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3806235
首辑《从晚清到民国》《再见大师》《民国三大校长》《我们的朋友胡适之》口碑与市场双丰收！
第二辑《从甲午到抗战》《十四年：从1931到1945》《冯玉祥传》《陈布雷回忆录》再续辉煌！
2.作者简又文曾任冯玉祥军中政治部主任，与冯半生结患难之交，以*手资料，站在客观的历史立场作此传记，再现冯玉祥沉浮一生。！
3.冯玉祥一生八次倒戈，人称“倒戈将军”。作者完整呈现冯玉祥由独自仗赖儒家治道，而至“基督教”，而至“国民党”，以至“共产党”的心路。“一生志在救国救民，不过所具有的是‘单轨头脑’”。
4.这个旷代的军事奇才，千百年不可多见的人豪，一生怀抱和实行救国救民的大志，本来是饶有竟其全功之可能的，终因言行招惹，人事复杂，环境杌陧，竟致有若是之悲惨收场，不能为国为民多造实益，赍志以殁。令我不能不相信所谓大自然充满“残缺美”。
作者简又文曾任冯玉祥军中政治部主任，与冯半生结患难之交，以*手资料，站在客观的历史立场作此传记，再现冯玉祥沉浮一生。
引言/001
章 家世及童年
（一岁至十四岁，一八八二—一八九五）
第二章 在行伍间的奋斗
（十五岁至廿一岁，一八九六—一九○二）
第三章 新军的下级军官
（廿一岁至廿七岁，一九○二—一九○八）
第四章 革命势力之生长
（廿八岁至卅三岁，一九○九—一九一四）
第五章 第十六混成旅
（卅三岁至卅六岁，一九一四—一九一七）
第六章 蝉联旅长八年长
（卅六岁至四十岁，一九一七—一九二一）
第七章 入关出关
（四十岁至四一岁，一九二一—一九二二）
第八章 陆军检阅使
（四一岁至四三岁，一九二二—一九二四）
第九章 首都革命
（四三岁，一九二四）
第十章 “首都革命”——成功欤？失败欤？
（四三岁至四四岁，一九二四—一九二五）
第十一章 西北边防督办
（四四岁至四五岁，一九二五—一九二六）
第十二章 去国与归国
（四五岁至四六岁，一九二六—一九二七）
第十三章 国民革命
（四六岁至四七岁，一九二七—一九二八）
第十四章 北伐成功
（四六岁至四七岁，一九二七—一九二八）
第十五章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四七岁至四九岁，一九二八—一九三○）
第十六章 后十八年
（四九岁至六七岁，一九三○—一九四八）
中华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秋，余在北京因秘密参与革命工作，受奉鲁军阀之压迫，名列被通缉的黑名单。于是辞去燕京大学教席，微服出亡，南归广州，积极参加国民革命运动。蒙孙科、徐谦两先生荐举，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任命为西北军“政治工作委员”。会国民革命军克复武汉，余即经沪赴汉，转车北上。翌年（一九二七）三月初，抵达西安，向西北军冯玉祥将军总司令部报到，以后担任各种政治工作。余本与冯氏有旧，至是重聚，在其麾下正式受职。因有公谊私交双重关系，故于任务进行，甚为顺利。
公务之余，余仍不脱书生本色，怀着学术研究的兴味，分向各方搜集冯氏本人生平事迹，及其所创建的西北军（别称“国民军”，详后）史料，拟撰专书纪之。一有所得，辄笔之札记中。至十八年（一九二九），离军从政。暇时，则以所有资料，作系统的编述。
越年，成初稿十四章——由冯氏出生起至北伐成功止。以后，时事变幻，波谲云诡，冯氏之出处，大成问题，不易下笔。而且其后数役，余因早已脱离关系，不在冯军，未曾亲历其境及躬预其事，见闻复未周，亦不敢率尔操觚。中间经过八年抗战，有关冯氏的资料尤不易得。于是搁置草稿垂四十年。近，整理旧作，喜见本书原稿，虽屡历沧桑浩劫与人事变迁，幸而尚未被蠹鱼白蚁蛀蚀。亟趁治太平天国史工作告一段落，发愤执笔，重写全编，冀为我国现代史保存多少史料。
