢盦，著名中国近现代史专家、方志学家、图书文献学家。浙江萧山人。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历史学系，建国后调入南开大学工作。曾任南开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图书馆学系主任、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等职。著有《北洋军阀史》（上下）、《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增订本）》、《古典目录学浅说》、《方志学概论》等，以“纵横三学，自成一家”享誉学界。

前言
第一章 方志与方志学
第一节 方志概说
一、方志及其起源
二、方志的名目
三、方志的种类
四、方志的性质
五、方志的特征和作用
六、历代方志的现存状况
第二节 方志学概说
一、方志学研究对象、内容及其意义
二、方志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第二章 历代的方志编纂与研究
第一节 历代的方志编纂
一、汉魏隋唐时期的方志
一、两宋时期的方志
三、元明时期的方志
四、清代的方志
五、民国时期的方志
六、旧方志的局限性
第二节 历代的方志学研究
一、清代以前对方志理论的研究
二、清代方志学的建立
三、民国时期的方志学研究
第三章 建国以来的方志整理、研究与编纂
第一节 对于旧志的整理与利用
第二节 方志学研究
第三节 新方志的编纂
第四章 方志编纂的原则与体例
第一节 方志编纂的指导思想
第二节 方志编纂的原则
第三节 方志编纂的体例
第四节 方志编纂中的人物立传问题
第五章 方志编纂的方法与步骤
第一节 编志机构的建立
第二节 专业人员的培训
第三节 资料的搜集、鉴别与整理：
第四节 分撰志稿与总纂定稿
一、拟定志稿编写提纲
二、分工撰写、反复审核、修改定稿
第五节 方志编纂中的几个关系问题
附录
一、关于新编地方志工作条例的建议（征求
意见稿）
二、
（一）中国地方志的史料价值及其利用
（二）论新编方志的人文价值
（三）新世纪的修志思考——写在第二届修志
之前
三、方志学重要书目论文索引

地方志是我国十分重要的一种文献门类，有着悠久的历史，其编修工作可以上溯至秦汉时期。然而总结其理论，使方志学从传统历史学范畴中脱离出来，形成一门单独的学问，却是近代的事情。其中，做了奠基工作的，公推清代中期的著名史学家章学诚。章学诚站在学术史的角度来论史，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观念，扩充了史学的研究范围。而在方志研究上，他基于丰富的修志实践，结合自己的史学理论创见，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方志学理论。他强调“志属信史”“方志乃一方全史”，明确方志在史学上的地位和作用，提出立“三书”、定“四体”等一整套修志的体例和法度，又倡导在州县专立志科以推进修志事业。总之，章学诚是方志学研究上绕不过的一个重要人物。梁启超称道他：“能认识方志之真价值，说明其真意义者，莫如章实斋。”
章学诚之后，方志学在民国时期草创并蓬勃发展。自梁启超于1924年提出“方志学”这一概念后，不断有学者深入开展方志理论研究，如黎锦熙、吴宗慈、傅振伦、王葆心、李泰棻、瞿宣颖、甘鹏云、寿鹏飞等，他们或考证旧志，或从方志性质、源流、体例、编纂方法等角度研究方志理论，并对方志学的学科体系进行了初步探索。在当时的史地杂志和各省图书馆馆刊上，如《禹贡》《学风》《地学杂志》《浙江图书馆馆刊》等，多可看到这一时期丰富的方志学研究成果。另外，各省纷纷组建通志馆，编纂各地新志，20世纪30年代成为民国纂修新志最盛的时期，而当时学者们对方志学的研究成果也多有反映在这些新修的方志中。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直到改革开放前，方志学的理论研究与方志修纂处于艰难探索时期，进展缓慢。1980年2月，国务院指示各地：“编史修志，为历史研究服务”，随后各省及省会城市竞相成立史志编委会或修志机构。中国地方志协会、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也很快成立，在其指导下，“首轮修志”在全国范围内系统展开。为了配合修志工作实践，方志学的理论研究势必要深入进行。在1996年第二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大力加强方志基本理论研究和方志编纂学研究被重点提了出来。因此有不少方志学专家学者如刘光禄、来新夏、黄苇、仓修良、林衍经、洪焕椿、邸富生、林正秋、陆振岳、巴兆祥等，投入到方志学的研究中。他们从对方志源流、性质、作用等基础理论的探讨，发展到对体例、结构、篇目、文体、文风、志种、资料工作等方志编纂理论的总结，以及对志书质量标准、方志学学科体系等问题的讨论，并延伸到志书的资料性、学术性、文献性、著述性、整体性研究等多方面。由此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优秀的方志学理论著作。这些理论著作不仅对当时的普编修志工作提供了极好的学术指导，也间接地培养、造就了一批方志学者和修志人才，使得这一时期方志学呈现一派繁荣发展之势。
今年是“方志学”这一学科名称提出100周年，全国第三轮修志也已陆续启动，上海通志馆联合我社策划了这套“方志学名著丛刊”，通过遴选上述方志学重要发展期出现的优秀的、影响广泛的方志学著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修志事业提供一些基本参考书，助力新时代的方志工作者和研究者不断推陈出新，推动方志学科的不断向前发展。

