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鹅英国史 卷八：全盛时代·不列颠联合王国·1800—1906

19世纪，在动荡的世界保持稳定的政体，英国走向全球领导地位，作者捕捉到了这个时代的乐趣、幽默和停滞，也捕捉到了英国人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

《全盛时代:不列颠联合王国，1800­—1906》对19 世纪的英国进行了大胆的、引人入胜的新解读。

19 世纪的英国自认为站在世界顶峰，从某些方面来看，这的确是事实。当时它已经成为历史上最大的帝国:政治稳定使它成为新的全球经济领导者，并能够建造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海军。然而，它也是一个充满怀疑、恐惧和自省的国家。政治家和作家们一再感到自己正凝视着深渊，他们认为，在这个时代，无论是作为一个大国还是作为一种道德力量，英国都充满了令人恼怒的盲目自信，沉湎于已然变得脆弱的优越感。

本书是一部综合性的、趣味盎然的历史著作，作者捕捉到了这个时代的乐趣、幽默和停滞，也捕捉到了英国人所面临的，至今仍然熟悉的困境。

大卫·坎纳丁（David Cannadine）

英国历史学家、作家、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2017-2021年任院长)，现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牛津大学客座历史学教授、英国人文与社会科学学会会长、《牛津国家人物传记大辞典》编辑。他是系列图书“企鹅英国史”及“企鹅欧洲史”的总编辑。

序言  / 1

第一章 《联合法案》，1800—1802年  / 11

第二章 不列颠的复兴，1802—1815年  / 65

第三章 大国的沧桑巨变，1815—1829年  / 117

第四章 破除传统的年代，1829—1841年  / 168

第五章 “饥饿的”40年代，1841—1848年  / 225

第六章 伟大的展会，中场休息，1848—1852年  / 277

第七章 平衡与烦恼，1852—1865年  / 327

第八章 茫然懵懂的跃进，1865—1880年  / 382

第九章 “解体”得以避免？1880—1895年  / 438

第十章 欢庆与退场，1895—1905年  / 493

第十一章 大选，1905—1906年  / 543

后记  / 602

扩展阅读  / 612

媒体推荐：

这是一部史诗般包罗万象的著作。

——《泰晤士报》The Times

气势磅礴……这本书注定会成为经典，坎纳丁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旁观者》The Spectator

这是一部妙趣横生的史书，极具可读性。

——《卫报》The Guardian

历史不仅仅是常常很主观、很偶然的日期和事件：它至少同样包含许多过程，这些过程的开始和结束并不会有那么明确的节点或历法精确度。但日期的确很重要，因为重要的事件都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发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许多人以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作为19世纪英国历史的开始，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作为结束的原因。埃利·阿莱维(Elie Halévy)在其未完成的先驱之作《19世纪英国人的历史》（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中，大卫·汤普森（David Thompson）在战后《塘鹅英国史》（Pelican History of England）丛书他撰写的那卷赏心悦目的简短著作中，由卢埃林·伍德沃德勋爵（Lord Llewellyn Woodward）和罗伯特·恩索尔勋爵（Lord Robert Ensor）为“牛津英国史”（Oxford History of England）丛书撰写的两卷，以及诺曼·加什和福伊希特万格（E.J.Feuchtwanger）为爱德华·阿诺德（Edward Arnold）后来出版的系列丛书所撰写的著作等，都采用了这两个时间节点。甚至时至今日，根据最近举办的纪念滑铁卢战役二百周年以及索姆河战役（Battle of the Somme）一百周年的活动来看，把英国的19世纪定义为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结束（从此开启了英国成为世界强国的世纪），到原来被称为“伟大战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那段不太稳定的时期［根据塞勒（Sellar）和伊特曼（Yeatman）在其所著的《1066年及所有这一切》（1066 and All That）中所说，此后的英国不再是“最强大的国家”］的观点，还是很有市场。这种观点认为，在欧洲大陆这两次巨大的冲突之间，联合王国在很大程度上（但不完全）避开了欧洲的军事纠葛，因此这是英国的一段重要时期。国内是一片和平与繁荣的美好景象，在国外则通过战争夺取霸权。因此，建立了所谓的“泛英时代”（Pax Britannica），当时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上帝是说英语的，而不可否认的现实情况是世界上说英语的人越来越多，说英语的地方也越来越多，这就使这种说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说服力。