冯氏于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下世，去年（一九七一）且二十三年了。其一生棺虽盖而论未定。以迄于今，中西论者对其人犹毁誉参半，本书亦未能妄下武断的、终极的结论，这恐怕要留待后代世界史家之公判。不过，在今日执笔记载其事迹，根据显著的、可信的事实，平心而论，其早年由一个不识不知的贫寒小子，艰苦奋斗，屡著勋劳，而成为功业烜赫、权势重大、手拥数十万大兵之军事领袖，其中年为国民革命努力以完成北伐之殊功伟绩，与夫晚年团结勠力以达到抗战胜利之苦心孤诣，耿耿精忠，自无可非议者。虽其间及晚年与中央时合时分，屡有不协之言论与行动，不免受人指摘（特别是因其生前仇雠太多，旧敌余党，怨恨未息，动辄诪张为幻，蓄意诋毁，厚诬其人，实是乘势下手“打死老虎”）。然而无论如何，要亦不能掩其大半生奋斗成功，叱咤风云，与屡次扭转时局，促进革命，毕生爱国为民之奇行、大志、苦心与伟勋。在中国近代史、民国建国史中，当然不失其为一个有数人物而占有相当地位的。然则又乌可不传？
书成，署签曰“冯玉祥传”，盖于国史、正史，或自传、别传、外传之外，另为私家记载之作也。抑且此亦有异于学术研究之完全根据记录、详加注释的史传。除了参考所得书籍文件之外，多系著者所亲切认识的冯氏之一生事迹，以及其人格、品性、情感与思想信仰（其中有不少是世人所不知的），而时或加以个人的印象及观感。读者可由此而对于其人、其行、其时代及与其有关之国家大事，得有多些真确的知识，故既可作为近代掌故读，而一般专治中国现代史者，也许可由此“实录”而获得多些特殊的、可用的资料，是则著者希望之所在，更引为幸事的了。（友人某教授，前在英国一家大学掌教中国历史，著作等身。年前来港，屡顾寒园，披阅本书全稿，摘录内容不少，谓将为其新著史料之用。又：下文本书资料来源之（九），指出一位美国史学教授之权威的巨著，亦曾引用我所提供的资料，可为上言之证。）所望读者如发现书中有挂漏或舛讹之处，不吝随时指正，幸甚。
本书的资料来源，有以下九类：
（一）曩在军中，除亲历亲见之事实外，时得冯氏亲口告以所历旧事，往往娓娓不倦。其后在南京、重庆，屡次会晤亦然。此为独特的、直接的源头。
（二）冯氏初在军营中相与同事之老友，如尚得胜、邓长耀、史心田、石敬亭等多人，我从征时尚在军中，一一为我讲述许多冯氏早年的逸事，是至为难得而可信之手资料。
（三）全军干部中有许多高级军官，都曾参预以前各役的，也给我许多至有价值的直接资料。
（四）冯氏自己的著述是好不过的资料。在军中，他给我一本《冯玉祥自传》未刊稿，《冯玉祥日记》自校稿，均交我保管和参考。后来又有详细的自传《我的生活》（民二十六、上海出版）。尚有其他诗歌、训令、读书札记等，亦曾一一参考。
（五）我个人从前在军中所写的《我所认识的冯玉祥及西北军》《西北军革命奋斗史》（民二十四），与后来的《西北风》（载《西北东南风》，良友公司出版），另有个人的零碎札记及片段的回忆，皆转而成为本书之直接史料。
（六）早年有关冯氏生平之中英文出版物，如①陈崇桂牧师之英文冯氏传记Marcus Ch’eng. Marshal Feng，The Man and His Work，1926，Shanghai；②George T. B. Davis，China’s Christian Army，1925，The Christian Alliance Pub.Co.，Philadelphia；③张之江：《证道一助》；④李泰棻：《国民军史稿》（民十九）；⑤蒋鸿遇：《国民军二十年奋斗史》二集（军中石印，非卖品）；⑥王瑚：《冯公郁亭墓道碑志》（拓本）等，皆载有极有价值的资料。