上海通志馆、上海书店出版社
二〇二四年五月
重视。
这部著作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应迎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世界又一次兴起了“中国热”的产物。 以汉字为 代 表 的 华 夏文化，和世界各国，尤其东亚各国，有着密切的联系。有关“气”的思想，渗透、影响到了周边各国。这在日本文化中尤为明显。正是基于此，日本学者在对中国的基本哲理概念，比如理、性、气、公、私等研究的过程中，特别着眼于“气”，可以说在全球的汉学领域，进行了独创性的研究。这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论著，并非任情的随笔漫谈。全书收罗广博，材 料丰富，注释详明，以便复按；为研究“气”这一概念，建立了理性分析的基础，可作为进一步展开的基石。
这部著作中译本的出版，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学术研究面向世界的产物。 关于当时出版的经纬，在中译本序中已略有涉及，不再赘述。眼下全球激荡，风云变幻，倘若我们仍坚持面向世界的改革开放，不妄自尊大、固步自封的话；那么，在让世界准确地理解中国文化的深层要素，理解中国文化的表述方法的同时，我们也应了解世界如何认识华夏文化的一些基本概念，如何看待我们的思维方式。 如此双方方能不断加深交流。 本书收辑了“气”在欧美，拉丁文字圈，英、法、德语中不同场合的不同翻译，这样就为不同文明圈的文化沟通、交流，提供了理解的通道。这部著作的研究方法，显然受到了当时世界 上 兴起的范畴学理论（categories; category theory）在语言学、社会科学领域展开的影响。中国古代也有对哲学概念的研究，宋代陈淳的《性理字义》、清代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还有清代王建衡的《性理辨义》等著作，分析的角度和研究的方法，和这 部 书相比较，差异自见。所以，本书在研究 方
法论的角度，也为我们提供了借鉴。
我想，以上或是本书可以存在的理由。这部书的翻译出版是三十多年以前的事，当时得到了编著者山井涌、福永光司、户川芳郎诸位先生的赞许和热情鼓励、帮助。出版以后，日本的媒体对此做了采访报道，欧美港台和国内的许多学者也都加以关注。几十年来，历经多次重印，这次 新 版，或可为关心此问题的读者，提供一些方便。
四十多年过往，今日回首，记起稼轩词曰：“可惜流年，忧愁风雨，
树犹如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深感确如其言。
本书的作者，即使当时年轻的，都已年过古稀，大多退出了学术研究舞台，不少也已经仙逝。但他们的音容笑貌，时在笔者眼前闪动。
在新版之际，笔者根据所知的情况，对他们的现状略作补充，供读者参考，也是对他们的感怀。
在新版的出版过程中，上海书店出版社领导和年轻的编辑吕高升、胡美娟，花
费了不少精力。 记于此，略表由衷感谢，同时也留作存念。
是为新版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