但是，如此多著名的历史学家都选择了这些日期作为英国19世纪的起始和结束，这本身就给了我们尝试选择不同的时间节点来描绘这段历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由。另外一些学者将这段历史定为从1783年小威廉·皮特的崛起掌权开始，持续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间的延长自然有助于更全面地梳理英国19世纪这段“漫长”的历史。而除此之外，正如于尔根·奥斯特哈梅尔(Jürgen Osterhammel)最近所指出的，基于选定的话题和主题，探讨的对象，以及对世界各地区的重点研究等，还有很多其他的时间分野，但是要体现和界定更深层次的变化过程就不可能有精确的时间节点。本书力求新的突破，以新的视角将英国19世纪界定为以1800年《联合法案》（Act of Union）的通过为开始，以1906年大选为结束。《联合法案》使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得以建立，而见证了自由党压倒性胜利的那次大选，则是19世纪政治进步的最后一次伟大胜利，也使20世纪第一个伟大的改革政府开始上台执政。在1800年和1906年都一样会有人希望能够亲身经历革命的年代，亲眼看见革命大事件的发生，也会有人对此感到非常恐惧。但当时的人们可能都不会有异议的是：这两个时间点和两大事件的重要性始终难以超越。然而，据我所知，尽管有充分的理由尝试以这两个时间点去界定19世纪英国的历史，却不曾有人这么做。明确这种尝试是否值得一做是“本书必须做到”（选自狄更斯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开篇第一句话）或希望做到的。

这两个时间点也会让我们想起议会在联合王国和大英帝国的政治文化和公共生活中具有的主导地位和独特的连续性。在那些岁月里，议会这一立法机构虽然有各种常受改革者和激进人士诟病的缺点、毛病和局限性，却是唯一能够维护政治权威性、政府合法性、人民主权和国家认同的持久制度，在很多方面都是西班牙或法国（绝对的君主制、革命和共和制轮番登场），美国（其民主因为内战和南方各州试图退出联邦而破裂），奥匈帝国（这两国的议会都是1868年才建立起来），意大利或德国（这两个国家都是到1871年才完全统一），日本（1889年才立宪），俄国（1905年才建立杜马）和中国（1913年才立宪）等国家无法与之匹敌的。如此看来，英国宪法和英国议会的持久性和适应性能受到许多海外评论家的赞扬和羡慕也就不足为奇了。不列颠本土也对此予以称道与赞颂，因为分别在1832年、1867年和1884—1885年以和平的方式逐步扩大了参政权，从而成功地抵御了一切潜在的革命威胁。但正如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之前认识到的，联合王国的宪法可能就是因为是不成文宪法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优势：因为这样可以根据19世纪那些不同寻常的变革对宪法进行不断的修改和调整，而那些采用不灵活的刚性成文宪法的国家往往不得不接受革命，废除已有宪法重新开始；那些没有宪法的国家也不得不采取类似的暴力手段和极端措施以求立宪。