（七）《冯玉祥将军纪念册》，系于冯氏去世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为其印行者（非卖品，无年期），亦有多少资料可用。
（八）近年在台湾出版品有冯氏旧部所写的①刘汝明：《刘汝明回忆录》（一九六六年，传记文学社）②秦德纯：《秦德纯回忆录》（一九六七年，传记文学社），载有关于冯氏的资料不少。
（九）近，有一位美国西北大学历史教授薛立敦，专门研究冯氏的生平，出版了一本《冯玉祥的事功》（James E. Sheridan，Chinese Warlord，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1966，Stanford Univ.Press）（由其哲学博士论文增补成书），系施用科学研究方法、学术的传记体裁，搜集中西大量的史料编著而成，为完备之学术性的冯氏史传，记载翔实，立论公平，其中一部分的资料是由我特别供给及由其引用上录之（五）拙著各编者。而拙著本书之内容，亦有转用他自己所得的资料。谨此声明，并志谢忱。（书简称“薛著”）
回忆当抗日大战末期，我在陪都谒见冯氏（这是我后与他会面的一次。其时，他喜欢人以“先生”称呼他）。从新聚首话旧，感情欢洽。他即席书赠他的“丘八诗”（自称），有句云：“不作张子房，便为张自忠。”后来，我也报以“丘三诗”（“丘八”落伍，非“丘三”而何？）两首。其一云：“先生教我作留侯，可惜汉高未碰头。愿学其人之晚节，功成快共赤松游。”末句，辞婉而讽，类似“谲谏”，隐寓劝其功成身退，不需杯酒而自释兵权之意。（按：战时，总统蒋公得美总统罗斯福亲笔来函，保证援助我国抗战必胜，故人人怀有成功之希望。）他虽与我半生结患难之交，有袍泽之谊，而后来志趣歧异，门路不同（我不涉政治，埋头治学已廿余年），如今更以生死殊途、恩怨都泯，趁有机会将本书发表，了却一宗多年心事。知我一向站在客观的历史立场以报道真实事、爱讲公道话者，当能谅我。知我与冯氏多年公私关系者尤当谅我而不罪我。属草至此，四十年旧事，萦回脑际，不禁百感交集，心头隐隐有“将军一去，大树飘零”之痛焉。这是自然发生的念旧真情。若目为借此以效庾信之《哀江南》，则又岂敢岂敢？
一九七一年七月
简又文驭繁氏书于九龙猛进书屋
（十五岁至廿一岁，一八九六—一九○二）
入营当兵
自天津回保定后，毓亭公移防于安肃县（今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即迁家于县城之北关。翌年（光绪廿二年，一八九六），冯氏发愤自立，入营服务，自是正式当兵。他那时已是十五岁了，生得身长体阔，魁梧壮健，在军中有“冯大个儿”之称。三十多年的正式军队生活自此开始。（按：《自传》与《我的生活》均言十六岁，但自一八八二至是仅得十五岁。）
这时，父子俩同在军营。冯氏处于父亲和长官双重的威权之严正的训导和监督之下，无异继续其家庭的训育，得益实在不少。在积极方面，对于营中的种种规矩和生活，他固然得正当的指导；在消极方面，他有严正的父亲，事事监督管教，因而不致沾染了军营和社会的恶风败俗。例如：当时营房附近有一家新开张的烧锅店，为巴结顾客以广招徕，天天请士兵们去吃酒。有一天，他也在被请之列，众人因其父亲当哨长，都称他为“少爷”，拥其坐了首座。你一杯，我一盏，彼此劝饮，热闹非常。他一时高兴起来，也就开怀多饮了几杯，登时醉倒。朋友们扶他回营，他便呼呼大睡，直过了一日一夜才醒过来。他的父亲知道了，立刻严厉地教责一顿。从此之后，他便终身戒酒，有如童时父亲禁戒看戏一般有效。
一日，毓亭公骑马进城。马劣路滑，跌下马来，身体受伤，在家卧床九个月才痊愈。在卧病期间，冯氏在家服侍老父，但逢三、八两日，军营教练之期，则须进城报到。每入城一次，父亲给他制钱六枚买油条吃。可是这笃孝节俭的小兵，拿钱在手，总舍不得花了。每次，他把这六枚，凑上照例到操场打响剩下的药条卖得十余枚，跑上东关去买些肉，回家孝敬卧病的父亲。他父亲不知怎地晓得小儿子这番心事，每一举箸，便掉下几滴老泪来，想是嗟叹自己老命蹉跎，不能为一家老幼挣扎得较好的境遇，致令孩子们要这样为己牺牲，同时亦未尝不感领其儿子的一片纯孝心也。在冯氏呢，多年后思之，犹以此时能稍尽子道，为生平大乐事和大幸事，因父亲病愈之后不久便要和他分离了。
原来，队伍不久由安肃撤回保定，上官旋即要实行裁兵。毓亭公入伍多年，虽有功绩，亦在老弱被裁之列。冯氏却得留在军中照常当兵。他弟兄俩尚未成立，无力奉养，只得典宅质衣，筹些路费，送他老人家回原籍休养。毓亭公舍不得其少子，原意是要带他同去的，但因倾家所有只凑得路费八十千钱，不敷两人之用，没奈何只得父子分离。于是老人家孑然一身，踽踽凉凉地回安徽巢县去了。自是之后，冯氏的生活又进入另一阶段，从此不再得严父的督导，个人完全独立。前途一生的成败、祸福、进退、荣辱，自己须完全担负道德上的责任了。
在北方社会里有一种流行的秘密教——“理门”，或称“在理”。这一教门具有些少的宗教仪式，入教者须经过一种神秘的手续。其要的教规是戒绝烟酒，团结精神，实有一种道德社会的性质，确是切中我国社会上道德的需要。会员——教徒——不可胜数，为北方社会之一种很大的道化势力。冯氏自老父南旋后，即自动加入“理门”，恪守其教规。他本来已烟酒不沾，自为在理教徒后，对于其个人操行更有莫大的利便，因自己是“在理”的，对于朋友的应酬便可坚决谢绝烟酒，却不至于有碍情面而且得人体谅了。（按：有研究中国宗教史学者尝发表一理论：北方的“在理教”原是唐初入中国的基督教——即“大秦景教”，后至元时称“也里可温”——被消灭后，民间教徒继续秘密组织，改称“在理”或“理门”，奉行基督教道德伦理云。未能断定，姑志此待考。）
冯氏在营中，不特自己戒除嗜好，而且时时劝导同营的弟兄们戒嫖赌、戒烟酒，不惜苦口婆心以帮助同人共度道德上清洁生活。因此之故，有好些人讨厌他，但却又有好些人得他的勉励而成为好人，而深心佩服他的也不少哩。（按：这是当年与冯氏同营的人告诉我的。）
军营的生活，颇为枯燥。操练之余，兵士们又没有别的娱乐或教育，而当时军中纪律废弛，所以他们逛街、冶游，否则抽烟、赌博，相聚嬉戏、言不及义。冯氏则不然，自始即表露其努力上进之苦心和大志。他不肯耽于逸乐和嗜好，一有余暇便写字读书。其对于种种武功——摔角、劈刀、攀杠等——均勤苦练习。当时的军队，略具新式，对于喊操一项甚为注重，喊得好的易于升级。冯氏知有此上进途径，则昼夜习之，甚至在街上独自行走，也傻头傻脑地一边走，一边喊，致惹路人注目惊愕，莫名其妙。他自走自喊，一概不管不理。同伍的兵士，交相讥笑，送他一个绰号，叫作“外国点心”——意谓其好喊洋操，终必为外国人打死也。冯氏听人这样称呼他，则反唇相讥说：“被外国人打死，是为国而死，荣幸之极，胜过你们要做‘中国点心’多哩。”多年后，他制私章，镌有“外国点心”四字，以留纪念，至饶风趣。其在营中当兵时，刻苦努力和特立独行的行为多类此，故不识其心怀鸿鹄之志者，又以“冯傻子”呼之云。
在此两三年当兵时期，还有一件可以记述的轶事。保定军营外树木甚多，居民往往偷伐作柴火用。军官屡下令禁止，但无效。一日，冯氏持申令禁止伐木的告示，手持军棍前往劝谕，人窃议于其后，他问人仍敢偷伐树木否，众又视为具文，且怒扑之。冯氏只身与斗，大显身手，仆其两人于地，痛打一顿，余众四散。经此一击，树木遂得保存不少。他执法如山，自为兵士时已露头角，后来之所以能掌数十万雄兵而指挥若定者，此种赏罚严明、公正不阿之精神是其一大秘诀也。