于是，就政府制度和权威性而言，19世纪的英国在世界各国中是唯一稳定的国家。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稳定性并不是注定的或必然存在的，而对革命的恐惧也不仅出现在1800年和1906年，但其治国架构的连续性不可否认，这种连续性是国家稳定的体现和表征。这就提供了一个通过议会及其政治来研究英国历史的充分理由，而以两个恰好都与议会和政治相关的事件作为这段历史的开始和结束，也同样理由充分。此外，联合王国非常稳定，不仅体现在其不成文的宪法和政府制度方面，也表现在地理方面：避免了遭到武装入侵、被敌人占领和被迫割让土地等大陆国家常常面临的命运。1906年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所拥有的政治边界和国家疆域与1800年毫无二致，而德国或意大利（都是19世纪才建国）、奥匈帝国（已经丧失了它的意大利省份）、法国［已经把阿尔萨斯–洛林（Alsace-Lorraine）割让给了德国］、俄国，还有美国（它不是丧失领土而是在整个美洲大陆上扩张领土）都不是这样。可以肯定的是，18世纪90年代、19世纪初期和中期，以及20世纪初期，联合王国都有过“被入侵之虞”，但贯穿整个19世纪，英国是世界各大国之中唯一保持其国界没有改动或主动改变过的国家，同时做到始终保持议会的最高权力不受挑战，并成功地保持国家的领土完整。这非常了不起并且极为重要。当时的人们因此而认为英国有别于其他国家，得到了上帝独一无二的厚爱。

然而，虽然拥有宪法的连续性和地域统一性等条件，但这个由议会和政治家而非君主来行使主权（尽管乔治三世、乔治四世、威廉四世、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都曾对此提出过异议）的国家却是一个复杂的、有争议的混合体。英格兰和威尔士从都铎时代起就已经统一；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于1603年归于王权之下，1707年归于议会之下；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是在这之后不到一个世纪的事情，顺便说一句，这就是说，从最终最完整的国家存在形式的角度来说，与美利坚合众国相比，联合王国算是一个创建历史不长的国家。当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人把他们的立法机构称为“帝国议会”时，他们指的是它通过的法律适用于所有的四个王国，各王国在当时刚刚建成的威斯敏斯特宫中央大厅都有它们自己的正当代表，大厅镶嵌着他们各自守护神的马赛克圣像：圣乔治、圣大卫、圣安得鲁和圣帕特里克。不仅如此，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建立在许多方面也令人很不满意且很不稳定，因为在人口、财富和资源方面，英格兰占据压倒性的优势，也因为另外三个被轻蔑地视为“凯尔特边缘”的国家有时会对这样一个不平等的非对称联合王国表示怨恨或抵触。尤其是爱尔兰，更是这样，它不仅是最后一个被吸收进来的国家，也是吸收最失败、在联合王国里身先士卒的时间最短的国家（六个阿尔斯特郡除外）。这反过来对19世纪的政治意义重大，因为托利党人及后来的保守党人会一如既往地利用他们在英格兰的选举优势竭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联合王国内的其他国家，而辉格党人及后来的自由党人要想控制英格兰就需要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选票。

19世纪期间，联合王国议会对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赞同和默许的程度有差别）的管辖一直保持不变的同时，在拿破仑战争以后，威斯敏斯特在英国以外声称有控制权和主权的地区也急剧扩大。1858年，议会终于在废除了东印度公司以后，宣布对英属的印度帝国拥有全部权力。9年后，它将英属北美地区的那些零散疆域整合后变成了加拿大联邦这片老牌的帝国领土。1900年，它将同样分散的澳大利亚各殖民地整合成另一片联邦统治下的领土；又过了9年后，伦敦政府进一步通过立法将开普殖民地（Cape Colony）、纳塔尔（Natal）殖民地、德兰士瓦（Transvaal）殖民地及奥兰治河(Orange River)殖民地合并, 建立了南非联邦（Union of South Africa），这是大英帝国殖民地内部最后（也是有问题的）一个建国性质的法案。19世纪，议会还对其他许多地区，尤其是亚洲和非洲的领土，宣布承担最终责任，这些领土最初是从欧洲的殖民地对手那里收购得来的，后来是先发制人地吞并而来。所以，1905年12月自由党政府上台执政时，设立了三个对议会负责的内阁成员，即外交及联邦事务大臣（Secretaries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分别承担大英帝国对印度和各殖民地不同的管辖责任［还有一个爱尔兰首席大臣（Chief Secretary for Ireland），实际上负责对半殖民地性质的爱尔兰岛（Hibernia）进行监管］；1914年，伦敦代表整个帝国宣布对德国宣战，而在这个问题上其所属国家没有任何发言权。无论是好是坏，实际上有好也有坏，19世纪的英国历史所涉及的全球地区范围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