义和团之役
当时，北方社会有结社发生，秘密拜会，请神练拳。人民固迷信神权，入会者甚众，蔓延数省。同时外国人压迫和侵略中国，愈趋愈甚，人民仇外的反抗心亦为之激起。练拳者相信有神助，刀枪子弹不能入其身，遂有所恃而无恐，自以为具有抵抗及扫灭洋人之利器了。此种强有力的迷信，一旦受了愚妄的排外心和爱国心之狂热所激动，更受了清廷西太后及一班庸愚的满洲亲贵与大臣，因政治背景而仇恨外人者之利用，遂结成为一种破坏的大势力，蠢然欲动，暗伏危机，一触即发，驯至闹出大乱，祸国殃民，几至不可收拾了。光绪廿六年庚子（一九○○），“义和团”之乱爆发，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在北京、保定及其他地方恣意屠杀外国官员、教士、商民。结果，致令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予我国以极大之创伤，多年尚未能恢复，诚为我国莫大的国耻和国难焉。冯氏于此时，年方十九岁（见《自传》），正在保定练军充当大旗手。是役，自始至终他都是在营效力，身历其境，所以他知道其真相甚详，而且得受极深刻的印象，至一生不忘，而且对于其一生事业发生极大的影响。
据其自述，对于义和团一役，他痛心的事就是同胞的愚蠢和迷信。他们相信用六个制钱拴在一根红绳子上，放在谁家屋顶上，谁家便要有火灾。又有所谓“红灯照”——他们的红灯照着哪一家，那里就着火。他们整天地拜师练拳，不是说“我是黄天霸”，就是说“你是孙悟空”。更相信吃符下去，念起咒来，刀枪炮弹不能过身，所以他们居然胆敢以血肉之身去挡外人的枪炮。有时令外人可怜、可笑、可怪，也可怕。他们挑起“扶清灭洋”的旗号，到处烧教堂，杀外人（“大毛子”）之不已，而且一见穿洋布的，或用洋油的，甚至一家有用一支洋烛或一根洋火的，都说是“二毛子”，非杀不可。蚩蚩的民众实是疯狂了！因此惹起弥天大祸，遂令八国联军攻破北京。结果：他们的威风武力，不堪外兵一两阵长枪大炮的射击便全行消灭。独可怜京、津、直隶一带的同胞大受外兵蹂躏。尤为惨痛的便是辛丑不平等条约的订立，我国赔款四万万五千万两，国家丧失元气，多年未复，真足令爱国的人心痛！至于圆明园之被毁，清宫珍宝之被抢，与及清帝后之出奔和亲王之赔罪等奇耻大辱尚是余事了。而推原大祸之所由作，皆从迷信和愚蠢而酿成。冯氏受了这一次的大刺激，所以后来带兵执政，到处努力破迷信，除偶像，改庙宇为学校或工厂，竭力提倡教育，尤其是民众（社会）教育。或讥其矫枉过正，违反人情者，殊不知其目击拳匪害国祸民之深，心中常抱隐痛，一有机会便欲尽一份力开发民智以为国家免除祸根也。
令冯氏痛心的第二件事，就是当时政界军界之腐败无能。从上层说起吧。清廷利用义和团杀外人以泄私愤——西太后想废光绪帝另立“大阿哥”之阴谋见阻于外人——实是一大祸根，故自始即表示纵容态度。表面上，政府有时派兵弹压乱事以敷衍一下；有时又下诏鼓励他们的勇气，殊相信他们的神秘法术足为“灭洋”的利器。及至大祸作了，政府又不负责任。端王、刚毅、荣禄、裕禄辈，均是在上头后边主动其事的。然而及至祸发之后，无法处理，于是贬黜的贬黜，被杀的被杀。当时民间起了一副童谣式的对联云：“荣禄裕禄，碌碌无用。南廷北廷，廷廷无能。”足见其时当局之胡涂昏聩了。上头的态度和手段既是如此，在中间奉承命令的官吏如何，不问可知了。所谓文武官员奉令弹压义和团者，率兵前去，无非循例走一趟，应酬一下，便尔回来消差，尤甚者则竟或借此机会去骚扰人民。及至与外国军队打仗，又害怕起来，不敢上去迎敌，首先向后转跑散了。朝廷内外军政大员大都如此，甚么国家大事啦、爱国保民啦，他们一概不闻不问，不懂不理，只知道讲派头，摆架子。以此辈阘茸腐化分子担当国家的重要责任和职守，无怪国不能卫，民不可保，而反弄到国事蜩螗至若斯之地步了。
保定练军，也是腐败不堪的。其状况为冯氏所不满意有如：（一）懒惰成性，（二）官气太重，（三）不尽职守，（四）太无知识，（五）缺乏训练等五项。他是从那里出身的，自己在那里吃过亏，而且亲见国家吃了大亏的，后来他努力改革军队，更努力革除官僚习气，有由来矣。
义和团一役，尤令冯氏痛心疾首而且愤怒含恨、多年不息的，就是外国兵来华到处残害及到处侮辱同胞之暴行。他在保定亲眼看见外国兵到处拉夫，专拉老年人替他们负担东西，大概是劫掠而来的赃物。无力做工的老汉就惨遭毒打。有时壮年的儿子们抢上前去要替老子做工，洋兵不特不准，反把父子两人一齐痛打一顿。凡人出入城门，都被他们苛刻的检查，检查后还要挨上几个嘴巴才得放走，有一天，冯氏亲见一个人被外兵打落门牙四颗，真敢怒而不敢言了。保定卅里以内都成为他们屯兵的地方。老百姓们日间被翻箱倒箧的搜劫，入夜则又在炮火连天之下受痛苦。尤可痛恨的，外国兵每到一处地方，见了中国人步便是打手势要女人，当时由十几岁的少女以至几十岁的老媪，被洋兵污辱强奸的实无数可计。其中尤以意大利国的士兵劣迹著，奥大利①兵次之（据自述）。同胞们受此种种凌辱，痛不欲生；有投河的，有跳城的，有一家十数口拴在一条绳上一起投井同归于尽的。种种情形，无惨不见。有些怕死无骨气的人民，在这欲死不肯、求生不得的时候，只好预备八杆旗帜来救急——美国兵来了便插上“大美国顺民”的旗；德国兵来了又换上“大德国顺民”……凡此种种惨状，皆冯氏所身历目睹而血为之涌、心为之痛的事实。其爱国救国的热诚，与反帝国主义的努力，均因此而愈为激动，愈为坚决。他叙述以上事实状况之后，复为自己解说：“中外人常有说我冯玉祥无理的排外、矫情的练兵，殊不知我自有我的历史，我自有我的苦衷。我相信假若你们亲自看见外国人对待我们同胞那种奸抢烧杀的兽行，一如我所目击的，或者你们的反感作用会比我更厉害些哩。”
初与基督教接触
在此时，冯氏对于外人却另得了一个深刻的、特殊的印象。他早已受了社会传统的暗示和成见，从小孩子的时候起，就不喜欢洋教——基督教。驻保定时，有一次，他在街上看见一个外人在那里传教，他走上去抢了外国教士的桌子。外人问其原委，他说：“有人要你桌子，你应当连椅子也给他。这岂不是您刚才所讲的耶稣的教训吗？”这就是他当时对于基督教的态度了。及至义和团在保定城内残杀外人的时候，他随营被派到两个传教士居住地方弹压，但对于义和团的行动又奉令不加干涉。在那里，他亲眼看见一位年青的外国教士莫女士（Miss Mary Morill）和好几个外国人正被兵民围迫加害。那位壮烈的女教士对暴民呼吁：“你们为什么要杀害我们呢？我们岂不是朋友么？我也曾探视你们家里，看护你们的病人，和传福音给你们听。”狂迷的义和团们大嚷：“你们是洋鬼子，你们是我们的仇人；我们要杀你。”那女教士又请求只杀她一人而释放其他外人，他们不答应，将全体传教士都拥到衙门里一齐斩首。冯氏目击耳闻，心里大受感动，深佩基督教教士为道殉身之忠烈勇壮。
这是冯氏一生与生活的基督教精神接触之始。这个深刻的印象留在他心里永不磨灭。十余年后他受洗礼加入教会为基督徒，后来更被世界人士称为“基督将军”，这经验也是起始的、感化的原动力之一端。《新约》有云：“殉道者的血乃是教会的种子。”那被难的女教士在天堂有知，也可瞑目喊声“哈里流亚①，阿门”了。（按《我的生活》页五八，杀莫女士的主凶是骑兵营营长王占魁。后来联军攻入北京，先将王和鼓动义和团力的藩台廷雍捕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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