尽管19世纪的英国及其帝国有着许多不同寻常的经历，但在联合王国内发生的许多事情也只不过是每一个国家都会有的经历，是当时被称为“西方世界”的其他许多国家经历的帝国翻版。人口增长，产业转型，城市扩张，修建铁路、图书馆、博物馆和音乐厅，电、电影和内燃机的出现——所有这些发展和变革都在广泛发生。大规模的发展和变革还包括：国家及政治联盟重组、参政权扩大，有组织的政治党派不断壮大，出现了加富尔（Cavour）、林肯和格莱斯顿（Gladstone）等新一代具有感召力的政治家，工会组织发展，政府干预日益加强，基于民族语言学的民族主义主张和压力加大，帝国主义的诱惑力和吸引力增强。同样体现变革的还有新闻业的发展、文学和文化生活的丰富、科学研究的加强、对宗教的质疑和怀疑有所增长，还有教育的（有限）普及，包括从提供初级教育一直到建立大学。这些向好的趋势，长期的发展和（总体上）积极的进程在整个西方世界普遍存在：从美国到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到俄国的部分地区，再到日本。从这个角度看，1800—1906年的联合王国历史远非不同寻常和独一无二；但它在如此多变的环境下还是保持了其政治和宪法的稳定，稳定程度超过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这一点的确不同寻常。

这等于变相地认为英国的19世纪在囊括了许多地理区域的同时，其许多历史进程常常相互矛盾。从一方面看，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国家繁荣和全球称霸的时代；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也是一个史无前例的遭受国内苦难，城市肮脏和环境退化的时代，这些相互矛盾的发展进程无疑会对当时的政府和政治产生影响。从一个角度看，这是一个成功的世纪：取得了特拉法尔加（Trafalgar）和滑铁卢战役的胜利，废除了奴隶贸易，举办了世界博览会和钻石庆典（Diamond Jubilee）；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又是备受诟病和贬低的一个世纪：发生了彼得卢大屠杀（Peterloo Massacre）、40年代的饥荒（Hungry Forties）、爱尔兰大饥荒（the Great Famine in Ireland）、印度的大起义（Great Rebellion in India）、“非洲争夺战”（Scramble for Africa）和布尔战争（Boer War）。表面看来，这是文化极大丰富、科学创新层出不穷的100年，折射出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思想和政治，代表人物为：布莱克（Blake）和康斯太勃尔（Constable），透纳（Turner）和莫里斯（Morris），皮金（Pugin）和沃特豪斯（Waterhouse），拉斯金（Ruskin）和惠斯勒（Whistler）；奥斯汀和狄更斯，卡莱尔（Carlyle）和艾略特，华兹华斯和特罗洛普（Trollope），王尔德和丁尼生（Tennyson）、吉卜林（Kipling）和韦尔斯（Wells）；布鲁奈尔家族(the Brunels)和斯蒂芬森家族（the Stephensons），纽曼（Newman）和曼宁（Manning）、班克斯（Banks）和戴维（Davy），达尔文和开尔文（Kelvin）。但同样是这个100年，当时大多数人实际上面临的是困苦、险恶和野蛮的生存环境且寿命很短，饥饿和失业司空见惯，许多普通人根本享受不到有品质的生活，除了抗议，民众似乎没有其他的选择。然而，也是在这个时期诞生了许多我们今天一直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其中包括邮票、照片、自行车、足球、电话、裁缝师、护士、警察、侦探、百货公司、火柴、博物馆和美术馆、新式大学、餐馆、侦探小说、培根煎蛋、高尔夫、网球、国民信托组织和校友会。从某些方面来说，英国的19世纪甚至到今天还没有结束。

英国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这段时间虽然离我们所处的21世纪初的今天相隔不远，有很多方面非常熟悉和眼熟，但还有许多方面相去甚远。那个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都是国家强盛，全球影响力巨大且不断扩张的帝国，而现在，脱欧后的英国处于后帝国时代，国力衰落、国土面积缩小。那100年对于我们来说无法从经验角度去感知，只能想象而一去不复返。那是一个以宗教信仰和严格的道德准则为基础的文明时代，可能会对那些具有今天世俗观念和自由情感的人造成冲击，他们会认为那时候的人偏执、无法忍受且难以理解。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都在不断进行着体制建设的尝试，矛盾的是，这也许正是它的政体保持如此稳定的原因之一；而20世纪的情况却与此大不相同。因为重工业世界领先，海外投资（这类事情我们现在做得不多了）数额巨大，维多利亚时代创造和积累了大量财富，富裕程度前所未有。在那个时代，曼彻斯特、利兹和伯明翰等城市的名气、自由度和影响力如日中天，相比之下，今天的城市政府意志消沉，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央政府的施舍。那时候运河和铁路，住房和工厂，港口和桥梁，水坝，排水和灌溉系统，船舶以及水下电报电缆等工程建设如火如荼，其活力绝非21世纪可比。因此，与我们现在这个衰落的时代和人们有限的眼界相比，19世纪的英国极为不同，我们似乎和维多利亚女王去世前的那个时代相距甚远，差距远不止100多年。

但这么说并不是要人们以怀旧逃避现实，因为19世纪的英国与我们当代世界的差异不仅体现在这些方面。19世纪30年代初之前，大英帝国还是一个全境蓄奴，国内的工厂和矿井允许雇用童工的社会；50年之后，当时的伦敦据说有8万名妓女，而根据社会调查员查尔斯·布斯（Charles Booth）的报告，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中有1/3的居民生活在贫困中，社会如此富足却出现这种情况，对于那些具有社会良知的人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当时，人的寿命不到今天的一半，大多数人只接受过最低程度的教育，国家养老金、国民医疗卫生服务和抗生素还都是闻所未闻的事情。当时的社会中，女性的法律地位低于男性，她们在议会选举中没有投票权，同性恋行为是犯罪，离婚很难，社会上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离婚是一种羞耻，即使对无辜的一方来说也不是光彩的事情。那是一个贫富差距逐渐加大的社会，人们认为大多数人和所有的女性都不适合参加选举，且理所当然地认为白人一般情况下（虽然不总是这样）都比有色人种优秀。从这个角度看，19世纪的英国并不是一个取得了伟大成就，具有健康价值观，让我们向往回归的地方，而是一个充满罪恶、存在缺陷的地方，我们终于从中逃脱出来，应该感到庆幸。这两种观点都有道理，但也都没能全面反映出真实的情况。

于是，我们要对19世纪的英国进行一种新的阐释就面临着许多的挑战和机遇：以相同的笔墨对那些相同和相似的元素，以及那些不同和令人诧异的元素进行同等的描述；激发活力、才能、成就、乐观精神和热情，使人们认识到没有什么不可能，同时也承认生活存在阴暗面；全面公正地评价英国人所创造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历史，同时也不忽略其国内发生的一切。特里斯特拉姆·亨特（Tristram Hunt）的评价可谓恰如其分：19世纪是“可怕的、迷人的和具有创造性的时代，比20世纪更值得我们大加赞许”。19世纪的英国人认为，他们属于最先进的国家，它是世界上最好的文明，这也不无道理，但它似乎也很贪婪、虚伪、势利、压抑、庸俗、冷漠、偏执、自满、顽固、狭隘、好斗，表现出沙文主义。同时，他们对自己、社会、经济状况、自己的宗教、国家和帝国都感到非常焦虑、不确定、怀疑且无安全感，这同样理由充分。这些都是这个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它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毫无疑问处于世界的顶峰，但它却从来没做到完全有信心或确信它应该处于这个位置，或者它会继续保持住自己的这个地位。最后一点，位于欧洲大陆海岸边的两个不久前才联合在一起的岛屿，却很快取得了工业霸权和帝国的优势地位，并因此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对全球的事务和疆域施加了完全不相称的影响，这也许就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存在的一个偶然，或者说是一个幻象。